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一词是17世纪英国哲学的产物，指的是群体心理。在20世纪初，由于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心态”一词的含义表示“原始后期”人们的心理，是指心理状态，是个体对待人或事的稳定的心理趋向，也就是一个人对待事物的态度。心态具有稳定性，心态形成之后，将持续较长的时间，而不会轻易地改变，有些心态已经融为人格的一部分。在心态发展的过程中，导入新经历、新知识，就会引起心态的改变。
文人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是学习、研究、反思和创造各种思想的人。学术界对于晚清文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转型期的表现上，即强调他们与政治的关系，将他们的政治属性加以凸显而往往忽视了他们的个体和群体心理特征。实际上，文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个体而言，首先应该是活生生的自然人，他们在实现人生价值，追求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的过程中心态受传统文化影响和时代制约。而他们的心态在晚清岁月流逝中表现出的变化折射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因此，重视文人心态的研究是研究社会变迁和小说价值的重要方法和切入点。
第一节近代文人的政治心态
政治心态就是个体或政治集团对政治形势、政治环境、整治前景的心理反应。这种心理状态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1840年以后的近代中国社会，接踵而来的民族灾难、亡国灭种的危机，强烈刺激着作为民族精英的知识分子寻求救亡图强的道路。尽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他们也曾分出过不同的派别，间或彼此还有重大的分歧和纷争，但是，在探索摆脱民族危机、拯救国家危难、救万民于倒悬这重大的历史课题面前，他们殊途同归，异曲同工，都进行了不遗余力而又前赴后继的思考、比较与选择，都曾经历过痛苦煎熬和拼死挣扎，甚至都为此流洒鲜血，献出生命。归纳起来，他们的心态主要有：
一、爱国忧民
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挽救、改造中国，走向民族独立、自主和富强，救民出水火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心态的恒定主题；学习西方，向西方寻求救国之路是贯穿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心态的主流。
爱国主义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和可贵的品质，是人们对于自己的乡土、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发育、生长、成熟，无论人们来自社会哪个阶层，有着何种宗教信仰，心底都有种共同的东西——眷土爱国之情。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柱。正是这精神支柱，使得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关系到民族生存、国家命运的重大关头始终保持民族气节，以民族利益为重，置个人祸福荣辱于度外，坚持反侵略的正确道路。例如，林则徐即使在坎坷窘境之时也还是念念不忘“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他把社稷的安危，民族的兴衰，作为自己的头等大事，即使以死相报也在所不辞。姚莹在战争中因积极组织抗英活动而遭迫害贬职四川，但他没有消极避世，而是数年如一日地致力于世界各国情况的研究，寻觅抵抗外侮的良策，也正是出于炽热的爱国情感。这些先进知识分子在投降派对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望而生畏、消极悲观，顽固派还继续做着“天朝”尽善尽美的迷梦、拒绝一切外来先进事物的情况下，敢于正视现实，承认中国的落后，主张学习西方的长处，坚信中国人完全能够掌握外国人的技术，从而战胜外国侵略者。
睁眼看世界带来了国人的第一次放眼纵物，位于历史前沿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自己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道德正义还必须配以先进的武器，于是他们学西学，译西文，学西语，试西医，编着西方地理、政治书籍，引进西洋船炮，谋划建立西式海军，进而提出并实践“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等。
随后的洋务造成了东方的煤铁炮舰，改良维新引进了先进的政治文化，而辛亥革命则实现了政治翻身，五四运动就是一次全方位的思想解放，最后新型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则宣告了近代知识分子爱国主义的全面转型。
