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乒乓名将庄则栋传奇的人生经历中，他与温柔贤惠的日本姑娘佐佐木敦子的一段跨国爱情，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前不久，第二届中西部12省、区领导干部乒乓球比赛在宁夏吴忠市举行，庄则栋偕夫人佐佐木敦子来到宁夏。
消息一经传开，当年曾与佐佐木敦子在实验小学读书的银川同学，张慧云、姚静莹、邵宁玉、韩亚琴、贺宁、张振东、赵鸿福、徐旺等拿着佐佐木敦子小时在老银川宝珍照相馆和班主任苏文第老师的合影深情地说，“60多岁的佐佐木敦子和孩童时的稚嫩模样差不多”。这些与佐佐木敦子当年的同学，共同回顾了她们当年与9岁的佐佐木敦子和她10岁姐姐佐佐木智子在1954年至1955年冬就读于银川实验小学时的那段友情和同学往事。
%来自日本的新同学
那是1954年初冬，新学期开学了，银川实验小学迎来了十多位来自日本的新同学，她们大多都10岁左右，天真活泼可爱。初冬的银川寒气袭人，学校为欢迎佐佐木敦子等日本小朋友，在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校长在大会上说：“这学期，学校要从东北转来十几位日本侨民小学生，全校师生都要从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出发，在学习上关心爱护日本小朋友。”同学们一听说学校要转来日本小朋友，都高兴的欢笑雀跃。佐佐木敦子和她的姐姐佐佐木智子被分到四年级二班。同班同学张慧云回忆说，开课第一天，班主任苏文第老师领着她俩来到教室，同学们都以好奇的眼神打量着两位新同学，只见姐妹俩身穿黑灰色缝纫机线轧过一道一道的薄棉袄，下身穿粗布裙子，头戴毛线织的贝雷帽。苏文第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她俩的情况后，姐妹俩站在讲台上，落落大方向同学们深深鞠躬，并用流利的中国话说“同学们好”，姐姐说“我叫佐佐木智子”，妹妹说“我叫佐佐木敦子”。同学们惊奇地听着从未听说过的外国洋名，哄堂大笑。
“六一节”戴上红领巾
弹指一挥间，往事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当年风华正茂的佐佐木敦子的班主任苏文第老师，今年也已76岁。
捧着1955年冬和佐佐木敦子、佐佐木智子等4位日本小学生离开银川前在老银川宝珍照相馆合影的照片，苏文第老师对那段师生情谊感慨万千。
佐佐木敦子有兄弟姐妹6人，她排行老三，下面有3个弟弟，她们都出生在中国，从小随父母在中国东北生活。佐佐木敦子和佐佐木智子年龄相差仅有1岁，按年龄佐佐木敦子是要分到三年级的，但她聪明好学，考试成绩优秀，又说一口流利标准的中国话，就和姐姐佐佐木智子分到一个班。
虽然她们生活在异国他乡——银川（家在今银川工会大厦附近有一条名叫崇信巷的院子里，现该巷已不存在），但她俩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非常感兴趣，学习刻苦勤奋。她们俩的数学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考分都在95分以上；语文成绩由于两国的语种语法不同，学习起来比较吃力，但每次考试都在80分左右。她俩性格活泼奔放，和班里的同学相处融洽。那时学校娱乐体育项目少，学生放学或者课间休息时，操场上很少见到蹦蹦跳跳的孩子，而佐佐木敦子和佐佐木智子在学校是该学就学，该玩就玩。她们把家里的皮筋、毽子带来和同学们一起跳皮筋、踢毽子，玩得好开心。好多女同学都是第一次玩这种游戏。
学校举行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她俩用日语为全校师生演唱气势恢弘的《东方红》歌曲，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这一年俩人双双加入中国少先队，戴上了红领巾。每到日本樱花节时，她俩就把要好的同学请到家里和她们全家人一块欢度节日，使同学们感受到日本节日的欢快气氛。
一张难忘的合影照片
为了关心姐妹俩的学习生活情况，苏文第老师还进行过家访。
一天，苏文第对她俩说：“回去和父母说一声，我有时间到家里和他们聊聊。”姐妹俩把苏文第老师要家访的消息告诉了父母，父母高兴地说：“欢迎，欢迎。”那时银川副食品市场买酒、买烟、买肉全要凭票供应，为了欢迎苏文第老师家访，佐佐木敦子的父亲就用砂枪打了几只麻雀，加工后炒成肉丁，拌了一锅面疙瘩，少许有点菜叶，就这样苏文第老师和佐佐木敦子、佐佐木智子的父亲边吃边聊，相互沟通姐妹俩的学习生活情况。姐妹俩的父母非常感激苏文第老师的家访，一再邀请苏文第老师多到家中作客。
1955年冬，宁夏省和甘肃省已合并，佐佐木敦子一家人又随父母迁居甘肃张掖。苏文第老师得知她们将要离开银川，便请姐妹俩和另外两个日本小学生到老银川宝珍照相馆合影。后来得知，1967年，佐佐木敦子随母亲回到日本（父亲已于1962年在甘肃省兰州病故）。至此，苏文第老师再也没有见过他的两个日本学生。
