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四次宁夏行
1927年第一次途经宁夏
1926年9月下旬，中共宁夏第一个特别支部成立。1927年1月下旬，国民联军总部进驻西安。1926年秋，邓小平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受中共党组织委派，到国民联军冯玉祥部做政治工作。邓小平长途跋涉，历经艰辛，经乌兰巴托，过内蒙古，于1927年2月路经宁夏银川。因路途远，因战事变化，邓小平来到银川后，冯玉祥已率部先期离开银川去了西安。冯玉祥临走时在银川设了留守处（银川鼓楼），留守处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后方接待处。留守处处长、中共党员王一飞负责安排邓小平的住宿、生活、安全、保卫工作及秘密革命活动。
邓小平十分关心宁夏中共地下党的建设，在银期间，他全面了解宁夏当时的社会现状，向宁夏中共地下党传播马列主义真理，关心指导宁夏中共地下党的建设，并和宁夏地下党的同志深入中山南北街、柳树巷、南关双城门、旧满城、新城等地，了解回族、满族聚居区群众的实际生活。
1927年3月，经王一飞介绍，邓小平由刘贯一、彭桂林、孔广耀陪同离开银川赶赴西安。他们骑马途经灵武、吴忠、同心、固原、平凉、泾川、彬县、咸阳，行程1000多公里，历时一个多月。路上休息时，邓小平就给大家介绍苏联的风光以及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共产党的政权、经济、军队建设和自己在苏联的亲身感受。
沿途中，邓小平每到一地就向当地老百姓宣传革命，调查了解西北各地的风土人情和百姓的生活状况，传播了革命火种。
1927年4月底，邓小平一行到达陕西西安。
1935年长征途经宁夏六盘山区
1935年9～10月间，毛泽东同志率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向宁夏进军。邓小平跟随毛泽东、周恩来到达宁夏六盘山区，在隆德、西吉、固原、彭阳驻扎五天四夜，同中央红军一起战斗生活，了解民情，并经历了隆德山坡、青石嘴、白杨城（彭阳县境内）的战斗。
长征时，邓小平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他一直和罗荣桓在一起行军、工作，每到一地，他就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广泛开展革命活动。10月19日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
1936年红军西征第三次来宁
1936年夏，红军西征期间，时任西北野战军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带领部队于6月攻战曲子镇，歼灭马鸿宾部，俘虏敌人1.1万余人。红一军团乘胜追击，直插宁夏，攻占了固原和黑城。红一军团政治部的干部和邓小平率工作人员在这一带访贫问苦，联系群众，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以后又代表红一方面军迎接红二方面军会师。
1936年6月23日端午节，后勤只有高粱米和腌萝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邓小平看大家的伙食有一顿没一顿的，就挤出时间，带着猎枪，到附近山里打了几只野鸽子，叫炊事员给大家做汤。开饭时，大家都高兴地让邓小平先吃，邓小平用家乡话笑着说：“今天端午，打个牙祭讲啥子客气嘛！我们红军的老规矩就是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来，大家把鸽子汤包圆了！”大家听到邓副主任这么说，都高兴地拿起筷子共享美食。
当时为了行军转移方便，每个人只带三至五天的口粮，干部们经常要到15公里以外的后方山里背粮食。邓小平也总是和同志们一起去背，大家都劝阻邓小平，说他工作太忙就别去了。可是邓小平却说：“命令是我下的，我怎么能不带头执行？要吃饭就得一起干！”这年8月1日晚，红一军团在固原七营镇举行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九周年军民联欢晚会，红一军团领导干部、战士和附近镇上的群众都来观看演出。当一个个节目演完时，大家都喊着让邓副主任演个节目，于是，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用法语给大家唱起了激昂奋进的《马赛曲》。高亢的歌声引起大家阵阵掌声和欢笑，大家都对邓副主任的多才多艺由衷钦佩。
1936年10月21日，邓小平同左权、聂荣臻、贺龙、任弼时，以及随红二方面军行动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在宁夏西吉县平峰镇亲切会面。22日，红二方面军到达宁夏西吉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会师；23日，邓小平与左权、聂荣臻在将台堡致电毛泽东，报告了会师情况；24日，邓小平在将台堡向红二方面军营以上的干部传达了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瓦窑堡会议精神，并作了统一战线及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报告。
邓小平在宁夏的革命生涯中，为宁夏党史书写了光辉的篇章。
1964年来宁夏视察工作
1964年3月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百忙之中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真等乘专列来宁夏视察工作。当日早8时许，邓小平等人分乘4辆轿车，由当时的自治区领导杨静仁、李景林等陪同参观了银川市容。
在春光明媚的塞上银川，邓小平一行参观了解放东西大街、玉皇阁、南门楼、海宝塔。在参观鼓楼时，邓小平深情地说：“这儿就是我1927年在宁夏开展革命工作时曾经住过的地方，踏访故旧记忆犹新啊！”邓小平在参观银川海宝塔（北塔）时，询问了北塔的艺术风格、建筑年代，并与随行人员合影留念。
随后，邓小平在宁夏宾馆南会议室听取了杨静仁、李景林对宁夏工作的汇报。邓小平听后，对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给予了肯定，并对加快宁夏社会主义建设，贯彻执行好党的民族政策作了具体指示：宁夏要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做好民族、宗教工作，抓好工农业及各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的重要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宁夏各族人民，使宁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快速发展。
邓小平在观看宁夏和银川市的地图时感慨万分地说：“1927年我来银川时，这里的树木就很少，风沙大，自治区党委要抓好城市绿化建设，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城市规划，努力把银川建设好”，并表示将对建设首府银川给予资金支持。
这一次，邓小平仅在银川住了一天，临别时只吃了顿粗茶淡饭，带了几棵沙枣树苗，便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邓小平此行，给宁夏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和深深地眷恋。
“国共密使”张子华
今年90岁的李德贞老人和她的儿子延军，向我们讲述了张子华为革命奋斗一生和遭受磨难，一家人悲欢离合、生死离别的传奇故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宁夏走出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中共中央联络员，秘密奔走于国共两党高层谈判的革命活动中，先后担任周恩来秘书和中共中央联络局副局长（局长为李克农）。他跟随周恩来，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的英勇事迹被载入中共党史，被后人传诵。他就是被人们誉为“国共密使”的张子华。
加入中国共产党，改名张子华1914年4月，张子华出生在中宁县恩河乡的一个富豪家庭，原名王绪祥，1922年，在中宁县恩和小学读书。1927年高中毕业，同年参加中宁县会考，考入兰州市第二中学。
1930年8月，张子华随叔父王含章到北平，就读于北平“汇文中学”。当时北平地下党活动十分活跃，他在参加各项进步活动中找到了中共党组织，193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表明自己立志做中华民族的好儿子、献身革命事业的决心，在填写入党志愿书时，他义无反顾地将王绪祥改名为张子华。入党后，张子华在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负责人饶漱石领导下工作，在北平门头沟煤矿组织工人运动，参加国民政府财政部印刷局工人反对机器南迁的罢工斗争。不久，调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任秘书，组织和领导了天津码头、纱厂工人、唐山五矿工人的罢工斗争，并代理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党团书记。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在党的领导下，反帝大同盟地下组织在北平东城区和西城区建立了两个支部，张子华担任这两个支部的联络工作，并秘密介绍了一批宁夏在北平的进步青年学生加入反帝大同盟。根据地下党和反帝大同盟的指示，张子华发动“宁夏旅平学生会”学生积极参加所在学校的抗日救亡活动，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第一线。
1934年5月，张子华在天津受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派遣，化装成商人，领导天津工人纪念“五卅”运动九周年，在召开积极分子会议时，不幸被捕，后经党组织营救，被保释出狱，随后调往中共中央驻北方党组织工作。9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陈铁铮（孔原）派他到陕北游击区巡视工作。10月，张子华化名黄汉，到达陕西清涧的河口，住了20多天，听取了中共陕北特委负责人郭洪涛和李铁轮的汇报。
当时，敌人正准备对谢子长领导的陕北根据地和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而谢子长因负重伤不能指挥作战，只有将两个根据地的红军统一起来，才能战胜敌人。张子华以巡视员身份给刘志丹写信，分析斗争形势，希望两个特委召开联席会议，由刘志丹指挥两支红军并肩作战，同时，表示支持中共陕北特委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和平分土地的政策。他回到北平，向中共北方代表汇报后，随即给郭洪涛等人写信，传达中共北方代表的意见，同意中共陕北特委的决策。刘志丹从大局出发，于1935年1月到陕北安定探望正在养伤的谢子长，就陕北、陕甘两个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和两支红军统一指挥、共同作战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月5日，陕北和陕甘两个特委在安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陕甘和陕北两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刘志丹指挥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并肩作战，使陕甘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从宁夏走出来的第一位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1936年1月，张子华受党中央和上海党组织派遣，以“南京来的客人”和中共中央联络员的双重身份，数次来往于南京、上海、广州、西安、延安之间，为国共秘密谈判问题同国民党中央指定人员曾养甫、谌小岑保持接触，互通信息，传送国共双方会谈原则和谈判条件，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同国民党高层领导陈果夫、陈立夫之间进行对话的秘密联络任务，并和冯雪峰一起，在西安与张学良商谈联合抗日问题。这些工作牵动了全国大局，促使张学良、杨虎城下决心逼蒋抗日，对“西安事变”的爆发和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起了一定作用。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张子华的工作成绩，遂任命他为中央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张子华被誉为“国共密使”。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于12月15日离开保安（今志丹县），前往西安，处理这一震惊中外的突发事件。因张子华在前一阶段国共两党秘密谈判中担任了双方的联络代表，对西安的有关人士比较熟悉，又多次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汇报过工作，中央领导对张子华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此中央派张子华以周恩来的秘书和八路军总部参谋的身份随团前往。
