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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长街

简单地说,那一年我的胃出了点毛病,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就是打嗝,不停地打。开始我以为打打也就好了,后来发现成了毛病。现在我已不敢小看打嗝,包括别人打嗝。通常,偶尔打打也无所谓,但是要是连续打上两天,一个星期,十天半个月,事情就很麻烦。那时你可能已发不出声音,身体不断抽搐,拿不稳东西,拉断灯绳,写字总是出错。特别像我们做案头工作的人,抄抄写写,影响工作,好在那时我倒也用不着了。我陆续打了差不多有一年吧,到现在也不能说痊愈了。我记得开始的时候,我的嗝像别人一样响,直着嗓子,每隔三到四秒就失去控制一次。那时我们办公室的人你呼他应,大家彼此彼此,很有点郊外的田园景象。后来我的声音变小了,可能因为不怎么吃东西的缘故,很多时候就是一抽一抽,类似某种生病的小动物。我不能说像小狗,但的确看上去有点可怜。我叫李慢,我注意到人们不叫我李慢而叫我“慢”时声调有了变化,好像在叫一个自我陶醉或处于睡眠中的人,我觉得没道理。我确实在想一些心事,希望接到女友唐漓的电话,尽管我知道这种可能性已近乎零。

同事叫我“慢”我不予理会,不是没听见,我觉得只要不答应人们迟早会觉得无趣。凭什么呢?事实上我的症状是最轻的,至少听声音如此。当别人还在一片鹅叫时我差不多已无声无息,就是身体还有些抽搐而已。我注意一日三餐,进食很少,不吃有刺激的食物,以粥为主,辅以饼干,声音很快得到了控制。当然,我持续的时间长,这点我承认,但我仍不认为这是人们叫我“慢”的理由。

我们是一家不太规矩的小报,也不是特别不规矩,按照西方“新闻就是妇女、金钱和坏事”的标准,我们涉及了一点妇女,也就是有点西化的倾向而已。报社挂靠在一个部级单位,在地下室二层办公,那时已被勒令停刊,但我们依然坚持上班讨要一点善后费。现在我还记得大楼的模样,灰色调子,内向,建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显然考虑了战备要求。它有多层地下室,结实,甚至固执,面对现代花哨的新兴建筑,一点也没自卑感。地下室结构复杂,房间又高又深,接近天顶有一扇横窗,似乎从未打开过。反正自打我们搬进来一直没打开过,没人够得着。窗外是高墙风道,上面有水泥护栏,看上去像战争掩体。阳光有时会沿着风道或掩体折进地下室一点,尽管非常短暂,仍可看作某种来自天堂的光亮。过去我甚至没注意到那点光亮,它极易被忽略。

闲着没事,人们打牌下棋聊天,传一些小道消息,我有时凑上去听一耳朵,但更多的时候我在一旁独自抽搐。

后来我觉得总得找点事干,于是开始打扫卫生。地下室空气不好,多年来基本没认真打扫过,到处是浮尘和废弃物,有些角落不能动,一动就有一股霉烟升起。灯是那种灰垢包裹的黄灯泡,多数已经坏了,少数勉强亮着。许多巨大错综的管道悬在上面,能听见低频的轰鸣,不时有水珠从上面滴落。我的动作非常轻,怕影响别人,几乎类似小偷小摸,只是由于控制不住抽搐有时才会扬起一小股灰尘。尽管如此,我还是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我记得大约就从那时起人们开始叫我慢的。

没人能让慢停下来,有人让慢回家等消息,说一有消息立刻通知慢,绝不把慢落下。但那时慢好像耳朵也有问题,听不见别人说话——当然,那是不可能的,长期在地下室的人耳朵都十分灵敏,只是李慢充耳不闻,像没听见一样。为了尽量不影响大家,李慢用水把灰尘打湿,动作也越发轻灵。现在我回忆自己就像回忆他人,我称自己慢或李慢就像称另一个自己。打湿了的灰尘味道醇郁,芳香扑鼻,以致慢的抽搐有了较长时间的停顿,似乎有一种疗效。那种味道在空中弥漫开来,与刚升起时还稍有不同:初时甚至嗅到虫子的某种气息,稍后就浑浊了。慢后来从中医那里得到证实,阴湿软虫败火祛滞,对脾胃确有一定疗效。慢当时只是凭直觉嗅到那种奇异潮湿的尘香,因此欲罢不能地深呼吸,以致多少出现了耳鸣症状。或者要么就是被人们打牌聊天吵的,声音太大了。李慢有干不完的活,清理完了自己的书架、柜子、抽屉、报纸堆,又扩展到别人的,从一间办公室到另一间。有些房间已没人,他可以放手干起来,可以与虫子长时间对视。那是一种生着非常小的眼睛的虫子,类似蚯蚓,但显然不是蚯蚓。事实不容否认,地下室渐渐改变了面貌,以致空气也有所不同,能感到水的湿度,类似一种清新剂,就是霉味太大了。由于不通风,浮尘总是以最小的方式顽强地停在空中,久久不散,这使李慢的工作打了不少折扣。大约就是那时李慢开始盯上了天顶的通风窗,并且意外发现了短暂的阳光。李慢想要打开天窗,但是天窗太高了,必须有梯子才行。李慢转遍了整个大楼,所有可能的地方都转到了,后来终于在存车棚发现一个。李慢自己没办法扛动,就找门卫帮忙,试图以两包烟为代价,本来已说成了,可门卫一听是地下室的报社,立刻终止了合作并引起了警惕。门卫到地下室勘察了一番,没发现什么重大可疑之处才算了事。

李慢不甘心,连续几天无人的早晨,挪动办公桌,桌上面放椅子,还是够不着,又把从家里带来的小圆凳放在上面。这样非常危险,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即使小时候李慢也没玩过这种蹬梯爬高的游戏,完全是自己想出来的。李慢爬上爬下,反复演练,有时一筹莫展,有时孜孜以求。高空作业李慢不敢太用力,因此进展十分缓慢。窗子已锈死,根本打不开。敲。震。李慢到得越来越早,每次必须赶在别人上班之前收拾好桌椅,恢复原状,像什么也没发生。

劳动创造了人,这话真是不假,李慢学会了使用工具。李慢找来各种能找到的工具:钳子、改锥、撬杠,甚至小钢锯,有些是李慢花钱到五金店现买的。最后是小钢锯起了作用,咝咝扯锯的声音不好听,但是非常均匀,李慢知道怎样用力。李慢早年听说过车工钳工什么的,不知是干什么的,但现在他觉得自己就像钳工,甚至想如果不上大学不读那么多书的话他可以学一门手艺,如一个鞋匠,或一个自行车修理工——他会拆洗自己的自行车,那样他的生活就永远不会成为问题了。

某个潮湿的早晨,李慢终于锯开了钢窗,打开窗的那一瞬间李慢十分激动,禁不住把头伸出窗外,看到了通风道,高空一扇打开的玻璃窗反光刚好照到了李慢,竟然看到了早晨的太阳,说不上金光灿烂,但完全称得上夺目。李慢伸着脖子使劲向上看,觉得上面也应有人能看到他。天非常窄,只有一线天,没有云,能看见气流呼呼飘过楼顶,像刮风一样。那时李慢多希望楼上有谁也探出窗子向下看,那样那人就会像在深水中与他打个照面,相看两不厌,说不定还以为看到了自己呢。结果正想着的李慢蹬翻了凳子,脚底一下悬空,凳子稀里哗啦掉在地上,有一种劈了的声音,肯定是从家拿来的小圆凳摔坏了。李慢吊在天窗上,事实上如果李慢当时清醒一点或许可以蹦到桌子上,但李慢吓坏了,根本不敢往下看,竟然慢慢向上爬去,后来骑在了窗子上。李慢不知吊了多久,可能只十分钟或十五分钟,也可能更长。后来当然有人来上班了,陆陆续续,李慢的同事见到李慢骑在窗户上无不惊讶莫名,但是也一直没人把李慢弄下来。每到一个人,开始都是一张惊诧的面孔,然后问是怎么回事,再然后就是笑,好像李慢十分有趣,谁也没想到李慢可能是寻短见什么的。

李慢也不急,反正肯定会得救,同样人们知道了怎么回事也愿意李慢在上面多待会儿,看看新到人的惊讶面孔。李慢不再回答新人的问题,问什么都不说,用不着他说了。没人理解李慢为什么要这样做,也没人知道这些天李慢做了多少神奇的努力。李慢不说话,样子非常无助,甚至是痛苦的。人们只是一味惊诧,兴奋不已,好像李慢已不是他们的同事,是一只猴子。这也不能怪大家,某种情况李慢的确像一只猴子,紧紧抓住窗棂,侧头向下看,有一些简单而认真的思考,好像他看别人比别人看他还要好奇。后来大家取得一致意见,认为李慢可能要寻短见,当然是做戏给新到的人看的,结果一张张惊诧的脸让人们兴奋不已。新加入的人盼望后来的人,有人急着打电话叫那些还没出家门的人快点来,报社出事了,来吧,来了就知道了,快点。

人们扔水、瓜子、面包,我认为他们太过分了,一样也不接。他们寻开心,当我是猴子,又扔上一条毛巾让我围在脖子上挡挡风,我不接,看着他们。我能怎么样呢?他们愿意开心就开心吧。瞧他们合不拢嘴的样子,我觉得自己也没什么,比他们还高出许多,就好像在笼子上面,看他们也一样。他们愿意开心就开心吧。我一点也没觉得冷,什么也不要。直到两个年纪大点的女同事到了,人们的同情心才得到提醒,把椅子放好,有人站上去,把我抱下来。

我的身体已经僵住了,半天缓不过来。女人心肠就是好,对我嘘寒问暖,打来热水,泡上茶,放了冰糖,说冰糖有利于血液循环。我觉得饿了,想吃别人碗里热气腾腾的方便面,早晨我没吃饭。我提出申请,立刻得到了满足。吃着热气腾腾的方便面,我觉得彻底缓和过来,但是刚一放下碗又打起响亮的嗝来。吃饱了嗝就打得响亮,是没办法的事。

我一直希望人们谈到空气,因为新鲜空气已源源不断从天窗涌进来,可是人们好像更关心我的精神,好像我根本不是胃的问题。人们劝我回家,让我以后不要来了,有这么多人坚持,不少我一个,一有发钱的消息马上告诉我。我不是为了钱。我愿意和大家在一起。阵阵凉风带来了多么新鲜的空气,下午某个时候说不定还能见到阳光呢,那该有多好。女同志抱怨温度低了,没多穿衣服,甚至要求关上天窗,让我伤心。她们平时怎么说的,老抱怨抽烟的人多,呛人,现在问题解决了又抱怨冷。人们批评我,说我多事,有人甚至说:慢,你开的窗户你去关上!听上去不怀好意,我听得出来。我真的去关了,不是赌气,我觉得人们说得也有道理,窗子不能老开着,定时通通风就可以了,这事我想就由我负责吧。我还有一个私心,登高可以抑制打嗝或忘记打嗝,事实上由于置于高处的恐惧,由于冷风,我打嗝的毛病在上面完全消失了,而且还有了食欲。我愿意经常到上面去。

中午我吃了整整一个馒头,还吃了一份猪肉汆丸子,我不知是否能够消化,但是我的确食欲不错,人们不肯定我,我觉得也值得这么做。每天仍有相当数量的来稿来信,我编文艺副刊,像过去一样审读来稿,给作者特别是诗人回信,提出意见,将稿子退回,告知报纸已停刊,何时复刊另行通知。不能说完全没有复刊的可能,我听说报社有人不仅在争取善后费,还在做复刊的努力。我知道这不太容易,但我愿意相信,同时我认为也应该给读者以信心。

大楼同意发一些善后费。是个好消息。

或者也是坏消息。真的要离开了。

消息传出,地下室走廊排起了长队,平时不来的人都来了,以致自打停刊就消失不见的人也来领钱了。本以为他们找到了工作,其实没有。谁也没怪他们没为善后费做贡献,有抱怨也埋在心里。阔别的人照例面子上敬一支烟抽,说到各种情况摇头叹息,明天大家就要彻底各奔东西了。没什么人聊天,都默默地等着,抽烟的人多,平时不抽烟的人也点上一支,吞云吐雾。女同志就有些受不了,大声咳嗽,乃至变了声,实在忍不住就嚷起来:

“你们别抽了行不行?少抽点,还让不让人活了!”

