经西周三百五十年的变化，期望自己“维天之命，於穆不已”的有周一代，渐失权于诸侯，显出仓皇的样子来。
国势既衰，文化上自然也无法维持其“钟鼓喤喤，磐筦将将”的中心地位。《春秋》与孔子更合理的关系，是他于自己面对的近现代史，取鲁国的《春秋》作为讲义，对众弟子讲解。如此以来，孔子与《春秋》，皆可各复归其根，深合于自己的时代，不必因附会让人显得趑趄狼狈。
孔子和左丘明置身的鲁国，是什么情形呢？可就在这个事实上的小国身体里，却栖居着一个大灵魂。这样的精神荣观太过庞大了，几百年进行下来，会逐渐形成一种鲁国的独特基本现实，甚至普遍进入人心，成为鲁国人的一种基本心理状态，决定着人的一部分现实作为，以及看世界、想世界的方法。
或许《春秋》和《左传》的写成，就可以这样看待——它既看得到自己置身的逼仄现实，却也知道，自己该“用历史大时间看事情想事情，而不是只用当下”，它有着“某种世界的、人类的恢宏视野”，“盯住大世界大时间，又凝视边缘角落里如一瞬的鸡鸣狗盗引车卖浆之人”。
只是，那个一直怀想着孔子的《左传》作者，或许并不像唐诺写的那样，只怀着深沉的悲伤和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