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订交
2011年7月24日，我应香港书展主办单位之邀，做了一个题为“我的父亲与钱锺书”的演讲，首度公开我父亲宋淇与钱先生的部分书信，也略述了他们一生的交往。钱锺书生于1910年，比我父亲年长九岁，他在1998年逝世。我父亲和钱锺书从1979年起至1989年间通信，有138封。
尽管父亲是钱先生的知己，但我始终跟他们家缘悭一面，只偶然从父亲口中听到几件趣事。例如他有天就告诉我：钱锺书曾顽皮地把莎士比亚的名字，用上海话念成“邪士胚”，就像他在《围城》和《谈教训》中把T.S.Eliot译为“爱利恶德”一样。由于我所知有限，要完整讲述他们的事，就只好参考大量文献，所以那个讲座除引用宋、钱书信外，也穿插着不少别人的话，而我则负责剪裁、解释这些资料。后来我把讲座内容稍加整理，写成文章率先发表在《东方早报》上。下面写的，将以《东方早报》的文章为基础，再增添一些新材料，希望让大家了解到这两位近代才士的文学因缘。
我家里现在藏有一本《围城》，扉页清楚可见钱锺书的题款，写着“悌芬畏友惠存”。“悌芬”即我父亲的笔名。现在让时光倒流，回到40年代初的上海。当时父亲和钱先生都在上海。父亲住在江苏路284号（1941至1945年），钱锺书住在辣斐德路609号。他们如何邂逅，父亲没向我提起过，我不得而知。只知道钱锺书在1942年送过一首诗给父亲，题作《赠宋悌芬君索观〈谈艺录〉稿》：
微言妙质得谁如，年少东来信起予。
将母呕心休觅句，绍翁剖腹肯留书。
人癯恰办竹兼肉，文古能穷柳贯鱼。
疏凿诗中惭出手，君家绪有茗香馀。
自注：君先人宋春舫先生藏西籍书甚富；《中州集》卷十元遗山兄敏之诗自注：“先人临终有剖腹留书之嘱。”
我的友人冯睎乾曾写过《钱锺书与宋淇的交往》一文，刊载在2011年4月12日《南方都市报》上。他的文章详细“破译”了这首诗。他认为，要了解钱锺书如何看宋淇及两人相交之始，就要从此诗入手。现在我借花献佛，节录一下冯睎乾的分析。
首联出句的“微言妙质”，化自王安石《思王逢原三首》之二“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惟有故人知”，当中的“妙质”又出《庄子·徐无鬼》，借喻难得的知音，全句大意就是慨叹曲高和寡。据《王直方诗话》记载，王逢原因为厌恶络绎不绝的访客，曾大署其门曰：“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钱锺书晚年也有王逢原的烦恼，我父亲便计上心头，为老友设计一个“逐客书”的样式，供他复信时随意套用，但钱锺书未采纳。
首联另一句的“年少东来信起予”，依然是袭用王安石成句，来历是《示公佐》的“残生伤性老耽书，年少东来复起予”。他刻意用王安石语，可能是暗伏王诗上句的“耽书”，以示自己爱书成癖。父亲比钱锺书年轻九岁，当时二十二三岁，故称“年少”。所谓“起予”，是孔子称赞子夏谈诗能发明己意，见《论语·八佾》：“起予者商（子夏）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由于此诗涉及《谈艺录》，故“起予”二字便比王荆公下得更贴题。自1938年起，父亲写了不少西洋文学评论，发表于《文哲》《燕京文学》《西洋文学》等，其好友吴兴华曾称他为“批评家中的王子”。钱锺书第二句赞扬我父亲鉴赏文艺的才华，诚非虚誉。
颔联“将母呕心休觅句，绍翁剖腹肯留书”是咏父亲的性情、嗜好及家学。出句“将母”见《诗经·四牡》，指奉养母亲；“呕心”则用李贺故事（见李商隐《李贺小传》），这里指我父亲身体欠佳，却耽于创作，嗜诗更甚于命。其好友吴兴华曾说，跟我父亲在大学时“玩命念英国文学，恨不得要赛过英国人”。我在前章已提及，父亲在抗战逃亡期间得了肺病，当时没有盘尼西林，接受了土法（硫黄疗法）治疗，结果引致后来几十年疾病丛生。父亲晚年给金庸和董桥写信时，更幽默地署名“五湖废人”（《射雕英雄传》一角色的别号）。全句是钱锺书对年轻诗人的忠告，即劝他要爱惜身体，好侍奉母亲，切忌呕出心肝去作诗为文。
对句“绍翁剖腹肯留书”，钱锺书已有自注。这句诗以我祖父的藏书楼褐木庐为背景，称许父亲能继承父志，广蓄书籍。但我认为父亲喜欢阅读远多于藏书，不肯定钱的诗句是否反映事实。