干咳,沉默,没人应声,烟照抽不误,烟头明明灭灭,没人掐掉。个别人在角落沉溺于交谈,声音很小,但十分专注,根本没听到女同志的叫嚷、嘤嘤的啜泣。不能只有哭泣,在哭泣中或许需要某种无动于衷,需要有人专注交谈,否则也许会引起更多哭泣。交谈的人是过去报社的两个风云人物,消失很久了,以致有传言说他们去了海外。他们今天到场让人奇怪,原来也看重这笔钱,好像他们原来不需要似的。他们没做一点争取工作,有钱了才现身,现了身又与众不同地沉浸在自己神秘的话题之中。工作对他们大概是小事一桩,他们具有某种职业性质,不属于芸芸众生、柴米油盐。不需要他们,又需要他们,说不清,他们高深莫测,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时高时低、抑扬顿挫的声音让无言的人的确感到某种虚幻的力量,甚至某种安慰。

队伍缓缓向前移动,拿到钱的人无声地离去。每人两百块钱,两百块钱能干什么呢?必须尽快找到工作。只是今天交换的信息让人绝望,奔波了一段时间的人回答大体相同:人事冻结,不进人。没什么说的,只能吸烟。幸亏我打开了通风窗,不然地下室会像失火了一样。女同志这时真正显出了无助,有人怀着身孕,抗议吸烟但是无效。黑暗中咳嗽中仍有人在打火,互敬互让,好像充耳不闻。

轮到我了。我向后面的女同志谦让了一下,我没听清谁怀了孕,所以都可能怀孕了,但是后面的女同志一把把我推了进去,好像我更应该受照顾。一间临时准备的财务室,有两层楼那么高,实际上是打通了两层地下室的一个特大房间,上面管道纵横,又高又旷,四壁皆白,天顶玻璃窗已达上面地面,甚至高出地面。这间房我从没进去过,因为一直上着锁,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我在门口已适应了一会儿光线,但进到里面还是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天窗射进的一道阳光,就在我头顶上,一直打在对面墙上,能看见光线里密度很大的浮尘,如同走进实验室一般。尽管我像走在月球上,但仍听到了自己的脚步声,甚至听到某种回音。高旷的房子中间有一小撮人、一张临时的桌子,不是报社的财务人员,都穿着蓝大褂,面无表情。有回音地提问。回答。确认。签字。我领到了信封,离开,又转了回来。我问:饭票是否必须花掉,可以退吗?回答是肯定的,不过得到上面行政处,现在不行。我又听到了自己的清楚的脚步声,中间又停了一下,声音立刻消失,好像试音一样。我看见墙角有一只巨大的蜘蛛正在工作,阳光刚好落在它身上,能看见一种奇异的光纤,它飞快地吐了一道丝,滑向另一端,像空中飞人一样,以致我觉得自己也被扯动了,几乎飘着离开了房间。

因为感觉还在蛛网上飞行,就没同任何同事道别,也没回办公室,直接飘着到了楼梯口。我想回家。我想家。楼梯黑洞洞的,灯泡早坏了没人给安上,上面有水滴落,我不躲不避,没有感觉。某个瞬间,我的身体不明原因地倒下,一点也不突然,好像很慢很慢地倒下。事实当然可能并非如此,只是我记得当时心智有些不清,并且还在想着空中飞人的事,因此觉得一点不突然,也没觉得疼。我在楼梯上小睡了一会儿,非常安静,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可能不会太长。如果我不是特别安静,像灰尘一样,我想我不可能绊倒后面的人。是的,我被一脚踢醒,立刻站了起来,站得稳稳的。是个女同事,吓得尖声大叫,我说我是慢,慢,女同事头也不回,一溜烟跑上楼,她是那时哭泣者之一,我想可能怀孕的就是她,她怎能那么跑呢?我不信仰宗教,没有上帝,所以只能呆立一会儿,然后慢慢爬楼,不由自主就用上了手。挨到了上面,大厅人多了,我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再用手了,这会很难为情,而且怎么也得有点尊严。我勉力穿过大厅,本想一直昂首挺胸步下大楼台阶,结果很不如意,还是使用了手。

我或者慢置身在那年冬天的风中,人有点残疾,不过骑在自行车上倒是看不大出来。我或者慢去万寿路,沿长安街一直向西,那时树上还挂着稀稀落落的干树叶,不时飘落一些,自行车轧过发出又干又脆的声音。我骑自行车四处奔波,寻找一切可能的关系,只是我的关系少而又少,大学同学倒是有一些,能记起的人实在有限,而更多人已把我忘记。我不能怪他们,我上大学没有要好的朋友,只好报出姓名:我是李慢。我的名字通常比我本人给人印象深刻,一说人们就想起来,好像想起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事物。老同学对我还算热情,答应一有消息就通知我,差不多都没什么下文。那时还没有职介所,报上招聘启事一时全消失了,只能靠老同学。

到了万寿路,拐入一条斜街,开始陌生起来。我下了车,掏出老同学朋友的朋友写给我的条子,那位友人同情我的处境,心也挺细,怕我找不到地方,给我画了草图。收起条子,继续向北,向西,又看了一次条子,向北。路已有点荒,看见了城市的河流,眼看快要进庄稼地了,终于看见路边一个红砖围成的院子。按图索骥应该就是这里。院子很大,四周空旷,墙头插着碎玻璃片,玉米秸在上面飞扬。院门破落,我看到了中国社会商务调查所的方形铜牌,另一边是汽车修理厂的白牌。没有传达室,也没见到一个修理工,院里倒是横陈着一辆汽车的残骸,上面落满灰尘,好像很有年头了。一排平房,一座二层简易楼,是平房上的加层,看上去摇摇欲坠。我进到了楼内,马上又出来了,里面空空如也,只能上二楼了。最初朋友介绍地点时没提到汽车修理厂,我奇怪那么大一个社会调查所怎么会在一家汽车修理厂里,后来才明白是一家民办机构,那时的民办机构好像可以乱叫,叫中国×××或中华×××的比比皆是,听上去非常响亮。

楼梯外置,陡峭,摇摇晃晃、颤颤悠悠,梯铁的声音让我心惊。我的腿还没好利落,很不适合上这样铁索桥似的楼梯,几乎忍不住又要用手。提心吊胆到了楼上,进入简易活动板房,里面还不错,一种蓝色调子让我眼睛一亮,与外面大车店的环境完全不同。房间明亮,分隔成不同区域,板墙发出现代办公环境的芳香,办公桌清一色的灰,富于质感,线条明快,接待室墙上贴有“文明、祥和、敬业”几个大字,下面是蓝色小字。我找的是所长,同学朋友的朋友差不多为我打了保票,所长是他的哥们,尽管如此,蓝色环境还是把我吓住了,不知道能不能成。

所长坐在大办公台后面,人太小了,西服裹着短小的身体,老板椅升得很高,让人想到幼儿园;一只眼呈暗红色,有点斜视,是很陈旧的沙眼,以致眼白也给浸红了。他显然注意到了我诚实的表情,不耐烦地问我:

“什么事?”

我递上条子。

所长看了一会儿,似乎仍在生我的气,没显出一点热情。

“有简历吗?”

我赶快呈上。所长看简历,我看着所长,没有想笑的感觉,如果心情好的话就很难说。所长是否像日本人我说不上来,样子有点挺拔,如果椅子合适,不坐那么高,事实上,所长挺有威严的。

“你有什么想法?”所长问我。

我不太明白所长的意思,再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谈到了简历上没写的诗歌写作经历。我注意到所长眼睛亮了一下,我以为找到了知音,详细介绍了自己诗的特点:口语,枯燥,有自己的美学尺度。所长肯定有诗歌经历,一种思索的表情越来越凝重,后来拿起电话,开始拨号,我只好停下来。通了。但是显然没人接。所长又拿起条子,问我同介绍人什么关系。

我说了实话,同学朋友的朋友。

“我这里是一个商业调查机构,我需要人,但不需要写文章的人,也不需要诗人。”所长斜视着我,显然顾到了朋友的面子,“我这么说不是拒绝你,你可以先留下来,但你得知道我这儿的工作性质,通常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有想法的人,带着项目来或者有特别的背景,我这儿不是国有单位,没有工资,得靠你的项目挣。如果你有什么项目我们合作,我提供平台、一切合法手续,工作证、介绍信、公章、营业执照。名片你可以随便印,挂什么头衔都可以。当然,你不能印所长,如果你的项目有潜力经过我允许可以印副所长,我这有许多副所长;都没有工资,也不要档案关系,但要收取一定的风险金。你干出效益,所里按比例给你应得的提成。这样,你先看看我们的营业执照吧,喏,就在墙上,你看你能干点什么。”

没有工资我的心立刻凉了,但我还是站起来,我看到了平生第一次看到的东西: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主营商业调查市场评估产品鉴定专利申报兼营国内外贸易批发零售广告标牌印制钢铁建材化肥机械电子农机食品维修化工油料服装百货文化园林绿化……一口气没上来我就坐下了。后面还有一长串,我断句还可以,只是体质太虚,类似低血糖。

“我们实际上就是一家公司,而且是无限公司。”

“什么叫无限公司?”

“就是没有限制,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您看,我过去——”我已经说不出口。

“将来也许我们会办份内部小报,但现在还不行。这样吧,我这儿现在有一些别人正在做的项目,看看你能做点什么,先给别人拼拼缝儿,做点具体业务。一般我不干涉别人的项目,你是我的朋友介绍来的,我可以跟项目经理说说。不过,你最好别再跟人谈诗,千万注意这点,懂了吗?”

“我也没想谈,我以为您——”

“是,我写过诗。”所长的嗓音像他的沙眼一样。

所长的水杯干了,要喝水,下地有点费劲,我赶快起身拿起热水瓶给所长倒上。所长喝一种很香的茶,几乎有种芳香烃的味道,以致我觉得也有点渴了。所长给了我一些项目说明书,介绍了所里正在开展的一些项目,我看到有入户储蓄调查,市场分析问卷,这些都太专业,所长自己就先否了,最后推荐我去《北京餐饮指南》项目组。

我大致听明白了,《指南》看上去是一个权威机构的餐饮市场调查,实际上是编纂一本收费的工具书,也就是书业广告。社会调查所的调查员以市场调查为切入点,到北京各个餐馆调查经营状况,收集经营理念,汇编成册,刊登地址、电话、法人介绍、经营特色,凡收入《指南》的餐馆按字或页收费,少则五百元,多者不限,调查员每拉到一家餐馆,按10%比例提成。

“这个策划非常好。”所长说,“北京有不少于十万家餐饮,市场非常大,这事对你应该没什么难的,就是辛苦点,得去一家一家跑,但是收益也大。拉一家餐馆你就能挣五十元,两家就是一百元,你要是……”

所长算了一笔账,沙眼慢慢充血,变得猩红。

“没有别的吗?”我问。

“你还想干什么?你说你能干什么?我这可是照顾你了。”所长不太高兴。

接受这份工作差不多是在过了一个多月之后,其中忘了一个星期,想了三个星期,慢慢地适应了自己的想法。在街上小商亭的标牌证件制作部订制了工作证,加急,我希望快点,结果当天就做好了。回所里盖章,还是钢印,字迹清晰,挺正规的。我挑了最好的皮质,深棕色的,是我想象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某个所的工作证模样,最初我还认为它们真的有某种关系,我相信别人也会这么想。印了名片,在项目经理与调查员之间犹豫再三,最后选择了后者。这两项花去了我九十多块钱,不过我还是挺高兴的,毕竟我碰到谁都可以说有工作了,而且是在中国社会商务调查所工作,听上去层次还可以,一点也不比编辑记者差,甚至更具有一种高高在上的神秘气息,只是“商务”二字不太喜欢。

交了三百元押金,这让我心痛,是我一直最不能接受的。没有工资我想通了,跑餐馆我也想通了,还要交押金真是想不通,这辈子我是不会对别人说的。所长把我领到《指南》项目部,交代了两句就走了。项目经理是个胖子,懒洋洋的,给了我项目说明书、调查表、合同单,没说两句话就开始打电话,一个接一个,我只能插空问些问题,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大声问:我在哪个办公室办公?办公桌在哪儿?经理举着电话愣了片刻,一歪头嘟囔了一句什么,我没听太清,好像是骂傻×。

经理放下电话,一本正经对我说:“这房子是我租的,你是不是也想租间房子?”我不明白经理的意思,就问:“那我的东西放在哪儿?”经理“操”了一声,笑了,大声说:“我这儿有五十多个业务员,都来我这儿办公,我预备得起吗?你在家办公,来结账就是了!行了行了,我忙着呢!你还有问题吗?”

我愣愣地看着经理,经理一边拨电话一边对我说:“我没时间跟你废话,你找所长去吧,让他给你办公桌。喂,喂,我是王小京,你那儿怎么样了?什么?我操你大爷我怎么跟你说的,你丫怎么能说实话!完了完了,全完了,回头我剥你丫的皮!”电话挂上了,非常响亮。那时我已走出房间但是没离开,轻轻带上房门,留了一道缝儿向里面看,经理就算看见我把电话扔过来也不可能砸到我。

我无处可去,站在过道里,四周都是打电话的声音,板房不隔音,吵闹得像电话局。我想继续听经理打电话,我想或许能听到什么对我有所帮助的,我希望知道更多情况。别人是怎样获得成功的,经理有什么秘密。我觉得经理在向我封锁一些我应该知道的东西。可能是我的影子投在磨砂玻璃上,正聚精会神听着,突然听到里面怒吼了一声,同时什么东西摔过来,当的一声砸在门上,我逃之夭夭。

只好去接待室,坐了良久,不断有来来往往的人,甚至不少外地人,有民工模样的人,有冻得通红的乡村女孩,都带着被窝卷儿、鼓鼓囊囊的编织袋。有人向接待小姐出示证件、材料,很激动,大声说话,竟然也有当过记者的,显然没人介绍自己找来的。我习惯性地带了茶,玻璃丝套水杯,以为还像过去,先泡上一杯茶,看会儿报纸,然后慢慢进入工作状态。我什么都接受了,可是无论如何应该给我个办公桌让我有一个上班的样子呀,怎么也得先喝杯茶吧,否则怎么算上班呢?我固执地拿出杯子,把皮包放在椅子上,穿过人丛,向接待小姐要开水。小姐还认得我,看过我的条子,百忙之中给我倒开水,微笑服务,感到某种温暖。端着热水,回到角落的椅子,放进茶叶,水不太开,但叶片还是慢慢地张开,一个一个沉落,像睡眠一样。

不知何时外面下雪了,雪花飘舞,雪落无声,雪给院子里的汽车残骸穿上了单薄的衣裳。院子只有一行杂沓脚印,十分寂静。骑上车,雪花落在脸上像一种抚摸,很快覆盖了头发、眉毛,以至视线。我喜欢雪,愿在这雪中行走。餐馆不断在雪野中闪过,我对自己说,不,今天不。我承认从此我与餐馆有了某种关系,与雪中招揽生意的姑娘有了关系,但是今天不,今天我不关心餐馆。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

今夜青稞只属于她自己

一切都在生长

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我的作者海子走在铁路上,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火车来了,他吃下最后两瓣橘子,静静躺在铁轨上,面对天空和诗歌。火车来了,我的作者被切为两半。被切成两半的海子人很干净整齐,据说血流得都不多,两个橘子瓣从胃里流出来,还没有消化。我没参加葬礼,但还是听说了海子生前去餐馆的故事。一次海子去了餐馆,对餐馆老板说,他想要朗诵一首诗换一杯啤酒,老板说可以给你啤酒,但是不能朗诵诗。人们都说那个老板不懂诗,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如果老板不懂诗或许会允许朗诵,懂才不允许。

到了万寿路口,餐馆多起来,雪中女孩们摇着手巾,好像扑打雪花,显然已经站很久了,差不多站成了白色。我下了车,我想我总要吃饭。今天我不想去餐馆。我被冰凉的女孩牵进餐馆,在屋里跺脚,掸落身上的雪。女孩帮我掸,叫我大哥,东北妹妹,餐馆冷清,没一个人。

要了一碟泡菜、一瓶啤酒、一碗面,女孩说大冷天喝点白酒吧,我没说话。我没打算喝酒,也不会喝酒,但还是要了。我当时认为是为海子喝一杯啤酒,后来才知道可能并不是,至少不完全是。事实是我希望有一种酒力,一种试探,今天我不想来餐馆,可是我已来到餐馆。女孩给我倒酒,一口一个大哥。我喝了一口啤酒,透心地凉,又喝了一大口,感觉有点像低温超导,骨头缝儿咝咝冒凉气,好像可以发电了,不过很快脑袋开始松动,听见冰下的水流声。我不知女孩是否识字,现在应该都识些字,乡村女孩也都上学,那么要不要把《指南》给她看看?但一想到《指南》立刻又警醒了。

喝酒。喝得很急,为了海子,为了《指南》,不,今天我不关心餐馆,今天我只想你。我狼吞虎咽,吃得飞快,泡菜面条全部吃光,一点都不剩。我决定了,今天不,不!

