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3年是大不列颠的黯淡之年。它刚从一场对付北美武装叛乱的耗时费力的战争中摆脱，不得不接受美国独立的事实，基本葬送了近两个世纪的探险和殖民事业。从殖民地加拿大——其领土和资源那时尚不可知，还未得到认识——到西印度群岛的剩余岛屿，英国丧失了在大西洋沿岸的所有属地，连同三百多万人口和有利可图的市场。这个沮丧而焦虑的国家，尚不能预见在下一个世纪会建成一个新帝国，达到权力、财富和声望的巅峰。
可是，如果说英国两千年的历史中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这个种族在失败中，当其似乎失去一切时，才最强大。有一句被一再证明的老话：英国屡战屡败，最后一次除外。坚毅、勇敢、拒绝承认失败，总是以某种方式使它渡过难关。一次次它看上去面临灭顶之灾——毁于撒克逊人和丹麦人之手，毁于诺曼人威廉之手，毁于西班牙帝国之手，毁于路易十六帝国之手，毁于拿破仑帝国之手，毁于德意志帝国之手。然而，如果说它没有想过去应对危机，那么它也没想过去承认失败。如果说它不曾遭受一次永远的失败，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不曾”遭受彻底失败的经历和对自己优势的信念，这一点有时使外国人颇感费解。本卷以重大损失起笔，以面临另一场壮阔斗争的威胁结尾，同时也以拥有全球四分之一领土和五亿人口、作为世界迄今所知最大的政治因素的英帝国的出现而收尾。
在本书所涉时段的初期，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英国处于既未能意识、也不能理解的几种力量的支配之中，而这些力量将把人类推向历史长河中所经历的一段最令人困惑和不可思议的路程。对于普通英国人的生活而言，在接下来一个半世纪中发生的变化，将会证明远超过去两千年所有变化的影响。也许，在紧随和平而来的动荡中，业余的霍勒斯·沃波尔[1]比任何一个政治家显得更有先见之明，他写道：“当被问及‘这一切如何收场？’时，我的回答是‘它将如何开始？’”这个开局的确将最终影响全球每一个角落的居民，并且把我们这一代人带入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危机之中。
群众的崛起：圈地运动
就统计数字而言，与许多大陆邻国相比，英国居于劣势，如同一只身负重伤的病狮，面对着世界和未来。据1801年第一次官方人口普查统计，在19世纪初，它的人口与意大利接近，远远少于俄国或法国。然而，本章所涉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我们第一次精确统计之前五十年，英国人口迎来大增长。1753年一份盘点人口的提案被议会拒绝，理由是“完全颠覆了英国自由的最后遗产”，以及向敌国暴露了国家的弱点。然而，在19世纪后半期，英国人口从650万增加到超过800万。
对于这个标志着“群众崛起”之开端的增长，并无一致的解释。工业革命此时还处于早期阶段，而且这种增长绝非仅限于英国，在爱尔兰和欧洲大陆也几乎同样显著。这很可能不是由于已经提出的一些原因，而很大程度上应归于助产学和医学水平的整体提高导致婴儿死亡率的降低，加上卫生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也有助于延长成年人的寿命。然而，到1801年（值得一提的是，在十一年前美国就已经举行第一次官方人口普查），英伦诸岛的人口惊人地增长到约1500万。在我们的故事中，人口的作用相当大，显著地影响着经济、政治和阶级思想。此外，在考虑机器时代的罪恶时必须记住，在真正的工业革命之前，人口增长的趋势就已开始。新的社会秩序的确有着许多方面的罪恶，但没有机器在就业、交通及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新的大量人口是不可能养活的。
在更具体地考察这些人口的生活之前，我们需要指出，到这一时期，尽管领土面积不大，在北美损失严重，在统计数字上居于劣势，英国还持有一张王牌：由于世界贸易的变革，英格兰成为连接欧洲、美洲和远东最重要的海上航线的枢纽。如果可以通过海上力量维持这些航线，如果英国的新兴制造业能够超过欧陆诸强，它就可以控制世界市场，在财富和权力方面把任何竞争对手甩在后面。制造业、贸易市场、海上霸主，这些将是使英国走出耻辱的失败而赢得醉人的成功的武器。