她的根在中国
1985年，庄则栋与第一位妻子鲍蕙荞（钢琴家）离婚。随后他的球迷佐佐木敦子走进了他的生活。1987年，佐佐木敦子为嫁给庄则栋，被迫放弃日本国籍，移民中国北京。在当时条件还不成熟，佐佐木敦子被限期离境，中国驻东京大使馆不给佐佐木敦子签证；有关部门不给庄则栋发护照，不许庄则栋出国。两人的婚姻遇到了重重阻力。于是，庄则栋给邓小平写信，最后在邓小平的亲自关怀下，1987年12月19日，佐佐木敦子和庄则栋得以成婚结为连理。
1996年，庄则栋和佐佐木敦子合写了一本自传，书名为《庄则栋与佐佐木敦子》，用庄则栋的话说：“佐佐木敦子的根在中国”。
走过硝烟的跨国婚姻
在永宁县城，住着一位朝鲜族“革命阿妈妮”，她的汉族名字叫李春立，是永宁县印刷厂退休工人。1950年2月，李春立参加了朝鲜人民军，后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20岁的李春立和爱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十八军某部炮兵营长腾培林双双分配到永宁县工作。
弹指一挥间，这位阿妈妮在永宁一住就是近50年，把青春和热血洒在了宁夏这片热土上，为中朝友谊留下了一段佳话。
李春立是朝鲜肃州那人。1950年美帝国主义悍然对朝鲜发动侵略战争，正在家乡上学、年仅16岁的李春立报名参加了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军，当了一名战地护士。
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她出生入死，冒着枪林弹雨抬伤员、送弹药，救治负伤的人民军和志愿军战士。
李春立和腾培林究竟是怎样从相识到相爱直至结为革命伴侣的，说来有缘。李春立深情地回忆说，1952年10月，她所在的朝鲜人民军某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十八军某部共同在平康地区五圣山抗击美军。美军以6万人的兵力向驻守在五圣山的人民军和志愿军阵地轮番进攻，但都被两军勇士打退。这次战斗异常激烈，阵地几次失而复得，前沿阵地上到处是美军死尸。然而，每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后，美军炮兵总会猛烈炮击我军阵地，一次炮轰下来，我军阵地要落几千发炮弹。
腾培林当时在志愿军三十八军某部当炮兵营长，战斗中被美军炮弹炸伤后，被就近送进了朝鲜人民军战地医院。担任护理任务的李春立，得知腾培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炮兵营长，救治护理格外精心。不久，腾培林伤愈出院回到了部队。
%朝鲜战争结束后，1954年8月，李春立由朝鲜人民军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随部队驻扎在辽宁省铁岭市，恰巧，腾培林所在部队也驻扎在铁岭市。一个偶然的机会，部队搞联欢，李春立和腾培林不期而遇。两人相见既惊又喜，一同回忆起了在朝鲜战场上的日日夜夜。
1955年1月，李春立和腾培林在部队首长的撮合下，终于结为革命伴侣。
1956年12月，李春立和腾培林由于工作需要转业到地方，后又被分配到永宁县。腾培林先是在县上的基层部门工作，后又担任永宁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李春立则在县医院当了一名医务工作者，后被精简进了印刷厂当了一名印刷工人，直至退休。
说起往事，李春立老人满含热泪。她说：爱人腾培林已于1994年12月去世。他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清正廉洁的领导干部，在县委担任常委、组织部长期间，从不给家里办私事、谋利益。我跟随腾培林从部队来到这里，按当时规定，我可以享受国家干部待遇，但老腾积极响应党的政策，点名精简我，我也义无反顾地服从组织分配，先后干过修理工、排字工。‘文化大革命’期间，老腾被打成走资派，受批挨斗，我陪伴老腾相依为命一起度过了那十年最难忘的坎坷岁月。
1986年，我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还当过永宁县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现在我的6个儿女都已成家立业，生活得很幸福。我还有一个最大的愿望，那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回到离别近50年的朝鲜家乡看看。
“张芝麻”镰刀
走上创业之路