中国古代文人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形成了心忧天下的素质，时时刻刻忧虑江山社稷的安全和稳固，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
龚自珍以其犀利的笔锋给人们展现了一幅晚清社会危机重重的图画：“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他敏锐地意识到清王朝已进入“将萎之花，惨于槁木”的“衰世”，担忧“乱亦竟不远矣”。浓重的忧患意识促使他们激扬文字，指陈时弊。
如果说龚自珍的忧患多因触及清政府的腐败而产生，林则徐、魏源的忧患则多因外来的刺激而勃发。魏源在为后世所称道的《海国图志》原序中就明示自己的创作动机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亦为“忧患与发愤”。在魏源看来，忧患意识作为一种精神动力，靠着它国家方能安定，人民才能觉醒，才能讲求攻夷、制夷之道。这里，魏源也为我们传递出他的海防思想、经世思想，亦多由忧患而产生。近代中国每添一份灾难，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就多加一份忧患，救亡图存运动就随之走向一个新高潮。维新变法从一种思潮逐渐演变为一场相当规模的政治运动，其界标是甲午战争。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又转化为知识分子的忧患。谭嗣同有诗曰：“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在维新志士那里，这种忧国伤时的言论比比皆是。虽然以振兴国家民族为目标的戊戌变法功败垂成，但他们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教育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和爱国群众，促成了中国近代史上首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潮流。
戊戌变法后涌起的知识分子，虽经历了不同的时代，代表不同的阶级，但激励他们走上救亡之路的“原始冲动”，仍是他们关照国家民族的现实而产生的忧患，仍是中国文人传统思想中的济世思想的体现。孙中山青年时代就矢志不忘“拯斯民于水火之中而扶华夏于分崩之际”。鲁迅自民国初年袁世凯窃国以来，他“无日不处忧患之中”，蓄之愈久，其发愈烈，深沉的忧患终于迸发出震撼人心的“救救孩子”的呼号。同时代的李大钊，更是密切关注着辛亥革命后政治形势的发展。革命后的第一年，正当人们欣喜若狂，欢呼“共和万岁”之际，李大钊则表现出冷静而深沉的忧患，写下了着名的《隐忧篇》和《大哀篇》。带着这种深沉的忧患，重新探索艰苦卓绝的民族复兴之路。这就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基于生生不息的忧患意识的推动，而献身于拯救国难运动的历史。
忧国忧民集中体现了近代知识分子勇于面对现实的精神风貌。正是他们具备了这种深沉的忧患心态，他们才能了解人民的悲伤和痛苦，听到民族的呻吟和怒吼，看到祖国的未来和希望。这也是近代知识分子为人所注目和称颂的内在原因。
二、救亡图存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救亡图存史，是一部民族复兴史。19世纪中叶，落后的中国成了西方列强疯狂掠夺的对象，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失去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正是这种由于自身独立地位的丧失和外力的压迫所激起的屈辱、痛苦和难堪，导致中国民族精神的产生，而这种民族精神的诉求在中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先进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得尤其突出。他们一方面看到了西方文明对中国社会侵吞所造成的阵痛及其本身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又意识到中国社会的积重难返和西方文明的先进之处。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社会不变的主题，也是知识分子群体为之献身的最崇高的事业。
作为从政治制度层面上思考中国问题的一代知识分子，在动荡的转折时代，已不再是过去一心吟诗、不问世事的纯文人形象，而是一群政治意识较浓的书生，有极强的政治参与意识。无论是改良知识分子还是革命知识分子，其救亡都是以政治作为切入点，要求中国脱去旧日专制政体，变而为共和或立宪政体，正是因其救亡是从心理上对政治的向往开始，也使得启蒙运动带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以文学为例，近代启蒙意识和救亡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时常自觉不自觉地放弃文学，直接干预政治，把改革社会的责任赋予文学，指望对现实有所补益。梁启超说：“今日改良政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以为只有小说新，国民、道德……人格都可以“新”，显然，这里把文学提到关系社会变革成败之关键的崇高地位。