英国还是贵族社会，权力基本上掌握在以贵族、地方望族、乡绅、神职人员和治安法官为代表的上层阶级手中。他们控制着立法和司法，当然，几乎完全地、通常也是无情地偏向于他们自己。对于这些上层阶级以及不断增加的与他们结盟的新富人来说，英国即使不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也是一个极其舒适的国度，其统治阶级害怕看到任何变化发生。
然而，尽管他们没有觉察到，变化正在发生，富人与无地穷人之间“两个英格兰”的分裂已经开始。许多密切关联的因素促成了它的发生。这个国家八成的地区还是农村，伦敦是唯一的大城市，其他地方城镇远远落在后面。昔日的英国乡村不仅是农场的集合，而且维持着一种大体上公社式的和多种职业的生活。
两种力量，一种是意识到的，一种是尚未觉察到的，注定要侵蚀这个古老的乡村社会。一方面，实际上所有的农业改良领导者都认为，如果农业耕作技术要得到改进，增长的食物供给要能够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那么圈地和土地私有制，不管数量大小，是必不可少的。尽管直到1798年马尔萨斯才发表他著名的《人口论》，可是对改进的渴望和对死亡的恐惧早就在发挥作用。确实，公社农业的传统方式阻碍了探索实验，甚至阻碍了已知的工具和方法的应用。一个顽固无知的农民会阻碍任何变革，没有圈地就不可能改进家畜饲养或从土地中获得最大收成。
然而，当从公地到圈地的改变真正大规模发生时，其影响是改革者不曾预料到的。旧的生产方式浪费、低效，却提供了足够的安全感。在新制度下，在相当程度上，那些越来越少的农民，或者是拥有的土地过小不适合耕种，或者无钱，或者懒惰，或者无能。还有许多被诱导卖掉自己的土地以解燃眉之急。变革的程度可以由下述事实显示出来，尽管从1710年到1760年只有30万英亩土地被圈，但此后到1843年间，有超过700万英亩土地转手。而且，有一个从小农场到大农场的稳步发展过程。一名观察者记载，在多塞特郡的一个村庄，二十年前有三十个农场，到此时仅剩下两个了。
圈地运动的大规模兴起，尤其1793年以后，既归因于经济因素，又归因于心理因素。在饥荒和战争年代，农产品——尤其小麦，到1812年时售价还高于126先令——为地主和进步农民带来了不菲的收益。这些进步农民发现他们受到旧式公社制度的束缚，除非能够教育和带动所有那些更保守、顽固的邻居，否则休想引进新的观念和方法。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加入圈地运动，以便得以自由开发自己的土地，而无需同那些不愿与时俱进的人商量。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土地所有权的集中还远未扩展到爱尔兰和苏格兰，到1851年英格兰乃至苏格兰的所有农场中，三分之二还未达到一百英亩的规模。然而不管怎样，相当大一部分旧式农业人口发现他们每况愈下，尽管土地的总体产量增加了。许多人失去土地，成为农业劳工阶级或城市人口，为蒸蒸日上的新型产业提供了方便的劳动力。
工业革命：法人与机床
另外一个降低乡村人口舒适度和安全感的因素也在发酵，这个未觉察到的和非个人的因素就是所谓的“工业革命”，它将对乡村和城市带来深远影响。要界定这个概念和准确追溯这场运动起于何时是不可能的。阿诺德·汤因比[2]认为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以竞争替代以前控制财富生产和分配的中世纪规制”。在这方面，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是其最早的伟大的划时代事件之一。这本书鼓吹在工业和商业生活中用自由取代规制和限制，长期深刻地影响着政治家和商人的思想观念，其“自由放任”学说的流行，有助于工业革命的结果在更一般意义上普及到不受限制的范围。