“张芝麻镰刀”的创始人叫张志，是永宁县许旺堡八渠村人。其父张成亮生了3个儿子，长子张荟是个炒芝麻的能手，长年在省城银川卖芝麻，绰号张芝麻；二子张志，三子张兴。为了糊口，父亲便挑起扁担粪筐将年幼的张志、张兴分别放在两头筐内，投奔到在银川卖芝麻的长子张荟的家中。张志长到15岁的时，便在孙铁匠家当伙计，打钉子、打门扣、打饭铲、拉风箱、挑水，样样都能干。张志经过7年的学徒历练，终于学到一手过硬的打铁技术。学徒期满后，22岁的张志便自立门户，在父亲和哥哥的帮助下，选择镰刀这个在农村市场看好的产品，专营镰刀，在羊肉街口开起了铁匠铺。因张芝麻店生意火暴，张志便借张芝麻的声誉，借势扬名，取名“张芝麻”镰刀铁匠铺，从此走上了艰难创业之路。
铁匠苦苦断腰
旧银川不产钢不产铁，“张芝麻”镰刀铁匠铺所用钢铁材料全靠银川“八大商号”从太原、石家庄路经包头运到银川。
过去宁夏交通运输落后，运输一吨钢材成本费用大。为了节省生产镰刀的成本，张志大量收购民间的废旧菜刀、铁锹、破铲子等废铁，变废为宝。在打制镰刀的生产过程中，在镰刀刀刃上加少量钢即可。打制镰刀的生产工艺比较复杂，首先要将废铁折合成9厘米宽、21厘米长的小块铁板，然后再将5～6片小块铁板对成坯子，每一叠坯子用大火烧炼打合成一个镰刀的模型铁块，然后上炉进行大火燃烧。铁匠抡起大锤，一锤一锤打成铁条，铁条打好后开槽夹钢，使加进去的钢和铁条完全糅合成一个镰刀的雏形。平整锉口，剪齐刀口、刀尖，再用粗磨石开刀，蘸火以后再进行冷处理。第一道工艺完成后，把镰刀进行平整、锤直、锉口，再用粗、细磨石用力将刀口镗光磨快，一直磨到刀口上露出一条青色钢面，放入石灰石箱内保存。一个身强力壮的伙计一天才磨30把左右的镰刀。
那时打铁手工业作坊流传着一句话：“铁匠苦，苦断腰”。真实地反映出打铁工人谋生的艰辛与无奈。
镰刀剃头刮胡须
张志打制的镰刀，蘸火的技术含量高，为了不浪费铁和煤，热处理工序全由张志亲手操作。张志手拿钳子，两眼紧盯着火头上的镰刀，时烧时退，到了适当的火候快速将镰刀蘸入冷水池中猛击，然后再回火烘干。镰刀蘸火是技术活，没有相当的蘸火技术，镰刀的质量就无法保证。掌握不好，火大了容易使钢断刃掉豁口；火小了钢软卷刃，刀口不利。要求蘸火技术必须达到炉火纯青。
张志打出的镰刀个个质量好，用过张志打的镰刀的人都赞不绝口。农民买一把镰刀，夏天割小麦，秋天割水稻，秋收后还能打草割马蔺莲，久割不钝，不用磨刀，一直将刀使成月牙形状的小窄条仍很锋利。一些农民为了省钱或者怕进城理发麻烦，还用镰刀剃头刮胡须，方便又实用。
旧银川城打镰刀的铁匠铺有20多家，唯有张志的镰刀质量高、信誉好、名气大。每到夏秋两季，坐落在羊肉街口处的“张芝麻”镰刀铁匠铺门庭若市，慕名上门买镰刀的人络绎不绝。
惨死于日军飞机轰炸中
张志为了把自己的产品打造成地方名牌产品，保护自己的技术，防止他人假冒，便在镰刀上打上一个“志”字的产品标志，使得其他铁匠铺不能模仿造假。1933年，马鸿逵主政宁夏后，住进“将军第”，羊肉街口周围叮叮当当打铁的声音，影响了市容和“将军第”的安静，便下令把羊肉街口处“张芝麻”镰刀等10多家铁匠铺全部迁到了文化街。张志便在今文化街东口（今宁夏电视台位置）购置了几间平房，重新开起了“张芝麻”镰刀铁匠铺。
1939年2月，日本飞机轰炸银川，在文化街扔下数枚炸弹。此时，张志的家人都到防空洞和农村避难，只有张志一人在屋看家，正巧一枚炸弹落在“张芝麻”镰刀铁匠铺，张志被日军飞机轰炸致死，时年56岁。铁匠铺也被日军飞机夷为平地。不久，铁匠铺又搬到铁匠街（今利民街），张志的弟弟张兴继承家业，重新操起了打铁的生意。银川解放后，“张芝麻”镰刀铁匠铺公私合营，从此，苦心经营了30多年、历遭劫难的旧银川地方名牌产品——“张芝麻”镰刀便在市场上销声匿迹了。
马佩兰珍藏一枚自治区成立纪念章
今年72岁的马佩兰家中珍藏着一枚1958年10月自治区成立时的纪念章。事隔半个世纪，马佩兰抚摸着见证自治区成立的珍贵纪念章，感慨万千。她说，这枚纪念章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自治区人民政府发给每位参会代表的，它见证了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历史。
马佩兰原在北京国家民委交际处工作，1958年5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筹备工作开始，国家民委决定抽调少数民族干部到宁夏工作。当时，年轻漂亮年仅22岁的马佩兰从国家民委交际处调到自治区筹委会交际处负责大庆接待服务工作。
精心准备自治区成立各项工作
为了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自治区筹委会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于1958年上半年先后投资在银川文化街筹建了宁夏招待一所、宁夏招待二所，在银川解放西街筹建了银川饭店和红旗剧院。
当时，宁夏招待一所、宁夏招待二所都是砖木平房结构。宁夏招待一所（后改名为宁夏宾馆，今公园街口位置）的建筑木材都是从菲律宾进口到上海，经过上海木材加工厂加工成型，所用长廊柱子经在上海雕刻后，用火车运到兰州，再由兰州用汽车运到银川。那时银川还没有水泥厂、机砖厂和钢厂，所用水泥、机砖和钢材全部由兰州提供。宁夏招待一所分甲、乙级房间，室内装修也很简朴，没有电视，房间铺有木地板。室内设有老式手摇电话，通过总机可以转接外线。床是很普通的木头床，床的两头带有床头，床垫是从外地购买的厚棉床垫。
