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辛亥后，民主共和的口号越来越响，但后人不得不承认，这仅仅是表象；或者说，一般民众对共和的认识还只停留在很浅的表面。从鲁迅的《阿Q正传》、《风波》等作品里分明可以看出，广大农村其实还没有什么根本性的觉悟，他们最盼望的还是出个真命天子来结束这板荡的乱世。海外康有为的保皇党仍旧兴风作浪声势浩大。军阀中明的有誓死不剪辫子的张勋，而暗中与满清退位朝廷眉来眼去两头观望的也不在少数；甚至到了1922年溥仪大婚时，民国派来祝贺的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还在鞠躬后突然下跪磕头，说刚才代表民国，现在却是“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倒把溥仪吓了一跳。北京城里，还常能见到翎顶袍褂打扮的人招摇过市。不少人认为，帝制并没有过时，甚至比新鲜陌生的共和还要有号召力，他们满怀信心地等着共和倒台，等着恭迎圣人正位。
回头看古德诺那份被批得臭烘烘的《共和与君主论》，文中说当时中国“大多数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写得很不堪，但却是事实。中国政治，千万年来都是政府领导民众，如今骤然由民众操纵政府，结果可以想象。且不提底层的老百姓，就是那些革命党人本身，对共和又有多少深刻的理解呢？定宪法、开国会、组政党，看起来有模有样，但不过是“抄袭欧美成法”；各党党纲并无多大区别，反正都是一些口号，连自己也不大相信；还有不少党员，不过是借着党争之名争权夺利，当时便有不少如“党棍”、“党痞”、“吃党饭”之名称（钱穆《国史大纲》）。这样的所谓共和与帝制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都是夺权的手段。
新旧军阀还从革命党那里学来了几个很有力的新口号：“独立”、“联省自治”。动不动就通电宣布独立，全国各地此起彼伏不时响几声炮，甚是热闹。
在推翻帝王君权大山后，中华大地就像猛然炸开的高压锅，骤失去重压的粥汤四处飞溅沸得一塌糊涂，给人的感觉比从前还要糟糕。
有人说那时的中国存在离心的隐患，的确，突然失去了最高中枢，心都没有了，如何能不离？
所以有很多人在苦苦思考：共和，到底能不能收拾这残局呢？或者，还是得请出这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老法子——君临天下？
所以很多人其实并不坚决反对帝制，他们只是反对老袁。
欲令智昏之外，袁世凯称帝的重要目的是想借此加强中央集权，集权则势必损害地方势力，这个矛盾并不能随着什么帝制而解决。相反，袁世凯此举，恰好为散在各地的军阀提供了一个堂堂正正的理由来反抗他重树中央权威。换句话说，即使袁世凯不称帝，只要集权的矛盾激化，照样要起兵反袁。地方势力只有一个目的：保存自己的实力，不管你中央是帝制还是共和，来削我就要想法子对抗。从辛亥革命后南京政府的尴尬局面也可以看出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蛮横：各省军队只是伸手要粮饷，根本不听指挥，黄兴这个陆军总长基本上是个空头司令。
只想不被削弱还是指一些安分的，那些也有野心的更是不甘一辈子憋在人家脚下。从前有皇帝在时，大伙再有志气，终极目标也不过出相入将；共和后，说只要有本事能治国，谁都可以争总统，这下顿时提升了很多人的眼界：敢情老子也有可能坐坐那把大交椅啊！这样的人，对任何人当一把手都是不甘心的，时时刻刻在窥伺着机会。现在老袁昏了头，把个大屁股高高翘起让人打，还能不出死力吗？
再说老袁在世人心目中毕竟分量还欠得远。这老小子一直喜欢玩阴的，告密杀人，不择手段，实在不能让天下人心服。让你做几天总统过过干瘾倒也不妨，想化国为家，没门！当初大伙一朝为臣，见面作个揖便行了，现在更是只要拉拉手，可称了帝后便得三拜九叩，这份憋屈，犯得着吗？谁不知道你老袁的根底啊，你自己叫人吹嘘是什么真命天子、真龙下凡，可民间都流传你老袁是只癞蛤蟆转世呢！这大位，你配吗？连一心想复辟帝制的遗老都觉得袁世凯坐这位子可笑可怕，真正是鸠占鹊巢，不倒才是没天理。
还有一些军阀，尤其是北洋内部，本来就对老袁的猜忌削权越来越不满了，更怕他万一称帝成功，日后跋扈轻浮的“太子”袁克定继位更不得了。段祺瑞原本就和“太子”结过大梁子，克定甚至想找人做了段，被老袁制止才算了事；连北洋军中最为敦厚的冯国璋都讨厌这小子，说：“像这样的曹丕（指克定），将来如何伺候得了！”
段、冯这等左臂右膀都寒了心，如此形势，袁世凯安得不众叛亲离一败涂地？
然而假如袁世凯是个能孚众望的人，或者，此时另外出一个能力德行都远胜于他，在一般百姓眼里有稳坐龙庭福分的角色来逐鹿中原，三搞两搞，会不会真个把帝制重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栽活呢？
这也是幻想。虽然当时帝制的念头还常常在很多人心里转悠，但仔细看去，那盘旋在梦里的金龙，早已绝了气息。不过是一时并未烂尽，浮在时代大潮中随波飘舞，如幽灵的影子一般，才被些视力不济的人误认为还有生气。
