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提南方。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束缚下的袁世凯看起来风光，其实日子并不好过。民国根据《临时约法》实行责任内阁制，大总统颁令，必须由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这一规定使国务员有效地限制了总统的权力；而参议院作出的决定，大总统却必须执行，即使不同意，只要“到会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仍执前议”，总统还得执行。这种制度的确体现了民主，但不可讳言，当时内阁和总统之间的冲突，与其说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更多的是带有浓厚的政党偏见，甚至是私人恩怨。而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民主人士看来却是很满意，他们似乎认为分党相争才是民主，才是共和国最好的气象。于是无论什么法令出台，先得吵吵嚷嚷争论一番，管你误不误事；有时国会纷争，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
戴着紧箍咒的袁世凯甚是苦恼，他觉得这种制度下事事不顺手，有次在一份文件中透露了这种心情：“一年以来，国中待治极殷，而政府措施，不足以孚众望”，他做为大总统已经仁至义尽，“为国择能，尤深兢业，遵据《约法》必须求同意于议院”，而议院却是“党见既纷，意存掣肘，提出否认，至再至三……”
这种情况连一些革命党人都看不下去了，章太炎就曾说：“政府之无能力，在参议院之筑室道谋，议在锥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名曰议院，实为奸府！”呼吁“宜请大总统以便宜行事”！孙中山也对此表示了同情：“其今日欲办之事，多方牵制，诚不易于措施也。”
撇开政见之争，也暂且不计较手段的优劣，若想真正能使政令号行全国，统一政局，平心而论，袁世凯想集权的目的不谓不合理。不是连宋教仁都准备成立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自己当总理，掌握全局吗？
所以袁世凯一登台便展开手段，熟门熟路地开展一系列集权中央、集权自身的动作——“为进一步消灭革命势力作好准备。”
孙中山说袁世凯的手腕不免“稍涉于旧”，其实对袁世凯来说，手腕根本没有新旧之分，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招数都可以使。革命党人想用几条约法捆住老袁，就如同想用灯心草拴条大牯牛，实在是太天真了。袁世凯从小便不受任何教条约束，循规蹈矩的八股文章便做得极臭，使教他作文的张謇苦着脸连修改也无从下笔；对被孙中山等人视为至高无上的约法政体什么的条条框框，他的对策很简单：“无论政体如何解决，总期权操自我。”
凭着在大清朝历练出的本事，袁世凯修改约法，扩大总统权力，一步步走得还算顺利，尽管身后骂声不绝，却不甚痛痒。没费很大力气，袁世凯只用一两年功夫就取消了掣肘的责任内阁制度，当初那个几乎是空有其名的虚职总统，摇身一变，成为名副其实掌握所有大权的大总统。
当然手段的确不堪，金钱美女、暗杀恫吓，甚至敢明目张胆地逼着愤愤不平的议员一天投三次票，直至使他老袁得到法定当选正式大总统的票数。别说三次，如果需要，四次五次也得选下去，不怕你不选我老袁——不选的不给东西吃，不准出去。饿还好说，谁能忘了那些烟瘾大发的议员涕泪横流打躬作揖的狼狈相？
可饶是袁世凯使出浑身了解数，效果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国事仍是一天天坏下去。尽管京中政局在他的强压下看起来老实了许多，可地方武装势力却始终无法削平，反而日甚一日地萌发着大大小小的异心。一系列精心的筹划，如废督、虚省设道、文官政治，想削弱各处军阀，简直是与虎谋皮。一斤政令发下去，最多执行二两，甚至暗中扔还给你一斤半。袁世凯自己很清楚，胜利的光芒下其实隐伏着越来越大的危机：尽管他轻轻松松镇压了二次革命，可实际上在平定中却养大了手下的野心——扩张了地盘的部将渐渐开始明里暗里违拗指令。他只能无奈地看着连自己的北洋都一步步走向一盘散沙。
这么多年来，一直坐在台下搞些拆台柱、挖墙角、摔火盆子、激雄鸡相斗之类权术的袁世凯，如今自己端坐在台上光着膀子承受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一日日焦躁起来。据说他常常独坐居仁堂，喃喃自语：“这共和是办不下去了。”