小姐,埋单,我听见我大声说。

要了我十一块钱,让我感到愤怒:你干什么来了!

大哥您慢走,下次还来俺家。啥,大哥,您说啥……

逃离了餐馆。酒不能增添我任何勇气,相反使我越发慌张,倒是外面的大雪让我清醒了许多,好像大雪在问我:你到底怕什么呢?

怕什么?不知道,张不开口。

可是你已经花了十一块钱,就这么离开了?你还办了工作证,印了名片,交了押金,这些都为了啥?这场雪是天赐良机,餐馆门可罗雀,你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还在报纸干过,还是记者,连采访提问都不会了?你不是还带着记者证吗?你是记者不是拉广告的,难道你不能先采访一下吗?

另一位雪中的小姐把我牵进另一家餐馆,坐下,向我推荐水煮鱼。我出示了记者证,非常从容。我过去曾跑过一年采访,后来才到了副刊,还记得记者是怎么回事,比如说无冕之王,任何时候都具有提问甚至盘问的权力,特别是日报晚报的记者。

一切都理所当然,非常顺利,老板被请出来,一个非常大的家伙,眼光不善。显然见过世面,北京口音,看了看我的记者证,有点不屑地问我采访什么。我模仿着晚报记者的口气,说现在餐饮业不景气,我们想推一下,请一些业内人士谈谈。我是善意的。老板叹了口气,招呼服务员上茶,掏出烟来,自己点上,然后推给我,向我提起一个人,问我认识不认识。老板记不清是哪个报的,找了一会儿名片没找到,他并不十分熟悉新闻界,显然以为是记者就都是一家的,同时也表明见过记者。

茶端上来,老板问我吃过饭没有,要不要炒两个菜,并不认真。我说刚在那边吃过了,聊了半天,意思是那边刚请完我,我为自己如此表现感到惊讶。进入记者角色是多么好,撒谎自己都不知道,张口就来。我几乎换了一个人或者穿上了什么衣裳,那是过去的我,曾经的我,不论到哪儿都有接待,都被待为上宾。我从没想到有一天会冒充自己表演自己,现在我对过去是多么一往情深。老板毕竟是北京人,见多识广,差不多有点儿流气地说:“你也甭报道我,我可以跟你说说。”

长长吐了口烟,几乎喷到我脸上:“你问我经营状况,我告诉你,我这里气儿正不打一处来呢!我去年三月开的这饭馆,这不快一年了,也赶上我倒霉,没事我开什么饭馆,钱都扔进来了,赶上时机不对,就这一年我赔大了。从早到晚我就这儿盯着,根本不怎么上人,一天的流水有时不到五十块钱你信吗?不信你看看,这都什么点儿了,有人吗?到现在就来了你这么一位,还是记者。我说话你别不爱听,你们记者整天胡吹八扯,人五人六,你们也是一害知道吗?我没说你啊,你还不错,没让我招待饭吃。你说什么?我想办法?我没少想办法!优惠、打折、降价、啤酒免费,什么招儿没使过?全使了,宫保鸡丁我卖五块钱,赔着卖,嘿,就是不上人!怎么弄都不行,你不能上街拉去拽去吧?我跟你说还真有这样的,还不少呢!你瞧瞧那街上,哪家不急!”

我始终点头,表示同情,见老板说得差不多了,开始往宣传上引。我建议老板想点其他办法,大家都想一种招没用。我东绕西绕,竟然无师自通地谈起品牌效应,谈到越是不景气越是机会,一旦情况转好,名声在外人就都到你这儿来了。我那天简直是超水平发挥,是我一生最有智慧的一天,只最后谈到《北京餐馆指南》才稍稍有一点口吃,而且一下子脸红,结果功亏一篑。现在我回想起来,那天老板真是狡猾,当时并没表示出疑心,事实却是引蛇出洞。我觉得不太妙,迟疑了一下,还是把材料拿出来递给了老板。老板接过《指南》宣传单看了一会儿,很内行地问:“要收费吧?”

我的心几乎跳出来,承认了,但竟没说出话来,十分羞涩,好像处女一样。

“你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你说实话。”

“我是为、为一个朋友帮忙……”

“什么他妈帮忙,你绕来绕去就为这事来的吧?”

我非常软弱,浑身燥热,汗已下来。

“说说,拉一家餐馆你挣多少钱?你说,我给你,你不就想从我这挣点儿小钱吗?我给你,不过,”一种眼神让我觉得往下沉,“你得跟我说清楚,让我费那么多话,还差点招待你一顿饭,你玩我呢?你丫记者我就怕你!我都这样了,整天赔着,你还给我下套儿,你是不是找死呀?知道我过去是干什么的吗?我是骗人的人,刚他妈不骗了就倒霉,我数一、二、三,你从我这儿滚出去,我告诉你,我这可忍着呢。”

“报、报道我肯定写……”

“写你妈了个×,滚!”

老板突然站起来,我立刻滚了出去。

我还算敏捷,有花样滑冰的底子,但仍几乎摔在台阶上。走出了很远才忽然想起自行车还在餐馆门口,雪落在上面已厚厚的一层。我不敢走近我的自行车,在雪中站着,呆呆的,一动不动。当我试图走近自行车时,甚至快要走近了,突然发现车钥匙不在手上,在餐桌上。我的头轰地一下,让我回餐馆就像让我回地狱。我在雪中站了很久,我想我要走着回家了,老板能给我钥匙吗?那么公共汽车也别坐了,走吧!我在雪中慢慢地走,一直走,不知何时雪慢慢小了,后来停了。我成了真正的雪人,雪停了,我身上还在下雪,还在走。我不知道几点回的家,反正天已经黑了,只记得一到家就倒在床上,好像倒在台阶上。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

今夜青稞只属于她自己

一切都在生长

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诗人通常忧郁而激烈,或蓬头垢面,或目中无人,有时看上去像强盗,有时以自己为假想敌,追逐自己的影子,有时喜极而泣,头发在风中竖起。李慢不是这样的,李慢不用说激烈,激情也谈不上。十三岁李慢读泰戈尔、冰心、勃洛克,能背诵《飞鸟集》《美女诗草》,上大学开始读艾略特、奥登,不喜欢,仍喜欢泰戈尔。喜欢洛尔迦和简单的迪金森。泰戈尔和冰心最早奠定了李慢的童年,就像一张纸上最早写上的字。

李慢的名字是父亲起的。李慢晚出生了半个多月,晚出生也没什么,名字强调这点就有点儿宿命了。父亲在等待李慢出生时想好了李慢的名字。父亲是会计,母亲也是,他们是商业专科学校的同学。父亲一生不苟言笑,但是在等待李慢出生的日子里唯一幽默了一下。当然了,李慢并未因此受到任何来自家庭的歧视,如果说父亲母亲对哥哥姐姐的管教像账目一样清楚,那么李慢自身就十分清楚,基本不用父母管教。不是父母不想管教,而是无从下手,因为李慢太安静了。李慢生下来只哭了几声,比猫的叫声还细,医生说如果不是难产这孩子甚至是可以不哭的,后来差不多也证实了医生观点。孩提时代李慢基本没哭过,就是哭也只是咧一下嘴,干掉两颗眼泪,稍哄一下或吓唬一下立刻就止住。一个小小玩具别的孩子玩上一会儿就厌了,扔到一边,李慢可以玩上一天,玩累了就睡一会儿,醒了接着玩,想从李慢手中拿走玩具不容易,除非给他换一个,有时换一个也不行。没上学就开始自己学写字,不用人教,自己画字,甚至创造一些字。常常自己画一片字,谁也不认得,像小虫子一样,都一样大,猛看上去还真像字。上学以后字写得又快又好,在《新华字典》上发现繁体字,就默默写繁体字,一笔一画,无论多少笔画李慢都能搞得一清二楚分毫不差,这一点显然继承了父亲母亲做账的基因。由于迷上繁体字,到小学五年级李慢的字已经有模有样,古色古香,完全不像一个孩子所写。学写大字,描红模子,满本的红圈圈儿,老师每回展示表扬。李慢的功课好,人也好,但是不能当干部,也从没当过干部,因为太安静了,而且几乎整天不怎么说话,回答问题表达不清,会,心里清楚,就是说不清,不是一般的嘴笨,吭哧半天也说不出什么,多少有点儿先天公共语言障碍。平常简单交流也没问题,买什么东西,也不结巴,平常人一样,就是不爱说话。

几乎没有淘气的记录,唯一一次还有争议。就是九岁那年,一个下午李慢睡醒觉站在床头向窗外筒子河看,不知怎么就掏出小鸡鸡向下面的游船撒尿。那是一次非常奇怪的举动,只有那么一次,父亲打了李慢,李慢如梦方醒似的好像不知自己做的事。李慢也不说话,大家都说自己撒了尿那就是撒了尿,那就该打,最后保证不再撒尿。打得并不重,只是吓坏了李慢,偶有遗床现象。要是淘气的哥哥干了这事,不定打成什么样,哥哥可没少挨父亲打,这也是李慢安静的重要原因。是的,李慢有梦游症状,说不上严重,但是大白天梦游尿尿那还是有生第一次,什么时候想起,李慢都觉得奇怪。

李慢住在筒子河沿上。那是一条老街,分南北长街,以西华门为界,南至长安街叫南长街,北至北海为北长街,南北长街分布着中南海、中山公园、福佑寺、故宫西门,以及筒子河沿的少年图书馆。街上更多是一些深宅大院,大门总是紧闭,能看见里面的大树和灰砖烟囱,不怎么看见冒烟,好像空宅。也有一些普通居民小院,多分布在西华门路口两侧,这里菜店、粮店、垃圾桶、副食店、餐饮、学校、照相馆,一应俱全,构成南北长街的普通生活场景。上下班照例人声鼎沸、车水马龙,两所中学和一所小学上下学时人流如潮,在槐树与红墙之下奔腾着如此年轻的生命与喊叫,常常让人不可思议。不过尽管如此,更多时候这里仍是安静的,红墙绿树,居民不多,特别到了夜晚,这条街是北京最安静的古街。街东面一些居民小院临着筒子河,行人一般看不见,得深入居民小院,透过夏天打开的窗子才能看见故宫的红墙绿水。小院大多藏在只有两三个门牌的胡同里,通常院门也都很小,门前有石狮子,照例被削去脸面,像所有胡同中的狮子一样面目不清。李慢就住在这样一个小院里,与中山公园一墙之隔,离筒子河畔的图书馆也不过百米,从临河的窗子侧头看过去,能看见图书馆的遮阳帘。这一切不能说和李慢没关系,怎么可能没关系呢?但是如果没有图书馆的话,要想寻到确切关系也是很难说的,也许李慢后来的生活不会那样无常。

少年图书馆原是故宫西门的一个庙,有过种种变迁,民国成为藏书馆,新中国成立后做过一段少年之家,后来改成少年图书馆,但是没多久就关闭了。图书馆重新开放之前,很多人并不知道那里是个什么场所,直到李慢十三岁那年,仿佛一夜之间那里构成了一个事件,人们可以到那里看书了。图书馆红墙绿瓦、古木参天,三进的院落,大殿说不上宏伟,无法和太和殿相比,但在李慢看来已经十分宏伟了。毫无疑问,图书馆先李慢存在,尽管一直是沉默的存在,但似乎也更注定了某种突变本身的机缘。假如图书馆一直是开放的,那么很可能像故宫或中山公园一样让李慢觉得自然而然,没什么不同,甚至无知无觉;假如开放得再晚一两年,不是李慢十三岁而是十四或十五岁,结果可能也完全不同。比如那一年恰好有某个表演团体招收小学员,那么李慢成为一个杂耍演员也不是不可能,那时图书馆很可能与李慢擦肩而过。事实的确是这样,十三岁的李慢那年出现了两个机会:图书馆开放,杂技团来到了北长街小学。那是1975年,已是有点诡异的一年。

李慢上小学六年级,有关人员来到毕业班,反复端详李慢,让李慢伸出胳膊,教练员看到蓝色河流一样的脉络,整齐的走向,有点惊讶,如果不看作喜悦的话。李慢身形瘦小,手臂腿脚不像六年级的学生,像三年级或四年级的学生。不过李慢的神态并不天真,有一种似梦非梦的东西,或者简直就像灰尘。教练员看中了恐惧的李慢,认为李慢神态殊异,稍加训练很快就有致幻效果,李慢正是他们要找的人。但是杂技团晚了一步,少年图书馆开放了。

雪在后半夜又下起来,非常大,铺天盖地,我不知道。我的睡眠也像灰尘,无声而沉重,像后半夜的鹅毛大雪。梦中总有一种声音,好像谁一直在朗诵“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好像我不会悲伤只能让别人代替我悲伤。如果所有的诗人都是抒情诗人,那我的确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诗人,我喜欢抒情诗人,对别人的抒情惊异并认同,但更多是在荒凉有雪的梦中。