1936年12月16日晚，代表团到延安城北门外兰家坪，张子华拿着周恩来的亲笔信，准备进城与国民党肤施县县长高锦尚交涉，要求同意中共代表团经县城去东郊机场。国民党民团不让进城。张子华急中生智，随即亮出了自己在国共密谈期间“南京来的客人”的身份证件，保证了周恩来一行顺利离开肤施。12月17日下午，张子华随周恩来安全抵达西安。
在西安张子华同宁夏驻西安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他主动拜见宁夏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柴成霖，会见在西安的民国宁夏省政府要员，进而从中了解宁夏情况，尽力扩大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影响。他还热情接待在西安的老同学、老朋友和进步青年学生，鼓励他们奔赴抗日前线，或介绍进步青年到延安学习。
根据周恩来指示，张子华还积极开展对红军西路军的营救工作。通过西安中共地下党员吴鸿宾，邀请马步青的老师马德涵先生赴河西会见马步青，营救被俘在甘肃张掖黄番寺的500多名西路军红军战士。经过张子华的多方努力，使不少西路军红军战士免遭马步青杀害，其中还有一些西路军红军战士回到了延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进攻绥西，宁夏面临日军侵略的危险，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宁夏工作。8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张子华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代表的身份，由宁夏驻陕西办事处主任柴成霖陪同，从西安来到宁夏省城银川，做马鸿逵的统战工作。
1938年1月，张子华被中央派到武汉，在中共代表团民政部担任文化组主任，同年2月被调回延安，不久，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教员。
儿子起名叫延军
张子华的爱人李德贞饱含热泪深情地回忆说：“人有旦夕福祸，天有不测风云。”风华正茂的张子华，正全心投入为党的工作中时天降横祸。1939年9月，张子华身边工作人员，向中央有关部门写信检举张子华在国统区经常出入国民党高层家里，随后，张子华便以政治嫌疑被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关押审查，停止党籍。在审查期间，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对党忠诚，相信组织，并给党中央写信，希望对他的问题尽快作出结论。
张子华在被关押期间，正值李
德贞怀孕，张子华被关押5个月后，李德贞在延安生下了腹中的婴儿。张子华得知李德贞生下一男孩，母子平安的消息后，高兴万分，消瘦憔悴的脸上露出了深情的笑容，他虽不能和自己的妻子、儿子见面，但唯一的希望就是给这个儿子起一个革命的名字，思来想去，终于想到了儿子出生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那就叫延军吧，寓意中国革命的后备军，未来事业的接班人。张子华想给他们母子俩送点礼物，他看了看室内，空空荡荡，在自己身上左寻右找，结果从上衣口袋里找出了自己的一张半身照片，通过看守送给了李德贞。以后，张子华的这张半身照片一直伴随着李德贞和延军母子走过半个多世纪。
延军说他一生下来就没见过敬爱的爸爸张子华，说起往事，延军的泪水潸然而下。张子华关押不久，身患肺病，不幸于1942年含冤去世，时年28岁。
1983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张子华的历史问题作出了正确结论，恢复其名誉，承认其党籍。1985年5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召开会议，为张子华落实政策，并在八里桥革命公墓安放了他的遗像。
回族英雄马骏烈士
在塞上古城银川住着一户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家庭，这个家庭有一位80年前为中华民族解放英勇捐躯的著名回族英雄马骏烈士。马骏烈士的战友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对烈士亲属感情深厚，非常关心，留下不少美好的佳话。
%爱国救国“五四”闯将
马骏烈士1895年9月出生于吉林省宁安县（今黑龙江省宁安市）一个回族家庭，他自幼聪明好学，立志读书救国。1915年考入天津南开学校，不久，结识了比他高两级的周恩来。1916年，马骏在天津南开上学时和周恩来同台演讲，因观点相近、志向相投结为挚友。
“五四”运动爆发后，马骏和周恩来积极投身到这场爱国运动中来并成为当时的著名学生领袖。马骏率领天津请愿团前往北京请愿，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登台演讲，号召民众起来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迫于民众的压力，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被迫会见了马骏等被推举出的学生代表，马骏义正词严地指出“二十一条”是卖国行为。经过斗争，徐世昌终于下令通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二十一条”上签字。请愿胜利了，京津各界民众送他一个誉称——马天安。
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革命斗争，马骏与周恩来和刘清扬、邓颖超、郭隆真等组织发起了进步青年的秘密团体“觉悟社”。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马骏当年就加入了党组织，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1921年寒假返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成为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奠基人。
英勇斗争慷慨殉国
1925年，马骏被中国共产党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李大钊等同志在北京英勇就义，中共北京党组织遭到破坏。危难时刻，马骏奉调回国，出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担负起重建恢复北京党组织的重任，开始了在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工作。
他经武汉、天津到北京，顾不上回家乡看望一下自己久别的妻儿，便奋勇地投入了与敌人的斗争中。1927年10月，由于叛徒出卖，马骏不幸被捕，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
不久，思念丈夫的杨秀蓉在宁安接到北京寄来的一张报纸，报纸边上写着一行阿拉伯文字，“马骏在北京被捕”，杨秀蓉即刻带着3岁的女儿在小叔子的陪同下到北京营救马骏。马骏对爱人杨秀蓉说“我干的是革命工作，这一切都是为了中国的希望”。
1928年2月15日，张作霖在北京杀害了年仅33岁的马骏。杨秀蓉在北京回族群众的帮助下安葬了马骏，并含泪将马骏在监狱的遗物用钱买出珍藏起来。解放后这些遗物被收藏在北京历史博物馆。
战友情深水世不志
马骏牺牲后，周恩来千方百计寻找烈士遗孤，想利用1928年6月去莫斯科开中共六大的机会，把烈士的孩子们送到莫斯科国际幼儿园，但由于白色恐怖，形势恶劣，没能找到。1945年中共七大确定马骏为革命烈士。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人民没有忘记马骏，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当年杨秀蓉埋葬马骏的地方——北京日坛公园，重建了马骏墓并隆重举行公祭大会。1958年2月，北京举行了马骏烈士牺牲30周年纪念活动，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烈士夫人杨秀蓉等亲属。周恩来总理握着杨秀蓉的手，眼含热泪地说：“马大嫂，天安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我们享受了！天安的光荣也有你的一份，你支持天安搞革命，并抚养了烈士的后代，是位了不起的坚强女性呀！”说罢，周总理又抱起马骏的孙子说：“你的爷爷牺牲了，我就是你的爷爷”。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周恩来总理积极支持马骏烈士的儿子马德钟带母亲杨秀蓉和家人来到宁夏银川支援西北建设。为了教育下一代，杨秀蓉经常到银川各中小学作革命传统报告。马德钟没有辜负总理的重托，在宁夏积极工作先后任自治区人事局副局长、区组织部处长、同心县县长、区统战部副部长、区政协副主席等职，为宁夏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青春（1996年6月26日马德钟同志病故在银川，安葬在银川回民公墓）。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杨秀蓉和家人赶往北京，在北京医院瞻仰这位世纪伟人，向马骏的亲密战友、人民的好总理告别，《人民日报》等北京及中央各大报纸将这张大幅照片刊登在醒目的位置上。1979年3月3日，80多岁的杨秀蓉同志在银川去世。
1987年12月，中共北京市委再次重修了位于北京日坛公园的马骏烈士墓，塑立了烈士铜像并修建了马骏纪念室。马骏的战友邓颖超同志亲笔题写了墓志铭。
如今，马骏烈士墓已成为重要的革命遗址，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多年来，一批又一批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在这里举拳宣誓。墓前的烈士生平图片展览激励鼓舞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
做中共地下党工作的日子