马佩兰清楚地记着，当时，自治区筹委会汪锋、刘格平等领导已得知中央将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伯渠为团长的代表团专程前来银川祝贺自治区成立。自治区筹委会交际处安排林老住宁夏招待一所一号楼123房间。为了方便林老随时写字题词，马佩兰亲自在林老的房间里摆放好砚台、笔墨纸张等物品。为了做好自治区成立接待服务工作，自治区筹委会早在几个月前从银川派去十几名女服务员到北京饭店进行礼仪培训。
30辆东欧产华沙轿车接待来宾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银川是甘肃省的一个专区，经济基础薄弱，社会服务功能落后。要做好自治区成立接待服务工作，一切都要从开始做起。
当时，盖好了招待所，来宾迎来送往的轿车很少又成了难题。那时自治区筹委会最好的一辆轿车是中央配给三级干部刘格平的一辆前苏联产的吉姆轿车，时任自治区筹委会主任的刘格平为了方便工作，将车从北京带到银川。这时，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委又给自治区筹委会调拨30辆东欧产的华沙车，这为自治区成立时的接待服务工作提供了保证。
1958年10月20日上午九时许，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伯渠为团长的代表团乘火车专程前来银川祝贺。汪锋、刘格平、李景林、吴生秀、马玉槐、甘春雷等领导和银川5000多名各界代表及银川市200多名中小学生手持皱纹纸做的花束到银川老火车站热烈欢迎中央代表团。自治区筹委会在银川老火车站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在欢迎仪式上和自治区筹委会领导握手祝贺，马佩兰则领着服务员为中央代表团成员提运箱包。
马佩兰回忆说，自治区成立时，宁夏招待一所、宁夏招待二所是银川当时最好的宾馆，招待来宾的饭菜标准也不高，特供中华烟每条8元钱、茅台酒每瓶3元钱，10人一桌饭也就几十元。来宾按干部级别发0.8元、1.00元、1.5元、2.00元菜金券就餐。菜肴主要有猪肉、羊肉、鸡、鸭、黄河鲤鱼等地方特色菜。
那时，银川市场上没有海参、鱿鱼、带鱼等海鲜产品，自治区筹委会从北京买来国家计划内供应的少量海鲜品。银川厨师没有做海参、鱿鱼的烹饪技术，就从北京饭店请来了擅长烹饪海鲜产品的厨师。
林伯渠早在延安时期就喜欢吃陕北的小米，筹委会知道后，立即派人前往陕北采购小米，使林伯渠吃到了地道的陕北小米。
中山公园隆重集会
1958年10月25日上午，银川市各族各界人民群众2万多人在银川中山公园隆重集会，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林伯渠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表重要讲话。他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以后的任务是，自治区党委、政府要团结全区各族人民，贯彻实现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在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巩固人民公社制度的同时，积极进行技术和文化革命，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争取在最短期间彻底改变自治区经济面貌，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献出最大力量。
庆祝大会通过了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的致敬电。林伯渠在宁夏逗留期间，写下了《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的诗篇：“中华遍布各民族，于今团结史无先。划区自治兴宁夏，开府建基始银川。”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的社论。
%自治区成立活动结束后，自治区人民政府赠送给每位代表一本由民族画报社记者拍摄的宁夏风貌照片、北京民族画报出版社印制的画册、一枚自治区成立纪念章，还有二毛皮筒子、毛毯、枸杞、发菜等宁夏特产。
1958年11月1日晚8时，中央代表团乘火车返京。
民国银川市第一任市长李振国
民国以前，宁夏一直没有省府建制，明、清时期相继把宁夏称为宁夏郡、宁夏道、宁夏府，民国时期的一段时间还称为宁夏县，由于郡、道、府、县的衙门均设在银川城，后来，人们便习惯地把银川称之为宁夏府城或者省城银川。
%民国建立以后，全国各省大多都建立了自己的省辖市政府，而民国宁夏省政府在成立之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一直没有建立省辖市政府。这与当时省城银川，经济落后，城市规模小、人口基数少等硬件设施有关（当时省城银川有3万人左右）。