从餐馆回来差不多一个星期没出门,什么也不干,也不怎么吃东西,就是守着火。有时屋子里的书、手稿、纸、笔纷纷飘浮起来,泪滴掉在火上,闻到咸味才发现是自己的泪使一切飘浮起来。我非常奇怪,我怎么哭了?这样一想,泪水立刻止住了。慢慢地我想起来我在伤心自行车。自行车也许还在雪里,也许已经没了,那是跟了我多少年的自行车,上大学时就骑着它,是上海生产的永久17型,当时的名牌。我考上了北师大,成为我们家的荣耀,小院的荣耀,父亲把自行车交给我时连发票也给了我,还给我买了块上海表。1980年,这两样东西都是奢侈的。我尤其喜欢那辆大链套的自行车,让我孤独地意气风发了很久,舍不得骑,但有时又骑得飞快,可以追上电车。十年中它慢慢旧了,但是不破,甚至没怎么掉漆。我从没用它带过什么人,也没借给别人骑过。那时大学同学多少人跟我借车,我从来不借,什么情况都不借,就算女生也不借。不是说我没喜欢过个别女生,喜欢也不借。为此,当然不仅仅是为此,我被认为不可理喻,没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就算有个别还能说话的人他们也了解我,从不跟我借车,他们知道我不会借给他们。我记得有一次把我心疼坏了,同寝室的两个同学在床上发现我的钥匙,偷偷拿走骑跑了我的新车,完事后把钥匙偷偷放回床上,以为我不知道。我知道,但没说什么,我明白是我的错不是他们的错。我拿了钥匙仔细检查了车况,非常心疼,有一处划痕,链套沾了许多泥水,这证明我不借别人东西是对的。后来又有许多人试图偷我的钥匙,但一次都没成功,有人找来物理系的人试图打开我的车锁,被我发现告到了学校保卫处,并让他们检查了作案痕迹,在班上进行了适可而止的调查。不是要查出谁干的,不过是表明我的态度。四年大学生活我的车出了名,所谓人至察则无徒,我知道,我觉得有没有徒无所谓。我不是骄傲。我自知吾貌不扬,但也不惭愧,我爱惜自己的东西没有错。十年了我的车基本没到修车铺修过,都是自己定期保养,拆卸、上油、擦洗,记不清拆卸过多少次,为此我有一个很专业的工具箱,一整套工具,包括黄油、机油、棉丝,我可以把自行车拆卸自如。我还会补胎,我有胶水、木锉、剪子、废胎、锤子,补胎像老工人一样,用木锉锉,涂上胶,晾一晾,用嘴吹气,粘上,锤子砸砸即可。

我没为自己哭过,我不值得哭但是自行车值得,没勇气拿回餐桌上的钥匙,就那样放弃了它,如同我被人放弃。

想想名片40元,羊皮工作证70元,押金300元,酒菜11元,还有无价的自行车。积蓄一空而尽,差不多全糟蹋光了。我不怎么吃东西,也不饿,以致模糊地感到某种希望,我可以水米不进。

这一天走出屋子,来到阳光下,身体透明,体轻如燕,如果我愿意的话,甚至可以飞翔。我好像一个面壁的瑜伽之人,只要一点光合作用就行。多年不怎么长胡须的我一个星期竟然生出了许多茸毛,连眉毛好像也长长了。在冬日阳光下,走路很轻,颇有点仙风道骨的样子。如果我再给自己做一顶蓝布帽子,穿一双布鞋,我差不多真的就是一个道士了。我已腾空了所有的一切,包括思想,甚至自行车。早晨,黄昏,沿河散步,有时中午和晚上也出来,看晨光、夕阳、雪落在河上,时有抽搐,仍不怎么吃东西。

没成为杂耍演员,很多人不理解李慢。那时能进文艺团体是许多人的梦想,怎么居然不去?李慢的父亲简直不相信儿子会被选上,母亲哥哥姐姐更是惊奇不已,觉得是个不可思议的机会。那时哥哥要到郊区插队去了,姐姐很快也要面临同样情况,姐姐对李慢小学毕业就有了出路羡慕不已。第一次听说“致幻”一词姐姐很不理解,后来才知道可能和魔术有关,不禁对安静的李慢刮目相看。李慢是有点怪癖,从小不用人管但并不可爱,事实上姐姐多少对李慢有点担心,怎么也想不到李慢会有表演才能。而同样令人吃惊的是李慢竟不愿去,谁劝也不行,父母的话也不听,就是不报名,气坏了全家人。姐姐为李慢做主报了名,想全权代表李慢,但是李慢不见教练,说过的话不说二遍,教练找来只是摇头,一言不发。是的,那时李慢迷上了图书馆,一般人也是这样认为,没人知道实际上李慢还另有心事。

简单地说,李慢在图书馆结识了一个整理图书的老人,他们已秘密交往了一段时间。如果没有老人,仅仅是图书馆显然还不足以使一个十三岁少年放弃诱人的杂耍生涯。然而要说李慢同老人商量过此事也不确切,至少我不记得同老人谈及此事。实际情况是李慢迷上了老人,当然也迷上书。那时李慢已开始阅读童话,同时几乎发现了自己身边的童话:神秘园与老人。

那时图书馆只是部分开放,更多大殿和图书还在尘封中,一般不允许读者到处走动,前院古木参天可以乘凉,但二门就挂着明显的“读者止步”的牌子。当然不可能让李慢止步,十三岁的李慢像鼹鼠一样到处探头探脑,有时出现在影壁后,有时出现在古井边,有时在回廊里一溜烟跑到丁香丛或海棠树后。接近那些风雨剥蚀的大殿李慢特别小心,大殿通常上着锁,李慢趴在门缝儿向里看,全是书,一架一架的高大的书,阳光透入,可以看见浮尘飘舞,好像烟一样。第一次见到老人是在图书馆的最后部,一座不是最高的大殿里,老人非常大的个子,身体弯曲还是那样高,简直不可思议;穿了一件蓝大褂儿,脏兮兮的,很不合身,蓝大褂儿太小了,裹在老人弯曲的身上说不上像什么。老人正在清扫,擦拭书架,搬动堆在地上的图书,显然已旷日持久。李慢轻轻推开虚掩的殿门时没发出一点声响,轻手轻脚,甚至带不起灰尘。但是老人的耳朵多灵敏啊,好像比灰尘还灵敏,早就听到了有人来,只是当李慢已经走近,站着不动了,老人才慢慢转过身,微笑着看着李慢。老人并没直身,仍弯曲着,一只眼睑下翻,像火一样。那是老人的标志,就是那只红眼睛让李慢撒腿就跑。老人不笑李慢一时还想不起什么,一笑李慢头发都竖起来了。

是倪老头,多年消失不见的倪老头。

这条街没有人不认识倪老头的,三岁孩子都知道倪老头。在李慢早年幼小的心灵中倪老头大名鼎鼎,是出了名的恶魔、反动派。那时游街的示众的挂牌的戴纸帽子的不少,虽说都是牛鬼蛇神,大都老老实实低头认罪,看上去一点也不可怕。通常让他们打自己他们就打自己,让骂自己就骂自己,让他们把地上的痰舔了他们就把地上的痰舔了,让他们叫爸爸爷爷他们就叫爸爸爷爷。只有这个恐龙般的倪老头子不听话,从来不吭一声,叫做什么不做什么,叫认罪不认罪,怎么打他都不说话,牙掉了不说话,眼睛流血了不说话,脚踏在身上不说话,打断了肋骨不说话,样子非常可怕。很多次他倒在地上起不来,不动了,人们以为他活不成了,他又活过来,不久又出现在批斗现场。越来越瘦,越来越高,越来越像恐龙架,每次活过来样子都比前一次更可怕,让人不由得心颤。最可恶的就是老头的眼睛,那可真是魔鬼的眼睛,一般人都不敢正眼看,由此知道反革命过去是多么罪恶滔天。老头是图书馆馆长,历史反革命,当过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现在还和台湾敌特有联系。可是老头打而不死,死后复生,实在让人不可思议,以致后来暗地里传出种种可怕的说法,说倪老头前生是猫,猫有九命,因此倪老头也有九命,倪老头少一条命就会附在别人身上一条。一些上年纪的老人暗地烧香,求神保佑,结果又被当成倪老头的一大罪状,说是倪老头自己散布的。开群众大会,批判封建迷信落后思想。尽管如此,倪老头还是在人们心中有了一种特殊东西,最好远离,后来成为吓唬孩子的法宝。

倪老头扫街,刷厕所,孩子们一般不敢靠近,只有在成群结伙时才敢向老头吐痰、扔石头,老头不躲不闪,一动不动,毫无感觉。倪老头后来不扫街了,深居简出,好像消失了。一段时间有人说他死了,有的说没死,然后打赌,看谁敢去倪老头的家。那时大人们差不多都忘了倪老头,可孩子们记得,从襁褓里就记得,大一点的孩子如果哪个胆敢趴一次倪老头的窗台就会被视为英雄,就像堵过枪眼的黄继光或炸碉堡的董存瑞。孩子们有自己的世界,分不清电影还是现实,那时倪老头的黑屋子就是碉堡或者比碉堡还可怕,那是真正的挑战,像打国民党一样。如果谁想成为孩子头首先就得敢过倪老头一关,光趴窗户还不算最勇敢的,最勇敢的是向倪老头的窗户和门投掷西红柿、瓦块、砖头什么的,并高喊同志们冲啊,然后一窝蜂撒腿跑掉。倪老头的门窗伤痕累累,破烂不堪,如此一来,更增强了老头房子魔窟的形象。跑说明还是怕,怕什么不知道,事实上后来与倪老头是否国民党已经无关。特别有时候倪老头大敞房门,在里面一坐,眼睛上翻,眼睑火红,手握一根魔杖——实际是半截破树棍,但人们称它为魔杖——那种恐惧在勇敢的孩子那里成为一种需要,成为人生的演习、现实的神话,但在李慢那样更多的孩子心中则成为噩梦。

十一

李慢做梦也想不到是倪老头,尽管后来时过境迁一切都淡忘了,但李慢还是吓坏了,老头还活着!这让李慢十分不解,无法想象。那时孩子们已把兴趣转移到相互间的游戏、打架、抽烟、反潮流、追女孩,砸教室玻璃上,不喜欢走门喜欢从窗子进进出出,流氓圈子像后来的影视歌星一样成为时尚与焦点。倪老头已被扫入历史垃圾堆,早被忘得一干二净,好像倪老头已经不存在。大殿昏暗,书籍林立,空无一人,本来就不太真实,如果老头不微笑,只是在劳动,一切都还好点,老头一笑,瞬间便变成为传说中的鬼怪。那时李慢正在读一本《聊斋》插图故事,脑子里充满了奇奇怪怪的东西,不过一次也没想象过倪老头。倪老头可不是故事,是实有其人,是南霸天、座山雕、刘文彩、收租院、水牢、喝人奶,比所有的传说都更强大更可怕,倪老头的可怕就是国民党的可怕。李慢对图书馆本身产生了怀疑,这么老的房子,许多年没开放了,说不定老头一直隐藏在图书馆里!

李慢平时心里淡淡的,没什么心事,每天就是上学、回家、做作业、写字,图书馆开放是件令他激动的事,一下有那么多书,院子古木参天,有些特别大的松鼠跳来跳去,他喜欢,从没那样喜欢一个地方,图书馆成了他的乐园,神秘园。他常常忘了时间,闭馆时与大松鼠相遇,对视,一挥手赶跑它们,在小动物面前他是多么骄傲。出现了老头,敌特,里通外国,那时他还能往哪儿想呢?这可真是件大事。一个多星期李慢没敢再去图书馆,做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灵斗争,想过是否要报告学校革委会或居委会。他要报告重大情况,倪老头没有死,在图书馆活动,是真的,千真万确!但是李慢从未做过这种事,而且不善表达,对别人是否相信自己没有信心。他也不敢问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敢问。图书馆的人难道不知道吗?

时间一天天过去,人们照例进出图书馆,李慢慢慢接受了某种现实,但是不敢再四处走动,只在报刊阅览室安静地看书。在家也可以看但他喜欢在公共环境下看,觉得不一样,觉得自己像大人,比别人不同。图书馆什么事也没发生,一切照常,安安静静,既没失火也没听说有人搞破坏。李慢常常环顾四周,所有人都是认真阅读的神情,小读者并不多,大都还是成年人。他们应该知道倪老头,可他们现在知道倪老头在哪儿吗?他们不知道。倪老头也许在馆内劳动改造,他本来就是馆里的人,是的,他在劳动,搬运图书,不像搞什么破坏,这一点越来越确凿无疑。不过这老头也不能说很老实,他故意那样笑,吓他,呵呵呵,咯咯咯,那是什么声音呀,是真的吗?是,没错,他就是那样笑来着,比书里的笑声还难听,真是个改不了的坏蛋。

李慢觉得自己不能太软弱,人民这么强大,还怕一个倪老头吗?现在是人民当家做主了,倪老头只有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李慢决定再看一次倪老头。那个星期天,午饭之后,正是阳光最强的时分,稍稍有点斜,比直照更耀眼,筒子河亮闪闪,像水银一样。李慢需要这样的阳光,需要阳光在他推开殿门时顷刻照亮昏暗的大殿,高不可攀的书架,他将始终走在阳光里,如果有不测,他会立刻与阳光一同返回。他相信他有驾驭阳光的本领,他轻如鸿毛,并且照书上的说法隐在阳光中才是最高妙的隐身。李慢缓缓推开大殿,让殿门洞开,阳光水泻般涌入。如同穿上隐身衣,李慢站在阳光中,大殿宏伟,飘尘沿着阳光升腾,书架非常高,每一排架下都有一个阶梯式的凳子。书籍浩如烟海,阳光将它们一分为二,一些在明处,一些在暗处,一些书堆放在地上,显然已堆了很多年。这么多书还不开放外借,还慢慢整理,不知为什么让倪老头一个人整理,这得多长时间?书没有罪,为什么让书劳累一个老人?李慢没看见倪老头,或许倪老头在某个角落就像上次一样突然出现,李慢不再害怕,特别是站在耀眼的阳光中心里亮堂堂的。李慢慢慢步出阳光地带,进入寂静的暗区,立刻感到一阵阴凉,多少有些紧张。不时回头看看阳光,看看阳光他觉得好一点,他随时可回到阳光之中。