魏野畴、李子洲1924年到1925年在陕北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谢子长、李象九等人1927年在清涧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起义时，只有1个营部4个连，到解放延川、延长、宜川时，起义部队有1000余人。由于没有根据地，敌我力量众寡悬殊，起义部队没有坚持多久就失败了。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在劳动人民中起到了点燃革命火炬的作用。此后，革命武装斗争此起彼伏，在起义的影响下，劳动人民联合起来抗粮抗款的斗争风起云涌，这些对何广宽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35年12月17～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会后两天，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礼堂（原基督教教堂）由党的活动分子参加的会议上，作了《论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和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任务》的报告。当时，年仅17岁的何广宽作为年龄最小的清涧县的共青团员，有幸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的报告，第一次近距离与毛泽东相见。由于年幼，何广宽当时对毛泽东作的重要报告理解得并不深刻。后来，经过不断地努力学习，他慢慢理解了毛泽东报告的深邃。学习结束后，何广宽回到清涧县，积极动员同村青年报名参军，在他的宣传鼓动下，同村有十几名青年参加了革命队伍。因为在革命活动中表现积极，1935年年底，何广宽由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清涧县中共党组织为了培养何广宽，把他送到了中央党校军政干部班学习。
1936年冬天，中共中央决定加强绥远和宁夏的地下党工作。当时正在中央党校第九期少数民族工作干部班学习的何广宽接到上级的通知，学习班提前结业，到宁夏开展地下党工作。
1937年初，何广宽带着中共组织和宁夏地下党接头的密函来到省城银川。在银川南门准备进城时，何广宽被守城的士兵拦住盘问。他沉着应对，守城士兵对他从头到脚搜了一番，没搜出什么可疑物品。虽然如此，但守城士兵就是不许他进城。何广宽坚持说自己是正当的生意人。这时，在双城门附近开东三顺客栈的白掌柜从城里出来，听出何广宽是陕北口音，就叫他到店里住两天。后来，白掌柜要进城办货，就让何广宽当他的挑夫，就这样何广宽在白掌柜的帮助下顺利进了银川城。
进城后，何广宽先来到米粮市（今银川市民生街）转了一圈，以防备特务尾随，然后才来到草巷子（今银川市中心巷）油坊去找杨学文。不巧的是杨学文不在，没有接上头，何广宽又回到白掌柜的东三顺客栈，用化名杨文卿给杨学文写了封信。
第二天，一个名叫李仰南的人到三顺客栈与他接头，这时何广宽才知道，原来杨学文就是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又过了两天，李仰南领着中共地下党员王振纲和何广宽见面，并指示他俩去平罗开展地下党工作。做地下党工作非常危险，但每次何广宽都能机智地化险为夷。
1938年夏，何广宽住在南门附近的二道巷国大代表雷启霖的家里。一天中午，何广宽从国民党宁夏省党部出来，突然碰到了便衣特务马子成，他问何广宽在省党部做什么事，何广宽说：“我到省党部找人。”马子成一听何广宽是陕北口音，怀疑何广宽是陕北派来的共产党，便悄悄地尾随。警觉的何广宽看到有特务尾随，猛蹬自行车，七拐八拐甩掉了特务，然后他又来到羊肉街口一家小饭馆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见没有人再跟着，便小心翼翼地回到雷启霖的家。下午，何广宽化装成商人，雇了辆马车，悄悄来到宁夏实验小学，找到在此任教的小学老师李仰南汇报情况，并说了上午被特务跟踪的事。李仰南深思了一会儿对何广宽说：“看来有问题，你被特务盯上了，要小心提防，这几天不要出来走动。”何广宽在雷启霖的安排下不再出门。
被何广宽甩掉的特务马子成向警察局报告了他在银川发现一个带陕北口音的可疑人，于是，警察局开始全城大搜捕。得知消息后，李仰南决定让何广宽把宁夏的地下工作尽快交清，指示他立即返回边区。就在何广宽准备动身时，警察已经从西城开始搜捕了，何广宽拿着事先准备好的路条直奔小南门（今银川市光华门）。何广宽顺利地离开了宁夏银川，后来经过10多天的长途跋涉安全地到达了边区。
回到边区后，何广宽任盐池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积极投入到宣传抗日、为抗日战争前线提供后勤保障的战斗中。何广宽和当时的宁夏工委积极组织发动边区群众，组织抗日力量，发展新党员；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联合马鸿逵抗日，日军一旦进攻宁夏，三边地区立即准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同时，他在三边地区开展冬季识字运动，举办抗日干部训练班。在八年抗战中，何广宽在工作中奋勇当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战结束后，中共西北局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宁夏工作的领导及开辟宁夏地区工作，决定成立以孙殿才（笔名赵忠国）为书记的新的宁夏工委，何广宽任宁夏工委委员。工委决定成立“宁夏河东工作组”，由梁大均、何广宽、赵文献三人组成。工作组在宁夏盐池县红井子建立了根据地，何广宽任红井子工委书记。
有一天，何广宽正在红井子工委开会，突然，马鸿逵的部队包围了红井子所在地西湾村。据侦察人员报告，敌人是到西湾村苏家堡来抢粮的，距西湾村不远。西湾村正面地势平坦，只有南面沟壑纵横、地形复杂。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何广宽当即决定，销毁会议文件，带上干粮，利用西湾村沟壑纵横的有利地形，带领红井子工委和20多名中共党员安全转移。
1949年9月23日，宁夏银川解放，何广宽随宁夏工委浩浩荡荡进入银川，先后任中共永宁县委、灵武县委（今灵武市）书记，1962年被调往甘肃兰州汽车配件厂任厂长，1956年调回宁夏任宁夏交通局副局长，1975年任宁夏轻工业局副局长，1985年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史研究室顾问。1999年，何广宽从自治区党史研究室离休后，仍然笔耕不辍，撰写当年三边和宁夏工委党史回忆录。
城隍庙下埋忠魂
蒋介石于1939年至1940年掀起了反共高潮，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是国民党反共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当时宁夏地处边陲，马鸿逵军阀集团疯狂地迫害爱国进步人士，镇压抗日爱国活动。
1940年初，中共中央派崔景岳来到领导革命运动开展对敌斗争，担任中共宁夏工委书记。1941年4月的一天，崔景岳来到银川和平北街28号杜琳家里，准备与工委其他同志商量研究工作。马鸿逵接特务报告，命令军法处处长把开会的人都抓回来。顷刻间，由伪宁夏军警督察处带领宪兵20多人赶到和平北街，把杜家团团包围。因叛徒出卖，宁夏工委负责人、地下党员及进步青年30多人被捕入狱。崔景岳和杜琳被抓进了军阀特务机关军警稽查处，崔景岳知道大事不妙，抱定死都不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出卖灵魂的坚强决心，宁死不屈。马鸿逵命令将其活埋！
1941年4月17日深夜，监狱的铁锁打开，崔景岳、孟长有被拉到城隍庙（今银川市兴庆区景岳小学处）处被活埋，两位革命烈士英勇就义。
寻找烈士遗骨
1949年9月宁夏解放后，中共宁夏省委和自治区党委对宁夏地下党组织被敌破坏一案，分别进行过调查审理。1963年春，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决定务必把崔景岳、孟长有、马文良3位革命烈士的遗骨找到以慰英灵。崔景岳等3人被活埋已经23年了，想要在当时的遇难处找到3位烈士的遗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自治区领导决定由自治区公安厅、组织部等部门组成寻找3位烈士遗骨小组。通过摸底排查，对监狱里的犯人逐个清理，最终查出当年奉命执行任务的徐宝璋。徐宝璋曾任国民党伪警察督察处巡官，参与了活埋事件。时任寻找烈士遗骨小组成员的温秀钧和汤若章当即决定提审徐宝璋，随后带领公安人员，押着徐宝璋到城隍庙连续寻找多日。活埋英雄烈士的地点终于找见。温秀钧赶紧派人分头挖找，不一会儿工夫，就挖出了一个1米多深的大坑，同时，在旁边还挖出了两个同样的坑。坑内的遗骨堆成一堆。汤若章凭借多年的经验断定这些遗骨确实是被活埋的人的。温秀钧询问徐宝璋，当时有没有给崔景岳他们戴脚镣，这样容易分辨3个坑里的遗骨。徐宝璋说当时因为方便活埋，并没有给他们带上脚镣。汤若章让徐宝璋辨认哪个坑是崔景岳的。徐宝璋不能判别，只回忆起：崔景岳是个大个子，马文良是大个子，孟长有是中等个。
汤若章听后马上从其中一堆遗骨里捡起一块小腿骨，和自己的小腿做了比较，根据腿骨的长短，分别判别出三位英雄的遗骨。
革命忠魂长存
三位英雄的遗骨终于找到了，温秀钧立即向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汇报，并用红布口袋分别把三个人的遗骨装了起来，在每个红布口袋上写上烈士的名字。同时有关部门做了3个3尺多长的干骨匣子，把三位烈士遗骨分别放在匣子里，陈列在中山公园的文昌阁。
以后每年清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都会组织机关干部、学生前来扫墓祭奠。在这次寻找三位烈士遗骨的过程中，由于徐宝璋戴罪立功，有关部门决定给徐宝璋减刑。
1964年，银川市八里
桥烈士公墓建成，自治区党委决定把三位烈士的遗骨安葬在此。时任自治区、银川市领导及烈士家属参加了陪祭安葬大会。
1991年，为纪念三位革命烈士逝世50周年，银川市人民政府在三位革命烈士牺牲地银川市兴庆区景岳小学，建造了烈士纪念碑，由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黄璜题名：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银川市兴庆区景岳小学（原第十三小学）已被列为银川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曹动之血染贺兰山
在银川八里桥革命公墓烈士陈列室里，有一幅年轻英俊的遗像。每到清明时节，银川地区的中小学生都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在这幅遗像前鞠躬默哀，以告慰革命先烈。这位革命烈士就是宁夏刚刚解放后的中共阿拉善左旗工委书记——曹动之（当时阿拉善旗属解放后宁夏省管辖）。
壮志青年投身革命
曹动之，原名曹开诚，1906年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长城外毛乌素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915年，在毛乌素读完了小学。1920年，又在横山县立高小读书。1921年，轰轰烈烈地大革命开始后，曹动之接受了革命进步思想教育。1925年，曹动之和鲁贲、高岗等一批进步青年学生在横山县高小，发动了百名学生罢课事件，史称“一高学潮”。1926年，曹动之在榆林中学因参加学生自治运动，被陕北军阀井岳秀下令再次开除学籍，并武装押出榆林城，遣送回横山县老家务农，不准外出。
1927年，横山县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钱达民介绍曹动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中共横山县党的特别支部书记鲁贲调离横山县，曹动之接任中共特支书记。这期间，他以教师身份，一面宣传革命真理，一面秘密组建游击队。年底，曹动之在西沟村创建了游击队。
1928年，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后，曹动之领导这支游击队伍，在西沟村一带劫富济贫，发动群众抗粮抗捐，扩大游击队的武装。1929年，曹动之率领游击队进入内蒙古西部地区，开辟了游击区，播下了革命火种。1930年至1931年，曹动之奉中共党组织的指示，打入国民党驻靖边县柠条梁高世雄骑兵团，做兵运工作。曹动之在高世雄骑兵团部争取并组织了一个连的起义。起义部队后来组成了蒙古骑兵游击队。
英勇善战领导革命
1934年，曹动之领导的游击队正式编入陕北工农红军二十二支队，他被任命为支队长兼政委。为了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曹动之率部活跃在乌审镇、城川、三边交界地区。1935年春，曹动之和吴亚雄组建了蒙汉骑兵游击队，曹动之任队长。他率领这支民族骑兵队，驰骋在长城内外、绥蒙草原，他们勇敢战斗，屡建战功。在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曹动之率先献出家产，购枪买马，武装骑兵队伍，受到中共三边分区领导通报表扬，被誉为英勇善战，可歌可泣的人民骑兵队。
