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热衷于科举，早在近代以前就是如此，然而近代文人的名利之心似乎更重一些，入世之心更切一些，其风气也更为败坏。“士大夫汲汲有求于人，自座主及仕宦有荐拔之恩者，皆谓之师，其为师也多矣。曰师曰弟子云者，以势而已矣。”文人之急于入世，多是为了名利两字，当然首要之务是“附势”，即依附权势，故文人多与达官贵人交纳。试看近代的显官权要，其身边往往聚集着或多或少的一群文人，上至军机大臣，下至总督巡抚，几乎概莫能外，形成了以权要为中心的若干文人集团。这些文人，有事时为幕僚，无事时为清客，忙时帮忙，闲时帮闲。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重臣周围人都有一个数量可观的清客。管同把当时的文人分为三等，各作评论。他说：“今之士不外乎三等：上者为诗文，次者取科第，下者营货财。为诗文者，猎古人之辞华而学圣希贤，无其志也；取科第者，志一身之富贵而尊主庇民，建功立业，无其心也；至若营货财，则轻者兼商，重者兼吏，甚者导争讼，事欺诈，挟制官府，武断乡曲，民之畏之若虎狼毒。历观史传以来，士习之衰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在管同的心目中，取科第者已是等而下之，营货财者更不足取。即使对被他列为上等的“为诗文者”，也是无一褒语。
文人入世，志之所在，倘若希望一旦化为泡影，或者期之杳渺，则他们很可能从此消沉下去，也有少数人由绝望而愤激，由愤激而癫狂，一变而成狂怪之士。诗人王昙早年“好游侠，通兵家言，善弓矢，上马如飞，慷慨悲歌，不可一世”。但他科场蹭蹬，34岁中举之后，再无长进。他自称学得所谓“掌心雷法”，可使万夫丧胆，遂被荐给大学士和珅。而不久和珅夺职，王昙从此不齿于士林。他屡次参加会试，均被考官故意摒弃，由此更加放纵。
四、边缘心态
“边缘”是相对于“中心”而言的。按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说法，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劣势，被主流和意识形态支配的一方，即处于边缘位置。处于边缘位置的人在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等方面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
自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欺凌、瓜分，中国人的美梦被惊醒。梁启超在1901年说：“中国人向来不自知其国之为国也。我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中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不得不承认自己只是世界众多国家中的一个，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中国的边缘状态。帝国中心论的破灭，让近代中国人陷入了对古老文明衰颓而产生的没落之中，民族空前的危机感直接导致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伴随着国家的危机和社会的急剧转型，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也被快速边缘化。
首先是政治地位的边缘化。在中国传统政治形态下，参与到传统政治中的士人集团承担了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双重角色。进入国家官僚系统的士，将官僚与知识精英有机融合形成士大夫集团；取得功名但还没有进入国家官僚系统的士，也将民间精英与知识精英有机地融合起来，从而形成士绅集团。因此，“士”在统治政治形态中处于中心地位。科举制是士人政治存在的根本依托，同时它也使士人的这种中心地位得到制度化的保障。他们进而为官，退而为绅，居官民之间，享有一定特权。在精神上他们也处于优越的地位，他们的言行举止往往被社会认可为标准和模范。更有甚者，文人们的喜乐好尚乃至于怪癖都可以成为大众争相模仿的风尚。但是，1905年科举制被废止，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疏远了，与之相对应的政治权力和地位开始不断边缘化。辛亥革命失败令知识分子更加失望和痛苦。有人用“民国无根”来形容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心态，可谓一语中的。
其次是社会地位的边缘化。古老帝国的大门被打开以后，城市的畸形膨胀与乡村的荒凉破败愈发使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别拉大。随着近代经济的繁荣，人们追求享乐，崇尚奢华，社会上普遍“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延续了几千年的“重农抑商”局面在某种程度上被“重商轻儒”风气所取代，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秩序趋于土崩瓦解。世人竞相从商，以与商人结交为荣，甚至一部分读书人也弃儒经商，追求利润。一些商人通过捐纳制度进入官场，这样，他们不仅拥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还掌握了一定的政治权力，他们开始在社会上和政治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社会地位呈现出迅疾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知识分子的地位却不断滑坡。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改写了社会上原有的人际关系、社会地位，还直接导致了社会风气的巨大变化。社会上兴起洋货流行之风、奢侈享乐之风、尊卑失序之风……礼制逐渐被僭越和打破。对这些上下无别、尊卑失序的现象，文人们深感痛心，故民初文学中有许多“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叹。然而他们已无力扭转“颓风”，因为文人们失去了传统社会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已经没有任何重大的政治角色可以交给文人来承担。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中，无法准确地在社会上定位自己，其失落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还有就是文化的边缘化。社会的变革必然带来文化的转型，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带来了封建政体与礼教的崩溃，原有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被摧毁，但新的价值体系却尚未构建。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转型时期，很容易造成人心浮浪，无所归依，感伤情绪很容易引起共鸣。尤其对于像苏曼殊这样敏感脆弱的知识分子来说，在这样一个沧海桑田的时代里，他更易于感染时代的感伤情绪。就是鲁迅那样清醒而坚定的革命者，也陷入了彷徨。他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新旧交织的文化观念引发了他们自我心灵的弱点，追求新思想的动力往往会受到传统意识程度不一的弱化甚至消解。传统意识的力量不仅弱化人物自我意识的主体地位，还制约着人物的行动，使其很难在一种单纯明朗的价值维度上作出抉择，只能在心灵痛苦的挣扎中，滋生出理想失落的感伤。
第二节近代文人的社会心态