尽管农村还未真正开化，可毕竟辛亥后共和已经在人民心里扎下了根。谁也不能否认，共和取代专制是极大的进步，是质的飞跃，是不可抵挡的世界潮流。当时的形势就像一道千年大坝，寿命已到，到处出现裂隙，再怎么修堵也是徒劳，溃堤狂泄是迟早的事。谁妄想力挽狂澜，只是螳臂当车般的不自量。
初生的共和虽然现在看上去软弱无力，但一样能建立强有力的中枢，而且这中枢所依靠的力量来自广大民众，远胜于昔日的乾纲独断。袁世凯的悲剧就在于以他的思想不可能理解这点，他所有的经验都从官场倾轧、尔虞我诈的较量中得来，只信奉从上到下的强权镇压，从没有正视过来自民间、来自大众的力量。大时代来临之际，他最终不能扭过脖子，还是回望老路，乞灵于皇权来重铸中枢，使自己成为天下所有枪炮的靶子，结果只能是走向彻底的毁灭。
为他设想，最合理的措施不是称帝，而是开发民智。只有使民主共和的观念真正深入人心，才能树立一个拥有广大民众支持的有力中央，才能由各省各地由下到上逐步实现真正的民主，从而自然消灭所有割据势力。当然，这也只是我们后人的一厢情愿，袁的野心和耐性，都容不得这个长远的计划。孙中山到底伟大，经过一连串挫折，终于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提出在建立共和国后应该有一个“训政”时期，来开发民智，训练民众参政能力；鲁迅等文化巨人，痛定思痛，也回顾自身，开始血淋淋地挖掘国人骨子里的奴才根子，全力改造国民性。
所以袁世凯的失策可以这样来比喻：好比有人得了一辆汽车，却不会驾驶；他应该怎么做呢？是好好向人家学习驾驶技术呢？还是卸下发动机，搬出辕轭，套上牛马，挥舞着鞭子赶路呢？不幸的是，袁世凯选择了当车把式。
且不说凭袁世凯的力气尚不能胜任赶这车，退一万步，就算他真的晃晃悠悠稳住了身子，大车上路，也只能落个被一辆辆汽车飞快地超越，闻烟咽土的份。一遇争端，更是只能老老实实挨宰——谁叫你落后人家几个世纪呢？
民众的成长需要时间。
袁倒之后，表面上中国政局看不出有什么好转的迹象，给人的印象甚至更为混乱。从前还大致分为南北冲突，现在却不分东南西北，连北洋内部也杀机四起，整个中华大地，谁也数不清到底被割成了多少块，触目是狼烟，到处是刀枪。“全国无所谓中央，政治无所谓轨道，用人无所谓标准（钱穆语）”，各处政事在鸦片烟中、麻将桌上、姨太太堆中运转。百姓苦不堪言，连远在乡间的九斤老太都哀叹：“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年纪大的不觉怀念起当年光绪爷在位时的光景，四顾无人便狠狠咒骂：“天杀的革命党、天杀的袁世凯”，祈祷着有朝一日，能亲眼再见真龙天子再登大宝，重开太平……
民主共和倒是喊得更响亮了，不过却像从海外购得一大堆先进的建筑材料，原本足以建造最时尚的高楼，一时却找不全这么多懂施工的人干活；有力气的便零零碎碎各自抢得一份，按着各自需要各自理解各自造起房来：如此怎能不出现遍地的碉堡山寨？——好在谁也不敢再用这些材料试着建一座皇宫。
专制的中枢已然覆灭、民众的中枢尚待成长，这段两头落空的空白不得不过得分外艰难。
但再无力、再丑陋、再幼稚，辛亥后的中国毕竟已经进化到了人；如果回头，即使再强壮、再完美，可究竟还是猴子。
这不过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
这辆能追赶时代的汽车，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原理、在练习驾驶；越来越多的热血儿女，正埋头琢磨其中的关键：民主和科学，琢磨着怎么向昏睡中的父老乡亲宣传介绍、教授使用方法……
虽然还是满目废墟，但建造宏伟大厦的图纸已经在细细设计、在一稿稿修改……
辛亥革命不是结束，而只是开始。
千万年来禁锢着华夏子孙热血的大坝上，裂隙一分分一秒秒在龟裂、在扩大、在联合；冰山底下，地火在无声地奔流——
无边黑暗里，一轮新生的红日在乌云深处挣扎、跳跃，急不可耐地等待着那喷薄而出的一刻。
中国人大都注重身后名声，袁世凯缺乏法国昏君那种“我死之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洒脱，尽管我们可以说他是痴心妄想，可他当然也希望这轮红日能在自己手里升起。但他几十年一惯饱满的自信却随着登极大典的到来一日日消解，还没坐上龙椅便已经满心忐忑不安。
故宫太和殿中龙椅正上方，十多米高处的藻井内，有一个金龙口衔着的硕大铜球。此球称轩辕镜，相传为黄帝所造，专门审视着底下的历代天子，如有假货登基，立即落下砸死僭越者。
袁世凯筹备登基时看到此球，立即下令将龙椅往后移了两米。
是对自己是否上应天命心里没底，还是压根就害怕这大铜球也和帝制一样，已经不牢靠，摇摇欲坠，随时会自个掉了下来呢？
踏着台阶一步步走向龙椅时，自信不足的袁世凯有没有犹豫过呢？也许，此时他想到了袁家历代祖先都没能活过六十岁，而他自己过了年便已是五十七了，于是一咬牙，将所有的一切做为筹码，往龙椅上狠狠押了下去……
不知袁世凯坐在龙椅上接受百官朝拜时想的是什么。肃穆之际，他有没有记起另一个儿子，袁克文，劝谏他打消帝制念头时写的那联诗呢：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