1936年，中共中央为了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在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所在地定边县，成立了蒙古工作委员会，开展了蒙族地区的抗日运动。在此期间，曹动之与弟弟曹布诚以牧马人的身份作掩护，深入到乌审镇乌拉尔林一带，开展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他们走乡串户，深入到牧民的帐篷里，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扩大根据地的建设。
1937年，抗日战争期间，曹动之先后担任中共乌审镇工委书记兼骑兵营长、团长、中央伊盟工委委员、军事部长等要职，从事抗日统战工作和建立民族革命武装活动。1941年，城川第二次获得解放。曹动之任中共城川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他曾多次奉命组建蒙汉骑兵游击队，为抗日主力部队输送干部、战士；协助齐金山、王悦丰等人，策动西乌审部队的起义，并带领齐金山、杨玉清、石宝山等起义军官到延安参观学习。后来，齐金山在人的帮助下成为蒙古爱国人士。
曹动之在内蒙古地区工作期间，忠实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坚决反对国民党和蒙古民族实行大汉族主义，使内蒙古人民逐渐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曹动之也深得内蒙古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依赖，他们亲切地称他为“曹青天”。
%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曹动之带领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骑兵团，参加了保卫边区、扫荡北线外围的战役，先后解放了镇川堡、响水堡、波罗镇等地区。为了争取国民党驻横山守军王永清、段保山起义，曹动之和地方干部李坤润冒着生命危险，进城与敌军谈判，促使了横山县和平解放。
1947年3月，国民党蒋介石以几十万的兵力进攻陕甘宁边区，宁夏马鸿逵也调兵遣将，进犯三边地区。此时，曹动之任三边东线作战副指挥，他率领蒙古骑兵队伍，奉命堵截蒙古叛匪的进犯，保卫了三边地区人民财产和生命安全。1948年，曹动之任三边军分区司令部参谋长。1948年8月，曹动之只身前往乌审镇与旗王谈判，争取了东乌审镇的和平解放。
贺兰山下洒忠魂
1949年8月，曹动之率部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参加解放宁夏的战役。9月23日宁夏和平解放。10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批准，原三边军分区组建宁夏省军区。1950年4月，曹动之被调到刚解放不久的宁夏阿拉善左旗任工委书记兼保安司令。
曹动之担任阿拉善左旗工委书记后，深入牧区，访贫问苦，率部围剿土匪武装，维护了当地的社会治安。当时，盘踞在贺兰山的土匪郭永胜（郭栓子），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收编后，不久即撕毁协议，公开叛变，抢劫民财，为非作歹，危害社会秩序，散布谣言，挑拨民族关系，并扬言要攻打阿拉善工委所在地定远营。
7月中旬，曹动之带着警卫员骑马到银川参加中共宁夏省委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议期间，他向中共宁夏省委书记潘自力汇报了阿拉善左旗人民的生活和社会治安情况。他向省委表示，一定要在省委领导下，带领全旗人民搞好土改工作，战胜困难，维护阿拉善左旗的社会治安。
在开会间隙，因工作需要，曹动之返回阿拉善左旗布置工作，然后又赶回银川，听取省委传达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大会结束后，潘自力主席劝说曹动之在银川多住几日。曹动之谢绝了潘自力的好意，他说：“阿拉善左旗地广人稀，工作千头万绪，土匪经常出没袭扰牧民，我放心不下”，潘自力不便挽留。
%7月30日，曹动之便带领两名警卫员骑马从银川动身返回阿拉善左旗。7月31日早晨，曹动之一行3人骑马走到贺兰山时，在樊家营子遭遇郭栓子匪部袭击。曹动之和警卫员当即下马，藏好省委机密文件，迅速匍匐在地，3人和土匪展开激烈枪战。最终三位烈士寡不敌众，两名警卫员先后中弹牺牲。
曹动之看到战友牺牲，悲痛万分。他挥枪猛射土匪，这时子弹用尽，土匪慢慢向他包围，罪恶的子弹射向了曹动之。这位为中国革命和宁夏解放而奋斗的革命战士，不幸殉难，时年44岁。
为了彻底消灭郭栓子匪部，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贺兰山，围剿郭栓子，终将他拿下。宁夏人民政府在银川召开公审大会，银川人民愤怒声讨郭栓子的残暴罪行。随后，郭栓子被执行枪决。
曹动之烈士遇难后，宁夏省各级领导非常震惊和悲痛。
为了悼念这位英勇的战士，11月14日，宁夏省委、省政府、银川市委、市政府的各级领导及社会各界人士5000余人，在银川西马营（今中山公园）人民体育场举行追悼大会，追悼大会由中共宁夏省委书记潘自力主持，王宪文致悼词，追悼大会对曹动之革命烈士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称他为：“为人民牺牲的模范，为人民事业牺牲功德永垂不朽。”
旧银川牢狱里的“小萝卜头”孙光贤
他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曾有过小说《红岩》里小萝卜头坐国民党渣滓洞监狱一样的经历；他是一位身世不凡的传奇老人，曾经历了无数的曲折坎坷。他就是今年已经67岁的孙光贤。
定边失守亲人被捕
1947年夏秋之际，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发动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全面进攻，马鸿逵部队配合蒋介石向定边、安边、靖边三边地区进犯。孙光贤的父亲孙殿才，当时任宁夏工委副书记，带领回汉支队和工委机关人员奋勇抵抗，但最终寡不敌众，定边失守。
为保存宁夏工委机关，孙殿才把自己的家属安排在定边县王家洼子的一个窑洞里藏身，随后带领宁夏工委机关和回汉支队向陕北一带转移。
马鸿逵的部队占领定边城以后，没有找到宁夏工委机关和回汉支队，恼羞成怒，派侦察部队四处打探宁夏工委机关和回汉支队的踪迹。这时，回汉支队原马鸿逵手下的一个连长投诚后又叛变，向马鸿逵部下告密，他知道孙殿才的家属和宁夏工委机关以及牛、羊等物资的藏匿地点。马鸿逵得知后欣喜若狂，立即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去抓孙殿才的家属和起获牛、羊等物资。在那个叛徒的引导下，马鸿逵部队在王家洼一个窑洞、一个窑洞地搜查，最终找到了孙殿才家人藏匿的窑洞。
马鸿逵强掠了宁夏工委机关来不及转移的牛、羊等物资，押着孙殿才60多岁的母亲闫氏、妻子周兰英、大嫂李氏、弟媳张梅兰、儿媳妇曹曙光、小儿子孙光贤、侄女孙光玉、孙女孙定生等人，由定边返回宁夏银川。
途中，为防止孙光贤一家老小逃跑，马鸿逵的士兵把他们双手反绑，让他们骑着毛驴，由骑兵前后看押，行进在崎岖颠簸的羊肠小道上。夕阳西下，押解队伍到了宁夏盐池的麻黄山，见天色已晚，部队就在麻黄山驻扎下来。刚一安顿好，士兵们就进村串户，宰鸡杀羊，大吃大喝，等他们吃饱喝足后就扔些黑面窝头给孙光贤一家人吃。
第二天，孙光贤一家被押回宁夏银川看守所。
非人的牢狱生活
宁夏银川看守所坐落在银川老城（现文化东街处），四周筑有高大的土围墙，墙顶上架设着铁丝网，四角有岗楼，狱中心设着瞭望塔，大门平时不开，只在黑漆漆的大门上开个小门供人进出，昼夜都有哨兵把守。进了门便是砖房四合院，有数十间装修讲究的房舍，是狱中官吏、宪兵、看守、特务活动和住宿的场所。西边通过甬道，便是关押犯人的几院牢房，全都有门无窗，门上的栅栏只能端进个碗，牢房矮小阴暗，终年见不到阳光。
看守所的监牢有四处监道，每一监道约有10～15个号子（监房），分别监禁违纪者（马鸿逵的军政人员违反了军纪）、政治犯（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刑事犯（土匪、杀人、盗贼、抗征兵、抗纳税等）、民事犯（债务、婚姻、房产、田地纠纷者，还有一些无辜者）。重大案情的犯人都是脚镣手铐、铁锁锒铛，进行严密监管，不做工。政治犯、未判决的人犯是不允许离开牢房的，被囚禁的犯人在牢房内做手工劳动。如果犯人有病或不堪折磨死了，看守就把尸体从后墙开的洞口拖出去，通知死者家属来认领，无人认领的就在银川东城墙角挖个坑就把尸体埋了，所以看守所里有个说法“活着前门进，死了后墙出”。
那时的宁夏百姓可谓是“谈狱色变”。对于宁夏看守所，百姓中流传着这样的段子：酆都城，阎王殿，进去容易出来难；有这犯，有那犯，煎熬不过政治犯；拿钱买，能回家，死了墙洞往出拉；穷苦人，最怕它，官僚老财才不怕。
%孙光贤一家被捕后，被关押在政治犯的号子里。白天，他们就在号子前的院子里做工：制鞋、补鞋、修缮房屋、织毛衣等；晚上，一家人裹着烂棉袄，相依相偎，挤在一间只有10平方米、仅能容纳六七个人睡觉的土炕上。到了冬天，尤其难捱。号子里没有炉子，冻得他们瑟瑟发抖，只盼着第二天放风时能晒晒太阳。
号子里的囚粮不但定量低，而且是仓底粮、发霉粮、生虫的粮。那些带有沙子的小米、黄米、黑麸，既难闻，吃起来又硌牙。每顿饭只有一勺菜汤和一些已经发霉的菜，就是这样的饭食每天也只有两顿，根本吃不饱。长期营养不良，使孙光贤一家人个个骨瘦如柴。有时看守不给饭吃，孙光贤的奶奶就捡些看守们不要的烂菜叶，做成一锅糊糊粥来充饥。那时，孙光贤才六七岁，不懂事的他吃不饱穿不暖，常常哭着向奶奶要吃的，看着饥肠辘辘的孙子，奶奶心痛地把自己的那份留给他。
号子里到处都是臭虫、跳蚤、苍蝇，犯人的衣服、被褥上粘满了臭虫、虱子，臭虫的血把被褥都染成了紫色，有些犯人还被臭虫咬得发了疯。每个号子里都放着一个马桶或瓦罐，犯人每天大小便就在号子里。到了夏天，酷暑难忍，有时候两三个星期看守都不让他们放风，马桶里的粪便堆积如山，号子里弥漫着污浊的臭气。
在号子里，犯人洗脸每人每天只给一碗水，饮水也是限量的，洗澡更谈不上。每逢下雨，孙光贤家人就把吃饭的破碗全拿出来，接些雨水洗洗脸，洗洗头；有时多接的雨水，澄清后当饮用水。到了冬天，日子更不好过，白天要在院子里劳动生产，实在冷得受不了了也不能回号子，在岗楼监视的宪兵要是发现谁偷懒误了他们的“劳动福利”，就会对其进行严刑拷打。那些非人的日子和待遇致使犯人没有活路可走。
黑暗过去迎来黎明
有一年冬天，马鸿逵到看守所视察，准备对政治犯“攻心”“教化”，逼迫政治犯自首、悔过、反省。马鸿逵在关押政治犯的监道里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浑身脏兮兮的，头发有一尺多长，身上穿着一件大人的烂棉袄，光着屁股精着脚丫子到处乱跑，就问随行的军法处处长：“这尕娃是谁家的”？军法处长说：“这是赵司令的儿子，叫孙光贤（当时孙殿才的笔名叫赵忠国）”。马鸿逵一听是赵忠国（孙殿才）的儿子，就把孙光贤叫过来，吩咐军需官说：“给尕娃小红军拿件好棉袄。”由于孙光贤年龄小不能做工，所以看守对他的看管不是很严，他每天都从号子的木头门底缝里钻出来在院子里玩，时间一长，号子的门底缝都让孙光贤磨光了。
有一次，军法处提审孙光贤的奶奶，马鸿逵让军法处转达他的口信：只要让你的儿子赵忠国投降，马鸿逵主席就把省主席的位子让给他，只要你说出赵忠国和宁夏工委机关的下落，马主席就答应放了你们全家。没想到，孙殿才的母亲闫氏不屈服于他们的威逼利诱。孙殿才在陕北得知家人被马鸿逵抓进监狱后，连续写了两封劝马鸿逵投诚的信，并告知马鸿逵不要迫害他的家人。马鸿逵收到孙殿才的信后，迫于形势的压力，减少了对孙殿才家人的迫害。
1949年9月23日，宁夏银川解放。孙殿才一家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六十四军解救出来。孙殿才率领的宁夏工委机关也回到银川，一家人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后终于团聚。后来，孙殿才任解放后的宁夏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肃省副省长。
1952年，孙光贤在宁夏银川回中读书，后报考了宁夏卫校。1962年，孙光贤当兵入伍，由于在部队勤奋上进，学习成绩突出，被有关部门分配给宁夏军区领导牛化东、韩练成做保健医生。后来，孙光贤被调到解放军陆军第五医院工作，离休后享受正师级待遇。
范长江宁夏行
范长江是1936年4月24日离开甘肃省兰州前往宁夏省城银川。当时，兰州到省城银川交通落后，没有长途班车，范长江搭乘兰州至中卫运载货物的牛皮筏子，沿黄河顺流而下，于4月29日到达中卫。