颈联“人癯恰办竹兼肉，文古能穷柳贯鱼”是钱锺书夫子自道。出句的用典来自苏轼《于潜僧绿筠轩》：“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照字面上讲，是说自己这么清癯，正宜栽竹烹肉，好消俗虑、快朵颐。当然，我们知道钱先生尽管吃肉，却不见得真喜欢像王子猷般看竹，所谓看竹食肉，不过是从“人癯”引申出来，聊以自宽。落实到生活去讲，也可借喻钱锺书跟我父亲这类文人雅士吃饭畅谈，一扫闷气。
至于颈联对句“文古能穷柳贯鱼”，则由黄山谷《再答冕仲》化出：“他日过饭随家风，买鱼贯柳鸡著笼。”而所谓“文古”则有两义：古典指“石鼓文”，其中有“其鱼维何，维鱮维鲤，何以贯之，维杨与柳”（这是苏、黄的读法）四句；今典则指用文言书写的《谈艺录》。“文古能穷”，也暗用了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的“然则非诗之能穷人”一语。曰穷曰瘦，此联虽写沦陷年间的困境，但自嘲而不失豁达，言“文古”则益显傲岸，是百分之百的钱氏本色。
尾联“疏凿诗中惭出手，君家绪有茗香馀”先是自谦，再称颂宋氏家学渊源。“疏凿”一句，典出元好问《论诗》绝句：“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末句“茗香”，指跟我们同宗的宋大樽（号茗香），乾隆年间人，著有《茗香诗论》。文人赠诗用对方同宗的典故很常见，这“茗香馀”句按字面直说当然可以，但未免流于文字游戏，所以不妨这样理解：我祖父精于西洋文艺评论，风流余绪披于其子，致诗人也“惭”于跟我父亲商略文章。
依据此诗，父亲与钱锺书相识大概始于1942年。他们见面有多频密呢？至少有段日子，他们每星期都有聚会。我父亲写过一封信给钱锺书，可以做证：“此信写时，不免想到从前每周必去尊府受教，恨不得时间倒流，再能受先生教诲也。”（1980年3月19日宋淇致钱锺书信）
那年头，父亲喜欢在家中开派对，亦即文学沙龙，钱氏夫妇都是座上客。正如杨绛所记：“李拔可、郑振铎、傅雷、宋悌芬、王辛迪几位，经常在家里宴请朋友相聚。那时候，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乐事，也是口体的享受。”（见《我们仨》）也全赖这些“宋淇饭局”，傅雷、朱梅馥、夏志清等才有缘结识钱锺书和杨绛。
当时见面的情形究竟是怎样的？不妨看看几位当事人的回忆。杨绛在《〈傅译传记五种〉代序》中这样写道：“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锺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
2011年，正是杨绛的百岁诞辰，她接受《文汇报》记者的采访，也提到当年谈话的内容。她回忆道：“我们身陷上海孤岛，心向抗战前线、大后方。当时凡是爱国的知识分子，都抱成团。如我们夫妇，陈西禾、傅雷、宋淇等，经常在生活书店或傅雷家相会，谈论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和前景。”（《坐在人生的边上-与杨绛笔谈》）
夏志清在《追念钱锺书先生》中则生动地描绘了风华正茂的钱锺书：“钱锺书定居上海后，宋淇即同他交识。那时宋淇以鲍士威James Boswell自居，待钱如约翰生博士，钱是非常健谈的人，有这样一位中西学问都不错的青年不时向他讨教，当然非常欢迎。有一次，想是1944年秋季，宋淇在家里开一个大’派对‘，把我也请去了。钱锺书本人给我的印象，好像是苏东坡《赤壁怀古》中的周公瑾，的确风流倜傥，雄姿英发，虽然他穿的是西装，也戴了眼镜。”
比较鲜为人知的是，钱锺书早于三十多岁时已被视为“国宝”。当时跟宋淇最投契的同辈朋友为吴兴华，他学贯中西，博览群书，宋淇一直视他为继钱锺书之后的学术典范。在1943年12月10日吴兴华写给宋淇的一封信中，我就看到以下这段：“念英文的前辈常风称钱锺书先生为’国宝‘，十足表出五体投地之概，使我益发引未能一见钱先生为恨事。”现在我读到这些文字，总算明白上一辈何以流传着“平生不见钱锺书，便称英雄也枉然”这句话了。
与钱锺书通信