1929年1月1日，民国宁夏省正式建立省一级政府机构。1944年10月，民国中央政府内政部来文通知，凡各省政府所在地，没有建立市一级政府机构的城市，都要规划建市，要在城市居民人口达到一定数量、市政建设、市容市貌、工商业繁荣发展达到一定规模时，向民国中央政府申报建立省会城市。
这一文件通知下达后，民国宁夏省政府经过多次开会和调研，决定向民国中央政府申报建立省会城市——银川市，并决定由时任民国宁夏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兼交际处处长的李振国负责筹建成立银川市的各项工作。于是，李振国按照民国宁夏省政府的指示精神，着手组织人马，在今利群西街展览馆位置找了一处坐西向东、有十多间房子的“报恩寺”院子，简单地修缮了一下就作为办公地点。经过多方努力，1944年10月，“报恩寺”的大门口挂出了“银川市政府筹备处”的大牌子。
1947年4月18日银川市正式成立。同时，也就在宁夏有历史标志的这一年，民国宁夏省政府银川市有了第一任市长李振国。迄今为止，银川市建市已有61年。
在成立银川市政府筹备处的几年里，李振国对旧银川市的市政建设尽心竭力，因而，深受马鸿逵看好、重用。1947年4月18日，民国宁夏省银川市政府正式宣布成立，民国宁夏省政府任命李振国为首任银川市市长。
规划整治钟鼓楼四周商铺
过去，省城银川街道狭窄，人们上新华街都要通过钟鼓楼门洞。于是，商家老板们为了抢生意聚人气，五花八门的商家都把店铺盖到了钟鼓楼周围，伸出的廊檐都挨到了钟鼓楼砖墙上，钟鼓楼四周被围堵的严严实实，马车、驴车、行人都只能从钟鼓楼东西、南北方向的门洞里通过。
李振国担任民国宁夏省银川市第一任市长后，为了规划整治银川城，带领规划、设计、施工等相关部门人员深入到需要改建、整治的地段进行调研论证。
为了整治市容，保护钟鼓楼建筑，李振国向民国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建议，下令将钟鼓楼四周的商家店铺迁移退后10米，留出车马、行人通道，店铺门面要全部砌砖，门牌广告设计要统一标准。马鸿逵赞许，拆迁费用一律由房主或老板们自己出资修建，政府不拿一分钱。
%当时，宁夏没有钢筋水泥，所有民用建筑的砌砖、抹墙、灌浆、石灰、石头，打地基都要用贺兰山的建筑材料。贺兰山上驻扎着马鸿逵部的一个工兵营，一个连烧石灰、烧砖，一个连炸石头。钟鼓楼四周的老板们只得按照政府指令，扒房迁移退后10米。新盖铺面要用统一的建筑材料，统一规划，老板们各自掏钱，购买政府指定的建筑材料。马鸿逵也就趁此机会狠狠赚了一把。好在，过去旧银川郊外杨树、柳树、榆树、槐树多，可随意砍伐，这为老板们省去不少开支。
钟鼓楼四周经过整治，店铺门面全部用10多公斤重的大青砖白灰勾缝、石灰砌墙，条石铺台阶。经过整治，街道两旁焕然一新，井然整齐。
拆除新华街上的“平康里”
新华街上有一处出租平房叫“平康里”（今购物中心位置），原来是妓院所在地，马鸿逵下令取缔妓院后，此处仍不干净。李振国征得马鸿逵同意后，把“平康里”一片的出租平房全部拆除，清理平整干净后建了个新华街市场；同时，又改扩建了“觉民学社”（今银川剧院）和“三晋会馆”（今金凤凰电影院），为银川市民看戏娱乐提供了更好的环境。
双城门的修建
旧银川时，南门城楼是进出人流最多的城门，为了和南门楼遥相呼应，李振国向马鸿逵建议在南门外（今民航大厦十字路口位置）再修一个门楼，车、人各行其道，也为马鸿逵和接待来宾进出陈家寨官邸有更便畅的通道，取名“双城门”，马鸿逵听后甚为高兴。于是，一座仿古砖木结构的“双城门”拔地而起，一时成为旧银川的一大建筑景观（“文化大革命”中“双城门”被拆毁）。
挖渠排水搞市政
旧银川城市建设基础差，城内没有排水设施，每年一到雨季城内就涝雨成灾。为解决城内向城外排水难的问题，李振国带领市政筹备处相关人员到贺兰县掌政黄河边考查勘测，准备在银川城内距黄河挖一条明渠用于排水。报告送到民国宁夏省政府，由于该项工程耗资大，马鸿逵答复没有钱。没有钱干不了事，但还要干事，于是，李振国建议把排水渠挖到东门红花渠。在老银川商会的大力支持下，挖渠所需资金均由商户分摊。排水渠深50多厘米，宽70多厘米，全部用砖、石灰砌成，遇有十字路口加盖厚木板，排水渠从鼓楼柳树巷开挖（今步行街）到新华街向东至中山南街，经东门通红花渠。
自此以后，旧银川城内有了排水渠。夏天雨季能排水，没有雨了就把红花渠的黄河水引进城内，用于路面洒水。
解放后银川市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孙璞
宁夏省解放后，35岁的孙璞身肩重任，出任银川市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那时，银川刚刚解放，银川市人民政府面对的是马鸿逵留下的一个凋敝烂摊子，经济萧条落后，城市破烂不堪，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人民翘首新人民政府为这座古城带来生机和希望。