工业革命的基本意义在于由机器时代的问世而发生的一整套复杂变革。我们也许可以将其追溯到1760—1800年或者1760—1840年；虽然这个问题至今仍远未能获得解决，且有些新发明要追溯到19世纪早期，但上述年代或多或少准确地标志着对旧的生活秩序——对这一生活秩序及其变体的认识，几乎是从文明世界一开始就有的——的推翻，以及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其中的新秩序的艰难开端。
我们通常认为是某些发明家引入了机器，但实际上其中许多只是对早已为人所知的原理的采用，这些原理因为具有任何商业用途或价值的时机还未出现，并未付诸实践。18世纪末许多因素的交织，产生了对机器的需求。除非有更大的市场，否则超越旧式手工方式的大生产将无用武之地，而要有更大的市场，除非有交通运输手段。资本也必不可少，而这就需要引入现代银行以及越来越多的法人（corporation）[3]的运用，尽管那时法人在金融、保险和交通比在制造业公司中更加显著；制造业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工业革命，但基本上还保持着个体经营模式。在这场大转型中，英国走在世界前头，不是因为它的许多发明，而是因为它有市场、资金和原材料（主要是煤和铁），使得新的生产方式有利可图，然后发明应运而生。
在考虑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要特别提及历史学家通常不曾注意的一点。尽管当时机成熟时，应用发明会自然地随着已知的科学事实和原理而出现，但机器却不得不等待特定的商业需求，以及另一个条件，即制造大型机器的机床的发明和生产。例如瓦特就是这样改进了蒸汽机的理念，以确保它一旦成品，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但是如果缺少机床，它就无法制造出来。而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机床的粗陋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有的几乎完全使用木工。新机器需要加工钢铁和其他金属的机床，瓦特的发动机制造不出来，因为没有机床能够准确地制作一个直径六英寸、两英尺长的汽缸。十多年以后人们才设计和制造出合适的机床，以生产1765年瓦特设想的发动机。人们谈到机器时代来临的故事时，通常是指伟大发明家，如瓦特、阿克莱特、哈格里夫斯、克朗普顿等，但要是没有另外一批伟大人物，这些人的发明可能是徒劳的，而这些使得机器成为可能的机床建造者，在历史上几乎默默无闻，如约瑟夫·布拉马、塞缪尔·边沁爵士、亨利·莫兹利[4]（所有人中最伟大的），还有更多。[5]因为某种原因，在本章所涉时期直到1850年，英国人以及后来的美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机床制造者。其他民族有一些理念，但不能应用于实际。工业革命的龙头产业是纺织业，特别是棉纺业。1764年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这种机器用一个纺轮带动八个纺锤，提高了操作工的产量。五年后，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纺纱机，使得水力替代人力用于纺织业。到1793年，美国的伊利·惠特尼用他的轧棉机，让美国的棉花产量开始了其惊人的上升之路。原料的供应量每年跳跃式增长，同时，远东，尤其是英属印度帝国，为加工的棉纺织品提供了几乎是无限的市场。这个例子说明，多种因素，包括英国的岛国地位，在大致同一时期综合作用，使得机器生产既必要又有利可图。
另外，这一时期，机器制造和其他用途对钢铁的需求日益增加，英国的木材供应因用于冶铁燃料而趋于枯竭。大约在1783年，迫于形势压力，两个人几乎同时发现可以用烧炭的方法来利用煤。煤的焦化的伟大意义在于，它被应用于冶铁，在朝向机器和工厂时代的转型中，使英国最重要的两种自然资源发挥了最大作用。采煤和冶铁业的快速发展引起了运输重材料的更高需求，驳船建造的伟大时代开始了。良好的国内交通与对航海线路的控制结合起来，帮助英国启动了新的征程。我们无法进一步具体陈述一种因素如何与另一种因素相互关联以及所有的因素如何综合作用，使得英国很快成为“世界工场”，而必须回到始于18世纪末的大变革对人民的影响。
流动的“人手”