在中卫采访几日后，5月2日，范长江又乘坐中卫至省城银川的长途班车到省城银川。那时中卫至省城银川的路途山大沟深，路面上坑坑洼洼，三四名乘客坐在长途班车上左摆右晃，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省城银川。当时宁夏省有65万人，省城银川人口不足3万，南门、西门、北门、东门等城门驻守着马鸿逵的部队。马部对出入城的人盘查非常严格。范长江是从南门进城的，他亮明身份，守城士兵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给马鸿逵，马鸿逵指示省政府交际处安排住宿。于是，省政府交际处把范长江安排住进宁夏省城接待宾客条件最好的“银川饭店”。“银川饭店”坐落在今银川利群东街原银川一中位置，是余鼎铭在任宁夏知县时的大公馆。余鼎铭离任后，民国宁夏省政府就把余鼎铭的大公馆改造成客栈，名为“银川饭店”。范长江在民国宁夏省政府有关部门办好出入城手续，便马不停蹄怀揣采访本，身背照相机先后深入到东门外的红花渠、掌政，北门外的满春、西门外的良田等地采访。
范长江来到省城银川，适逢5月份，正是鸦片罂粟开花的旺盛季节，只见省城银川城外农民家家户户都在种罂粟。范长江通过和当地农民深入交谈，采访了解到鸦片罂粟价格行情非常看好，是农民养家糊口的主要经济作物。只见1米多高的鸦片罂粟杆子，杆子上结着西红柿大的罂粟头，周围含苞待放，开着红、白、紫、粉各色花朵。
为了更深入了解民情，记录宁夏鸦片罂粟泛滥成灾的社会丑陋现象，范长江又到坐落在旧银川新华街、柳树巷等处有名的大烟馆去采访，当他亲眼看到听到当时在省城银川流传的一首民谣“三十万亩大烟，三十万杆枪”（烟枪）的真实情况后，范长江痛心疾首，他回到住处“银川饭店”，经不眠之夜奋笔疾书。第二天，早早就到省城电报局（今玉皇阁银川自来水公司位置）把稿子发到《大公报》。《大公报》在省城银川设有一个派报社（相当于今天的发行站，在今新华街同福宾馆位置），有50多家订户，派报社的工作人员每天把《大公报》送到订户手中。
范长江在他的《中国的西北角》是这样描述当时宁夏百姓饱受鸦片罂粟之害境况的：“宁夏人口之中，除回教人以外，其不抽鸦片者，实比较占最少部分。妇女之有鸦片嗜好者，更随地有之。常有有嗜好而受孕之妇女，其胎儿在腹中即中烟毒，脱离母体之婴儿，往往必须用烟气喷面之后，始知啼哭！如此再放任下去，将来一般民众过半皆成骷髅，则一切问题，将至无从说起！”范长江深刻揭露了鸦片罂粟给社会和人们带来的巨大危害。
范长江在宁夏期间，先后奔赴青铜峡、吴忠、灵武、定远营（今阿拉善旗）、平罗、石嘴山、磴口（当时属于民国宁夏省管辖）等地旅行采访近一个月，后从磴口到达包头。1939年5月，周恩来在重庆介绍范长江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2月，范长江与“著名七君子”之一，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的女儿沈谱在重庆结婚。
新中国建立后，范长江先后担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社长、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等职。1970年10月23日，范长江在河南省逝世。
徐梦麟亲历“一二·九”学生运动
今年96岁的徐梦麟老人，是宁夏唯一健在并亲历60多年前“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老人。300%立志成才的求学路1918年，年仅6岁的徐梦麟就读于宁夏县立第一小学（即学堂巷小学，现银川市第三小学）。其父是该校校长，对他管教非常严格。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徐梦麟，天资聪明，学习勤奋，成绩一直名列班级前茅，从小立志要成为国家有用之才。后来，徐梦麟又转入银川第八师范附小读书。
1926年，冯玉祥率国民革命军西进路过宁夏银川，留下一个师驻扎银川防务，师部就设在第八师范小学院内。一次，革命军在学校大礼堂开会，徐梦麟和同学们帮着给革命军抬桌子搬椅子，布置会场。
徐梦麟清楚地记得，大礼堂正中并
排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孙中山的画像，画像两边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党旗。大礼堂两边挂着用红布写的《国际歌》《少年先锋队队歌》，墙上贴满了革命标语，大会堂群情激昂，“打倒帝国主义，富强中国”的演说激动人心。
徐梦麟聆听这些革命道理后心潮澎湃，更加激发了他立志刻苦学习、用知识改变落后中国的决心。
后来，在国民党宁夏县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陶振亚、马云堃、贾午等人，经常来学校对学生进行革命宣传教育，并利用各种纪念日或节假日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徐梦麟也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因此，年仅13岁的徐梦麟早早就受到了早期共产党革命思想的熏陶。
1929年1月1日，民国宁夏省政府成立，原甘肃省立第五中学改为宁夏省立第一中学，徐梦麟就读于这所中学，并成为这所学校的高材生。1930年7月，徐梦麟在宁夏省立第一中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面对人生的抉择，徐梦麟选择了他的理想学校——清华大学。于是，在父亲的支持下，徐梦麟怀揣干粮，背着炒面，从银川黄河渡口搭乘运羊毛的牛皮筏子前往包头。看着渐渐远去的家乡，徐梦麟心里不觉阵阵酸楚。
经过三天三夜的风餐露宿，徐梦麟到达包头，而后改乘火车到了北平清华大学考试。年轻的他万万没有想到边陲宁夏和北平的教育水准竟有如此之大的差异，徐梦麟考试的结果和录取分数相差甚远，但他并没有灰心，继续在求学的路上刻苦学习。
经过两年的努力拼搏，1933年，徐梦麟终于考入了梦寐以求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化学系，成为宁夏最早考入国立大学的学生。
亲历“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八一宣言”，北平大学教授许德珩、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师范大学教授杨秀峰等进步教授，分别在各校进行宣传抗日讲演活动，激发了广大学生抗日爱国的热情。
在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下，1935年11月28日，北平大学、清华大学等20多所高校学生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徐梦麟被同学们推选为北师大学生会代表。1935年12月3日，各校代表在北大红楼地下室召开了隆重的北平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徐梦麟在大会上代表北师大学生庄严宣誓：一定要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时学生会得到可靠消息，国民党政府准备于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日伪政权，学生会代表们群情激昂，学生联合会立即决定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同日，举行一次北平大学生游行示威活动，以抗议日伪政权组织的成立。
1935年12月9日上午9时，北平各校大学生6000多人集中在天安门，要求面见国民党政府代委员长何应钦。何应钦害怕抗日游行的学生，跑到小汤山躲了起来。同学们手挽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许多北平市民也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来，有的给学生们送来大饼、茶水等食物。
%这时国民党政府调来大批警察，开来七八辆救火车，用水龙头直向学生喷射。当时，北平正值数九寒冬，刺骨的冰水喷洒到身上，学生们顿感寒气袭人，但是，学生们不畏强暴，勇往直前，与警察展开了搏斗。
何应钦怕把事情弄大，遂派出代表侯成和学生见面，学生向侯成提出六项要求，如果不答应学生们的条件，示威学生将联合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进行罢课，再组织一次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向全国发电，号召各地学校学生声援这次爱国行动。面对此情，侯成答复：“一定把学生的意见转达给何应钦代委员长。”
由于“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兴起，致使“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日期改为12月16日。“学联会”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召开会议，决定12月16日在天桥举行游行示威，徐梦麟作为师范大学的学生代表，积极四处联络同学。这个消息被北平当局获悉，15日就切断了各学校与外面的电话线，并派出了保安队和大批警察守住了各个学校大门。16日早6时许，当徐梦麟和师大同学们一起来到校门口时已出不去了，于是他们站在围墙上用石头猛砸警察，大部分同学都翻墙跑出了学校，集合起来向天桥出发。他们与沿途警察周旋抗争，最终与其他学校学生齐聚天桥，两万多名学生和北平市民召开了大会。大会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政府，收复东北失地，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抵制日货的决定。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学生们群情激昂，拉起大幅标语，高举旗帜，散发传单，振臂高呼，场面蔚为壮观。游行队伍一直持续到下午6时左右。当游行队伍走到宣武门外大街时，突然，大街上路灯全部熄灭，从大街两旁的胡同里蹿出手持棍棒、大刀和上着刺刀步枪的军警，一路喊着向游行队伍猛冲过来，对学生进行殴打，游行队伍被冲散。学生们与军警展开殊死搏斗，徐梦麟因为保护同学被军警砍伤。
北平学生发动的“一二·九”运动，很快席卷了全国各地，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成为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起点。对于徐梦麟来讲，这是他一生中永难忘怀，最为珍贵的记忆。
跌宕起伏的人生
徐梦麟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全才，在大学时他既是校篮球队队员，又是校网球队主力；他擅长拉胡琴，曾师从众多艺术家学艺。
1937年大学毕业后，徐梦麟回到家乡银川，曾先后在宁夏女中任数理化教师、宁夏师范学校校长、宁夏中学校长、宁夏省教育厅督学兼省体育场场长、宁夏实用职业学校校长。当时的宁夏教育基础落后，徐梦麟励精图治，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整顿和改革，施展出自己的教育管理才能，同时建章立制，整顿校纪校风，鼓励学生为国家的富强、改变宁夏落后面貌而刻苦努力学习。在徐梦麟严谨治学学风的教导下，落后的宁夏培养出了一批批充满理想的莘莘学子。
抗战期间，徐梦麟在教育部和宁夏教育厅合办的抗日话剧团担任团长兼导演，创作出《夜光环》等一大批感人至深的抗日题材话剧。《夜光环》首场在银川演出，一时轰动银川城，当时的《宁夏民国日报》刊发了消息，并发表了评论，极大地鼓舞了宁夏人民抗战的决心，为宁夏的抗日爱国文艺活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他担任陶乐县县长期间，护送进步学生去延安，掩护地下工作者，营救共产党员，被人们称为“徐善人”。
1957年徐梦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又因历史问题被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关部门为徐梦麟平反，徐梦麟出任自治区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并连任两届自治区政协常委。