老头不在,每道书廊都看了,没有老人的踪影,李慢失望但也感到特别轻松,顿觉大殿开阔起来。他开始轻松地专注于一架架图书,只看不动手,对书他有一种天然的敬畏,特别是那些厚厚的看不懂名字的书,那里面有多少秘密,那不是现在他能读懂的,可是迟早他会读懂的,他相信。如果他有什么梦想,那么他愿永远待在图书馆里。他想,他将来要是能做一名图书管理员多好,那样他就只与书打交道不用管别人,不用被别人注意,不用整天看黑压压的周围的人,不用担心自己有那么多莫名其妙的外号——他有多少外号呀?数都数不清。所有的外号都针对弱点,带有侮辱性质,李慢从不答应,充耳不闻。语文课上有同学造句竟造出这样的句子:李慢呆若木鸡地吃冰棍。人们哄堂大笑,李慢又有了个日本名字。李慢走路没什么问题,可人们竟给他起了个“下坡”的外号,以致李慢对自己走路的姿势产生了疑问,不得不经常面对镜子走来走去,发现自己真的有点问题,连路都不会走了,这个打击十分沉重。外号的苦恼把李慢包围了,他只有躲避,不出声,哄堂大笑之后,陷入深深的冥想,从没有答案。

李慢喜欢图书馆不仅出于好奇,或许还有别的东西。他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东西,或许是一种发现、一种渴求、一种本能的需要。不见倪老头,李慢甚至开始有点想念老头,李慢想他会再来的,他准备离开了,就在他转身朝向门口之际,他看到殿门洞开的阳光中站着逆光的老头,尽管逆光,他一下就断定那是倪老头,一个高大弯曲的剪影。多少年之后,我都记得那帧剪影:老人拄着一条手杖,仍是半截树干,但显然修整过,树皮剥去了;午后阳光太强烈了,看不清逆光的脸,老人一动不动,已经站半天了,怕吓着李慢,就一直站在阳光中。李慢慢慢走到阳光中,越发看不清老人。

“我可以帮你做事情吗?”李慢对着阳光说。

没有回答。

李慢又说:“你一个人整理不完,我可以帮你。”

“你不害怕我了?”老人开了腔,有点外地口音。

“只要你不吓唬我,我就不怕你。”

“我在这里站半天了,就是怕吓着你。”

“我不怕你。我是来找你的。”

“嗯,你这样做对了。”

十二

老人关上殿门,阳光被挡在外面,李慢看清了老人,又紧张起来,仍不习惯老人的红眼睛。老人臂端还抱着一摞书,显然是从别处弄来的。李慢跟着老人,心一直跳着,对自己刚才说的话不解,那些话完全是临时想到的,事先没一点准备。按当初的想法只是想偷偷看看老人,至少还像上次一样。老人走路慢,这从手杖点地的声音中就能听出来。他也不再说什么,只是让李慢跟着。越到里面,李慢越感到紧张,老人身体不便,但有一种强大的压力,简单的话语也显示十分厉害,短小的蓝大褂也不再显得滑稽可笑,倒更显出瘦骨嶙峋的力量,一身骨头让人生畏。

到了大殿后部一个角落,老人停下来,那里堆放了许多书,横七竖八,小山一样,足有几百本。老人面对书呆了一会儿,然后才转过身对李慢说这些书都有分类编号,让李慢分检,把同一类书放一起,分好之后再把它们分放到各个门类的书架上,要按照顺序,不能放乱了。

“听明白了吗?”

李慢不是特别明白。老人深深弯下腰拿起一本,指给李慢看。

“你看,这是哲学类,这里面有书卡,上面有分类、编号,书脊上也有,这些书架也都标着分类,这是图书馆分类学的基本知识,现在你就是要把它们归类,放回书架,明白了吗?”

“明白了。”李慢回答得非常干脆。

“有些书凳是坏的,你要当心。”

“我摔不着!”

“那就开始吧。”

老人走了,手杖点地,非常有力,听上去像个盲人。

李慢兴奋极了,老人的离开使他感到无比自由,那么多书,他拿起一本翻看,硬皮,很厚,不明白书名的意思,看书脊、里面的书卡,老人说得一点不错,分类标得非常清楚,回头看看,那么多架子,像丛林一样,要找起来可不容易。李慢兴奋得忘记了老人让他分检出来的话,拎出一本书就去找对应的书架。大殿昏暗,灯泡残缺不全,只亮着不多几只,不过一点也没妨碍李慢的眼睛。李慢的视力好极了,再黑他也看得见。李慢蹬上书凳爬上爬下,轻便得像猴子一样,可是他太矮了,站在书凳的最高一层仍达不到书架的最高度,使劲踮着脚尖,甚至一蹦才勉强把书放到上面去。李慢一本书一本书地跑很不科学,可是他愿意,每一本书都是个未知数,都需要在森林里探寻,一旦找到他是那样快乐。

李慢有时会看到老人的背影或侧影,老人面对书架,一手托着书,不用蹬凳子就能够到最高一层。那时李慢误以为自己长大成人后也会有老人的高度和手臂,而李慢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大人。现在他不就是做着大人做的事吗?他觉得自己人小心大,始终是这样,这既是他内心隐秘的骄傲,也是许多时候的困惑,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能和别的孩子一样,有着大多数孩子的兴趣,这让他总是感到孤单。他愿意探求成人的世界,做成人的事,现在他第一次实现了。

李慢从不惊动老人,甚至有意躲着老人,走路非常轻,脖子酸酸的,挪动梯凳不发出一点声响,上得很高,可能是太轻了,一次没掉下来过。李慢做事认真仔细并且饶有兴趣,但效率不高,找到一本书的位置要花很长时间,假如手里拿上两三本书效率就会高点,但李慢只拿一本书,还要翻看半天,有些认为可以看的书默默地记下书名,一个下午并没做多少事情。他是那么快乐,兴致不减,几乎忘掉了老人。李慢心里还是有些怕老人,虽然已不知道怕什么。

闭馆时间到了,那时李慢正站在梯顶上放书,老人来到李慢身旁,的确是身旁,老人太高了,差不多同李慢一样高。

“你还不想回家吗?”老人仰着头问。

李慢完全忘了时间,时间过得真快。李慢小心翼翼地下来,胆怯地问老人:

“我下次还可以来吗?”

“我每天都在。”

“那我星期二下午还来。”

李慢与其说是紧张地,不如说是快乐地一溜烟跑出了大殿,那样子就像经常穿飞大殿的燕子,自由,快乐,昂扬。

十三

星期二下午没课,这是李慢自离开大殿就盼望的日子,就像大殿的燕子。李慢从没有过这么强烈而又兴奋的心事,第一次想找人分享他神秘的快乐。盘算了所有可能的人,父亲母亲,哥哥姐姐,不行,会遭到禁止,肯定会,只可能是同学。李慢不怎么跟同学交流,这天实在忍不住了,试着跟同桌的女同学提到图书馆,女同学居然还一次没去过图书馆,而且显出奇怪的表情。李慢吞吞吐吐,女同学不耐烦起来,嫌李慢说不清,把李慢呛了回去。李慢不吱声了,但心里仍十分骄傲,想着大殿那么宏伟,还有那么多书,自己开始做大人的事情了,禁不住地激动,以致安静的李慢竟时时颤抖。他已不再是孩子了,他是大人了,因为他在做只有大人才做的事情,大人同孩子没什么可说的,说了他们也不懂,他不再需要他们,一点也不需要,李慢想开了。如果老头不是“恶魔”,不是国民党多好,那样他会更骄傲,更理直气壮,可惜老头名声不好,不是一般不好,他又怎么能显摆同老头的关系呢?这事不能说,谁都不能说,说了自己就是叛徒,王连举或甫志高,李慢不敢想了。

李慢通常去阅览室,这天吃过午饭,没去阅览室,悄悄地径直去了后院大殿。殿门开着一扇,显然是老人留的门,李慢小心地轻轻关上殿门。看不见老人,大殿一如既往地昏暗,扑鼻的尘土气息亲切诱人。李慢没向老头报到,直接去了上次堆书的地方,默默坐了一会儿,没马上干活。关门的吱扭声老人应该能听到。翻了一会儿书,大多看不懂,忽然看到一本画册,眼睛一亮,李慢拿起来,一翻不要紧,大吃一惊,鲜艳的女人体,一丝不挂,李慢汗都下来了,赶快合上画册,扔掉了。十三岁的李慢平生第一次看到女人裸体,吓坏了,呆了半天,看看四周没人,又谛听了一会儿,偶尔能听到老头的手杖声,在很远的另一端。李慢再次拿起《西洋绘画雕塑百图》,心几乎要跳出来,看到了卧女浴女,血往上涌,浑身饱满,破天荒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身体与女人有关系。这是大逆不道、下流,李慢慌了神,再次扔掉画册。

李慢开始了工作,因为刚才过度亢奋有点无精打采。这个下午李慢早早离开了大殿,只是向老人简单告了辞,几乎有点冷淡。李慢不知为什么有点怪罪老人,也许他不该来这里,也许老头真是个阴险的坏蛋。李慢觉得自己是个罪人,简直不敢抬头看人。同时李慢又是亢奋的,总想着画册,想着画册中的女人,想奔跑,想大声呼喊,想到很远的地方一个人走上几天。

差不多两个星期李慢没再去大殿,连图书馆也没去,没课时只是在家做作业写字,抄课文,不停地抄,甚至整篇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都默写下来。虽然默写下来,可脑子仍然空空如也,了无痕迹,什么也没记住。李慢想得到那本画册,那是有可能的,这个念头一产生就强烈地占据了他的心头。两个星期禁止去图书馆,结果却产生了更强大的冲动,这是李慢没想到的。

李慢又去了图书馆,去了大殿,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大殿门关着,李慢心里一颤,突然预感到出了什么事,倪老头可能不在了!李慢三步并作两步到了殿门跟前,这时他是多么渴望见到老人!轻轻推开门才舒了口气,听到老人的手杖声李慢放心了,立刻忘掉老人想起了画册。想起画册又想起老人,又觉得老人是个障碍。没老人不行,有了老人也是麻烦,怎么过老头这关呢?李慢渴望见到老人完全是因那本画册,李慢是势利的。

李慢没向老头报到,甚至想走时也不打招呼了。

径直到了大殿后部堆书的地方,一眼就看到了画册,这么多天好像一直给他留着,老头也从未到过这里。李慢听了听老头的手杖声,放心了,拿起画册,这次没第一次那么震慑,不过真是美妙,不但看线条,看胸乳,还看眼神,看眼神时心慢慢静下来,再看乳房,美轮美奂,依然激动,但已不再恐惧而是身心愉悦。捧着画册真是爱不释手,世界上没有比女性人体更美的了。为了小心起见,李慢把画册放在一册厚厚的植物学下面,表面看不到,走时也好找。

李慢开始干活了,放了几本书后在一处书架前看到了老人。老人也在往架上放书,非常缓慢,手杖放在一边。老人没看见他,李慢故意把梯凳挪得很响,这样至少表明自己又来干活了。但老人似乎还是没听见,根本不往李慢这边看。李慢放好书,迟疑了一会儿,还是没主动到老人身边,快要拐过书廊了回了一下头,才发现老人看着自己。李慢不由得站住了,与老人远远相视。李慢应该解释一下两个星期为什么没来,给老人一个理由,然而就在李慢犹豫是否这么做时,或者老人看出李慢要走过来时,老人转身了,点着木棍向另一端走去。

十四

李慢心里一动,那一瞬间,几乎想要放弃带走画册的想法。很难说清老人转身离去与画册有什么关系,它们之间产生了某种无法言说的共振,难道老人怀疑自己?但是李慢无法真正放弃。李慢想,今天把画册带回家明天一定要亲近一下老人,今天心里怪怪的,今天有一件大事。李慢对各书架分类编号已基本熟悉,干活麻利多了,也开始按照老人说的办法简单地在书堆前分了类,只是这样仍不能拿很多书。李慢因为想着画册的事时间观念很强,不时计算现在几点了,只嫌时间过得慢。可能是今天外面有云的缘故,天忽然暗下来,大殿也明显感到了,李慢的心就开始紧张起来。李慢已试了几次把画册揣进怀里,别在腰上,幸好画册不大,正方形,别在怀里问题不算太大,当然最好还是不被人看见。

李慢已决定不向老头告辞,早早放好了画册,谛听了一会儿大殿的动静,听到手杖的声音,是零星的,在左侧一端,是时候了。李慢开始向外走,自觉连灰尘也没带起来,紧张极了。可能太紧张了,脚底竟然轻绊了一下,险些摔倒,画册掉在地上。李慢赶快捡起来揣进怀里,屏住了呼吸,心要出来了。停了一刻,没听到什么动静,才又继续向前。到大门口,李慢轻轻地拉开门,几乎就在阳光放进的同时听到了身后的手杖声。如果这时李慢走出去也不是不可以,那样一切都会大功告成,但李慢走不动了,头轰地一下。李慢后来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没早点听到手杖声,老人难道会轻功?怎么一听到就差不多到了身后呢?

“等一下,孩子。”

李慢回过了身,如同上帝让他回过身。老人下眼睑依然翻着,但没笑,没笑还算不错,要是还笑李慢当时也许就跑了,那可能也没事了。李慢不敢再捂着怀里的画册,愣愣地看着老人,还好,老人不像发现了什么,倒是手里拿了一本书。老人叫李慢过来,李慢到了老人跟前。

“以后不用来了,看完这本书再来。”

《一千零一夜》,李慢好像听说过这本书,忘了在哪儿听说的了,就在走神的一刹那,画册从怀中滑了出来,啪的一声掉落在地上。那声音就像一声枪响。是的,无论什么时候回忆起来都像一声枪响,如同被判以极刑。李慢本来就十分脆弱,这又不是一般的书,是一本非同小可的书,当时眼一黑,呆了一刻,然后如同慢镜头一样倒在地上。李慢无地自容。李慢后来慢慢醒来,发现老人在慢慢喂自己水,他大汗淋漓,虚脱了,从此落下惊吓的毛病。李慢睁开眼又闭上了,他记得当时不想醒来,只想待在无边的黑暗里,永远不醒来。如果他面前的人是一个正常人,他还可以悔过,承认错误,而眼前的人明明是个历史反革命、国民党,李慢就越发觉得无路可走。

李慢推开老人的水坐起来,对老人说:“我要向老师说这件事,承认错误。”

“嗯,是该承认错误,认了错就是好孩子。”

李慢眼泪流下来,感到莫名地委屈。

“不过不一定向老师承认。”

李慢睁大眼睛,不解地看着老人。

“你的错误并不大,只要跟我说一声就不是错误。你想拿回家看,看完再拿回来,是不是这样?”