回到人口的主体，即农业人口，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群体不仅深受机器，而且深受产业转换的影响。英国绝大部分毛织业，为小农场主及其妻子和孩子提供在家兼职。然而，新的棉花产业依靠机器和非人力。棉纺生意不是将劳动分解成不同的阶段让村民在家里干活，其中许多人实际上是产业链的特定分支上的小本经营者，而是要求建立更多工厂和集聚附近的人口。工人不再是老板和房屋的业主，而成为纯粹住在出租房里挣工资的人。
在法国战争期间，工资与生活成本变得严重失衡，几乎令人绝望，因为议会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改善这种局面的努力留给了地方当局。在18世纪，由议会产生的政府不仅腐败，对工人阶级的需求漠不关心，而且十分低效。直到进入下一个世纪，政府才全面改进工作方法，以便能够在日益发展的新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它大体上还是一个在不同于都铎时代的环境下尽量运转的都铎式机器。例如，国家管控工资的理论在英国生活中是一个古老的观念，要追溯到伊丽莎白时代著名的《劳工法》，但是议会日益受到自由放任学说的影响，在18世纪末拒绝干预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虽然旧法规还在名义上发挥作用。
以治安法官为代表的地方权力，愿意尽力帮助农业劳动者，可是不幸地采取了一种将会导致灾难性结果的错误方法。1795年在斯皮纳姆兰召开的一次伯克郡治安法官会议上，他们规定了工资随谷物[小麦]价格涨跌的幅度。虽然他们建议雇主按照这个计划提高工资，但同时规定，如果劳动者没有获得认定的数额，应该用堂区基金（parish funds）给予补贴，条件是他首先被宣布为一个贫民。正如可以预见的那样，雇主们利用了他们的机会，不是加薪，而是让堂区基金来填补缺口，结果一大部分农业人口为了谋生而沦为贫民身份，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他们的精神面貌明显沉沦了。尽管地方税收增加了，这项制度还是受到雇主的欢迎。它不仅避免了许多人担心的劳工阶级的革命，而且利润和租金的上涨远远填补了税收的上涨。经过一代人的时间，这项制度实际上推广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每一个村庄，代价是诚实的贫穷劳动者遭受了许多苦难，失去了尊严。
直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所有这些力量的全部影响才被感觉到。但这个过程在本章所涉的时期就开始了，人口和工厂的增加，几乎立马开始显现出负面效果。在毛纺业时期，工作是由相当数量的工人在自己家里完成的，没有现代工业主义的妖魔，即管理费用。但是建立工厂和安装机器需要巨额投资，对于用自己的资金或借贷投资的雇主来说，未能盈利就可能导致破产。
在旧的家庭手工业制度下，风险和利润被广泛地分散成较小的份额，而新制度意味着所有权的集中，少数人可积累大量财富，而从前独立的家庭手工工人沦为纯粹的雇用劳动者，依赖于新工厂主获取所有生活资料。先前的家庭手工业劳动在很多情况下只是用于贴补家用，工人的食品和住房已经得到保障，尽管相当贫穷。而现在，雇佣制和不同水平的工资制度，已经意味着产业工人的生活依赖于他能够达成什么协议。
日常开支和通过新方式迅速致富的欲望，使得大多数雇主残忍地对待他们的工人，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外。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机器的生产力，劳动强度增加了，因此通常童工一天工作十六小时，最流行的人道主义极限是十二小时。要是劳动力的供给受限，境况可能会好一些，但是正如我们在工业革命一开始就看到的，其他力量也在发挥作用，造成劳动力供给的过剩，而这种过剩又被快速增长的人口进一步加剧。诚然，机器生产使得商品价格快速下跌，但是整体的生活成本并没有降低，主要是食物成本，而这应归咎于谷物法和对法战争，我们将在下文论述。此外，旧的乡村贵族虽然专横不公，但他们从土地的长期占有和与佃农的关系中，养成了某种责任意识，而这种意识在新富的工厂主中通常是整体缺乏的，在谋利过程中，他们把机器和操作机器的人看作差不多一样的东西。