他仰起头，茫然地看着天花板。吊灯射出的明黄光射入眼睛，袁世凯突然觉得精神一振。他记起了另外一种力量，一种即使是当年他的势力盘根错节遍布朝野时，只凭着一纸诏书便能令他立时手无寸铁的力量——皇权。他的血液马上沸腾起来，顿时觉得国家的前途和他个人的命运原来如此一致、如此密不可分。他决心把这种力量从凄惨的冷宫中重新寻找出来，浣洗一番，注入自己的脉管里，使这双已经有些无力的大手重获无上威权，重重地压住这躁乱无序的天下。
那一系列复古官制、尊孔祭天的行动不过只是前期热身，真正的开场锣鼓居然从海外传来。1915年8月3日，北京《亚细亚报》上刊出了一篇论文，《共和与君主论》，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行政法教授，美国人古德诺。这位著名的法学家还有一个身份，袁世凯的宪法顾问。他认为一个国家应该采取何种国体，应与本国的历史习惯与经济状况相宜。他在文中说：“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统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总之，目前民智低下，还不具备参与政治的品质，所以当前“共和制不如君主制更符合中国国情”。
一石激起千重浪，此文一出，舆论大哗。明眼人都已经看出，这简直是赤裸裸的劝进，革命党当然是义正词严地唾骂；可一些外国人，如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亲信有贺长雄等，却纷纷发文附和；美、德等国也明里暗里为袁世凯撑腰打气。国内除了那些请愿团之流令人发噱的闹剧外，杨度等一干名流也趁势抛出各种所谓的帝制理论依据，如什么《君宪救国论》之类。一时间，围绕着袁世凯，帝制呼声甚嚣尘上。
袁世凯当然十分愿意相信这些理论，于是信心更足。终于，他要揭下那最后一层幕布了。
这时有很多人劝告过袁世凯不应跨出那最后一步，如张謇就恳挚地劝其做华盛顿，而不要效法复辟失败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梁启超也用心良苦地忠告过袁世凯：“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不要“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
说得再多、再声泪俱下，对决心已定的袁世凯都是青石板浇药，一点疗效也没有。他置若罔闻，埋头按自己的计划做去。也许，他也意识到了这将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冒险，但他相信幸运会一如既往地庇佑着自己；再说，他今生所有的成就，都是从一场场大大小小的冒险中来，他竭力说服自己：他应该还能控制局面。
就像他不用几年就能把总统经营得可以终身连任，可以指定继承人，虽然还没有正式名分，却已有了皇帝之实——而这天下还不是嘀嘀咕咕骂一阵子后又风平浪静了吗？
还有人劝他，既然有了皇帝之实，何必贪那虚名呢？袁世凯微微一笑：
大总统的礼服如何能有皇帝的龙袍那般神圣、那般威重、那般令人仰视？天底下那些不安生的崽子们，得靠这件龙袍去镇呢。
袁世凯没有料到这回会败得这么快、这么惨：自己这个“洪宪天子”连头带尾不过只做了83天。而且这次失败丝毫不可挽回——他已经无路可退：尽管见势不妙便立即撤消帝号、恢复责任内阁制，但已为时太晚。手里所有的牌都已经打完，他已经被架起，即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举国怒骂声里，忧愤恐惧的袁世凯退出了历史舞台。
当然，袁世凯是败于称帝，这无可疑问。然而，让我们再仔细看看当时的檄文，也许能发现一些有意思的问题。
1916年5月8日，广东成立军务院，作为独立各省的联合组织。军务院的北伐《出师布告》中说：“天下汹汹，徒为袁氏之故……我师之起，职在讨袁。非袁自退，黎大总统继位，不能罢兵。守此范围，无敢逾越。”梁启超也明确说过，斗争目的只在推翻袁一人。
到底是讨袁世凯，还是讨帝制呢？倒过来说，这些义愤填膺的地方武装认为，该被彻底打倒的，到底是袁世凯还是帝制？
粗看这个问题不必深究，讨的就是袁世凯这个搞帝制的人，两者原本就是一体。可孙中山毕竟眼光不同，他的讨袁宣言便说：“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然而，在那场直接导致袁世凯覆灭的护国运动中，他兵微将少，不过是个不起眼的配角，声音微弱得很。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讨袁一人，和彻底推翻帝制捍卫民国，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