“是,是。”李慢撒了谎。

“书没问题,这书谁都可以看,这是艺术。”

“艺术?”

“是的,是属于全人类的艺术。”

艺术,这个词是如此地陌生,但现在有了分量。

“艺术包含了一切,身体、美、尊严……”老人缓慢地沉思地说着,李慢闻所未闻,虽然似懂非懂,但身体慢慢充盈起来,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注入。

老人没有多讲,在沉思中打住了。

“今天时间不早了,你回家去吧,以后我慢慢给你讲。”

李慢很想听下去,但时间的确不早了。老人让李慢把两本书都拿上,李慢的心又跳起来,想拒绝画册,迟疑了一下还是接过来。

“对书一定要爱护,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

李慢使劲点头,把书放入怀中,夹好。

馆内已空无一人,闭馆时间早过了,只有工作人员行色匆匆,老人送李慢到图书馆大门口,安全地走过了传达室。李慢一出门就跑了起来,没有回家,一直沿筒子河跑,最后跑到了故宫午门城墙的拐角处,进入五月的树丛中。那里百草丛生,有石桌石凳,是李慢最喜欢的地方,夜晚情人在此幽会,白天几无行人,行人都在午门广场。除了这里,李慢还能到哪儿看画册呢?

夕阳慢慢透入树丛,照耀着李慢,那一年的春天。

那是1975年,李慢十三岁。

十五

没成为一个杂耍演员,让人怀念。那个冬天好像也没什么演出,不过听说杂技团在巴黎获了奖,还是大奖,轰动了巴黎。巴黎,我想也不曾想过的城市,就算梦见过天王星或海王星,我也没梦见过巴黎。

冬日阳光直照,正午时分,河岸空无一人,我挽着老馆长或者莫如说是老馆长挽着我,我们并肩走在风后的积雪上。老人腰弯得厉害,老得不成样子,但仍比我高出许多,仍昂着头,因为昂着头脸拉得越发长,目光直瞪,如同过世之人。最初看到老人远远瞪着我,恍惚以为一尊街头青铜雕像。故宫河畔始终没放置一些雕塑,实在让人遗憾,古老名城因此缺少一种艺术底蕴实在不该。石狮、铜狮固然是艺术,但究竟还是一种图腾,还是不如人像。“这雪天您也出来,也不怕摔倒了。”

“我摔不倒。”还是有点南方口音。

“您可真是。我没事的,您不用操心我。”

“你不来看我,我找你还不行吗?”

“这路多滑呀,您也不多穿点儿。”

“我不冷。”老人硬硬地说。

老人固执得惊人,以致有些糊涂,没有温度感。几天来我沿着河岸迈步,凝视雪后的太阳,古老城墙常给我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已风烛残年,不久即可羽化登仙,直到见到雪中老人才发现时间不对。我的时间还无比地漫长,几至让人生畏,让人绝望,一个人可以那么久吗?那时老人一条黑手杖,一件单薄的黑呢大氅,一顶旧毡帽,站在一棵树下,像一只苍老的乌鸫,满地积雪,不禁想起斯蒂文森:

周围,二十座雪山

唯一活动的

是乌鸫的一双眼睛。

这也是老人赏识的诗,但老人眼睛不活动,直目,好像盲人。老人出来散步,也是为了找我。我送老人回家,与其说我搀扶着老人不如说老人拉着我。老人的手依然有力,把我的手握得生疼,如果老人滑倒我根本拉不住老人,但如果我自己滑倒说不定会一下吊在老人的手臂上,我觉得自己的样子一定十分好笑。假如在杂耍舞台上这一定会是个生动的笑料。想象一下吧,一个类似小道士的年轻人搀扶着一个老人,反而年轻人常常摔倒,像荡秋千似的吊在老人身上悠来荡去,嗯,完全可以演上一阵子。马戏或杂耍的特点除了精湛技艺就是哗众取宠,让人发笑。我记得当时还偷眼看了一下老人的毡帽,觉得很有某种效果,只要再稍加化装老人就是大师,同样可能会轰动法国。老人是西班牙语翻译家,但法文也是不错的。

老人住北长街一个灰色小院,在一条只有两个院门的小胡同里,原是独门独院,过去有影壁、古木、花园、鱼缸,现在一切面目全非,影壁被推倒,树被伐倒,花园盖起了新房。小院归了房管局,搬进许多住户,很快便人丁兴旺,各家的小厨房土围子占用了越来越多的空间。老人一家被轰到一间房子里,经过若干次抄家,甚至挖地三尺,已是家徒四壁。第一次抄家还是老人儿子带人抄的,老伴为此气绝撒手人寰。老人的儿子当时大学一年级,“文革”之初即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成为当时背叛与决裂的典型,但是很快还是因为决裂不够彻底被清出红色组织,1968年自愿到广阔天地干革命,在包头的武斗中冲锋在前,死于乱枪之中,实际上已精神错乱。女儿早早下了乡,回到南方老家,1972年去了香港,后来到了美国。

我成为老人身边唯一的人,但直到1978年我才第一次去了老人的家。老人恢复了馆长职务,《洛尔迦诗集》也重获出版,并到了我的手上。我不再是三年前的孩子,三年同老人的接触,使我成了一个越发寡言的人,我与周围人的隔膜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加深了。现在看来事实上读了那么多书对我有点过分了,十六岁,我既不像一个孩子,也不像年轻人。当然不仅是书的缘故,更有老人的缘故。我与老人的交往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但我并没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骄傲,事实是三年中无论我多么深爱老人,对老人始终是持有警惕的,我们的接触仅限于图书馆,直到老人平反。我与老人的交往在1977年一时成为校园佳话,但我自己清楚我是不真实的,在某种程度上我始终部分扮演了一个监视老人的角色,因为某种直接性我的警觉实际上超过了所有同龄孩子,同时这也是我与老头交往的一个心理支撑和正当的理由。这些当然不是很明确,但它们是存在的。泰戈尔不能抹去老人的标签,普希金不能,冰心不能,洛尔迦也不能,这些都是文明典范,但仍不能清除我对老人的警觉。人们越是赞扬我,把我视为有思想的小典型,我越是觉得出入很大,是个玩笑。我无法告诉别人事实上我扮演了某种打入敌人内部的角色,这是多么荒唐。真实有时不能说出,也无法说出,甚至老师也不让说出。我没勇气向老人说出真相,只能加倍地热爱老人,无条件地热爱老人,什么也不信了,只相信老人。我去了老人家,结果让我吃惊。

十六

我记得那年已是年底,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母亲单位发了点过新年的年货,要我给老人送去一篮子鸡蛋。这是我没想到的事,母亲想到了。母亲说老人对我帮助那样大,也算是我的恩师,快过新年了应该到家看看老人,老人虽然恢复了职务,可家破人亡,身边没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是母亲提醒我去老人家,不是我自己想到的。我非常高兴,知道老人住哪儿,这条街无人不知。我如此兴高采烈到了老人的小院,可一进院子心先凉了一下,老人房门上墨画的黑叉子赫然还在,虽然淡了但仍十分清晰;窗棂斑驳,陈年的柿子皮烂菜叶还粘在上面,烟筒正在冒烟。小院已十分拥挤,四周都伸着烟筒,我虽然没见过早年有花园的小院,也没见过孩子们眼中的魔鬼屋,但我觉得一切不该是眼前的这样,应该是什么样我不清楚,我的兴高采烈包含了某种理想化的东西,眼前的普通与黑叉让我定了一会儿。

敲开了老人的门,更是一下愣住了,如果刚才仅是有点意外,那么现在我真的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老馆长人没变,还是我平时见到的穿蓝工作服的样子,比早年大殿里的新,也合高大的身材,没什么特别的,但是房间太奇怪了。我对十年前的1968年并不清楚,我是在人们揭批林彪“四人帮”运动中才开始重新经历,对我而言,那已是词语中的1968年,但是现在我觉得好像真的一步回到了现场的1968年。简单地说,老人十年的生活几乎没有改变,只是蓝工作服稍稍改变了一点,比较合身了。我提着鸡蛋始终没放下,像问历史一样问老人,墙上的标语怎么还没刷掉?我目光蒙眬,或者不如说是老人的目光蒙眬,总之我们都在穿越时间,我像做梦一样,而老人几乎就像实物。

“为什么要刷掉?”房间几乎有回音。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砸烂倪维明的狗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墙上的字有用毛笔写的,有用刷子刷上去的,老人的名字都被打了叉子,没见过那样粗暴的字,写满了一面墙。灰尘布满墙壁,蛛网层层叠叠,有的滚成一团,有的拉成一道弧形,能看到上面炉灰发红的粉末。去安源的画像、石膏像、标准像、《选集》四卷、《语录》、若干纪念章一切都在灰尘中,在时间中的原位,未动过一指。房间空荡,几件旧家具,有的门掉了,里面空无一物。一张床,铺盖简单,黑乎乎的。地上墙角丢弃着或粉或黄的传单、破碎的唱片、皮带头、折了的棍棒、扫把、水桶、皮管子、胶鞋。一件旧蓝大褂儿。一张油漆了红色万岁的两屉桌。方凳。烟缸。老人早已不抽烟,只是一种陈列。一把竹躺椅,应该是幸存的,就是当年孩子们看到的:老人拄着半截树棍,坐在躺椅上,看孩子们探头探脑,呼喊,向他投掷,冲锋陷阵,跑掉……

“你以后不要到我这儿来,知道吗?”

“回去吧。把鸡蛋拿回去。”

我退着出了门把门关好站在北长街冬天的风中,手里一篮子鸡蛋,听见“冲啊冲啊!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不准放空枪,不准放空枪”“开火开火”“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嘿埋伏下神兵千百万”一窝蜂地跑了出来……抄家我还小,不知道怎样抄打踢砸,没敢去看,一切都是听说。只记得一次跟着那些孩子远远守在胡同口,听到喊声、合唱,他们跑出来,跳着脚,举着链子枪,啪啪响枪庆贺战绩。我赶紧跑了,我也曾想有那样一把链子枪,也找过一些自行车链子、铁丝、车条什么的,不仅没成功还弄破了手……

不知在风中站了多久,提着篮子重返小院。

没有敲门,直接进了屋。老人坐在桌前吃粥,吃咸菜,眼睛直看着我,像看陌生人一样,正如我看老人也同样陌生。我开始说话,我说是妈妈让我送的,新鲜鸡蛋,妈妈单位发的,不是买的。我说,您炒着吃,煮着吃,做汤,煎荷包蛋,我说的这些都是我吃过的。我不知道说什么。老人不说话,我想是同意了。我把鸡蛋放在地上,又提起来放到碗柜上,然后离开。我把门关好,飘一般离开了小院。

十七

高考恢复了,我所在的161中学分成快班和慢班,我学习优秀自然在快班,但是没人知道1979年我陷入了难以描述的恍惚。我受到的刺激难以形容,我心目中的老人恩师如日中天怎么又像一个地狱之人呢?我无法将两个人统一起来,吓坏了,上学放学躲着图书馆走,怕见到老人,不能想象老人的房间、老人的样子以及老人历史般的声音。

那时所有人都在争分夺秒,外面的世界热火朝天,而老人的时间却是不动的,像钟表停在了时间深处。是的,老人一直是严肃的沉思的,但那是面对一部书一本名著的严肃,是在把《上古史演义》《东周列国志》、希腊神话、安徒生、杜甫和歌德交到我手里的时候,那时老人声音清晰,深思熟虑,老人说从神话到歌德是人类的一个完整过程,其中一些人和书是重要的驿站。许多年后我才知道老人的良苦用心,老人胸怀广大,在架构我的心灵坐标,那时我把老人奉若神明,我从未想过我们之间有什么异常,然而事实是无论是我还是老人都不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在造访了老人之后,我才感到一种似乎更为强大的我无法理解的东西的存在,而老人是固执的。老人无法泯灭某个或某些历史时刻,比如1968年,女儿最后离去,杳无音信。老人的近万卷藏书以及书信、手稿、日记全部抄没,有的被付之一炬,有的被充入图书馆。书老人一本也没索回,即使又成为图书馆馆长。事实上当年我与老人整理那些堆砌的图书,造册编号,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老人自己的书。那时老人已把希望寄托于我,而我还有另一双眼睛。

老人什么也没索回,甚至没申请落实房产政策。只是守着老屋,让时间不动。老人称自己是九死之人,活着只是一部《神曲》,实际上是过时之人,房间没必要改变,事实上是个故居。有一个人还活着的故居有什么不好?老人说:“在我所谓的有生之年它会一直这样,会有价值,这是我唯一还能够做的,我不能留下什么了,只能留下这间房子,在这间房子里我难道不是文物?”老人笑,一种奇怪的笑,非常平静、苍老,不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的苍老,而是像岩石一样的笑,未泯去任何东西。那时我已上了大学,虽然适应了老人的房间,但每次都要像穿越某种时间隧道那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像另一种《桃花源记》。不过通常这只是我起初的一种感觉,进入谈话之后很快我和老人都忘记了置身的房间,时间的错位并不能阻挡一个老人的当下生活。我为老人带来了大学的思潮、周末舞会、人们谈论的话题,学生会竞选、各种文学社团、打印或油印刊物、我的态度——一个并不积极的参与者。而老人目光炯炯,时常打断我,盯住我,让我详细讲,批评我的游离与轻描淡写。那时老人已退居二线,没做多长时间馆长,实际上老人1968年就到了退休年龄。老人成为一个义务图书管理员,每天向少年人发放图书,在阅览室阅读报纸杂志,对世事并不陌生,常常或者击节,或者一针见血,有时因为激动而嘴角颤抖,老人的牙残缺不全,后来又掉了一些,嘴巴颤抖起来显示着巨大的能量。但老人仍然是锋利的,就算牙不锋利眼睛也十分锋利,常常让我心惊,那时老人目光如炬,以致有时让我产生错觉好像房间的主人是我而不是老人。老人看上去像一个守陵人,实际上并没生活在自己的房间里。有时我会注视一下墙上的字,意识到我所置身的空间,感到说不出的一种飘忽,甚至一种暗示,好像真的存在上帝的面孔。我不能说那是笑,但的确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上帝是微妙的。爱因斯坦有自己的时间理论,但只是长与短的关系,并没发现某种并列的关系,如果老人是科学家或许会有新的阐释。

