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格医生的诊所在奥斯陆的市中心，去拜访他的这一路上，我不停地在想，周五的雪一定能给我训练的雪坡场地创造最好的条件。身上的淤青正渐渐褪去，肩膀感觉彻底好了。我瞄了一眼手表，看来要抓紧一些去赴约才行。我企图让自己走快一些，但步子却总是迈不开。
整条马路只有主干道的雪被清理过。人行道上的雪几乎能没至脚踝。等我按响诊所的门铃时，全身出了好多汗，心跳加速。一名满头银发的护士走了出来。候诊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她让我把外衣挂在衣帽架上，然后直接进去找医生。
“我能不能等一下再进去，”我边问边在就近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我现在有点喘。”说完我尝试让自己深呼吸一口气。
她重新回到诊室里，轻轻地关上门。诊所外阳光明媚，四周点缀着些许白云。
“你能请他进来吗？”我听见关着门的房间里传来一位男子的声音。门把手往下压了压，我站起身来。
“祝你好运。”她一边说，一边轻轻抚摩我的肩膀。
朗格医生戴着厚厚的眼镜仔细打量我。一对浓密的黑眉下嵌着一双小而泛灰的眼睛。我从没见过比他更弓身缩背的人。就算是坐着的姿势，这么驼背也太难以置信了点。他迅速对我露出笑容，拉起我的手，指了指那把空的椅子。我们四目交汇，看着彼此。我点点头，坐了下来。他也对我点了点头，然后深吸一口气，低头看着文件。他埋头专注地望着打印机里吐出来的纸张，眼睛扫描着上面的一行行文字。刹那间，我仿佛觉得这个动作会永远重复下去。他是不是忘记我坐在这里了？我环顾四周。墙上挂着两幅图表和一张用玻璃画框裱起来的画。其中一张图表上写着字母，另外几张上的字，字体稍小一些，没法轻易辨认。窗边挂着一张白色的图表，上面画着一个橘色身体的男子，并用蓝红色阴影标示他的骨骼、肌腱和肌肉。我把视线转到窗外。白色的窗帘被束在一侧。墙外停靠着一辆雪地摩托。随后我再将目光转回朗格医生身上。他仍旧在看文件。他是遇到了什么不明白的东西吗？突然，他注意到我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到我们了，嗯。”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依旧死死盯着手上的纸。然后他往鼻梁上推了推眼镜，审视着我。
“肩膀怎么样？”
“很好。”
“你能把衣服脱下来吗？”
“要脱多少？”
“你里面穿底裤了吗？”
我点点头。
“底裤里还穿了内裤。”
“脱到只剩下内裤比较好。”
我脱下衣服裤子，手臂上起了不少鸡皮疙瘩。
“你坐下来，让我检查一下你的反应。”朗格医生说。
他掏出一把橡胶手柄的小榔头，简单地在我的膝盖和手肘上敲了敲，嘴里嘟囔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词语。
“你能站起来吗？”
他先检查了一下我的肩膀，随后是胸部、臀部，最后是腿部。
“你不胖啊，是吧。”
“嗯，我应该不算胖。”
“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跳台滑雪，也会下下象棋。怎么了？”
“就是想知道你课外一般做点什么。没别的意思。”
朗格医生绕着桌子走了一圈，然后弯下腰埋头看文件。翻完文件，他又走到书架前，找到一本厚厚的书，然后打开。他一边读，一边用大拇指指着书里的文字。接着他把书合上，又放回书架。站在原地思考了一会儿后，他走到我跟前。
“你转一圈看看。”
我听从他的话转了一圈。
他摸着我的后肩膀和大腿。
我觉得身体发冷。
“你去根芙护士那儿做个肌肉活体检查。她会在你的大腿里插一根针，然后取出一小部分的肌肉组织，最后由我们寄到国立医院的实验室去。”