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百年校庆，已经90岁的徐梦麟老人作为老校友应邀参加了此次活动，他用自己的亲身感受向北师大学生讲述了自己在北师大求知获益的岁月和不屈不挠的经历。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徐宗孺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局档案馆众多的历史档案中，珍藏着两张宁夏宁朔县徐宗孺的文凭：一张是清宣统二年（1910年）甘肃政经学堂（今兰州大学前身）颁发的毕业文凭，另一张是民国5年（1916年）甘肃巡按使张广建（相当于甘肃省省长）颁发的俊士文凭。
这两件由宁夏档案馆收藏的档案珍品，不仅是十分珍贵的实物档案，也是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和宁夏初期教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求学路上取得两张文凭
1885年，徐宗孺出生于今银川市兴庆区掌政乡。他天资聪明，少小学习勤奋，立志成材。当时宁夏没有中等教育学校，胸怀大志的徐宗孺，背井离乡考入了甘肃法政学堂。
经过6年的刻苦学习，宣统二年（1910年）毕业，成为宁夏银川第一个拿到大学毕业文凭的人。甘肃法政学堂给徐宗孺颁发的毕业文凭，是国内目前所能见到的较早的文凭之一。文凭中录有“甘肃全省法政学堂”、“法政讲习科”所学课程“伦理”“宪法”“法学通论”“经济”等14门课的名称以及任课教师的名字和各科考试、毕业考试分数。文凭最后除录有学生年龄、籍贯外，还录有其曾祖父、祖父、父亲的名字。文凭上盖有“甘肃法政学堂关防”印章，还盖有满汉双文的“甘肃提学使司”印鉴，最后是文凭发放日期和编号。这张毕业文凭为白色宣纸印制，四边印有八条飞龙，“毕业文凭”四字分置四角，文凭的前一部分文字，刊录的是慈禧懿旨，全文800多字。
徐宗孺当年就读的甘肃法政学堂，原为学吏局于1880年附设的学馆，1901年改为法律馆并移交甘肃省按察使署，1904年改为课吏馆，1908年改为法政馆，当时有官生60名，客生20名，绅生72名，教授、学习吏法、律例等。学生上学有政府补贴，官、客、绅班每人每月分别领取银子四两、三两和二两。1909年奉学部令改名为法政学堂。据有关资料介绍，兰州大学档案馆现在还存有光绪皇帝的建校训旨。民国以后，甘肃法政学堂数次易名，于1946年定名为“国立兰州大学”。
1916年，甘肃巡按使张广建颁发给徐宗孺的俊士文凭，为徐宗孺参加甘肃省宁夏道试，荣膺优等第一名后获得的一张“俊士文凭”。“俊士”一词，古而有之。自周代起，称优秀而入大学的子弟为“俊士”。其后各朝代就把“俊士”指为“俊秀之士”，也就成为民国政府依循旧例，对于在各省、道考中成绩优秀者的一种官方褒奖的认证。宁夏档案馆所珍藏的“甘肃法政学堂毕业文凭”和“俊士文凭”，实属国内罕见。
宁夏初期教育的奠基人
1930年初，徐宗孺再次任宁夏中学（前为“五中八师”）校长。因他的思想比较守旧，引起一些进步教师和学生的不满。当年秋季开学后，因为对几个所谓“闹事”的学生处罚不当，引起学潮，被迫辞去校长职务。这一次的失败，对徐宗孺思想触动很大。从此，他开始接受民主爱国思想，逐渐摆脱封建守旧思想的束缚，向社会进步力量靠拢。之后在担任宁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和宁夏中学校长期间，办学方向明确，教学质量大有提高，为宁夏中学教育作出了贡献。
1939年1月，民国宁夏省临时参议会成立，徐宗孺被推选为副议长。在当时马鸿逵的统治下，徐宗孺是唯一能当面批评马鸿逵的人。
1946年11月，徐宗孺以教育界人士的身份被推选为国大代表。在南京参加第三届国大会期间，发生了“雷案事件”，当时宁夏国大代表雷启霖联络袁金章、司以忠等人，公开在大会上揭露马鸿逵在宁夏的黑暗统治和暴行，掀起了一场“反马”风波，搞得马鸿逵恼羞不已。会后徐宗孺返回宁夏时，马鸿逵派人将他堵在银川南门外，叫他直接到马公馆见马鸿逵，但他执意回了家。次日，马鸿逵把他叫去，指责他在南京为什么不制止他的学生雷启霖等人“闹事”，徐宗孺说：“自己的儿子都管不了，何况学生！”马鸿逵拍案大骂，徐也拍桌子抗辩。之后，他一气之下回家务农，表示与马鸿逵政府公开决裂。
徐宗孺的孙女，新华百货公司董事长徐鸣凤深情地回忆说，1910年，徐宗孺从甘肃法政学堂毕业后回到宁夏，投身于宁夏的教育事业。1923年至1934年先后出任“甘肃省立第八师范兼第五中学”“宁夏省立第一中学及第一师范”“省立师范学校”“省立女子中学”“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等职务，还担任过宁夏省磴口县县长、宁夏县县长、省参议会议长等职。
徐宗孺长期从事教育事业，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为人师表的学风教育影响着宁夏一代代莘莘学子。宁夏早期共产党员孙殿才、张子华、李天才、梁大均等人在银川上中学时，都曾先后在徐宗孺担任宁夏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时耳濡目染过，后来他们都成为了坚强的革命者。
1949年宁夏解放后，徐宗孺先后担任宁夏省人民政府委员、文教厅厅长、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民盟宁夏省支部副主任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委员、宁夏省第二届政协副主席等职。
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大兵压境，马鸿宾出面召集宁夏军政委员会委员和社会名流组成和平代表团与解放军谈判。徐宗孺被请回银川，担任谈判代表团社会团体负责人。当时解放大军已进至中宁。徐宗孺和李芝秀、姚启圣等社会团体代表前往中宁与解放军洽谈，欢迎解放军迅速进军银川和平解放宁夏。9月23日，徐宗孺又和全体代表亲赴黄河仁存渡口，迎接解放军入城。
1949年10月7日，银川市各界群众两万多人在银川东门外举行隆重的盛大集会，庆祝宁夏省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盛大集会上，身穿长袍年过半百的徐宗孺老人慷慨激昂、心潮澎湃，代表宁夏省教育界在盛大集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徐宗孺用自己历经宣统、北洋政府、民国政府的切身感受，深刻揭露了旧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他说，我们宁夏各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励精图治，维护好宁夏的社会安定，推动宁夏的各项事业发展。宁夏省委书记潘自力、政府主席邢肇棠对徐宗孺的爱国热情表示了由衷的感谢。他们说，徐宗孺作为民主党派的开明绅士，学识渊博，是宁夏第一大秀才，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了宁夏和平解放谈判，为和平解放宁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徐宗孺任第一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宁夏省分会主席，他表示，要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统一领导下，建设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和人民的新宁夏。他为人正直，主持正义，响应全民民主运动，反对军阀当局在宁夏的反动统治，曾因为刚正不阿的处事原则屡遭迫害，但终不屈服。新中国建立后，他积极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积极热情地参加了宁夏省和银川市的筹建工作，为抗美援朝捐助房产买飞机。
1952年9月至1954年9月，兼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宁夏分会主席，为新中国的人民体育事业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50年，他参加了民盟，积极投身社会政治活动和公益事业，接受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带头将自己的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1954年宁夏和甘肃省合并后，徐宗孺又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副主席并当选为甘肃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时隔几十年后，他的孙女徐鸣凤也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成为宁夏银川人的骄傲。
%万人空巷送老人
1957年4月9日上午，徐宗孺因患肺结核症久治不愈在银川逝世，享年73岁。回首往事，徐鸣凤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饱含热泪地说：“1957年4月18日送葬的那天，银川中山南街、新华街、柳树巷街道两旁都站满了市民，他们翘首目送一位和蔼可亲老人的灵柩。”那年徐鸣凤才9岁，在送葬队伍的灵柩前披麻戴孝，拉着长长的白幛子走在前面，悲戚的场面令很多人流下了眼泪。
徐宗孺逝世后的追悼大会声势浩大，追悼仪式隆重。1957年4月18日，甘肃省委、省政府、省政协在兰州市文化会堂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文化会堂正中央悬挂着徐宗孺的遗像，台上摆放着全国政协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送来的花圈。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格平、汪锋也从北京赶来参加公祭大会。在哀乐声中，主祭人政协甘肃省委员会主席张仲良，陪祭人甘肃省副省长孙殿才、银川地委书记梁大均及甘肃省委、甘肃省政府、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学校以及徐宗孺的生前好友等共500余人参加了公祭大会。
同日，银川地委在徐宗孺的家里（原银川南门二道巷处）举行了追悼大会。银川地委领导曹又参、牛化东、纳长麒、陈玉田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都亲自前往徐宗孺家里吊唁、慰问家属。人们怀着沉重的心情缅怀为宁夏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奠基人——徐宗孺。
政务院任命的副市长纳长麒
纳长麒1920年出生，1946年大学毕业，1950年8月至1951年10月任银川市副市长，1952年10月至1952年12月任银川市市长，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后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厅副厅长、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1年3月离休。时光如水，岁月如歌，88岁的纳长麒老人亲切而爽朗，几十年前那一幕幕，填充了回忆中的每一幅画面，那画面鲜明，历历在目。
1947年，纳长麒从中央大学（现重庆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银川从事教育工作。1949年10月中旬，永宁县委通知要他赶快到宁夏省委民族部（后改统战部）和解放军十九兵团回民工作委员会接头联系。当时民族部负责人王志强、兵团回工委主任马子才，要他协助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解除一些回民群众的疑虑。12月初，军管会召开银川市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遴选的回民代表多做了解与推荐工作，反映回民群众及其他各界人士的意见。
纳长麒作为党外人士，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尽心竭力做好工作，同年12月1日，纳长麒以回族代表资格出席了首届银川市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50年8月，银川市召开第三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孙璞为银川市市长，纳长麒为副市长。纳老回忆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尽管当时已选举我为银川市副市长，但必须上报政务院，也就是现在的国务院批准任命。那时候，全国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工作也是千头万绪。直到1951年的4月9日，才接到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名的政务院任命书。”