1949年，宋、钱两家“分道扬镳”：钱家留在内地，我们则南来香港。双方的抉择都是深思熟虑过的，没有所谓高低之分，毕竟命运是不可测的。父亲的抉择其实很容易理解，理由在前章也已经说明过了。他的友人中，夏志清早在1947年便负笈耶鲁，吴兴华也计划出国，可惜因为肺病无法成行。傅雷夫妇、钱锺书夫妇则选择留在国内。据杨绛说，抗日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曾给钱锺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但钱却一口拒绝，说“那是胡萝卜”，他不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受“大棒”的驱使（见杨绛《命与天命》）。而根据邹文海所述，1948年香港大学曾约钱先生任文学院院长，牛津大学又约他任讲师，都被他一一推辞了。理由是：“他唯一的爱女患有肺疾，因此认为伦敦的恶劣气候不适宜于她的健康，而香港呢，他又认为不是学人久居之地，以不涉足为宜。”（见邹文海《忆钱锺书》）
到1949年，钱先生依然故我，选择留在祖国。对选择的原因，杨绛说得很清楚：“钱锺书不愿去父母之邦，有几个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深爱祖国的语言--他的mother tongue，他不愿用外文创作。假如他不得已而只能寄居国外，他首先就得谋求合适的职业来维持生计。他必需付出大部分时间保住职业，以图生存。凭他的才学，他准会挤出时间，配合职业，用外文写出几部有关中外文化的著作。但是《百合心》是不会写下去了。《槐聚诗存》也没有了。《宋诗选注》也没有了。《管锥编》也没有了。”（杨绛致汤晏函，2001年10月28日）
至于钱先生本人，也许在《管锥编》释《离骚》一节中就已借屈原身世寄托了自己不走的理由：“盖屈子心中，’故都‘之外，虽有世界，非其世界，背国不如舍生。眷恋宗邦，生死以之，与为逋客，宁作累臣。”
我父亲来港后，考虑到政治敏感问题，不想累及好友如傅雷、吴兴华、钱锺书等，不久便跟他们断绝了通信。
1979年，我父亲跟钱锺书已阔别了三十年。就是这一年，他收到钱先生从北京寄来的信。那封信用打字机打出，语言是典雅的英文--对三十年没联络的老友，钱锺书第一句会说什么呢？我读信前不禁好奇地猜。翻开一看，原来是：“Many thanks for the windfall of two booklets.”（意外地收到你的两本小册子，非常感谢。）
我父亲与钱氏夫妇的通信，由1979年开始，一直写到1989年，十年间共有138封。我父亲写信只用圆珠笔，信纸也有固定尺寸，语言一律是中文。钱锺书则毛笔、圆珠笔、打字机都用，似乎信手拈来；语言主要是文言，只有第一封是全英文，但实际上每封信都点缀着多国语言；字体是行草之类。看他用毛笔写中、英、法、德、意、拉丁文，广东话所谓“舞龙咁舞”，我看着真是有点头痛。
曾看过一段报道，说钱锺书致吴祖光信札，不到十行字，2008年12月在上海竟以一万一千元拍出，翌年5月又在北京以两万三千元成交。我检视一下家中的钱氏信札，每封都密密麻麻，甚至大爆“内幕”，若拿一两封去拍卖，岂非天价？当然，这是永远不会发生的。对我们而言，读钱先生的来信有一种知性的快乐，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我父亲曾给钱先生写道：“读来示是人生一乐，妙语层出不穷，智慧与幽默共存，而书法圆浑自如，已臻化境，赏心乐事，莫过于此。”以下我尝试摘录一些书信，让大家也可领略一下钱先生当年的智慧与幽默吧。
第一封信跟钱先生的女儿钱瑗--即《我们仨》的“圆圆”-有关。我也是读了信后，才知道钱瑗曾在我家做客。1984年，钱瑗来港，我父母款待她，回京后她就来函跟我父亲说：“八月到香港后，承您和叔母盛情招待，并冒雨送我回中大，真是太抬举我了。那是香港之行中给我留下最美好印象的一天。也许是因为没有’港‘味，一切都那么自然和亲切。”
同时杨绛也来书问候：“圆圆归来，听她谈到贤伉俪近况，稍慰想念，也增添了想念。她反复讲和两位住在一起多么快乐，显然这是她此行最称心的事。我感同身受，同时但愿我和默存也都亲自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