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祖父和父亲的共同努力，到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家境已经比较富裕。乔致庸青年时代已经考中了秀才，他的生活本来应该与商道无关的。
然而在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
尽管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初进商场的乔致庸却展现出了过人的商业头脑。乔致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
接着，他又准备涉足票号生意。当时，全国票号很少，整个中国只有5家，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个分号，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响非常有限，一般的小商人还必须带着银子做生意。
正是看到这个行业充满了广阔的前景，乔致庸果断将家族生意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大德兴改为大德通，同年专门成立了大德丰票号，专营汇兑。在乔致庸经营下，后来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有统计显示，光绪十年大德丰成立时的资本是6万两，没几年就变成12万两，到光绪十几年的时候资本已经增加到35万两。
正是由于乔致庸的审时度势，乔家的商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包头，在原有“复盛公”、“复盛全”两大老字号基础上，于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投资6万两白银开设“复盛西”典当铺，此后又开设了“复盛西”、“复盛兴”、“复盛和”粮店，“复盛协”、“复盛锦”钱铺等“复”字号；另外，还以“在中堂”的名义开设“通和店”粮店、“广顺恒”钱铺、“法中庸”钱铺。
除此之外，乔致庸还于光绪年间先后在归化城开设了主营日用百货的“通顺南店”、主营绒毛皮张的“通顺北店”、主营粮食的“大德店”与“德兴店”、主营米面的“德兴长”；在太原开设了“晋泉涌”钱铺，在太谷开设了“恒豫”钱铺，在祁县开设了“义中恒”钱铺，在乔家堡开设了主营日用百货、兼营饭庄酒馆的“万川汇”等。
就这样，乔致庸的生意越做越大，买卖字号在他手中繁衍发展，仿佛鸡下蛋、蛋生鸡一般，日积月累，让他变成了一个在全国屈指可数的豪门巨商。
难能可贵的是，乔致庸在经商过程中，一直秉承着以“义、信、利”的信念，把义、信放在首位。当时，有人向他介绍说开烟馆有大利，但他认为大烟对社会有害，因此不赚这种黑心钱。当他发现麻油掺假，便严令一律退货加补偿，在消费者中树立了坚实的可信形象。正因为如此，乔致庸在晋商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收入自然越来越多。
乔致庸的商业帝国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发展，关键就在于他不拘一格用人才。例如马公甫，本是复盛公字号里的小伙计，雄才大略的乔致庸识出他是个人才，在大掌柜告老后，让他当上了复盛公的大掌柜，给包头商界留下谚语：马公甫一步登天。再如马荀，本是复盛西字号下属粮店里的小掌柜，不识字，但经营有方，盈利不小。
乔致庸便给他资本，让粮店独立经营，他成为大掌柜后也给乔家赚回不少银子。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也是如此，后来为乔家收进几十万两白银的红利。
对于阎维藩，乔致庸更是表现出了十足的敬意。阎维藩原为平遥福州分庄经理，与年轻武官恩寿交往密切。当恩寿为升迁需银两时，阎维藩自行作主曾为恩寿垫支银10万两。为此阎维藩被人告发，并受到总号斥责。
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个商界难得的人才，便派其子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在阎维藩返乡必经路口迎接。一班人马在路口一连等了数日，终于见到阎维藩，乔致庸之子说明来意和父亲的殷切之情。
乔致庸的这种举动，使得阎维藩大为感动。他想：“乔家富甲三晋，财势赫赫，对自己如此礼遇，实在三生有幸！”乔致庸之子又让阎坐八抬大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
这更使阎氏感动不已。二人相让不已，最后只好让八抬大轿抬着阎氏衣帽，算是代阎坐轿，而二人则并马而行。
阎氏来到乔家，乔致庸盛情款待。乔致庸见阎维藩举止有度，精明稳健，精通业务，感叹他年轻有为，是难得之经济人才，当即聘请阎氏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经理。阎氏对照在蔚长厚的境况，深感乔家对他的知遇之恩，表示愿殚精竭虑，效犬马之劳。
自阎氏主持大德恒票号以来的26年间，使票号日益兴隆，逢账期按股分红均在8000到1万两之间，阎氏为乔家的商业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劳。
正是凭借着这些优秀的商业人才，乔致庸才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而他兴建的乔家大院，更是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可惜的是，乔致庸生活在晚清时代，因此，他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当时已经无比动荡的时局之中。