老人说我赶上了好时光,跟我讲一个人的道义感和责任感,讲它们与诗歌必不可少的联系,讲那些推动历史进程的诗人是如何工作的,一个真正的诗人从来都是现实生活最敏感的神经,即使不直接介入现实,诗歌中无形的血脉、气味,甚至节奏都是对所处时代的一种自觉与掘进。后者当然是针对我的诗歌而言,我知道老人更欣赏北岛、江河、食指们的诗,但是我知道我不可能成为他们,老人也十分清楚。我模仿过他们的声音,甚至也曾写出惊人的句子:

我们从墓地站起/像一场叛乱/村庄望风而逃

但这不是我的诗,不是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与我无关

是的,我没能成为老人所希望的诗人,甚至不是我自己希望成为的诗人。我更多的诗淡而无味,几乎没有抒情成分,也没意象或象征,只有细节、叙述,干净的句子,无色无味,像塑料一样。这不是我喜欢的诗,但我只能这样写,如果也算诗。我后来真正喜欢的诗人是海子,从抒情角度我认为有了海子的诗我已无事可做。我需要抒情读读海子就行了,不做作,像大地流水一样。老人也喜欢海子,从天才角度看他对海子评价甚至超过了对北岛的,老人认为海子的才华不在俄国叶赛宁和西班牙的洛尔迦之下。老人趣味之广泛使他并没完全排斥我的无色无味的写作,从纯诗的角度老人也欣赏我的写作,我不知道这是否一种鼓励,老人认为我的诗有一种罕见的质地,看起来淡而无味,没言说什么,却可能是一种新的声音,但同时老人认为我作为诗人是不成功的,甚至是不可取的,老人不理解我年纪轻轻写的诗何以如此平淡,怎么会有着事物本身的安静与虚无。老人说,你到老了再写这样的诗不迟,现在还是应该尽量使年轻的自己飞起来,触摸历史、大地、更多的心灵。在老人看来,我这样写下去至多是一个小诗人,为此老人数次向我悉心讲述自己的心灵与肉体的历程,讲述苦难与荒谬的根源,讲述历史的现场。老人不知道这一切对我都过于巨大,只能将我吞没,不可能做出我个人生命的反应。有时我甚至没出息地想,老人也是诗人,为什么自己不写而寄望于下一代人呢?很多次话已呼之欲出又咽了回去,我想我不能要求老人,希望总是在下一代身上的,是我自己不长进。然而不可避免地我后来越来越反感历史,越来越不愿倾听历史,我认为那是别人的历史,不是我的历史,面对别人的历史我在哪儿呢?我不要历史,我只要安静、体会、寻找。我内心有一些东西,它们是细枝末节,可能没价值,但是是属于我的,并深刻地直指内心。我愿成为一个眼中无历史、心中无怨恨的人;我愿自己是一种开始;如果老人从没有一种个人的生活,那么我是否有了这种可能?

十八

我实践着自己,但写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拿给老人看,来老人这里也少多了,而且后来更多的情况只是看望一下老人,买点吃的用的日常物品。我曾给老人买过一个小巧的可移动的金属书架,结果被拒之门外;提议老人无论如何应有一台电视机,老人坚持不要;给老人清理房间,打扫一下厚厚的灰尘也从未得到同意。我同意老人看守历史现场,但灰尘实在无此必要,灰尘说明什么呢?为此曾同老人数次争执。每次来看望老人,那些房顶墙壁垂挂的灰尘都让我感到危险,总怕它们掉落下来。我的确发现过老人头上后背挂过一缕缕长长的毛茸茸的灰尘,额上黑了一块,老人尽管已直不起腰,但高耸的身躯仍时时会碰到那些越来越长的尘埃。那些灰尘已构成某种缓慢但看上去又像在疯长的植物,它们不仅夏天生长,冬天照样伸展,一开门就迎风摇摆。如果是晚上,在昏暗灯光下,老人一动不动,我来了也只是向我点点头,有时笑一下,有时不笑,半天我们才能进入谈话。老人越来越固执,冬天冷,我记得曾给老人买过一条电褥子、一只电磁保温杯,老人用了有两年,但是有一次我发现保温杯不翼而飞,老人又用起了文物般的上面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搪瓷缸子,我问老人保温杯哪儿去了,老人不答,身上又穿上了早年扫街刷厕所的蓝大褂儿。那一刻我想到某种东西已快要降临,老人已年过八旬,的确是太漫长了。

我害怕见老人,每次去都要心跳一阵子,但是老人活着。老人并不糊涂,甚至我觉得越老越强硬,说话短促,越来越简洁,没有任何唠叨。每次都是我讲一些奇事趣闻给老人听,或者嘘寒问暖,问需要什么,老人从来说自己很好,没病没灾,什么也不要。有时问我在读什么书,让我念新写的诗,老人听着,总是点头,不再批评我,有时眼睛骤然一亮,让我重复,我重复,以为老人会说什么,但是没有。老人已不去图书馆,基本也不怎么出门,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报纸,就是枯坐,回忆,老人说经常回到孩提时光,就像看电影一样。有时我想给老人买串佛珠,像古寺僧人那样有自己的周天与极乐,那是一种没有边界的遨游,可上天入地,可是老人没有任何宗教修持,老人把基督教佛教艺术脉络说得头头是道,对宗教并不陌生,可是从没谈论过自己的任何一种信仰。从老人身上我觉得一个人的晚年是需要一个神的,如果没有神的陪伴简直是可怕的,就那样一个人支撑着自己的一生,守着风烛残年,再强硬的人也是那么地孤单。也许只有回到童年,像做梦一样,童年是我们唯一的宗教,无论它是否快乐。是的,总是快乐的,那时我与老人整理图书是多么快乐呀,我们度过了神秘的时光,甚至就连我对老人的另一种眼光也是快乐的。十年或十五年了,我说不清老人是不是我另一个父亲,我依赖他又拒绝他,拒绝他又依赖他,他比我强大,甚至越到垂暮越比我强大。老人九命,我恐怕连九分之一也没有,一次就足以结束我。事实上在我精神恍惚时已数次想到过服药,但每一次想起老人都觉得自己轻如鸿毛,几乎立刻打消了自绝的念头。我没得到老人的任何个性的真传,但老人顽强地活着的确总能给我以力量,我不知那是一种什么力量,甚至可能是一种抽象的力量,但那的确是撼人的力量。

我失去工作后曾非常软弱地向老人提出请求,想做一名图书管理员,哪怕开始是临时性的。我说图书馆是我童年的梦想,这您是知道的,只要给我一个开始我就会很好地做下去,我会永远做下去,您能跟馆里人说说吗?我当时真是昏了头,说完就后悔了,无地自容。

雪后老人出来散步,我也散步,我们相遇,见到老人那一刻,我就知道事情毫无希望,几乎立刻想拿出调查所的羊皮工作证给老人看,安慰一下老人,也安慰自己。工作证就在贴身兜里,我甚至摸了一下。我身体发飘,正好是愉快活泼的样子。我们一老一少,一支手杖,相互搀扶,在积雪的街景上并没引起太多的目光。街上几无行人,没什么汽车,骑自行车的人们匆匆而过,大多只稍稍侧一下头。我不知道凝视北京的卫星是否会注意到我们,据说拍下的照片相当清晰,连地上的烟盒名片都能成像。我曾看过一次航天摄影,没看到名片或烟盒,但是的确看到过报纸,标题十分醒目。

老人的房间一切如故,但这次我非常适应,几乎没有时间的错位感,也就停留了不过一两秒钟,我想可能是房间比较温暖的缘故。火烧得很旺,铝壶咝咝作响,水开了一段时间了。可能由于热气球的原理,屋顶垂状灰尘差不多是自然地飘摆,非常整齐,像一种舞蹈。我跺脚,老人不跺,我想老人从来不跺。老人放下手杖,扶着两屉桌,颤颤巍巍开暖瓶给我倒水。没有茶,老人从不喝茶,只喝白开水。白开水展示出一种白色的时间,颤抖的时间,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倒在了外面,顺桌子流,形成很好的图案,类似温泉。我看到而且听到自己同老人争执,我要夺下暖壶倒水,老人充耳不闻,毫无感觉,一任时间漫流。我说我不喝水,您别倒了,我给您倒上,我坐不住,雪天您可别出来了。我终于还是夺下老人的暖壶,扶老人坐下,给老人把水倒进搪瓷缸。提下铝壶灌暖瓶,捅蜂窝煤,到院子里灌上凉水,重新坐在火上。倒炉灰,冬天每次来都要为老人清理一次垃圾,倒在街上圆形的垃圾筒里,有时要跑上好几趟。老人的炉灰通常堆放在两处,一是炉旁,一是门口的角落,门口堆得太多了,邻居通常给倒掉,我来一次不管多少都要彻底清理一次。

最后擦掉桌上的水,关照了老人的身体,准备告辞。

十九

老人直瞪着我,看出我要走,嗫嚅着说:

“我快倒不动一杯水了,可我还是能倒,你坐下。”

我喝老人倒得满满当当的水。

“洒了不要紧,”老人说,“这是一个人的必然,人老了做事情非常慢,还控制不住,越老越慢,但是你知道从快倒不动水到倒不动水要多长时间?很长,长得你无法想象。今天举不动暖瓶了,你以为完了,到头了,可明天可能又举起来了,这个过程你知道又要多长?还是很长。什么都要耐心,面对死亡也要耐心,他不招你去你就不能去,我厌了,别人也厌了。”

“您不能这样说,您很硬朗。”

“我与死亡斗了二十多年了,啊,也不是斗,这个词不恰当,应该是‘守’是吧,是‘守’,‘守’了二十多年,我是有贡献的。”

“您培养了我,就是我不争气。”

“嗯——你怎么这么说?你的路还长。我说有贡献不光是你,我对你没什么贡献,没有我你也有自己的路。我是说这间房子,”老人环视了一下,“应该是个贡献吧,你说呢?”

“是是,这房子已名扬海外。”

“这不是目的,无关紧要。”老人再次环顾,看着我。

“你要活下去,一直到我这样,比我还要老。”

我感到某种紧张,感到死亡的强大,好像不是生者与生者之间,是死亡与死亡在说话。我厌倦了,实在是厌倦了,我为什么要一次次面对老人,面对这样的房间?现在我不能再承受什么了,我没有死的概念,但也了无生趣。我不要再听下去,我要赶快逃离。我看到我站起来,浑身颤抖,我说您不要说了,干吗要说这些?我得走了,还有事情,您多保重自己吧。但是我看到老人弯着腰站起来,一手拄杖,一手颤巍巍放在我肩上,顺手理了一下我的头发说:

“别怕,什么也不用怕,你等等,再等等,我不会马上,我也在看,我还要坚持,不会马上死。”老人按下我,缓慢地向床前移动,非常吃力地卧下,像一匹老马。我不知老人要干什么,从来没见过老人这样。老人把手杖伸到床下,显然要够什么东西,半天也够不出来,实在看不过去,我走上前问老人找什么,我来找,老人不出声,非常固执,手杖发出碰撞的响声。差不多有十分钟的样子,老人终于叹了口气说:“下面有只箱子,你帮我拿出来。”

老人把手杖交给我。“不,”我说,“我不用。”我身形瘦小,一下钻到床底下,适应了一下光线,看见一个很普通的小木箱,像点心盒那么大,老人不但没够到,还把箱子捅到里边去了。我拿到了木箱,很轻,想不出里面会有什么东西,也许是重要的手稿。木箱放到床上,我扶老人起来,非常困难,老人如此衰老但体积仍比我大得多,将来给老人送终可是个麻烦。老人一手抱木箱一手拄杖踱到桌前,开锁。

“我们有钱,你不要怕。”

现金。存单。存折。我的头轰地一下,老人要给我钱,真是老糊涂了。“不,不,我不要,”我大声说,“我还有钱,我有工作了!”

老人瞪着我,不相信。

“钱是有用的,是我留给你的,钱对我没用,现在不会再剥夺钱了,你要看到这点。你仍有自由的可能,没工作没关系的。”

“我有工作了,真的,我的工作是很挣钱的。”

“什么工作?”

“您看,这是我的工作证,我在中华社会调查所工作,我找到工作了。我现在是调查员,拉广告,很挣钱的,您看这个说明页,是我正做的一个项目,叫《北京餐馆指南》。”我详细介绍了这份工作,说得很在行,得出的可能性不容置疑。我说:“这是一本很厚的工具书,北京有不下十万家餐馆,我每拉一家就能挣一份钱。”

老人眼睛一动不动,好像根本听不明白。

“您放回去吧,”我说,“您也该过点好日子了。”

“你真的不需要?”

“不需要!我不是跟您说了吗!”

“能挣到钱?”

“能!怎么不能!您快收起来吧。”

“图书馆的事我说了。”老人摇头,他有自己的思维轨道。

“用不着了,您看我这不找到工作了?”