“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
“这个之后再聊。”朗格医生回答道。
我本来还想说什么，但是全给忘了。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当时的朗格医生和护士其实已经知道了我的病情，只是我还蒙在鼓里。
我走进会客室，根芙护士已经备好了一支粗针，等着我。
“你坐到椅子上。会有一点儿疼，但是很快就好了。我保证一定很快。”
她说的是实话。
打完针我又被叫到朗格医生的房间里。
“你可以穿衣服了。”他边说边把眼镜放回原处。他没刮胡子，脸上的颧骨很突出，额头上还有许多皱纹。而他的肌肤要比我认识的所有成年人都要红。
为什么他这么吝惜词语，都不多说一个字？
“可以叫你父母过来一下吗？”
“他们在上班。”
“在哪儿工作？”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些犹豫。
“你有电话号码吗？”
“他们上班的时候我一般不会打给他们。”
“那好吧。”
朗格医生再次从椅子上站起来，他往书架前走了两步，然后把前几分钟刚看过的那本书抽出来。我估摸这一页的内容，他之前应该读得很仔细了。接着他转过身，走去会客室里。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
“我们试着给你父母打过电话了。根芙护士找到电话了。”
“你没打通吗？”我问的时候心里在打鼓，生怕他看出我如释重负的样子。
“你妈妈有时间过来，和你爸爸也联系上了，不过他有些忙。”
“你准备和他们说些什么呢？”
“我现在相当确定，你应该得了某种罕见的肌肉障碍症。”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问道。
他摘下眼镜，把它搁在我们中间的桌上，然后摸了摸满是皱纹的额头，随后身体靠在椅背上。他头上的毛发比眉上的还要稀少。
“这我可能解释得不清楚。毕竟我也不是儿科医生。我想最好还是等你父母到场比较好一些。”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明年春天我就……”朗格医生戴上眼镜，整个过程中只有这一次他是认真地看着我。
“抱歉，我必须要对你说，我挺担心你继续参加跳雪的。国立医院那边给的回答非常坚决。为了安全起见，我还要和医院的几个专科医生好好聊一下。之后我会给你的父母寄信过去。”
我真想立刻就离开这里，不想再继续听下去。我试图站起来，但我感觉整个人天旋地转。无奈我只好再坐回去。
“我不能再跳雪了吗？”我大声问道。
朗格医生把自己的凳子往前拖了几步，随后把眼镜抬到脑袋上。过了几秒钟，他又开口了。
“很遗憾，”朗格医生喘着气说道，“你的肌肉现在出现的弱化症状就是很明显的征兆了。我很担心你继续跳雪的话，肌肉会越来越软弱。”
我闭上眼睛站起来，然后睁开，侧眼看着他。
他坐在原地。
“我能走了吗？”
我身体往后退了退。
朗格医生低头看向桌面。
“我应该过段时间再把这事情告诉你的。”他缓缓地把话说出口，眼睛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不必这么说，”我一边说一边摇头，“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嗯，”朗格医生回答道，“但是希望你能回去和你父母好好聊聊，并且让他们尽快给我回电话。打到我家里也可以。”
他面前的桌上有一个开着盖的玻璃盒子，他从里面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我接下名片，放在裤子的后口袋里。
朗格医生伸出手来，但我没理他。他只好拍拍我的肩膀，我迅速走到门边，握住门把手。
“再见。”我听见身后传来这句话。
