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钟和往常一样在六点半的时候响了起来。我从床上爬起来，开始整理书包。这天是星期三，我不需要在第一节课的时候把英语书带在身上。八点钟的时候我会去看牙医。这是我所经历过最讨人厌的事情了。我老蛀牙。厨房里传来母亲和父亲的说话声，他们已经洗漱完毕。我走出房门，来到卫生间，把水槽的塞子塞上，观察着镜子中的自己。我看见一个瘦削的金发男孩，脸颊上有些雀斑，和母亲别无二致。额头上的刘海总是压不下去，不过即便如此，我也从来不会在梳子上沾很多水。后脑勺看上去像是被炸弹炸了的老鹰脖子。至于其他，我希望我的胸膛能再结实一些。过了夏天，班级里好几个男孩子都鼓起来了，而且越来越壮实，从他们的上半身就看得出来。比奥耐和乌拉夫的下巴上长出了一层薄薄的黑色胡须。类似这样的特征在我身上几乎找不到。我的两条腿一如既往的强壮，身材比较苗条。厚厚的头发下有一双蓝色的眼睛，一个挺拔的鼻子和两瓣薄薄的嘴唇。我看着面前这张藏了秘密的脸。
走近镜子后我再次审视自己的脸庞。是我的脸吗？没错，额头上有两颗就快要爆出来的痘痘。一个普普通通的男孩，这就是我。我低头看着自己平凡的身躯。白色宽大的内裤里蜷缩着一只受了惊吓的虾。直到我长成大人才会好转。我突然想起来自己在半夜里醒来的事。直到这会儿我才意识到当时自己听见的声音究竟是什么。一个红色影子在镜子面前滑过。我打开水龙头，低头看着水盆。父亲看来忘记把刮下来的胡须清理干净。剃须泡沫的香气从水里穿透进我的鼻子。我拔出塞子，清洗完水盆，然后洗了把脸，刷完牙，我把放在浴缸上的衣服换好。走进厨房的时候，他们刚吃完早餐，俩人坐在桌边握着彼此的手。母亲一看见我，便立刻松开父亲的手，站了起来。
“睡得好吗？”她一边说一边慈祥地转过头看着我。
我用微笑回应了她。父亲拿起放在椅子上的报纸，瞥了我一眼。
“感觉他看起来有点糟，我觉得。”父亲说道。
母亲望着我。
“别这么说，奥托，”她开口说道，“因为今天要去牙医那儿看病，所以有些烦恼吧。你以前去看牙医的时候难道不也这样吗？”
说完她抚摩了下我的头发。
“记得要托住后脑勺，”她继续说，“你准会忘记。”“我一定记住。”我回答道。
我开始给自己的三明治抹黄油。父亲翻着报纸的体育版，抿了一口咖啡。母亲把文件还有改好的作业本装进一直带去工作的棕色大皮包里。她是二年级班的老师，要带一帮八岁的淘气女生。父亲会和往常一样，开车送母亲上班，随后再开去辛森，九点准时打开钟表店的大门，母亲站在绿色的大衣外套面前，公文包放在地上。她的双眼盯着大衣的布料不停琢磨，双臂呈下垂状。过了一会儿，母亲抬起右手，像是在等待某种惊喜的到来。突然她用手掌拍了拍大衣。我从桌边站起来。接着她又快速拍了一下大衣，仅仅一下。随后把大衣扔在墙边。父亲背对着母亲坐在椅子上。
“妈妈，怎么了？”我大声嚷道。
父亲扔下报纸，从椅子上弹跳起来，三个快步走到母亲边上，在他靠近之前，母亲又拍了一下。
“哎，那个。”这是我唯一听到的几个单词，接下去父亲就对着母亲咬耳朵。
他们背对着我，然而母亲并没有继续拍打大衣。大衣继续在衣帽架上来回摇摆。他们转过身看着我。我低垂着目光，继续抹黄油。
“那你去客厅继续准备，好不好，涂丽德？”父亲的嗓音非常平静。她一言不发地按照父亲的指示关上门。父亲重新坐下，拿起报纸开始翻阅，嘴里又抿了几口咖啡。他并没有看我。难道他不准备说什么吗？
父亲自孩提时起主要有两个爱好：高台跳雪和钟表。即使他从未跳过雪，毕竟卑尔根的雪地条件有限制，但是他对侯门科伦的跳雪十分着迷，不仅收看电视，还会阅读有关它的新闻。每次他聊起跳雪时，我发现他棕色的瞳孔会不停收缩、放大。他陪着我，也目睹了我的每一次跳雪。
父亲可以盯着手表看很长时间，听很长时间。他最喜欢的一块表是瑞士依年华的机芯，每逢节日和重要场合他都会佩戴这块手表，这是一块不靠电池能自己走动的机械手表。当看到新款手表时，他绝不是那种兴奋地狂拍大腿、嘴里时时爆发出尖叫声的人，如果有哪位顾客将他心爱的手表损坏，他也不会绝望地冲对方吼叫。一旦父亲发现有人关注他的工作，他会立马进入角色。对待钟表，当有旁人在场时，他会制造一种特定的距离感，他将这称为“专业”。