老人摇头,真是固执。

我说:“我该走了,您把钱收好,收好了,过几天我再来看您。”

“不要怕。”老人大声说。

我把门关好,在门口停了一刻,心突突跳,然后就飘起来。我像长了翅膀似的飞出院子、胡同,对面来人视而不见,到了大街上才长出了口气。站在一棵树下,对面就是一家饭馆,立刻头一昏,又沿大街跑起来。自行车、汽车已多起来,我向南跑,向着自己的家,并不快,只是一颠一颠,只要一闭眼就可以睡过去。

我看到了自己的家,再不想出门了。

二十

我决定重返餐馆是昏睡了两天之后的一个清晨,这个决定应该说是相当清醒的,是在我醒来不到两分钟就做出的决定。那时炉火已灭,我盖着厚厚的棉被,身体却始终在云中,我对于自己醒来感到十分惊奇。许多次了,我认为这样睡去或许可以幸福地圆寂,结果总能醒来,结果一旦醒来总感觉像新人一样。生命真是个奇迹,只要不自行了断你很难从时间中自行消失。事实上所有人都有一个能量储藏,不吃不喝也能穿越黑暗迎来曙光,这时醒来的确真就跟新生差不多。那时我转动眼睛,大口呼吸,试着坐起来,心地清新,十分干净。

爬起来,仍能走路,意识到寒冷,开始生火。大清早不好麻烦大妈大婶,人家的火也不旺,不能给我夹红煤。我能这样想显然意识清醒。劈了几瓣木柴,浇上汽油,塞进炉膛,放好炭和蜂窝煤,一把火点燃,屋里开始冒烟。这样生火大体要一个小时,天太冷人又钻进被窝。到处都冰凉,无法洗漱,也没有什么思想,就是躺着,等着房间慢慢暖和起来。温度的点滴变化我都非常敏感,我拿出胳膊试,好像看温度计似的看自己筋脉,筋脉如网,有点曲张,但是十分好看,像蓝色河流一样,仍是年轻人的胳膊,甚至像我的少年时代。不过话说回来,太细了,有点说不过去。

铝壶慢慢有了响声,撩开被子下了地,开始刷牙洗脸,竟然感到饿了。饿是一种好现象,说明一种欲望,还不纯粹是肚子的欲望,事情不这么简单,一种欲望无疑掩盖着另一种欲望。我出了门,来到街上,在早点铺思索了一下,认为没什么可犹豫的,要了一碗豆浆、一块油饼,快速地吃起来。我的头发太长了,以致喝豆浆时掉到碗里。我想我还应该理个发,这个样子不行,像要饭的,一进门就让人看着可疑,好像我不是本地人。吃得很愉快,又要了一碗豆浆、一个豆包、一块油饼,觉得馄饨热气腾腾十分可人,又要了碗馄饨。我想今天是个开始,一定要吃饱,特别是去餐馆那种诱人的地方,饿着肚子很容易头脑不清,思维混乱,这次我下决心了。

长安街一如既往地宽阔,路上已看不见一点积雪,干干净净,或者太干净了,以致除了干净显得空空落落,难得看见餐馆或商店。直到过了电报大楼到了西单十字路口才显得热闹起来。现在我喜欢热闹,喜欢高楼大厦,满街人群,车水马龙,喜欢张灯结彩吃吃喝喝,吃吧,同志们,朋友们,先生们,女士们。百业兴旺,老板开心,迎来送往,笑脸相迎,划拳行令,引吭高歌,我见老板高兴,老板见我也高兴,和气生财,生意好做,大家都有钱赚,我希望是这样。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像一个业务员,我会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一家一家地跑,一条街一条街地走,我的工作没有边际。

到了公主坟大一路汽车终点站,离万寿路还有两三站地,还得倒车,唉,没自行车真是不便,可是再买一辆真的没钱了,不能再花钱了。挤上4路汽车,人很多,让人喜欢,现在就喜欢人多,乘车人多吃饭的人就多,挤在中间让人陶醉。远远地就看到前面的万寿路口,向北不远就是那家餐馆了,我还记得叫“家园餐厅”,挺好的一个名字,挺有文化的,为什么当初你要冒充记者呢?是你死要面子,是你自己毁了自己,“在哪儿跌倒的今天你要从哪儿爬起来”,这是你早晨醒来的第一个念头,你一下就解脱了,那天你是多么地轻松愉快。你下了车,寻找家园餐厅,结果一眼看见了自己的自行车,直到今天你的激动喜悦还很强烈,那简直是奇迹!你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你已把自行车的事忘得一干二净。那是个多么好的兆头!你以为自行车早就丢了,被老板便宜卖了,真想不到竟然还在墙下摆着,真是天上方七日地上已千年,现在又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时代了?你快步跑到自行车跟前,像遇见阔别的老朋友,扶起车,简直想亲上一亲。自行车太脏了,满是灰尘,能看出雪化后的白碱。你一刻也没等,找出车座下的棉丝就开始擦,链子生锈了真是可惜,车也像人一样,没人骑就荒废了。转动铃声,哑了两下,很快依然清脆,如同睡醒了一般,让人高兴。一抬头你看见有人注视你,是服务员小姐,你认识她,她却疑疑惑惑,你说你不认识我了吗?就上次那个——记者,你有点说不出口,然后大声说:这是我的车!就像说这是你的孩子,你是那样激动。

二十一

你跟着小姐进了餐馆,小姐一直为你保存着车钥匙。“我天天给您看一眼,恐怕丢了,还以为您不要了呢。”你那样感动,觉得做人就该诚实,发自内心地像日本人那样向小姐鞠了一个躬。“老板在吗?”

“您还要采访他呀?上次您可把他气坏了。”

“不不,我不是采访,我是为上次的事道歉的,我是中华社会调查所的调查员,不是记者,我当过记者,可已经不是了——”你看见老板从后台出来。

“谁呀?”故意问,显然认出了你。

“您好,是我,我上次来、来过您这儿。”

“找我干吗?”

“我上次错了,向您道歉。”

“道什么歉?”

“上、上次不是来采访,我不是记者,我是——”

“你丫还他妈不是记者?!”

“我是,不是,过去是记者——”你语无伦次。

“我操你大爷,你丫还他妈道歉,找抽来了吧?”

“您赶紧走吧,走吧。”小姐推你。

“给我一边去。”老板凶狠狠瞪了小姐一眼。

“我那天不对,不知道该怎么做,您知道我刚开始做业务——”

“刚开始骗人是不是?不熟?”

“是,哦,不,不是,我刚开始干业务员——”

“干你妈那×!”

“您,消消气……”

“消气?我还打你丫的呢,你还找上门了,滚!”

老板一把抓住你的脖领子,轻轻一提你的脚就离地了,你一点也不反抗,不再恐惧,“就你这脖子还骗人呢?我能掐死你!你丫到底来干什么?”

“我向您道、道歉,我确实当过记者,有些习惯一、一时改不了。不过……《北京餐馆指南》是真的,没骗您。”你的脖子被掐紧了,“您这儿人、人不多,确实需要宣、宣、宣、传,能提高您的知、名、度——”你快说不出话了,但是早有准备,甚至已预先想到过这样的场景,这是艰难的开始,事已至此,没什么更坏的结果了,你必须把话说完,把业务做下去。“《指南》是权威的市场调查,我们竭、诚、为、您、服……”你趔趔趄趄,两手吊在老板毛茸茸的胳膊上,完全窒息了,总算挨到了门口,门还是向里开的,你听见老板喊小姐开门,斜着眼看见小姐飞快地拉门,一秒钟也没耽搁,一阵凉风袭面,你闭上了眼睛。

你被发射出去,的确,就像被发射升空一样。门外至少有三级高台阶,下边是马路,你被发射出去,但你仍不觉得这一次比上一次更难以接受。如果有行道树说不定你会攀住一根树枝,但是没有,什么也没有,只有自行车和汽车。你听到汽车刹车声,立刻爬起来,这次你没有小睡,没有那种眩晕的喝了酒似的感觉,始终非常清醒。你站起来,晃了两晃,没有倒下。汽车鸣笛,自行车停了一堆,你觉得自己高大无比,顶天立地,只是那一刻服务员小姐的尖叫声让你有点心酸。你注视着餐馆,想要看到小姐,甚至往玻璃后面看,但是没有。汽车喇叭叫成一片,既近又远,你大步向前,走上便道,一点也没感到血顺嘴角流、牙少了一颗。你上了台阶,推开餐馆门,大声喊道:

“我的钥匙!”

二十二

“先生,我是《北京餐馆指南》调查员,请您看看我们的样本,现在餐饮竞争激烈,《北京餐馆指南》引导消费,权威调查,广告天下,是您不可或缺的选择。我们已收录上百家餐厅,数量有限,机不可失,四月出版,时间紧迫。是的,是的,不好意思,当然要收取一点工本费,不过这完全由您决定。”

“先生——”

“先生——”

“先生——”

你像后来的入户推销员那样,是他们的先驱。骑着自行车,挨门挨户,全不管对方是否打断,是否命令住嘴,把话最快最清晰地说出是一种信念。自行车完全复原,所有的零件都拆洗了一遍,擦得油光锃亮,轮子转动轻轻作响,如同新车出厂的声音,再骑上五年十年也不成问题。脸上的擦伤已经痊愈,额角有头发盖着看不出来,像常人一样。春回地暖,那年上门推销的人太多了,好像雨后春笋,惊蛰一声春雷,忽然间冒出了许多来历不明的人,你以前从未注意过,不入一行不知道行行人多。推销员走街串巷,带来了各种意想不到的产品,事实上各色人等也像商品一样,完全可以把他们看作就是牙签、烟酒、腊肠、饮料、纸巾、猪脚、下水、野生动物、土特产品,当然其中还包括记者、书画家、流浪歌手、行吟诗人与风尘女子,而餐馆酒楼差不多就是集散地,你方唱罢我登场,虽不能说成群结队,却也川流不息,没做过推销员或流浪艺人的根本不知道那时的餐饮老板是如何地心烦意乱、暴跳如雷,好不容易上了一个客人,还是来推销的、卖唱的、记者或工商税务,这事搁谁谁都难以控制自己。工商税务还好点,着装执法,执行公务。但如果是记者,证件亮得稍晚一点就有被拳脚伺候的危险。

被赶出来是家常便饭,如果哪家店门突然推出或扔出一个人,一点也不稀奇,该人往往一点也不在乎,掸掸身上的土,扭头就进了另一家店。为了不致刚一进门就被赶出,你不断更换服装、帽子,尽量使自己像一个就餐的客人,职员或公务员或大学生,一度还穿上西装、打上领带,效果不错。有点外企或外贸的味道,偶尔还被当成日本人或韩国人。尽管如此,如果店里空空如也仍有可能遭遇不幸,这时老板往往阅人无数,火眼金睛,食客与非食客一眼即可看出。你后来有了经验,逢到那种目光转身便走,就算如此有时仍会听到背后一声吼:“傻×!”

也遇到过颇有修养的老板,买卖不成仁义在,给你送上一杯茶,温文尔雅地听你介绍,让人眼睛潮湿,真想要上两道菜吃喝上一顿。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是的,你已到了海淀,快到颐和园了还一无所获,一家开业不久的餐厅,还在八折优惠期间,餐厅张灯结彩,布置优雅,人虽然寥落,服务员小姐却微笑相迎。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人,穿中式布褂,年岁不大但是老派,招待一杯清茶、一盘瓜子,你介绍完了,老板其实一开始就发现了问题,但仍有风度地听着,完了摇摇头,吸了口烟斗说:“问题不在于价钱多少,这种方式刚开始行,是个创意,但是现在不行了,我问你,你现在拉到多少家了?”你低声而诚实说只有五家有点意向,说不好。老板吐了口烟,给你添茶,那天你真是渴了。老板说:“我给你出个主意,回去跟你们经理说这事创意不错,但是不能这么做,这么收费不可取,类似收费已经太多,骗子也太多,不如换一种方式,先免费刊登调查,然后向餐馆推销你们的《指南》,你刊录了人家的内容,再去上门卖书要亲和得多,也容易得多,定价高点都没关系。这么说吧,我是这店的老板,你收录了我的内容介绍,我肯定会买一本,至少一本,也可能两本三本,这个钱我愿花,你回去算算,一本书你卖五十块钱,不高,一万本是多少钱?你们这一本书成本才多少钱?你可以算算。”

临走你握着老板的手半天不放,哽咽得说不出话。

二十三

回到所里满头热汗,因为激动,苦不堪言,劳而无获,你结结巴巴,表述不清,结果没等你说完经理就不耐烦了:“你干吗来了?给我上课来了?钱,钱,我说你拿回多少钱?”“这样不行,”你大声说,“我一家也没拉到!”“你才跑了多少家?”“我没数,不过怎么也有一百多家了。”“才一百家?有人跑了一千家了,十万家你跑去吧,肯定能挣到钱。”“您为什么非要这样?换种方式又好干又多挣钱,为什么不行?”“嘿,你他妈真以为我傻呢?我不知道你说的?那得先期投入,把书印出来!你有钱印书吗?让你跑三个月一分钱先不给你你干吗?就你还给我上课?咱们这叫拉一家是一家,拉多少算多少,先把钱拿到手,这叫无本的买卖你懂吗?你懂个屁!”是的,当时你真的懂了,可是你还是天真地问:“那书得什么时候出来,到时间怎么办?”

“怎么办?”经理突然笑了,“你操那心干吗?今天你是不是闲着了?我告诉你没日子,出不出还单说呢!我他妈就不该跟你废话!行了,你愿不愿干?不愿回家去,待着多好呀,走吧走吧,以后拿不到钱你就别来了,我这多忙呀,你以为就一个项目呢?走走走,以后别来了,啊?哥们儿,算我求你了,行吗?”

“你怎么能骗人呢!”你大声说,眼泪几乎掉下来。

你陷入了一个从头至尾的骗局,整个调查所都非常可疑,你还自己印了名片办了工作证交了押金,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为了什么?你再也受不了这一击,但是你已经停不下来。至少挣回自己的本钱,你发疯地想,总要成功一次,哪怕就一次!无论沙尘天气、泥雨或风和日丽,你像烂纸一样撞进餐馆,飘进飘出,不等别人轰你自己就先逃了出来。你的黑色西装一直没脱下来,后来黑色变成了黄泥色,但是你意识不到,居然每天还打领带。自行车也不擦了,铃铛盖不知何时丢了,摇动的时候只是空转没有声音,你仍然摇,招摇过市。你脑子里有一个一千家的数字,好像到一千家就能成功一次,你开始记你跑过的餐厅,不算前面跑过的,从头开始,数到七百家时你已不进餐馆,纯粹是在沿街数数,一条街接着一条街,样本合同单早就不知哪儿去了,你数,两手空空,满北京城胡跑,数到一千,一万,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你到了郊外,看到大片庄稼地,进入县城,在松木掩映的一家医院门口你看到并排几家小餐厅,大喊大叫:“先生,我是《北京餐馆指南》调查员,请您看看我们的样本,先生,《指南》引导消费,权威调查,广告天下,时间紧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先生,先生,先生……”你早已经数过了,何止十万?你见到什么数什么,时时刻刻在数,不停地数,只要眼睁着就数,你数树,数麻雀,数铁丝网网眼,数上早操的人,数窗棂……药片、医生、梦中的旗帜、呼喊、自行车、雪花、枪口、蓝布条,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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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七七一世英名,遇见了那么多宿主,就你最狗【哭】人家男主那么帅,你偏偏喜欢男配”“略略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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