银川市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孙璞没有辜负人民的重托，他带领新政府一班人，协同银川市军管会接管旧政权，迅速建立新政权，没收旧官僚资本，打击残余反革命势力，维护银川市社会秩序，清除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暗藏的特务，收缴私藏武器，妥善安置旧政府的工作人员，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保护市民和工、商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改善人民生活，改变城市落后面貌，创立新的社会体制，对银川市初期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功不可没。如今，享受副省级待遇、已有93岁高龄的孙璞，仍精神矍铄，身板硬朗，健康生活在高原城市青海西宁市。
孙璞说：“我对银川是有深厚感情的。我的中学时代是在宁夏中学（省城银川）度过的，大有作为时是在银川市当首任市长时的那几年中。”
1915年8月，孙璞出生在宁夏盐池县鸦儿沟乡孙家楼村。祖祖辈辈以放牧种地为生。10岁读私塾，14岁在盐池县上小学，17岁考入宁夏省城中学（今银川一中前身）。1935年中学毕业后，回到盐池县城完小当了一名小学老师。
1936年6月，红军西征到达盐池，西方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红七八师韩先楚部解放了盐池县。红军为了加强巩固新生政权，成立了盐池县委，同时还建立了区、乡各级政权机构。新成立的盐池县委深入区、乡宣传革命，积极吸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这时，当教书匠的孙璞第一次看到红军队伍，经过接触交往，孙璞感受到红军纪律严明、官兵平等、热爱人民，共产党是人民的队伍，因而深受感动，他下定决心，跟定共产党参加革命。
1936年12月，孙璞辞去小学老师工作，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革命。孙璞写得一手好字，在当时的盐池县还算是个有文化的青年人。盐池县委根据他的特长，把他分配到盐池县三区五乡任文书。孙璞积极工作，要求进步，政治可靠，有培养前途，县委又把他调到县苏维埃政府担任秘书。在盐池县委书记王敬民的培养下，1938年6月，孙璞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7月，孙璞任盐池县教育科长、民政科长。1940年7月，盐池县委派孙璞到他仰望已久的延安行政学院学习。在延安学习期间，孙璞聆听过中央领导的讲课，深受鼓舞。经过在延安两年的行政管理学习后，1942年7月，孙璞被边区人民政府任命为盐池县人民政府代理县长。孙璞带领盐池县人民群众开展开荒种地、打盐运盐、兴办合作社、大搞生产自救运动，亲自指挥盐池县游击队配合西北野战军和回汉支队的军事行动，与国民党马鸿逵部队及清乡团展开了顽强的游击战斗，先后取得了攻打惠安堡、袭击莲花池、活捉匪首高维珍等战斗的胜利，鼓舞了盐池县人民的革命斗志，为巩固盐池革命根据地作出了成绩。
孙璞家中有三个兄弟，孙璞排行老二，大哥和弟弟先后参加红军。父亲因支持三个儿子参加革命，不幸落入敌手，被抓到宁夏省城监狱，受严刑拷打后惨死狱中。孙璞的弟弟后来也在一次战斗中被马鸿逵抓进宁夏省城监狱，受尽折磨。直到1949年宁夏省城解放，孙璞的弟弟才走出监狱。
1948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迅速收复了陕甘宁根据地，把战线推进到西安附近，国民党马鸿逵主力不敢轻举妄动，解放宁夏的问题逐渐提上议事日程。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成立中共宁夏工委，赵忠国、孙璞、梁大均、何广宽、李健、张广珍、薛池云、刘思孝、王志强为工委委员。工委的主要任务是为解放宁夏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1949年9月25日，孙璞随宁夏工委一行人马挺进宁夏省城银川。由于当年孙璞曾在延安行政学院学习过行政管理，又有盐池县人民政府代理县长工作的经历，因而，宁夏省城银川解放后，宁夏工委、银川市军管会立即任命孙璞为银川市人民政府市长。
1953年9月，孙璞御任银川市人民政府市长一职，担任宁夏省委干校组织干部处处长、宁夏省委政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职。1954年9月，宁夏省建制撤销，孙璞任西北地质局地质矿产处处长，后又调青海地质局任办公室副主任、青海省工交部处长等职务。1958年12月，孙璞改行先后担任青海省工学院、青海省畜牧兽医学院党委副书记、书记等职。1983年离休至今。
第一个打破全国田径纪录的运动员