“解放军进城之后，极为重视民族工作，明确宣布各民族一律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信教自由的政策，保护清真寺、拱北及回民一切文化遗迹，不让在回民的店铺、家里或村庄吃猪肉等。”回忆起解放初期银川市民主政权建设情况时，纳老至今还清楚地记得。
那时候，人民政府十分注意加强民族团结，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纳长麒经常召开回民座谈会、阿訇座谈会，及时了解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执行的意见和群众反映。
有一次，解放军某民运队在三区一杨姓回民家中吃猪肉，房东先后向部队和人民政府反映，政府据此即向该部队上级建议解决这一问题，该部队上级除令其迁移外，并让其主动向该回民赔礼道歉。事后，房东很满意，且感慨地说：“只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才注意认真解决这些小问题。”
今年88岁的纳老无论在任期间，还是离职休养期间，都十分关心银川市的发展与建设。他目睹了50年来银川的发展变化，抚今追昔，对银川情有独钟，感慨之下，在病榻上赋诗一首：
美轮美奂曲，妙笔绘丹青。
前作宁夏赋，状物夺天工。
巍巍贺兰山，屏障云天耸。
西夏王陵在，重现古雄风。
奔流黄河水，田园秀色盛。
瓜果盈飘香，政通乐年丰。
往事越千年，秦汉开田屯。
弹指一挥间，流光去无痕。
奋力奔小康，人自朝夕争。
绮丽风光路，峥嵘岁月勤。
古都兴庆府，银川大气成。
引吭歌一曲，壮志共激奋。
见证宁夏和平解放
王伯祥，一位亲历和见证宁夏和平解放，当年肩扛“少将”军衔，现在宁夏唯一一位健在的参加投诚起义的老人。年逾百岁的王伯祥老人，一生经历了光绪、北洋政府、民国、新中国四个历史时期。1934年，王伯祥老人随东北军入驻宁夏，随后和马鸿逵共事，直到宁夏和平解放。
老人一生忧国忧民，饱经沧桑。现在，近百岁的他仍然是耳聪目明，精神矍铄，说起话来亢奋有力，从他硬朗的身体中透出一股军人的气息。
王伯祥眼中的马鸿逵
王伯祥出生在吉林省柳河县孤山镇大甸子村（原辽宁省通化县北区报马桥村）。少年时，王伯祥家境比较富裕，又是家里唯一的男丁，所以6岁时就被送进私塾上学。
20世纪30年代的旧中国，军阀混战，一片混乱。1928年，血气方刚的他，抱着“习武救国”的爱国热情，考入张学良任校长的东北讲武堂。在那里，王伯祥学到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军事知识，这为他日后的戎马生涯和军旅生活奠定了基础。
东北沦陷、西安事
变、抗日战争王伯祥都亲历过。1934年，他辗转来到马鸿逵的部队任总部参议，后又任总部参谋处上校主任。1939年，升任马部一六八师少将师参谋长，后又担任新编三十一师参谋长、骑兵师参谋长、骑兵旅副旅长、骑兵师副师长、贺兰军副军长等职。
谈及马鸿逵，王伯祥说，在与马鸿逵相处共事的15年里，自己也看到了马鸿逵不同的一面。旧宁夏的老百姓靠天吃饭，靠地活命，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是头等大事。很多人家的一亩三分地本来产量就不高，再遇上天灾人祸，老百姓更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饿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旧宁夏水利设施落后，遇到旱灾颗粒无收，遇到水灾一片汪洋。马鸿逵为了纪念他的父亲马福祥，就以其父亲字号“云亭”，命名新建水渠为“云亭渠”（现银川掌政乡附近）。
当时，种罂粟比种田能来钱，苦于没有来钱路子的许多农民，都在自家地里种上了罂粟，有些好逸恶劳者染上了大烟瘾。
为了保住自己的一方安宁，马鸿逵下令禁烟，首先查封了坐落在银川新华街的各家烟馆，收缴烟枪，对吸毒者进行强制戒烟，并派兵铲除地里的罂粟，恢复耕地。马鸿逵还将查缴的大烟集中起来后贩卖出省变成银元，中饱私囊。
王伯祥回忆说，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马鸿逵多次在宁夏军政师以上军官会议上表示：对西安事变本部政治上不表态，军事上不出兵，以求自保；并且软禁了东北军驻宁夏的代表，停止了东北籍在宁军官的职务，不让办公，不让出行，监视居住。马鸿逵说：“我们这点兵要打日本人，几个冲锋就完了，在战场上起不了多大作用，保存自己才是大问题。”
在绥远抗战中，马鸿逵慑于各方压力，出兵协同傅作义部防守河套，并抗击日军的侵略，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军人的爱国热情。而在1946年反共的“三边政策”上，马鸿逵是积极配合蒋介石围剿三边解放区。马鸿逵还在多次力量对比战事中采取骑墙态度，以使自己在各种力量的争斗中不受损失。马鸿逵对蒋介石采取的策略是：命令公开不违背，实际不服从；对于共产党他也想拉上关系，给自己日后留条后路。
旧社会兵役不堪重负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不管国共两党处在怎样相互对立的情况下，马鸿逵始终奉行一个信条：有兵就有权，有权就有钱。
据1935年宁夏省政府统计，当时宁夏全省人口100.02万人，到1941年人口普查，降至73万多人，解放前夕，估计最多也不超过75万人。而马鸿逵的军队则有步兵3个军，骑兵1个师，加上地方部队及马鸿宾的八十一军，约有10万人以上。这样，宁夏每七个半人里就有一个兵。因而宁夏的兵役就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暴政，成了老百姓最大的灾难。
旧银川有4个警察分局，银川城内每家每户有几口人、年龄多大，都记录在案，而且实行保甲制。马鸿逵每年都按户口上的人丁数目抓壮丁，扩充军队。那时，只要年满18岁到45岁之间的男性都要当兵，被征的又都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劳动力没有了，家里的地也没人种了，百姓的生活便陷入困境。
宁夏八大商号被马鸿逵的兵役雇佣制压迫得苦不堪言，每到抓兵时，马鸿逵就把名额摊派到各个警察分局，各分局再把名额摊派到各家商号。商号掌柜们不愿意自己的伙计去当兵，只好掏三四百两银元到穷人家去雇佣人充数。在马鸿逵部队提职都是按照“回、河、马、杠”的标准执行。“回”指必须是回族；“河”指甘肃河洲老乡；“马”就是姓马的本家人；“杠”是指能武善战。如果不具备这四个标准，当兵的出路只能是在部队里混个扛枪吃饭。
坎坷人生路
1949年9月，蒋家王朝日薄西山，形势的发展使得马鸿逵陷于忧郁和恐惧之中。马鸿逵被蒋介石召回重庆开会，由二儿子马敦静代理宁夏全权事务，马敦静与解放军继续顽抗，但在打响了解放宁夏的最后一仗时，马敦静也逃离了宁夏。当时王伯祥任马鸿逵部贺兰军副军长，看到如此局面，王伯祥与军长马全良商议决定接受和平条件，宣布起义。彭德怀司令发来复电，对他们的起义表示欢迎。
1949年9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进驻银川，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至此，马鸿逵对宁夏长达17年的统治结束了。
1949年11月，王伯祥到西安西北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学习结束后，王伯祥被分配到甘肃天水第一高级步兵学校任军事教员。1952年7月，西北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和石家庄第六高级步兵学校合并为石家庄第二高级步兵学校，王伯祥又被调往石家庄任军事教员。
1953年抗美援朝，有关部门将原国民党投诚起义将领全部调往华北军区学习团进行历史清查，清查结果王伯祥没有历史问题，但因是旧军官遂被开除军籍。1955年1月初，王伯祥携家属被发配到宁夏吴忠当了农民。
1956年，甘肃省畜牧厅厅长马全良（原贺兰军军长）到宁夏吴忠视察工作时偶遇王伯祥，王伯祥向当年的老军长讲述了自己的冤情，马全良向吴忠自治州党委书记、州长反映了王伯祥在宁夏解放中的贡献。同年9月，王伯祥被安排到自治州政协工作，为行政20级。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王伯祥又被调往金积县政协任副秘书长，但是，不到一年时间，金积县撤销，王伯祥又被调回吴忠市任政协委员。1960年，王伯祥被调往自治区政府参事室任参事。
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作出决定，为王伯祥平反。任命王伯祥为自治区参事室副主任（副厅级待遇），后又转为正厅级，直至2002年离休。在谈到解放后的生活时，王伯祥感慨万千，从旧社会到新中国，无论是学习、从军、参政，他都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人生。在风雨坎坷的人生路中，他总能宽宏待人，乐观处事，随遇而安，生活得幸福满足。
世纪老人程士杰
程士杰，一位百岁老人，宁夏妇产科最早的奠基者。她的一生，饱经沧桑却坚韧不屈，她的一生富有传奇性。
长途跋涉从上海到银川
1903年阴历十一月（光绪29年），程士杰出生在湖北黄冈一户贫穷的农民家庭。凭着聪明好学和勇敢坚强，她识了字、读了书，不到18岁就毅然走出家乡，报考湖南长沙师范学校。不久，又转到湖北汉口普爱护士学校学习。4年后，程士杰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分配到上海教会普爱医院护士学校。
程土杰24岁时，又被调到上海红十字会医院担任手术室护士主任。这为她以后在医学事业上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4年，马鸿逵就任民国宁夏省主席后的第二年，他看到宁夏省没有完善的医疗机构，缺医少药，医疗设备条件差，医务人员匮乏，省城银川连个像样的医院都没有，只有几家私人开办的医疗诊所。于是，就以民国宁夏省政府的名义向南京民国政府卫生部西北开发署打了报告，请求民国政府卫生部向宁夏派遣医务工作者，以改善宁夏省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
国民政府卫生部西北开发署收到民国宁夏省政府的报告后，立即派开发署的姚寻源到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给全体医务人员做动员工作，号召医务人员积极投身到民国宁夏省的医疗建设中来。程士杰积极报名，经过医院层层选拔，挑选了16名医疗技术水平高；学习成绩好的优秀医务人员，组成了支援宁夏边疆的医疗卫生小组。程士杰挥泪告别了亲人，开始了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的西北之行。
从上海到宁夏的路途十分遥远，程士杰和同伴从上海乘船到天津，又从天津坐火车辗转到包头，沿着荒寂的戈壁，伴着黄河之畔的驼铃声，风餐露宿，终于来到了宁夏银川。
到达目的地后，当看到府城银川的荒凉与贫瘠时，一直在江南学习生活的程士杰和同伴们为之一惊——这就是他们今后要工作生活的城市吗？马鸿逵得知民国政府派来的医疗卫生医护人员已到银川后十分高兴，即令省政府有关人员把他们安排到利群西街（原老银川一中）的一处平房里安营扎寨，等待筹建医院。
不久，经过准备成立民国宁夏卫生实验处，同年正式成立了民国宁夏省省立医院，这是1929年民国宁夏建省后成立的第一家医院。
为了培养宁夏的医护人员，民国宁夏省又成立了“高级护士助产学校”，年仅30岁的程士杰既担任教员又兼任妇科、儿科大夫，还担任该院护士长。一同从上海来的医疗小组中有2名女护士适应不了银川的寒冷天气和生活习俗的差异，含泪离开了银川。临行前，两位同伴劝她也离开，但程士杰婉言谢绝了她们的好意，义无反顾地留在了银川。
%开拓宁夏的妇产事业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宁夏贫穷落后，医院少，老百姓没有钱看病，一旦患病只能忍受痛苦，听天由命。一般的常见病和正常的接生，老百姓也无法就医。如果遇到传染病、重病或是孕妇难产，得不到及时地治疗，患者就会痛苦地死去。每次程士杰下乡看病，目睹眼前的一幕幕，忧心如焚。尤其是身边农村孕妇生孩子的那种传统落后的方法，即将孕妇的头发吊起来，身下铺满沙子，没有懂得现代医学知识的大夫接生，只有略知一点生孩子常识的产婆在场。每当看到这些她心里很难过。