对任何过往时代的社会状况作出准确评价是不可能的，但是尽管权威们观点各异，我认为一般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正在回顾的古老的英格兰，无论作为财产所有者的乡村地主与世代依赖其土地生存的佃农之间，还是作为生意所有者的城市商人与住在师傅家的学徒之间，较之新工厂主与他们或许根本不认识或叫不出名字的流动的大量“人手”，有一种更加亲密和人性化的关系。个人主义和金钱关系的时代开始了，善与恶交织在一起。
两个英格兰
距大型工业区的快速兴起还有一二十年，但是为了一窥“两个英格兰”，我们不妨对这一时期的伦敦做一个特写。富人和小康人家正在快速地从这座城市的老区向西迁移，或者面朝新开发的花园广场建造房子。然而在1801年的大约九十万人口中，这一阶层只是一小部分。其他人的住宅，我们可以根据经济水平依次排列如下：在大街、在小街、在庭院、在小巷、在院子、在过道。
从小说、日记、书信中，人们对上层阶级的家庭生活以及具有同样社会等级的人的乡村生活已经十分了解，通常形成了我们心目中的“乔治时代的英格兰”的图景。然而，如果不展现穷人生活的阴暗画面，我们就不能理解下一个世纪的社会历史和政治历史。还必须记住，我们今天所称的“白领阶层”，如小职员等，其工资通常低于熟练的工匠。
在伦敦的劳工阶级中，整个家庭通常住一间屋。最穷的住在地下室的黑窟窿里；稍好一点的住阁楼；更好一点的拥有第一层或第二层的房屋。最穷的人的境况非常糟糕，几乎难以形容。而对于拥有单间的家庭来说，数个成员，有时多达八个或更多，要睡在一张床上。床单，如果有的话，一年只洗两三次。害虫滋生的毯子从未洗过。窗户通常不能打开，由于群居者不洗漱，加上烧饭炒菜，屋里空气污浊，而且充满着来自楼梯间底层的厕所的恶臭。即使那些居住在较好楼层的人，也要忍受楼上楼下的邻居租户。对于从事“体面行业”的工匠，标准的住房是一个单间，他既在其中频繁地开展业务，也在其中过家庭生活。
没有便宜的交通工具，因此作为工人不得不住在工厂附近，一般非常拥挤。尽管我们可以从上述条件中逐步上溯到过得更舒适的人，我们也必须下落到占人口大部分的更低生活水平的人，他们寄身于租金最便宜的、由悍妇看守的破屋漏宅。其中一个就是法雷尔夫人，她于1765年去世时被发现有六千英镑的积蓄，而这都是通过出租两便士的廉租屋得来的。在这些还不算最差的避难所里，居住着大量的流动人口，不时可以发现冻馁而死的尸体。毫不奇怪，在这种条件下，工人阶级很大程度上屈服于杜松子酒的普遍祸害，作为无法忍受生存现状的唯一解脱。
我们易于把18世纪看作一个相当冷漠、固化的时代，而不管其政治上的徇私腐败，但它的一个截然不同的基调是不确定性。基本条件的改变，比如我们所谈到的农业变革、富人赌博、商人融资困难、穷人对失业的担忧或者已经失了业，这一切都助长了不确定性。债务人的出路只有被放逐或者进监狱。成千上万的人被投入伦敦的“弗利特监狱”（Fleet）[6]或王座法院这些地方，恢复自由的希望渺茫。有时整个家庭被监禁，孩子在狱中养大。这里，或诚实或欺诈的债务人和他们的家庭，不得不与最粗鄙的罪犯打交道，在最狂放堕落的环境中生活。到1814年，据说弗利特监狱成了伦敦城最大的妓院。这个时代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暴力，无论在乡间公路还是城市街道，哄抢、骚乱、公路打劫这类危险比比皆是。
我们还可以勾勒许多阴暗面，但是，所述内容已经足以冲销圣诞贺卡上“快活的老英格兰”图景。很容易高估早期人类实际遭受的苦难，就如同很难将两个时代总体的光与影放在一起比较。这样说不是要最大程度地缩小过去或现在的罪恶，而是要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不仅观念和世界观改变了，而且显然我们神经系统对痛苦和磨难的敏感性也改变了。例如，不用麻醉就截掉一个人的腿在今天不仅被认为是极端残酷，还会受到质疑：是否一个人实际上不必比一个世纪前的先辈遭受更多的苦难，当时的人还没有听说过麻醉药。正如我们发现缺少许多东西将造成难以忍受的不便，而我们的祖先因为从没有听说过那些东西，也就根本不觉得缺失。