下楼梯的时候，我的脚步走得很慢，脑子里一直在盘算该用什么词汇来形容他。我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走到了卡尔约翰大街。天空升高了一些，湛蓝湛蓝的。我到底出了什么毛病？我的头就像是带着两部照相机的卫星，我和身体之间的距离，以及我今天经历的这些，感觉都比以往的事情要重大多了。
大雪沿着马路牙子堆在地上，路上的指示牌起起伏伏的。我好像明白了什么。这儿的雪很清，颜色是灰色，没有冰淇淋的感觉，就只是光秃秃、干巴巴的雪而已。我可以看见路面像钉子一般直。然后我继续往前迈着步子，不是滑着走，就是普通的走路。交通信号灯不停切换着颜色，红色、黄色、绿色、黄色、红色。这些颜色我都分得清。现在我要去哪儿呢？是这儿？还是那儿？我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身旁有一个绿色的垃圾桶，嘴巴里有牙齿。我用舌头确认了一下，牙齿还在。我张开嘴，大声吼叫。我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抽出后口袋里的名片，撕碎后扔进了垃圾桶。我在街头站了很久，然后才意识到我应该去上学了。现在赶过去的话，还来得及听第四节课。我朝着穆勒大街小学走了几米后，决定还是回家为好。我脑海里开始演练，等母亲父亲下班回家后，我应该对他们说些什么。
我一打开门锁，便呼喊起他们的名字。我知道，自己的呼喊并不是要什么回应。我把书包放在卧室里，然后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当我醒来时，天都暗了。时钟指在五点十分，这天是星期二，轮到我做晚饭。我开始着手准备土豆和胡萝卜。当锅子上的热气敲打在窗户上时，我开始煎鱼饼。
除了亚历山大·谢尔兰广场上加油站的灯光，外面的天色根本不可能看到任何东西。我认出了汽车上的欧宝标志，现在刚好是五点十五分，和往常一样，它停在屋外。五点的时候父亲总是会去乌勒沃尔学校接母亲下班。
我听见他们打开大门的声音，心里想好了接下来怎么面对他们。母亲还没有把绿色外套挂在衣帽架上，便直接打开厨房的门，对我问道：
“医生那儿去了吗？”
“我晚饭做好了。”
“好棒，那医生说了什么？”
“没什么。”
她摸了摸我的头发。
“他对你友好吗？”
“嗯，非常好。”
母亲和父亲坐在厨房的餐桌边。我把晚餐放在桌上，坐在他们俩中间开始吃了起来。他们也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有时还会开玩笑，脸上也笑呵呵的，就这样他们俩聊了几分钟。
我的目光在他们之间来回移动。我的耳朵自动屏蔽他们说话的声音，一字一句就像是水族馆里冒着的泡泡。我抬眼看着母亲，她卷卷的金色头发、挺拔而略显锋利的鼻子、一双黛绿的眼睛，还有脸上的雀斑。
“你几乎没吃几口啊。”母亲突然对我说。
“不都这样吗，烧菜的人吃的最少呀？”父亲一边咕哝，一边把刘海从我的眼睛上拨弄开。
我点了点头。
“你们回来前我吃过几片面包。”我回答。
“那就正常了，”父亲用深褐色的眼睛注视着我，对我说道，“不能在两顿正餐之间吃东西的。吃完晚饭，你是要开始写作业了吗？”
母亲望着他，她双手交叠搁在下巴上，纤长的手指上涂着深红色的指甲油。
我把晚餐囫囵吞枣般地咽了下去，时不时抬起头扫一眼。我猜他们是想过一会儿二人世界，我有些碍事了。这对我来说没什么。
“我能离开餐桌了吗？”我问，“我有点作业要写。”
或许那个夜晚是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我的父亲母亲是如此相爱。对于这件事，我难以掩抑心中的诧异。父亲过去是一直夸母亲漂亮。但男人不都称赞自己的爱侣有多美吗？或许这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事，但父亲能坚持四十年，那这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也曾经坠入过爱河，那是发生在一年半前的夏天，我爱的她比我年长四岁。
