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于花甲之年临危受命，远离故土只为续写使命传奇。为了达成和平，他游刃于战火之间，为了挽救生命，他斡旋在死亡边缘。“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2004年，这个老人不知疲倦地奔走。前方，是他必赴的使命；身后，是让他骄傲的祖国。他，就是孙必干。
（一）简要介绍
孙必干，1941年出生于湖北省武昌。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后被公派至叙利亚大马士革大学学习，1990年至2002年，先后担任驻沙特阿拉伯大使、伊拉克大使、伊朗大使。
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5月，美军宣布结束对伊拉克为期40多天的大规模军事打击；6月，中国政府开始着手进行驻伊使馆的复馆工作，当时，已退休半年的孙必干，临危授命，接受了这项任务，担任中国驻伊拉克复馆小组组长。
2004年7月9日，7名中国外交人员和6名武警官兵在伊拉克曼苏尔饭店的一间普通房间里，展开了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庆祝中国驻伊使馆正式复馆。虽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仪式，但对孙必干领导的中国复馆小组来说，却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日子。2006年3月29日，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他接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
由于孙必干在伊拉克复馆过程中，领导复馆小组，不畏艰险，坚决执行国家使命，为我国在战后伊拉克重新建立稳定的外交关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被评为“2004年感动中国人物”。
（二）主要事迹
美英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前夕，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奉命撤出，使馆处于暂时闭馆状态。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2003年5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在伊拉克为期40多天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主要军事行动结束。伊拉克战后重建工作在军事行动其实远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开始。
美英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之前，中国与伊拉克一直保持着比较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对双方都有利。中央希望能把这种关系平稳过渡到与伊拉克新政府的关系上；其次，中国在伊拉克还有一些权益，如贸易和债务等。为了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需要有人赴伊拉克开展外交工作。
2003年6月初，经中央批准，外交部决定派复馆小组去伊拉克恢复使馆工作。当时，已退休半年的孙必干临危受命，出任驻伊拉克使馆复馆小组组长。
孙必干说：
只要国家需要，我会责无旁贷。周恩来总理曾说过，外交官是文装的解放军，随时待命，听从国家指挥。
在作出派遣复馆小组决定的同时，出于安全考虑，外交部就考虑为复馆小组派出武装警卫；但由于需要一定时间的准备，而赴伊拉克的时间又非常紧迫，所以孙必干小组一行第一次进入伊拉克时并没有带警卫。
经过短暂的准备，孙必干、蒋旭、于海琳和司机全锡钢一行4人在2003年6月下旬飞赴约旦。7月16日通过约伊高速公路第一次进入战后的伊拉克。此行主要任务是实地调查战后伊拉克的情况，为复馆工作做准备。
8月12日，小组人员离开伊拉克返回约旦。他们向外交部提交了一份有关伊拉克局势和中国大使馆馆舍情况的报告，并准备在9月份全体人员重返巴格达。就在他们准备重新进入伊拉克时，发生了8.19大爆炸，联合国特使德梅洛遇难，随后伊拉克临时最高行政委员会主席哈齐姆被杀，形势恶化。因此，外交部要求复馆小组在约旦待命并就近观察局势。
就在这段时间，外交部正式作出了派遣武警随同外交人员进入伊拉克的决定。战后伊拉克的局势十分混乱，所以派武警保卫外交人员就成了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
经过严格的挑选、培训、准备，2004年2月9日，6名来自武警北京总队的警卫组成员经莫斯科到达约旦，与孙必干等人会合。由于军人的特殊身份和携带武器，他们在途经莫斯科的过程中经历了繁杂的手续。约旦对中国武警的到来则给予了便利，但也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武器和人员分开，中国武警不能随身携带从国内带来的武器，他们的武器由约旦军方负责运送到约伊边界；二是由于武警的军人身份，他们在约旦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一周。