回顾18世纪末的伦敦，我们看到了不公正和恐怖，然而很可能当时居住在其中的人与世纪之初相比，看到了进步。实际上许多方面都进步了，例如供水、铺路、街道照明以及由此导致的夜间街头犯罪的减少，而最大的进步是多数公众对于弱势人群态度的改变。对比中世纪的慈善事业，近代人道主义刚刚起步。那场运动的镜头已经变色，而我们现在便是借此镜头回顾所有过去时期，通常会非历史地遗忘这些近代人道主义景象是多么新颖，以及我们对苦难变得更加敏感。
改革的福音
大约同时期的另一项由个人发起的重大改革就是监狱。1773年约翰·霍华德被任命为贝德福德郡的郡长。他发现自己辖区的监狱条件如此令人震惊，决定把余生都用来研究英国各地和其他国家的监狱问题，以唤起公众舆论，让议会至少采取行动改善他所发现或者曝光的最差的监狱条件。我们还应当提到诸多事例中的另一个，即1787年废除奴隶贸易协会建立，一大群普通公民在威廉·威尔伯福斯的领导下奋斗不懈，二十年后奴隶贸易在整个帝国范围内被废除。对于即将在那个世纪成为帝国一部分的所有新属地而言，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征兆。
在这一时期的英国生活中，福音运动（Evangelical Movement）作为最为强大的力量之一发挥着作用，并将产生高尚的成果。这一运动是17世纪清教主义的复发，总是吸引着大部分公众的参与。它的神学思想是加尔文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于早期的卫斯理运动，但与卫理公会有许多共同点。两者都在穷人中布道，如果说工业革命中出现的新问题远非福音主义所能解决，它就致力于在工人阶级的上层、中层和精英中培育一种社会责任感。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种责任感可能有太多自满和沾沾自喜的性质，它期待构建一种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位置并予以维护的社会秩序。然而跟所有清教运动一样，它太过偏重个人责任、独立和社会改革。在减轻暴力、剧变和革命的趋势方面，它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尤其在工人和下层中产阶级中。很大程度上，正是福音运动促进了随着维多利亚时代而来的公众生活道德水平的提高，甚至推动了文官制的发展。随着工业革命开始改变社会，这些运动也扬帆启程，但是我们将会看到，两者都受到海峡对岸所发生的事件的阻碍，英国对这些事件束手无策，而它们对英国的影响则是深刻的和灾难性的。在被法国大革命的风暴扫荡之前的几十年，整个欧洲曾有相当大的改革热情。然而与今天惊人相似，当时存在两种国家理论。欧洲大陆任何地方奉行的理论是专制统治、仁政或别的方式。许多国家颁布了改革措施，但无一例外都是通过专制君主的开明行动来完成，如腓特烈大王、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等，而不是通过任何民意机构进行。事实上，人民被假设为无能对自身的利益做出判断，加上独裁政府被认为是唯一可能有效的方式，因此专制统治在英帝国之外盛行。因为在尝试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7]的爱国国王（Patriot King）试验中的担心，乔治三世把大陆的专制统治制度推广到自己的王国，结果招来国内的诸多不满和北美的起义。
由于公众舆论，以及那些无论脱离还是留在帝国之内的人的个人主义的压力，引入专制统治的企图未能得逞。在英国，谈论民主制度还为时过早，但民主程序的诸多因素已经在发挥作用。混乱的选举、党派争吵以及最近北美殖民地的丧失——考虑到这些情况，这个程序比起邻国专制主义的顺畅运作可能显得笨拙和低效。然而今天我们回忆过去，令人慰藉的是，几十年后这些专制政权的大多数都被推翻了，而且它们的改革努力被证明是徒劳的，与之相比，英国笨拙的民选政府被证明是更为持久的胜利者。
尽管未改革前的议会劣迹斑斑，英国还有一样东西，就是民意，都铎王朝深谙其道，乔治三世察觉于心。此外还有极端个人主义，一种个人独立的意识，一种与专制者所持立场相对立的国家理论。尽管那时英格兰只有少数人、苏格兰只有寥寥无几的人可以投票，这个国家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commonweal），即古英语中这个词汇的意义。当第二帝国被确立为英联邦（Commonwealth of British Nations）时，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