救亡时代，知识分子如此推崇文学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视文学为政治的传声筒，只会损伤本应丰富多彩的文学；另一方面，又专从政治单角度考虑文学问题，其文学活动也就以政治活动为中心，带有明显政治宣传性质，因而造成了知识分子总是把文学视为救国之手段。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陈独秀、胡适等的政治、文化活动都带有强烈的内心深处的救亡使命感。孙中山奋笔写就《三民主义》《建国方略》，陈独秀积极创办《新青年》，李大钊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胡适卖力宣传易卜生主义，鲁迅对传统的超越，无不表明了他们救亡爱国的坚强决心和无畏斗志。虽然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关注问题的角度不同，表达方式各异，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尽一致，但他们最终目的相同，那就是要使中国进步起来，能够傲立于世界之林。从而透露出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保国保民”的心理，鲜明地表现出知识分子们的救亡心态。因此，争取国家独立富强，实现社会进步，学习发达国家的文明，成为近代先进中国人的执着追求。
三、积极入世
入世是相对于出世而言的。佛、道都认为人生是苦恼的，佛教主张修行悟道，到达彼岸的极乐世界，道家主张自由无待的境界，达到精神永恒。儒家注重此岸世界，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济苍生，安社稷”，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由于历史的发展是很曲折、复杂的，有所谓的盛世，也有末世；既有治世，也有乱世。在不同时期，人文的心态不一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就是处世态度，也是一种境界。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不断，满目疮痍，应该算得上乱世了，按理说文人应该“独善其身”了，退避园林了，但是仍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抱着不同的目的和愿望入世。这里的情况非常复杂，有些人（或者说多数人）是循着“学而优则仕”的思路，认为读书就是为了当官，荣华富贵，光宗耀祖。这些人缺乏政治思想，不是文人中的优秀者，而是文人中的混世者。他们不是“为世所用”，而是借文人的身分达到当官的目的。他们一旦当上了官，大多会变成社会的蛀虫。他们的所谓“入世”，实际上就是“入仕”，真正怀有入世之心而立志兼济天下的，在文人中也不是很多。
近代文人的入世之心比起他们的前辈来说，往往显得更为强烈、更为迫切，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乾嘉以降社会基本安定，经济比较繁荣，造成人口迅速增长，使近代社会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而科举功名的数额并没有相应增加，于是在科举考试中形成了更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由于生齿日繁，耕地有限，人们的谋生手段受到很多限制，于是在近代就造成了愈演愈烈的生存竞争。读书人只有博取功名，才有希望谋得较优越的生存条件，在生存竞争中取得优势。其实，科举竞争也是生存竞争的一种表现形式，而读书人的生存竞争又主要集中于科举竞争。
科举竞争激烈而无情，侥幸高中者从此有望平步青云，飞黄腾达，而绝大多数士子所得到的只能是失望而归。在这场关乎命运的争夺战中，有许多人都是屡战屡败，而又屡败屡战，转眼之间已是两鬓苍苍，垂垂老矣。吴敏树在《业师两先生传》一文中记述了两位塾师的遭遇。一位叫孙万伟，一位叫秦维城，都是以塾师为其终身之业。孙万伟当时已经七十多岁，还徒步跋涉数百里到省城参加童生试中的院试，最后连个生员（秀才）也没有取上。考试完后，他“语苦流涕，即向嫂诵其试文，曰：‘是当不佳耶？’嫂故不识字，人以为笑”。他希望吴敏树好好读书，就题联鼓励他：“莫欺此地童蒙学，中有他年翰苑人。”吴敏树到别处就学，这位老先生送他半里之远，泫然泣下，说：“将我良弟子去，空我学矣！”然而吴敏树后来也只中了举人，与进士无缘。另一个先生秦维城是个诸生，在县中甚有文名，能诗，又善古文。尤喜读汉魏六朝人诗及唐宋八家古文，但他教学生只限于八股文和试帖诗。秦维城久厄乡试，其心未甘，最后决心“尽屏诸书”，穷其老力为之，然而终于贵志以残，卒年五十五岁。
在近代前期，像这两位先生的老考生多得很。八十岁参考的不乏其人，据说康熙时最大的考生已经一百岁了。这些考生之所以这么执着，主要是科举选官制度造成的。鸦片战争时期着名人物邓廷桢早年家贫，艰于童试，遂手书一联以自警告“满盘打算，绝无半点生机，饿死不如读死；仔细思量，仍有一条出路，文通即是运通”。“饿死不如读死”“文通即是运通”，这两句话可以说是道出了当时天下士子的心声，于是就造成了一条黑道走到底，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文化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