“看这儿。”父亲一边大叫，一边指着运动版的首页。
他的声音相当沮丧。
“这里白纸黑字写着，东德的跳雪运动员也接受洗礼。瞧瞧，不正是我平时一直说的那样吗？想想看，这对比约恩·维尔科拉来说多不公平。”
他把报纸扔在桌上。我的牛奶瓶倒了下来，瓶身在桌上翻滚，牛奶流到了地板上。
“你说得对。”父亲一边说，一边折起报纸，走进客厅。过了几分钟，母亲披着一件外套走进厨房。她看上去很温柔，我用微笑回应她。
“发生了什么事，妈妈？”我问。
“别去想这些。”父亲站在门廊说。
我看着母亲。
“告诉你哦，现在我班上所有的女孩都会读长文章了，有几个还读得特别好，”她回答了我，“我很期待和她们见面。”
她把脸转向父亲。
“我好了，你可以去换外衣了，奥托。”
“设想一下，我的儿子，有一天你或许会成为和维尔科拉一样优秀的跳雪运动员。”
他拍了拍我的肩，随后匆忙地冲出门厅。
“哎呀，我忘拿客厅桌子上的显微镜和工具箱了。我手上有块昨天没修完的手表。”
母亲从抽屉里取了一个食品袋，把它放在我面前的桌上。
她亲了亲我的脸颊，然后祝我度过愉快的一天。父亲的头突然从门缝里钻出来。
“祝你看牙顺利。”说完，他便披上外套出门了。
不管我牙刷得多么勤快，即便早晚不忘，嘴巴里依然还是会长蛀牙。母亲和父亲的意思是，如果我用了氟化物，未来不知道究竟会出现什么副作用。令我感到丧气的是，为什么我的牙签一点作用也没。
昨天夜里雪积了几英寸厚。每辆车经过的时候，轻飘飘的雪都会被吹起来，然后再缓缓落到地面，等待下一次被击飞。
我的目光跟随着在弗雷登伯格大街上疾驰的车辆，心想后天的斯蒂格达尔山一定再适合滑雪不过了。如果我把朗格医生说的话大声嚷嚷给父母听，他们一定不允许我去跳雪了。我看了看表，不得不快速沿着乌尔兰大街走才能准时赶到校医务室。我拼尽全力，想让腿走快点。左、右、左、右。出发之前，我什么也没有想。但现在我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快走这件事上。我竟然没法加快步伐。于是我打算小跑。可我却跑不起来。即便我努力把脚抬得比平时高，身体做出跑步的姿势，也无济于事。
我有种从朗格医生那儿回家后一样的感觉，好像整个人缓不过来。
不，我可以。我可以呼吸。我的脚能动。左右、左右、踢踏、东西、东西、摩擦。我不能喘，头脑要保持清醒。左脚、右脚、左脚、右脚。我的头脑应该还没犯糊涂。上下两排牙齿对着彼此嘎吱嘎吱地摩擦。上嘴唇和下嘴唇合在一起，形成一条线。肋骨应该是包在肺部和心脏外。总而言之，所有器官各司其职。我眨了眨眼睛，脚尖指向正确的方向。我已经迟到五分钟了。手表紧紧地绑在手腕上。目前而言全身骨架都完好无损。马路中央窜出一条狗，不过没人对它吼。街上的红绿灯依旧在交替闪烁。脚下是冰是雪，我还分辨得清。继续，左脚、右脚、左脚、右脚。
我到的时候，学校的牙医已经来了。助手扶着我快速坐到椅子上，她给我戴上围兜，打开我的嘴巴，然后让牙医过来。牙医是我唯一认识的一位校医，我叫她斯特罗姆太太，她会给我补牙齿。我感觉到整个头朝着颈托的地方挤压，一开始她嘴里喃喃自语着什么，然后她大声说：
“你迟到了十分钟。下次别再发生这种事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牙疼吗？”
“疼，早晨也疼。”我用力挤出这句话。
“你是不是喝酒？”
我摇摇头。但斯特罗姆太太似乎并不相信，她把脸转向助手，叹了口气，然后在我蛀牙的地方用东西往外抽吸。
“三个小时后回来，”她对我说，“一共有五个洞，我的天呐。”
助手把一张时间卡递给我。我将脖子上的围兜拿下来，然后用舌头舔了下牙齿，找找蛀牙的地方都在哪儿。我发现口腔右侧底部有个地方不太对劲，难道是已经把一个填充物弄掉了吗？怎么会这样呢？以前我肯定格外注意。我走到门廊，套上夹克。
