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人是只适于用黑白照片留住影像的，比如鲁迅先生。也见过一些先生上色的照片或是肖像油画，可总觉得反而少了一些神韵。至于少了什么，很长时间内却说不上来，只是觉得黑白照中的先生，更能给我一种冷峻的感觉。
也许，这种感觉就是先生所说的“横眉”。
终于到了鲁迅。
如果把这组文章的写作过程比作一次登山，那么，无疑，现在我来到了最高那座峰的脚下。其实，在之前的旅程上，每当我思绪混乱时，便会仰头，拨开缭绕的迷雾寻找着重峦叠嶂背后那想象中的一抹白色，于是就能感到一股温暖的寒气，不多时便可以冷静下来——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任何东西能掩住那座山峰的；而那峰顶，一定覆盖着厚厚一层的皑皑白雪，即使海枯石烂，也不会消融丝毫。于是每完成一篇，便多一重欣喜，因为离这座大山又近了一步；更是很有信心地认为，自己一定能将这篇文章写得特别出色，毕竟这是朝圣，而不是观光。
然而开始攀登后才发觉自己的力量实在小得可怜，面对巍峨，竟然提不动手中的笔。除了瞻仰，我根本无法对这座山进行任何全面的描述，即使只是一角山岙，也足以使我用一生徜徉其中。于是便想放弃，但实在心有不甘，可每次提笔却又颓然垂下。如此苦思多日，究竟想出个法子，既然我没有能力俯瞰剖析这座大山，那何不转换一下角度，看看山四周的景色，好好想想：这座山的出现，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或者，是谁的力量，使得这高山突兀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离我们这么的近，近到令我无数次地假设，如果医学能帮助先生度过1936年，也许会有一段时期，我能与先生在同一片蓝天下呼吸，那可是需要几世修来的幸运哪！
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大山的边缘，那山脉绵延而来的方向。
1929年，鲁迅又一次打起了官司。与四年前那次因“女师大风波”被免职，从而起诉以章士钊为总长的教育部不同，这次的被告是他北大的学生李小峰。李还有一个身份，是鲁迅合作多年的出版商。原因是李小峰的北新书局暗中克扣了鲁迅大笔版税。8月12日早，他“寄李小峰信，告以停编《奔流》”，下午便约请律师；次日委以杨律师“向北新书局索取版税之权”。当然，这场官司没有疑义，理直气壮的鲁迅赢了。李小峰解释道歉后，11个月内结清历年所欠鲁迅的版税；双方依据《著作权实施细则》重新签订合同，继续合作。经过此次对簿公堂，鲁迅追回了版税八千二百多元。
且不提鲁迅在世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即使只是普通文人，在一般人眼里也是高洁的，而金钱不用说是庸俗肮脏的；任何把两者扯在一起的行为都是对文人、对文化的亵渎。当年郑燮游戏人间，挂出《板桥润格》，说什么“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对自己的书画明码标价就曾激起过轩然大波——怎么能把伟大的作品像米面猪肉一般，堆在摊子上论斤两卖呢？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古往今来，文人其实一直靠出卖为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做买卖又从来就被看成下贱的活计，世世代代文人最大的出息，就是把自己卖了，得个好价钱，痛快一番，方不枉来人世间走一遭。不是连孔圣人都大声吆喝吗：“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卖了啊，卖了啊，我等着主顾啊！
与其他生意不同，文人看得上的主顾很少，或者应该说，真正能买下他们的主顾只有一个，这也正是文人自命清高的原因。“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说好听些，此番交易是为了“兼济天下”，说白了，家天下的时代，不过是给皇上打工。科举，不正是一条沿用千年的采购标准吗？无怪争得头破血流，毕竟报酬丰厚，虽说不能人人高官厚禄，一旦售了，能养上几个小妾的待遇总是少不了的。