悲情史
乔致庸是晋商的代表，家资在国内数一数二，因此自然会受到朝廷一定的欺诈。由于为江南四省办理官银汇兑，他被朝廷圈禁了20多年，20多年里，乔致庸龙困浅滩，始终被“汇通天下、货通天下”的理想所烧灼，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西太后逃亡经过祁县，由于乔家资助了西太后，贿赂了李莲英，乔家与朝廷几十年的过节总算揭过去了，西太后金口一开，废除了“禁止民间涉足官银汇兑”的旨意，乔致庸“汇通天下、货通天下”的理想终于实现了。然而，表面上的成功，却不能掩饰背后的悲情。
当时，汇通天下办理的恰恰是中国《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给列强的赔款，在大宗的赔款汇兑中，乔家发了一笔横财，家底有两千多万两白银，合清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
但是，天文数字的民脂民膏则流到了列强手中，这就使乔致庸的一生充满了浓重的悲剧色彩，就像唐？吉诃德千辛万苦打败敌人后，却发现对手不过是一架风车！
乔致庸是清醒的，他明白权力的威力，他不能逃脱专制权力的绳索，等待他的下场必然是可悲的。因此在他身上，同样有着结交官府、抬高身价之追求。有一年，北洋大臣李鸿章搞洋务运动，组建北洋舰队，因国库空虚、财力拮据，向“海内最富”的山西募款时，乔家一举捐银10万两，购得军舰一艘。
李鸿章感念之余，欣然撰写一副对联：“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制成铜板，赠予乔家。其实乔致庸明白，如果自己不拿出这笔钱，那么等待自己的也许就是一场牢狱之灾。所以，他不得不在经商的同时，花巨资巴结政府。因此，尽管乔家人世代经商与读书治学，但从不为官，因为他们深知官场的黑暗。
光绪年间，当左宗棠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时，与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结成密切关系，他所需军费，多由乔家票号存取汇兑，有时军费急缺时则向乔家票号借支透支。当西北安定下来，朝廷调左氏回京任军机大臣时，路上费用均由乔家票号经管。恰好乔家所在地山西祁县位于川陕往京城官道，所以左宗棠在途经祁县时，便特地拜访乔致庸。乔致庸当然十分欣喜，做了迎接左氏的充分准备。当左宗棠来到乔宅见到乔致庸时，直称：“亮大哥，久仰了。”乔致庸更是受宠若惊。在乔宅叙话时，左宗棠一再表示，在西北有所作为，均仰仗亮大哥票号支持。表面上看，乔致庸这样做使自己有了地位，然而，对于一个颇有抱负的商人来说，这种行为恰恰被自己不齿。面对这样的现实，乔致庸自然有苦说不出。
至于乔致庸的“在中堂”败落，直接原因正是战争爆发。1938年，大片国土沦陷于日寇侵略者的铁蹄下，“在中堂”自然在所难免，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在中堂”合家老小数十人弃家出走，避难于平津等地，从此再没回来。当时，乔致庸已经离世多年，倘若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悔恨自己及家族的崛起生不逢时。
乔致庸在世时，就已意识到了自己的悲剧，因此，面对堆积如山的金银，他不仅没有高兴，反而敞开了自己的内心：“觉得有个厉鬼的手捏住我的脖子”，痛苦地发出最后的哀鸣：“祸害人的东西！”乔致庸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专制权力下的商家只能巴结权力，只能满足权力对金钱的追求。商家成也官府，败也官府，这就是一条必然的规律。
看到现实如此，更看到清朝灭亡势在必然，乔致庸自然有些失望，因此他将自己的精力转移至乔家大院的建设上，他期望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家族。
这时候，他对六子宠爱至极，偏袒极甚，因而在他的幼子去世后，恸哭不起，染病卧床，于1907年离开人间。在无尽的悲凉中，乔致庸落下他人生的帷幕，结束了他的传奇人生。
评说台
一介儒生创造出了令人咂舌的财富，乔致庸正可谓商业奇才。他能有如此成就，除了天赋，把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商业，这正是他崛起的核心关键。
作为商人的乔致庸，手头仍然常备有四书五经和《史记》等书籍，对于社会上的灾祸，他都会挺身而出赈灾。“民为贵，君为轻”，乔致庸内心就存有这样一个民本主义的思想。
与此同时，乔致庸也为乔家立下了很多严格的家教。山西有很多大家族的宅院都有戏台，但乔家没有，怕的是后人玩物丧志。乔家还有一个规矩，家里不用年轻的丫环而用中年妇女，为的是避免年轻的男主人出现不雅的事情。这样的举动，在中国传统富豪家族中是非常少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可以说，乔致庸的一生是完美的，唯一的一个缺陷就是：生错了时代。倘若换作和平的开明盛世，那么他也许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这个遗憾，不仅是乔致庸的，更属于清朝众多商人。不过尽管如此，乔致庸的经营之道、用人之道还是值得后人借鉴的，甚至他的经营方式，如今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