提起宁夏的田径运动，还要从1933年10月宁夏派出田径队参加民国政府在南京举行的第5届全国运动会说起。那时体育运动比赛项目单调，宁夏只派出了田径运动队。在100米、200米、400米和400米跨栏预赛中，吴锡久、丁跃南、强鸣凤等分别获得第二、第三名，宁夏田径队一块奖牌也没拿回银川。
1949年宁夏解放后，宁夏省人民政府倡导“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田径运动作为其他运动的基础项目在全省得到普及。1952年9月，宁夏省举办首届人民体育运动会，田径比赛作为运动会的重头项目，引起社会各界和田径运动员的高度关注。全省田径运动员积极报名，艰苦训练日夜备战，在为期几天的短、中、长跑田径比赛中，有10多名运动员创下了38项全省田径纪录，其中涌现出在后来被誉为“飞毛腿”的李永清等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田径运动员。同年10月，宁夏省组队参加西北运动会。在田径比赛中，李永清获得了100米、200米两项第一和4×100米接力、跳远两项第二。徐梦麟、丁书林、朱定飞、陈惠川分别获得男子撑杆跳高、男子标枪、110米高栏、女子80米低栏第三名，为宁夏代表队争得了荣誉，为宁夏人民争了光。
西北运动会结束后，1953年，为了迎接全国田径运动会，宁夏省在全省各市县选拔优秀田径运动员，通过层层选拔，终于组建起了宁夏省第一支田径运动队。
艰苦训练显雄风
宁夏第一支田径运动队组建后，宁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挤出有限的资金，改善宁夏的体育训练环境；广大运动员在艰苦的条件下，刻苦训练，以高昂的斗志和百倍的信心迎战新的比赛。
1953年8月，陕西省西安市举行西北田径、自行车、体操运动会。宁夏田径队的实力在全国来说是排不上名次的，但是，宁夏田径队的运动员们都是第一次出省参加比赛，他们个个精神激昂，纷纷表示一定要在这次运动会上赛出好成绩。李永清是田径队的佼佼者，在这次比赛中，他奋力拼搏，在男子田径100米、200米和200米低栏的3项比赛中，分别获得第一名；徐士敏、丁书林分别获得男子撑杆跳高和男子标枪第二名。宁夏田径队第一次爆出冷门，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次运动会后，李永清入选西北区田径集训队，备战1953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田径、体操、自行车运动会。在北京，李永清力战对手，拿出最好的竞技水平，获得了200米低栏第一名，打破了1935年赵恩桂保持了19年的全国纪录；在100米短跑预赛中还以11秒的成绩创下了全国最好成绩，成为宁夏田径历史上第一个全国冠军和进入全国竞技体育先进行列的运动员。
今年已83岁的李永清闲居贺兰县女儿家。如今他依旧精神矍铄，他向我们讲述了自己年轻时在赛场上拼搏奋斗的经历。
田径之乡的“飞毛腿”
1925年，李永清出生在被全国誉为“田径之乡”的宁夏贺兰县。宁夏解放前，李永清在银川师范上学，他自幼爱好体育运动，喜欢参加课外活动，是学校篮球队主力队员。正因为有这些体育特长，1952年宁夏省举办首届人民体育运动会，李永清代表贺兰县参加田径比赛。在预赛和决赛中李永清脱颖而出，分别以100米11秒7和200米24秒2的成绩获得这两个项目的第一名。李永清的100米成绩接近全国纪录，这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宁夏体育界是引以为豪的。
李永清在体育运动会上初露锋芒，引起了各界人士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宁夏省体委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体育人才，便和贺兰县人民政府联系。经过协商，1953年5月，28岁的李永清调入省体委，成为一名田径运动员。调到体委工作后，虽然李永清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在宁夏省赴北京的全国田径测验中，李永清又获得第一名，100米和200米分别以11秒6和24秒8获得第二、第三名。
比赛结束后，体委负责人认为，李永清从未受过任何专门训练就有这样的成绩，和他从小的体育锻炼是分不开的；同时，在比赛中李永清表现出来的爆发力是不可想象的。
为了使李永清得到全面的发展，宁夏体委聘请宁夏中学体育教师韩相德担任李永清的教练。在经过了全面系统的训练后，李永清的身体素质、竞技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1953年7月在宁夏省第二届人民体育运动会上，李永清100米、200米、跳远、200米低栏分别获得第一，受到宁夏省政府领导的称赞和奖励。
后来，李永清被选入了西北地区体训班田径一队。在省体委的关心爱护下，李永清有了自己的专业教练，训练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他平时认真参加各项体能训练，在高密度训练中，他经常出现呼吸困难、头晕、呕吐等症状，但他仍然能够高质量完成训练计划。教练对他的管理也非常严格，不但要求他每天出早操，而且节假日也不休息。到了夏季，酷热难耐，晚上睡不着觉，他就提上起跑器到田径场练习起跑。由于刻苦训练，李永清的身体素质、运动技术提高非常快。