1776年杰里米·边沁出版的小册子《政府片论》含蓄地表达了英国的民选政府理念与专制统治理念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理念至今还把民主与独裁区分开来，尽管该书发挥广泛影响是后来的事。在这本书中，他概略地阐述了他的主题，即社会的目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由此推论“每一个人对他自己的幸福最有发言权”。这种说法可能饱受质疑，但是如果为民主制度所接受，显然公民不能依靠某个人决定什么对他们最好而找到幸福，他们迟早会坚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自身的福祉发言。就如《独立宣言》，它号召人们争取自由，尽量使每个人过得最好。
从本章所记载的几十年改革中，我们可以轻易地识别出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差异。在大陆，改革是通过专制君主的法令实施；在英国，改革是不计其数的个人的工作。例如，对工厂上班的贫困儿童的教育运动是由格洛斯特的罗伯特·雷克斯发起的。因为周日是孩子们一周唯一自由的一天，所以学校被称为主日学校，但那时不是用在宗教教育上，而主要是用在阅读和写作上。各种宗教团体很快接手了这项工作，后来也在周日为其他儿童开设学校，最后发展成整个庞大的、具有英国特色的体系。它由个人发起，吸引公众积极参与，长期进行，而无政府的资助和控制。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岁月中，尽管有一些上文稍有提及的阴暗面，但我们能够感觉到清新气息，要不是那场大灾难，英格兰和帝国的历史可能迥然不同。实际上，在一个无法忍受的时期的尽头，革命虽然被经常考虑，但并没有发生。在大陆和英伦地区，改革已经风行了多年。诺斯勋爵的托利党议会实施了霍华德的监狱改革，尽管在英国的社会立法和观念中有臭名昭著的赌博法和其他污点或盲点，但社会责任和包容的意识与日俱增。这一点可由1779年法案得到证明，依据该法案不从国教（Nonconformists）牧师无需服从国教确立的《三十九条信纲》。劳动阶级的绝大多数，留恋他们从前的境遇，视其为乐土，梦想一种半农半工的混合生产仍然可能，而不是融合两者以改善新的不可避免的处境。然而，在他们中间有一种日益增长的思想萌动，虽然当时还没有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一位来自纽卡斯尔的技工托马斯·斯彭斯，甚至宣扬所有土地的国有化。特威德河那边，罗伯特·彭斯创作了反映底层生活和民主的诗歌，许多人若读过会意识到与自己的思想有诸多共鸣。
《不管那一套》（节选）[8]国王可以封官，公侯伯子男一大套。光明正大的人不受他管——他也别梦想弄圈套！管他们这一套那一套，什么贵人的威仪那一套，实实在在的真理，顶天立地的品格，才比什么爵位都高！
……管他们这一套那一套，总有一天会来到，那时候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成了兄弟，管他们那一套！
上层阶级还没有警醒，希望以某种方式走向改革。在英国，如果说议会的代表性对于大多数人口来说不公平到荒谬的程度，如果说大多数自治市处于“腐败”状态，并且控制在几个大家族手中，但还有一些自治市是例外，还有伦敦和威斯敏斯特，具有民主的选举权，还有一些郡，拥有价值四十先令的土地满一年的人具有投票权。如果说阶级之间没有任何形式的平等，但在选举和其他场合有一种滑稽的友情。在社会阶层化的情况下，国家却以一种唯有英国才能实现的奇怪的方式统一在一起。即使有一些伴随着工业革命、新财富和致富途径而来的问题尚未被意识到，情况本可以得到解决。在这关键时刻，法国酝酿的火山令人恐怖地爆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