走路的时候，我刚好碰见别班的妮娜。她一看见我，便快速套上她的红色毛衣。她小声告诉我，老师同意她去教室外面喝点水。黑色眉毛下的微笑让她看起来明亮动人，可不是吗？妮娜有一双棕色的眼睛。说完她便匆匆忙忙地回教室去了。当她的脚步声在耳边渐弱后，我站在原地思考一个问题，我熟悉的眼睛颜色是不是有点少。当我转身时，我看见她的脑袋慢慢消失在楼梯上。
第一个小时熬过去了。老师正在黑板上演练一道数学题。
“好了，都快下课了你才来。”老师对着我说。
全班同学都在咯咯乱笑。我走到自己的座位上，靠窗的最后一个位置，紧挨着伊万后面。他转过头来，小声对我问道：
“你出啥事了？整张脸红得像猴子。”
我低下头。坐下来的时候能感觉到整张脸像火烧。是看见妮娜的缘故吗？
整个学校只有我和伊万跳雪。大多数人会选择滑冰或是打冰球。我抬起头看着黑板。绿色的黑板上画着几个白色的数字。它们像是不知该往哪里爬的昆虫，在黑板上找吃的，而我则坐在椅子上仔细打量着它们。要是朗格医生已经给母亲父亲写信了怎么办？我一定要尽快回家一趟才行。如果他寄信回去，那我一定要赶在他们到家前把信拦截住。如果这封信送到他们手里，那我的跳雪生涯就结束了。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阻止我继续跳雪，这点我可以肯定。母亲呢？她或许会安慰我说，如果我不出门跳雪，她就不用再为我感到担心了吧。过不了多久，她就会开始为我的未来担忧。
我们从卑尔根搬家到奥斯陆的时候我刚年满四岁。外婆早几年就搬到首都去了。佩尔说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带卑尔根出身的跳雪运动员训练。头几年他们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做小卑尔根，尽管我竭尽全力不让自己说话带口音。
当时间走到两点十分，最后一个小时也过去以后，我匆忙奔回家。白云朝北方游去。我开始想我的外婆了。我最喜欢的成年人就属我的外婆。我八岁的时候，外婆病重。一天晚上，我和父亲母亲一起去医院探望她。外婆抓着我的手，问坐在床边的父亲母亲，他们是否还有要孩子的打算。父亲母亲摇了摇头。
“那依我看，你们得让他养条狗。”外婆说。
“狗？”母亲的反应十分吃惊。
“他需要狗狗的陪伴。”外婆坚定地说。
我不明白她那时的意思。接着父亲就岔开了话题。不过外婆并没有理会他。
“靠近点。”她朝我低声耳语。
我弯腰向前靠。
“当我走了以后……”
“不要这么说。”母亲大声说了一句。
“我知道我现在在说什么，”外婆继续低声地对着我说，“你一定要记得，苏族印第安人相信死了的人会上天。”
外婆去世后的几年里，我常常会用她的话安慰自己。我抬头看天空的次数很多。但现在的我长大了。
两点半的时候，邮递员常常会到进门处开邮箱。设想一下，如果母亲比往常早下班呢？汗流浃背的我大口喘着气，把自己锁在大楼进门处。
我把身上的雪掸了掸，小心地打开家里的信箱。信件还在。上楼的时候，我扫了一眼信的内容。或许一切都只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误会？医生也是会失误的，严重的失误。为什么这一次不可能是朗格医生搞错了呢？他曾经说过，他会和其他专家聊一聊的。假如检测结果证明我身体很健康呢？当我手里拿起信封和信纸时，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如果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我的脑袋会有什么后果吗？朗格医生好像提过这件事。我扫了眼三封信。全部都是寄给父亲的。其中有一封是一家瑞典酒店寄来的信。邮票上显示的是瑞典国王的肖像。父亲是要出远门吗？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件事。好在幸运的是，邮箱里没有朗格医生的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