有一年，医院推行新法接生，程士杰背着药箱走村串户向妇女宣传新法接生的好处。一天，当她走进一个曾让她做过检查的孕妇家门时，正巧赶上孕妇临产，产婆准备按照土法接生。当时，孕妇疼得死去活来，痛苦不堪，她毅然冲上去一把推开了产婆，立即为产妇铺上了洁净的产布，实施新法接生。不一会，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看到产妇家境贫寒，连买红糖的钱都没有时，她又拿出几块银圆给了产妇的家人。随后，程士杰的新法接生在省城银川传扬开来。
生活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银川人，经常会看到程士杰背着红十字药箱穿梭在大街小巷，为病人分忧解愁。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一位从吴忠赶来的农民请程士杰去为其生命垂危的妻子接生。她想也没想，不顾身体的疲惫，坐上农民的马车，冒着风雨一路颠簸着直奔吴忠。途中程士杰从疾驰的马车上摔了下来，当即就昏了过去。等她醒来时已到了产妇家。在别人的搀扶下，她挣扎着将手洗干净便忙着为产妇听诊、量血压，为其用新法接生。当产妇和婴儿都平安无事后，她已经心力交瘁，再也撑不住晕倒在地。产妇家人慌忙将她抬上炕，脱去灌满泥浆的鞋。大家这才惊讶地发现，她那已走得血肉模糊的脚竟是一双小脚！产妇的家人被她无私无畏的精神所感动，流下了感激的热泪。
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来找程士杰看病，她都一视同仁，不厚此薄彼。有一次，马鸿逵的孙媳妇要临产，他派管家去请程士杰。接到通知后，刚刚忙碌完的程土杰又背着药箱坐着马鸿逵的马车，急匆匆地赶往坐落在王太堡的马家公馆。到了马家公馆，程土杰立即给产妇听诊、量血压，用新法进行接生。看到母子平安，马鸿逵为了感谢程士杰，让管家拿了块上好的紫皮筒子送给她，还给了她几块银圆和一些牛羊肉。从此，只要马家公馆有人得个感冒发烧，马鸿逵都会让家人通知程士杰前去就诊。
1936年初，程士杰和同来宁夏银川支教的放射科的崔志远建立了恋爱关系，同年他们在院领导和同事的撮合下在原银川饭店（现利群西街商城处）举行了结婚仪式。院领导给马鸿逵发了请柬，马鸿逵为感谢上海红十字会医院对宁夏卫生事业的支持，亲临程士杰结婚典礼，为程士杰和崔志远夫妇担当证婚人，并为他们送上了美好的祝福。
心胸豁达乐观人
“文化大革命”中，程士杰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特务”，被罗织了“十大罪状”。原因就是给马鸿逵家人看过病，马鸿逵曾给程士杰夫妇当过证婚人。造反派让她交代与马鸿逵的关系，批判斗争大会一浪高过一浪，打倒程士杰的呼喊声此起彼伏。程士杰被剥夺了为病人看病的权利，被发配到医院最脏最苦的地方去洗刷瓶子。她那双曾经迎接过无数小生命的双手，被迫浸泡在冰冷的碱水里。在没门没窗的破房子里，年已花甲的她站在一个大水池边，洗着一筐又一筐的药瓶。因为劳累过度她不慎跌倒，摔成了股骨胫骨折，她的骨盆关节处钉上了一枚长钉，从此变成了死关节。随后，程士杰全家又被迁赶到隆德山区接受劳动改造，在那里度过了最艰苦的人生。但是，当她看到宁夏的医疗卫生事业从无到有，其中也有自己的一份贡献时，她无怨无悔，并时常鞭策自己：唯有燃烧和奉献才问心无愧。
正如哲人所言，优美的人性从不因贫穷而暗淡。1976年，程士杰离休后，仍然没有放弃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孜孜追求，无论是上街义诊还是其他形式的社会公益活动，她都会积极主动参加，她觉得做这些非常值得。晚年的程士杰也不忘活到老学到老，总是很早就起来晨读新概念英语，她常引用爱因斯坦的话：对一个人来说，所期望的不是别的，而仅仅是他能全力以赴献身一种美好的事业。
程士杰老人为把一生奉献给了宁夏医疗卫生事业而骄傲。以乐观的心态去生活，这是她虽已103岁高龄，还是那么精神矍铄、和蔼健谈的原因所在。
李跃松的人生经历
在银川橡胶厂家属院，一位有着特殊经历，第九届、第十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曾任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总工会主席的老工人李跃松，于2008年2月19日，走完了他79年的人生历程。
1965年，30多岁的李跃松从山东青岛调到银川橡胶厂机修车间当工人，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李跃松勤奋上进，在全厂大搞技术革新的高潮中善动脑筋，有不少革新发明。他吃苦耐劳，勇挑重担，不久，加入了党组织，还担任了全厂技术革新领导小组组长。
20世纪60年代，银川橡胶厂是全区重点工业企业之一，全厂一年生产产值达1亿多元，为国家上缴利润3000多万元。
1969年，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康健民来到厂子蹲点调研，此行目的之一是要在全区工人阶级队伍中寻找一位优秀先进工人，以点带面，树典型。在调研中，厂党委给康健民汇报了李跃松在全厂技术革新方面的突出成绩和本人的政治面貌，康健民听后深为赞赏地说：“我们要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发挥他们的长处，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要让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几日后，康健民在厂领导的陪同下，深入到机修车间观看了李跃松的技术革新生产场面，康健民亲切地握着李跃松的手说：“你的先进事迹我已经知道了，你是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要在抓革命、促生产运动中起到表率作用。”李跃松握着康健民手激动地颔首称是，“我一定听党的话，保持工人阶级的朴素本色，把全厂技术革新工作做得更好。”临走，康健民指示厂党委要树立李跃松为全区工人阶级的先进典型，要厂党委组织写作班子，要从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的高度，把李跃松的先进事迹一件一件写好，上报自治区党委。这下，李跃松一时成了全厂工人羡慕夸赞的学习好榜样。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李跃松被自治区党委推举为全区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出席中共九大。大会选举中，他被选为和当时自治区党委书记康健民一样齐名的中央候补委员；不久，李跃松又当上了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总工会主席。
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李跃松又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名声显赫，一时成为宁夏政治舞台上的一颗耀眼明星。李跃松高居副省级官职，可他仍保持着朴素工人阶级的本色和品质。几年中，他除了到北京或者在自治区党委开会，大部分时间都是身穿粗布工作服在机修车间干他的技术革新老本行。
自治区党委机关事务局给他分配了当时最上档次的红旗轿车，他嫌张扬坚决不坐；给他配了秘书，他说老跟在身后不习惯；按着他的级别给他分了一套新房，他说啥也不搬，说住在平房里方便。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位普普通通不贪图享受的人。
当时，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都在银川老城办公，银川橡胶厂在新城，有关部门通知开会，他骑上自行车或者坐上公交车就到了老城。有一次，他骑车到自治区党委开常委会议，书记和其他常委都是坐专车鱼贯而入，唯独他骑着自行车来开会，门卫站岗的解放军警卫战士看他身穿工作服，不像领导干部，挥手一拦问他来干啥，他说来开会，正在解释中，一位领导干部过来向警卫战士说“这是新来的李常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李跃松被免去各种职务，从人生巅峰跌到了低谷，但他仍很乐观，默默无闻地继续在厂里搞他的技术革新。1983年，李跃松退休回家，每月靠着几百元的退休工资过着无声细语的平淡生活，他曾感叹地说过“人生就像万花筒”。
传奇老红军赵生玉
在银川东门高台寺村，当地村民经常传颂着一位传奇老红军——赵生玉。1936年，年仅21岁的赵生玉在中共宁夏地下党的启蒙教育下，毅然离家出走，参加陕北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北红军队伍，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宁夏银川解放后，赵生玉回到家乡银川东门高台寺村，担任高台寺大队党支部书记兼民兵营长。赵生玉一生命运多舛，颇有大喜大悲传奇色彩。
1915年6月8日，赵生玉出生在银川东门外的高台寺村，父母都是当地农民。20岁那年，父母给他娶了一房媳妇，赵生玉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一人跑到灵武黄河渡口给一船老大当船工。过去，省城银川到陕北必靠渡船过黄河，中共地下党经常奔走于省城银川到陕北的秘密通道上。因而，赵生玉在船上偶尔能听到几位年轻人畅谈理想及其他新鲜事情。
久而久之，这几位经常过河的年轻人了解到赵生玉也是穷苦出身后，便和他讲革命道理，使赵生玉深受启发。赵生玉没有向结婚不久的新娘子和家人告别，收拾好行装，来到陕北，参加了陕北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北红军队伍。赵生玉的班长田有胜（曾任宁夏军区副政委）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赵生玉担任中央警卫团营长。解放战争中，胡宗南进犯陕北，赵生玉奉命率部保卫彭德怀的指挥部。一次，彭德怀的指挥部陷入敌人重围，身边仅有赵生玉一个营的兵力。赵生玉利用陕北沟壑多的有利地形，与胡宗南部巧妙周旋，终使彭德怀的指挥部化险为夷。战后，赵生玉被记大功一次。在庆功会上，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首长轮番向赵生玉敬酒。赵生玉架不住劝酒，几碗下肚，喝得酩酊大醉，战士们不得不用担架将他抬回驻地。
1949年，兰州战役打响后，赵生玉率部攻打狗娃山。赵生玉多处挂彩，肚子被击穿，肠子顺伤口流出。赵生玉不顾伤痛，将肠子塞进肚里，指挥八二迫击炮营猛轰兰州黄河铁桥，狗娃山顺利拿下。兰州解放后，赵生玉左腿伤残，军区送他到军事学院深造，赵生玉思家心切，执意要解甲归田，回到了离别10多年的银川东门高台寺村。
回到家乡后的赵生玉，担任高台寺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兼民兵营长。他没有忘记部队对他的培养教育，在村上他很少坐在办公室。合作社时，他拖着一条残腿，每天早晨起来喊上工，风里来，雨里去，督促检查每个生产队的工作情况。农忙时，他几天几夜不回家，在每个生产队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农忙结束后，他又带领各生产队社员清理红花渠，平整土地。在他的倡议下，高台寺村还成立了“军民友谊社”，逢年过节和部队搞联欢。
1951年，赵生玉的妹妹赵凤英在高台寺村种菜出名，在银川市人民政府第一届农业劳模大会上被评为劳动模范。1960年“双反”运动中，赵生玉被莫须有的罪名抓起来，劳改判刑，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出狱后，赵生玉孤身一人在高台寺村种地为生。
%1978年夏的一天，赵生玉走在银川解放东街的马路上，突然，一辆高级轿车戛然而止，从轿车上下来一位年长军人。年长军人拉住赵生玉的手说“老战友，你还认识我吗？我是你的老班长田有胜呀。”赵生玉一怔，抬头仔细看着田有胜，看着看着，忍不住老泪纵横。当年的老班长田有胜当了宁夏军区副政委，赵生玉把一肚子冤屈告诉了老班长。田有胜让他找兰州军区并写了证明材料。兰州军区接到赵生玉的申辩信后，经过调查取证，为赵生玉签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军人证”。
不久，银川市有关部门接到兰州军区的证明材料后，为赵生玉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党籍，落实了城市户口，每月发45元生活费。为了感谢老班长田有胜的战友之情和行侠仗义，赵生玉每年夏天都要提着新鲜蔬菜去看田有胜。80多岁的田有胜说起赵生玉，竖起大拇指直夸他打仗勇敢，是个英雄。
1988年12月8日，73岁的赵生玉老人走完了他英雄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