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类的奏议史料最少，主要涉及科举取士以及学校教育。
贵州虽然在明初永乐年间建省，但在科举方面却在很长一段时期未能获得与其他省份平等的独立开科的地位。贵州科举经历了一个渐进的曲折的过程，在贵州地方官员和士人的不懈努力和争取下，其乡试地点经历了从湖广到云南再到贵州的变化，其解额也从五名增加到三十名，从此贵州的科举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终于在中国科举文化版图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如丘浚在其《科举议》中写道：“宣德改元，始镌定额，两京十二藩（贵州附云南），各随地产以差多寡而会试”[61]，此可作为贵州科举附云南的重要史料依据。又如郭子章在任贵州巡抚之时，为方便贵州士子参加科举，他曾在其《播平善后事宜疏》中奏称：“《会典》载镇远、清浪俱名水马驿，良有深意，合无镇远、清浪多造小船，一切过往如御扛赍奏及部院方面，仍从陆路外，自有司以下至二省会试举人，即有真正勘合牌票，亦给船只，则平清各州诸驿又得少苏，伏乞圣裁。”[62]从中看出贵州官民为争取科举独立地位做出了不懈努力。
正德、嘉靖年间的徐问鉴于贵州学校儒学训导、教授等人员缺官严重，多由各卫经历代署，而年长的生员或因水土不服而亡，或因惧怕瘴疠而弃职逃回。因此，他在《议处地方事宜疏（贵州地方事宜）》[63]中建议，今后贵州学校儒学训导、教授、学正、教谕等官员有缺，应于本省科贡出身的教官、贡生中推升选补，而府卫等衙门官员，亦于本省或附近云南、四川之人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