我走到客厅里的书架前，眼睛扫在书脊上。我拿出两本书，一本是讲极地历史的书，我把它放在矮矮的咖啡桌上，然后从字典丛书里抽出书脊写着J的那本，迅速翻到“肌肉”这个单词。字典里写的内容很少，而且也很大众。朗格医生说过，我得的是罕见病。他坐在椅子上翻阅的书一定是医学用书。我听见母亲说话的声音，然后把那卷字典放回书架。随后我坐到父亲的扶手椅上，开始阅览极地史的书。书里大部分的章节都在描述弗里乔夫·南森和罗尔德·阿蒙森。有关安德里亚的文字只有寥寥数行。我合上书，放在桌上。当我从字典里找到新的一卷时，我发现我难以睁开自己的眼睛。我把书搁在大腿上，慢慢打开。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书掉在地毯上。母亲正对着我的脸站在客厅里，她拽着我的手臂把我拖起来。
“他死了，奥托，快过来！快来！”她大声吼道。
父亲风一般地从厨房里冲出来。母亲把手掌压在脸颊上。
“涂丽德，哎呀，他刚才只是睡着了。”
“怎么了？”我的口气有些不安。
“对不起，我的好孩子，我担心过头了，对不起。”
母亲把字典捡起来，放在我的大腿上。父亲搓着母亲的脸颊，然后走回厨房里，继续在那儿洗刷盘子。母亲抓起我的右手，放在她的手心里。她手指上的指甲油涂得很均匀，指甲盖外一点也没沾到。她深吸一口气，接着紧闭起眼睛。我从来没注意过，母亲棕褐色的眼睫毛有那么长。过了一小会儿，她睁开眼睛看着我，脸上的表情有些抽筋。
“我为刚才反应过激道歉。”母亲一边说，一边在我身旁的扶手椅坐下。
她整了整身上的鲜红色百褶裙，上身穿着黑色的女士衬衫，纽扣的颜色和裙子一样。嘴唇上的红色唇膏涂得恰到好处，不多不少。她的脸慢慢恢复平静。
随后她揉了揉我的脸颊。
“我想我可不可以回我的房间，继续做我的作业。”我说完话，身体跟着站起来。
“你想不想学溜冰啊？”母亲问我，“你看溜冰名将阿尔德·申克。比起跳雪，你或许在长距溜冰上更有天赋呢？”
“涂丽德，你从来没看过他跳台滑雪，”父亲在厨房里大声说着，“你下次能不能一起来，这样你就能看到他有多优秀了。”
母亲走到门口。
“你知道的，我向来都是反对他干这行的。”
她走回我面前，用力握着我的手。纤细的手指格外有力。
“每次你出门去跳台滑雪，我都担惊受怕得要命，就怕你把自己摔死了。”
“我觉得跳雪很有趣。”我边说，边朝着门口的方向走。
“溜冰也很酷啊，”母亲继续说，“你知道吗，在你出生的前一年，我给自己买了第一双溜冰鞋。”
“饶了我吧。”我紧紧抓着字典，说完我便径直冲向房间，快速关上背后的房门。
我能听见母亲和父亲在厨房里打情骂俏的声音。我倒在枕头上，眼睛看着窗户下的照片。照片上的滑雪员脚踏平行的滑雪板，身体腾空在高空中，双臂向两侧伸开。这张照片是父亲送给我的。我翻开厚厚的书，找到描写瑞典工程师兼探险家萨鲁蒙·奥古斯特·安德烈的那一段。读完瑞典在一八九七年第二次成功登陆北极后，我睡着了。
午夜十二点半，我醒了过来，我打开灯。两点的时候我用手摸索着把灯关了。黑暗中我站在地上，聆听自己的呼吸声。设想一下，如果黑暗擦掉了所有东西，没有人能看见我，会怎么样？我到底该怎么把肌肉的事情和我的教练说呢？
我把衣服团成一团，塞在枕头下面，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做一个很遥远的梦。门外传来汽车的发动声。我听见一声尖叫。或许这只是别人打嗝的声音？是母亲的声音吗？我从床上跳起来，轻轻地打开门，走道上亮着昏暗的灯光，我偷偷走到他们的卧室门口。里面鸦雀无声。门缝里是暗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