2004年2月15日，一切准备就绪，复馆小组7名成员与6名武警一起离开约旦首都安曼，乘坐5辆汽车再次驶上约伊高速公路。从安曼到巴格达的路程共1000公里。他们傍晚从安曼出发，午夜0时30分到达约伊边境停车小憩，武警也将便衣换为军装，装备起从国内带来的防弹衣和各种武器。第二次进入伊拉克的外交官们也穿上了武警带来的防弹衣。
其实，在伊拉克的险恶环境中，防弹衣只是一个精神安慰。即将踏上战火纷飞的外交前线，孙必干问身边的武警：“防弹衣究竟能防什么？”战士们说：“至少能防刺刀、手枪。”但是，在伊拉克，武装分子使用的都是步枪、机关枪之类的长武器，还有威力巨大的汽车炸弹。孙必干等人在巴格达的工作中，也确实是多次遇到爆炸事件。开会也好，办事也好，在路上经常碰见枪弹、汽车炸弹袭击。爆炸事件发生在百米距离这样的事情，孙必干至少遇到过两次。
除了防弹衣，外交官们拥有的防护装备就是已经定购，但要在10月份才到货的两辆防弹车。防弹衣每件重七八公斤，只能套在西服外面，脖子的部位感觉很不方便，因此不适于在外事活动中和驾驶汽车时穿着，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只穿便装开展外事活动的。只有法国、德国外交人员的防弹衣是可衬在西服内的，可以从早至晚穿着。
随行的武警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衣，个个全副武装，忍受着巴格达高温的灼烤。同样忍受煎熬的还有美国士兵，他们的防弹衣虽然安全，但不舒服，很多士兵的防弹衣内都结有汗碱，身体常被高温灼伤。
从约伊边境到巴格达的一条必经之路历来被叫做“死亡之路”。伊拉克战前，这条路的危险主要来自自然环境。由于实行禁运，没有飞机，高速公路是连接伊拉克与约旦的唯一途径。在伊拉克五六十度的高温环境下，高速行驶在缺少维护的高速公路上是非常危险的，爆胎、撞车都会致命。曾有两位外国大使和好几位外交官在这条路上死于车祸。危险还来自战后人为的抢劫、枪击事件，这一切更使这条“死亡之路”名副其实。行驶在路上的汽车不得不搭伴赶路。
中国复馆小组的车队也与当地人的车搭伴行驶，但在危险地段则自己组成一个菱形编队，加速行驶，以防劫匪的汽车冲进车队，拦路抢劫。
孙必干说：
外交是国家行为，面对危险只能多想使命。
孙必干此行的身份是赴伊拉克临时复馆小组组长、驻伊拉克共和国使馆临时代办。在伊拉克人们也都称他“孙大使”。虽然孙必干曾出使伊拉克，但这次重返伊拉克，孙大使面临的却是全新的外交局面，因为伊拉克已经“改朝换代”，过去在政府里的熟人全都垮台了，剩下的几个熟人也在孙必干到任后遭遇不测。全新的任务、全新的面孔、全新的机构、全新的工作环境和全新的工作方式等，一系列变化给外交官们带来了非同一般的困难。
解救在伊拉克被扣的7名中国人质，是复馆小组赴伊后经历的一次重大事件。2004年4月11日晚21时，总部设在阿联酋首都迪拜的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有7名中国人在费卢杰地区被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绑架。
复馆小组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报告了国内，并根据国内的指示开展了营救工作。他们首先要核实消息的准确性。途径有三个：通过中国驻阿联酋使馆，向阿拉比亚电视台总部进行了核实；向当地的中资公司核查有无人员失踪；通过中国驻叙利亚、约旦使馆询问从两国边境进入伊拉克的中国公民的情况。最后得到确认，4月11日早晨确有7名中国公民从约伊边境进入伊拉克并被绑架。营救工作随即迅速展开。
中央领导对人质事件非常重视，胡锦涛立即指示要千方百计保证人质的生命安全，同时要全方位、多渠道地展开营救工作。
根据这一指示，孙必干带领复馆人员从官方、民间和舆论三个渠道展开营救。官方主要是做政府部门的工作，外交官们找了伊拉克的几名部长和临管会中与中方关系比较好的人员，安排时任中国外长李肇星与伊方外长直接在电话中就人质问题进行对话。民间则与伊拉克一些党派人士，特别是穆斯林长老会和伊斯兰党进行联系，请他们帮助营救。估计这些组织和绑架者会有一些联系。
舆论工作则是由孙必干在半岛电视台发表讲话，呼吁绑架者尽快释放人质。孙必干亲自到半岛电视台用阿拉伯语发表了讲话，对绑架者说明，这些中国人都是来这里经商务工的，他们是为同伊拉克人民友好而来的，在这里不会伤害任何人，所以请你们尽快把他们放回来。这不仅仅是我国政府很关注的事情，他们的家人也非常担心他们的安危。孙必干说：“为了尽快解救人质，我们要尝试、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和救人有关的渠道。”经过全方位、多渠道的营救，仅用了25个小时，中国人质事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25个小时成功解救人质，一时间在国际外交界传为佳话。复馆小组因此被授予集体二等功。
复馆小组在2003年第一次进入伊拉克时，入住在巴格达的喜来登饭店。由于该饭店住有美国军人、商人而成为伊拉克武装分子的袭击目标，曾与其对面的巴勒斯坦饭店一起多次被袭。经过周密的考虑，复馆小组通过伊境内中资公司的职员选定了刚刚恢复营业的曼苏尔饭店。它坐落于巴格达市中心，底格里斯河的西岸，四面空旷，相对比较安全。另外，中国外交人员入住时这家饭店还没有西方人，特别是没有美国和联军的军事人员入住，因而不会成为大的袭击目标。再者，饭店的周围有围墙，楼下有活动场所，可以散步。