在田径队的日子是艰苦的，无论严寒酷暑，李永清都坚持把训练摆在第一位。有一次家里来信，说父亲病了，叫他回去看望，可是李永清为了训练，连封信也没回，直到比赛结束才回了趟家，匆匆看了一眼父亲后就又赶回了训练场。在高标准严要求的训练下，李永清很快形成了弹跳好、频率快、动作轻松协调的特点和风格，这为李永清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飞毛腿”喜获丰收
1954年8月，在大连市举行了全国13城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田径、体操运动会，李永清作为西北区代表队的一员参加了比赛。他在4个项目的比赛中，奋力拼搏，以100米11秒3、200米22秒7及200米低栏26秒的成绩均获得第1名，跳远以6.52米的成绩获得第二名。田径总分第一名，获得奖牌4枚、银杯1座。
大连观众对来自西北高原的运动健儿取得这样的好成绩赞不绝口，数十名中外新闻记者蜂拥而至，进行采访。观看比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战员们欣喜若狂地从看台上跑下来，把李永清抬着绕场一周。大连比赛的疲劳尚未消除，李永清又转战沈阳，于1954年8月24日，参加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田径混合队和苏联田径队、沈阳田径队的友谊赛，在100米的比赛中，他又以11秒1、200米以22秒7的成绩获得两项第一名，是新中国建国后的最好成绩；200米跨栏以25秒8的成绩获得第二名，第二次打破了200米跨栏的全国纪录。
8 月29日到达北京，李永清又参加了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田径混合队和苏联田径队、北京田径队在天坛体育场进行友谊比赛。李济深、郭沫若、贺龙、傅作义等观看了比赛。比赛结束后，国家体委主任贺龙走下主席台接见了在大连、沈阳比赛中破全国纪录的16名优秀运动员。贺龙握着李永清的手亲切地说：“你是西北汉子，你为宁夏体育事业作出了成绩，祝贺你！”回忆当时的情景，李永清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李永清30岁，而立之年是他为宁夏体育事业作出贡献的黄金年代。
1954年，宁夏省划归甘肃省，宁夏田径队随即撤销。李永清被分配到甘肃省体委工作。1955年代表甘肃省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全国田径测验，在测验200米低栏中以26秒8的成绩和跳远6.33米的成绩分别获得第五、第六名。
1956年6月，甘肃省体委选派李永清参加了国家体委在山东省青岛市举办的田径教练员训练班，由苏联专家执教。他积极参加训练，奋勇拼搏的精神不减当年。同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举行运动会，他和国家队短跑运动员林涛等人应邀参加了表演，李永清又以100米11秒、200米22秒5的成绩获得两个第一名，受到海军领导和海军战士的好评。
昔日“飞人”贺兰度晚年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李永清从甘肃省体委调回宁夏体委工作，1989年退休，现居住在贺兰县女儿家中。出身于农民家庭的他，耄耋之年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即使他曾经得到过多次荣誉，也从不炫耀，默默无闻。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为展示宁夏人在体育方面的成绩，有关部门把李永清的奖杯和获奖证书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以后，李永清再没见着属于自己的荣誉证明。
爱人已经过世，李永清在银川没有住房，孤身一人。多年来，他一直在大武口区和贺兰县的儿女家居住。
当年宁夏的“飞毛腿”、田径冠军李永清，如今就这样过着清贫而艰难的生活，但是面对记者的采访，他仍笑逐颜开，乐观开朗。他幽默地说：“别看我今年83岁，如果不是腿的残疾，现在和村里的年轻人赛跑，我也不会落后，就是‘飞人’刘翔，我也敢和他比高低。”如今就算卧在床上，李永清也仍不忘自己奉献了一辈子的体育事业，每天守着台彩色电视机收看体育新闻。如果看到精彩比赛时，他还会不由自主地为运动员们加油、鼓掌，甚至忘记了吃饭。李永清说：“宁夏的田径事业记载着他艰辛、跌宕的一生，我为年轻时能给宁夏的体育事业作一点贡献感到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