可既是买卖，卖方便不能不多少看看买方眼色。傲岸如太白，可以由着性子戏弄看不顺眼的大小官员，有机会甚至还捉弄太监头子高力士一把，让他给自己脱臭靴子，可见了玄宗，饶是喝得再醉，还是得挣扎着规规矩矩地叩拜的。你可以不用摧眉折腰事权贵，千金散尽还复来，可那千金毕竟是皇上赐的，你能不弯上几回腰吗？真没了千金，你李白种地去还是喝西北风去？总不能一辈子死皮赖脸地让别人典当五花马千金裘供你将进酒啊！
当然，实在穷极了，把投售的对象从金銮殿上降下来，怀里揣着一大卷稿子，向有能力购买的权贵豪商四处登门推销，打打秋风，也是一条活路。不过这样一来，跪拜的频率愈发的高，可能从此就再站不起身了。如果这条路也走不通，那就只好做塾师做师爷去了，这已经完全是一种行业了，从头到脚是个伙计，一切都得由东家说了算。
经济能否自立对人格独立的重要作用，鲁迅看得很明白。1923年12月，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个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他说：“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正因为鲁迅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对自己的经济状况很重视，必要时甚至不惜闹上公堂。一部《鲁迅日记》，几乎就是一本明细账，他自己也说过：“我的日记……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
可谁也不会说鲁迅是个财迷；谁都清楚，鲁迅挣钱，正如匠人收集钢铁，正如战士吃饱肚子，都是为了能有充足的兵刃和力气，去挣脱所有的束缚，在天地之间站起身来，直立着，战斗。
文人的买卖延续了几千年，但能卖出好价钱的，却往往不是所谓真正的文学。卖得最好的当然是能有管家的本事，帮忙打理天下，春种秋收，追租放债，弹压刁民，能揽上这等活自是文人的终极目标。次一等卖的是“帮闲文学”，奉承凑趣，篾片的干活，典型人物是陈后主手下江总之流宫廷“狎客”，历代四平八稳歌功颂德的“承制”诗词、“庙堂文学”，就是这类马屁文章的范本，连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也得归入这个范围。
而那些文人的真玩意，能世代流传的佳作，却因为真情流露，大多“不平则鸣”，有股浓浓的酸涩味，多为主上所不喜。孟浩然一句“不才明主弃”、柳永一句“自是白衣卿相”，皇上岂能看不出其中的牢骚？那好，朕就依你做明主弃了你，放你做白衣卿相去吧。一声钦此，买卖不成，这辈子就算是潦倒了。即使真有人欣赏你的文才，至多也不过尽力周济几回。好像谁也没想过靠出书发家。好文章问世，洛阳纸贵，喜的是卖纸的，不是写文的；文人自己出集，雇刻工，选木料，更是贴钱的勾当。即使是明后，出版业大兴，可作者还是捞不着多大油水，书商请来的编辑也只能是勉强糊口——《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正是例子。更没听说过几大名著中哪位作者发了财，相反还常遮遮掩掩的，如写《金瓶梅》的，唯恐让人知道自己写这些不上台面的玩意。旷世绝作《红楼梦》，当时便已名声大噪，连皇帝在深宫都听说了，可怜曹雪芹还是穷得常常喝稀粥度日。
可以说，历朝历代，文人的作品都没有真正投放市场，即便能达到有水井处便有人传唱的受欢迎程度，可除了能为把自己卖给朝廷、权贵造些声势做点广告外，一直没能同经济挂上钩。这种现象久了，反倒使一般人，甚至文人自己，都以为文人应该是口不言阿堵，白衣飘飘，不食人间烟火的“藐姑射仙人”。却忘了，自己的膝盖早已不知不觉跪了下来。
但自古来真正的文人都是希望自己的腰板能够直些的，如陶渊明那样，不为下一顿饭操心，又不用俯仰别人的鼻息，是世代混迹在“人间臭腐场”的文人的美梦。无奈离开人家屋檐下便得饿肚子，只好一辈辈忍着。一旦时机成熟，自己的玩意儿居然能卖钱，那当然不能放过。郑板桥名列“扬州八怪”，嬉笑怒骂啸傲江湖，一个只做过七品芝麻官的丑八怪（郑燮自称“板桥貌寝”——寝，丑也），能活得如此潇洒，支撑着他的，还不是润格带来的收益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