中国外交官和武警到达曼苏尔饭店后，租用了饭店四楼的13个房间，并将楼道打上隔断，在入口处加了两道铝合金门。给大使租用的是一个套间，里间是卧室，外间供办工和复馆小组召集会议之用。其他工作人员则住标准间。
曼苏尔饭店在20世纪80年代是条件优越的五星级饭店，长期的制裁使它早已老化的设施无法更新，战争期间又遭到毁坏。复馆小组成员入住时，3部中央电梯中还有一部能使用，后来也坏掉了。小组成员只好乘坐饭店的货梯。最后，索性连货梯也停运了。曼苏尔饭店的北边，就是海法大街。就在复馆小组回国前，这里还多次发生过枪战，美军曾率领伊拉克的国民部队去那里攻打所谓的萨达姆的追随者。
不过，曼苏尔饭店还是为中国外交人员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在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后，饭店经营者又将围墙加高，安装了铁丝网，并雇佣当地的伊拉克人进行24小时警卫。饭店还将车辆出入口分开，设置警卫把守，甚至在入口的西门安放了隔离墩。
出国之前，复馆小组接受的任务是用半年的时间完成复馆工作，因此一切生活用品均是按半年时间准备的。由于食品的保质期等问题，小组只带了少量食物，吃饭问题主要依靠所在旅馆解决。
连年的制裁使伊拉克的供水系统长期得不到养护，在曼苏尔这样的五星级宾馆，不但不能提供洁净的饮用水，连日常的生活供水都不能保证。陈旧的水管里流出来的经常是黑色的水。他们买一些矿泉水解决饮水问题，而洗脸、刷牙、洗澡或者做饭的用水，就不能保证了。大部分蔬菜是当地种植的，它们极有可能受到了贫铀弹的辐射，几乎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经历一个闹肚子的适应过程。附近有两家医院，医疗设备很差。他们随行带了一些药物，小病就自己吃些药，得了大病还得去约旦就医。
在伊拉克，几乎每个国家的使馆都配备有警卫。给驻外外交官派遣武警，在中国外交史上是首次，这给本来就庄严的外交行动增添了几分威武。然而，这威武的背后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寂寞、紧张和艰苦，也承担着重大的国家责任。在复馆小组的所在地曼苏尔饭店，武警战士们白天4个人轮流值班，每两个人上岗4个小时，从晚22时至早8时的10个小时5个人轮流值班，每人两小时。
巴格达经常缺水断电，最多的时候一天只有8个小时有电。每逢晚上停电，武警们就特别紧张，因为在黑暗中他们值勤更加困难。除了水的问题，很多人吃不惯牛羊肉。有的战士吃不了牛羊肉，体质下降。除此之外，最难以忍受的是生活的单调和乏味，对于武警这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
据了解，德、法、俄驻伊使馆的警卫都是3至6个月就轮换一次。6名年轻的中国武警战士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坚守着，没有换防，但他们在那里长期承受着太大的压力。复馆小组原定用半年的时间完成复馆任务，形势使他们的任期延长至一年多。
2004年8月，复馆小组人员完成复馆任务，成员在交接工作后陆续回到国内。新一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杨洪林上任。
（三）案例评析
孙必干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已经是退出一线的人员，60出头的年纪，并且患有冠心病，还要到战火纷飞的异国他乡去从事极其艰难的工作。虽然那里确实需要既有经验又熟悉情况的外交官，但对于一位已非年丰富力强的人来说，确实是一项艰难繁重的任务，而孙必干却毅然决然地接受了任务，并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完成任务，给祖国交了一个圆满的答卷。
身在异国他乡，远离祖国和亲人，在枪弹横飞的环境里工作，那种心情是在祖国和平环境里生活的人们所无法体会到的。在难熬的一年多时间里，对每个人的考验都是严酷的。流弹和路边炸弹随时都有可能致人伤亡，而肩负使命的外交官们还是要义无反顾地奔波于关乎祖国权益和声誉的旅途中，演绎着中国外交官使命必达的风采。
为了安全，许多外国驻伊工作人员纷纷撤出。“朝不保夕”这种说法在当时的伊拉克并不夸张。孙必干等人也是一样，早上出门，谁都不敢保证晚上能平安回来。有人问孙必干：“是否害怕死亡？”
他从容地答道：“死谁不怕？但怕有什么用！这种事经历多了也就无所谓了。”
的确，对于我们平常人来说，和平年代穿梭于炮火之间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对于像孙必干这样的外交官来说，这就是工作，是国家使命，没有干与不干的问题，只有能否干好的问题。
没有对于国家的忠诚，没有完成使命的信念，没有超人的胆略和智慧，在那样危机四伏、随时可能牺牲的环境里工作，是不可想象的。也许繁重的工作任务已使他们无暇顾及自身生命的安危，无暇思念远方的亲人。他们在用对祖国的忠诚谱写我国外交史上的辉煌，在用自身生命的安危做赌注，来为祖国换取国际舞台上应有的一席之地。
为国家利益而付出，必定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孙必干和他的同事们，为全国人民树立了值得学习的榜样，必将永远感动中国。孙必干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公务员特别是外交官们认真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