社会心态是指社会主体活动的心智状态。其内容包括心理取向、社会理智和文化精神；在本质上，它是社会存在的变化规律在社会主体中的精神内化，是社会实践者和精神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在特征上，它具有中介性、转换性、动态性和倾向性。社会心态作为一种潜在的精神力量，是人类社会行为的主要动机和驱动力。它影响和支配着人们的社会活动和行为选择。俄国史学家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社会心理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大思想家、史学家梁启超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也充分强调史者应研究心理，他指出，要探求历史的因果关系，必须探求该时代的社会心理状况，考察其如何蓄积、如何发动和变化，这是“史家最要之”。因此，探讨作为中国近代社会重要构成的文人心态就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一、矛盾心态
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炮火，迎来了近代社会的变轨，异质文化的强势侵入，使中国出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引发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变迁。千年帝国固有的治乱循环的逻辑被完全打破了，知识分子以往的那种天朝无所不有、无所不能的盲目虚骄的观念受到了冲击，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之间的同质整合关系发生了变异。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多种政治因素的并存，多种文化价值取向的并存，成为19世纪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这种状况产生的结果之一，就是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心理的变迁。
作为思想、知识、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构造者、阐释者和传播者，知识分子是社会变革的先锋。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纵观整个近代历史，知识分子始终处于一种文化认同的两难境地，产生矛盾心态。一方面，在异质文化的冲击下，不断地怀疑和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努力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的依恋情结和对外来文化的戒备与憎恨心理，又影响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正确的估价。因此，他们始终没有确切的自我定位，他们游离于传统和现代之间，本土和外国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优越与自卑之间。这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有所不同。
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中国历史上交替出现了经世致用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民主革命思潮、国粹主义思潮、保守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和激进主义思潮，经历了“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变法维新”的变化轨迹。这首先是由以林则徐、魏源、姚莹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发起的，他们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尽管他们对夷人“长技”的理解尚属肤浅、但重要的是，他们所提倡的“师夷”构成了对“夏夷大防”传统观念的否定，也是对普遍存在的以天朝大国自居的盲目自大心态的大胆挑战。这一举动，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演进打破了坚冰，此后相继出现的洋务思潮和维新思潮，又把中国近代这场“心理革命”推向了高潮，也使得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发展成为社会上广泛而普遍的社会心态。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知识分子对异质文化认识的由表及里的深化过程，而且也表明，在中西文化关系上，他们的文化心理呈现出单向演进的态势，即主体文化对自身的反思及对整体文化的一种追从和认知。在日益批判中学而追求西学的过程中，也深刻反映出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要自省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企图以传统文化作为检验西学价值的唯一体系标准。如“西学中源”思想的兴起与发展，“中体西用”的认识与实施，康有为“托古改制”思想的提出，这些作法，固然有其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也为中西文化的碰撞和整合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但是，又使知识分子陷入了二律悖反的困境之中，致使他们仍然摆脱不了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难以建构更合理的成熟的文化体系。
20世纪初，那种文化心理的单向演进态势便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双向交织的、多元选择的、更为复杂的行进过程。特别是20世纪最初的10年间，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心理呈现了明显的折向，即向传统的回归。知识分子要求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心态又重新凸显出来，从文化的角度讲，这种对文化的回归，是一种文化失范现象，是知识分子文化矛盾心理的深刻反映。有人曾把它看做是知识分子重建文化认同的一种努力，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无所不在的影响力所给予知识分子的深厚文化心理积淀。这种心理积淀正是这种文化回归现象的深层基础。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强调中西文化各有长短，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会通、调合。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考察了西方政治文化思潮后极具卓识地说：“西方19世纪的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善果”，“20世纪的人类新文化必发生新的精神，而无须对19世纪西方文化顶礼膜拜。”熊十力也说：“今日人类渐入自毁之途，此为科学文明一意向外追逐，不知反本求己、不知适天性所必有结果，吾意欲救人类，非昌明东方学术不可。”梁启超也说，对祖国文化“歌之舞之，发挥之光大之，继长而增高之，吾辈之责也”。因而提出了“合古今，贯中西，而熔铸于一炉”的思想。
从以上分析可见，知识分子普遍的危机意识所产生的焦虑心态，使他们缺乏理性的价值选择。西方种种新思潮成为他们不断“拿来”与“抛弃”的救世工具，不论这些新思潮是否符合国情。“这种急功近利的价值选择取向，缺乏科学的态度与理性的思考，较易为表象所迷惑，为实利所左右，也较易得到处于思想危机下的人们所认可。凡此种种，使得知识分子不可能成为一种成熟的、理性的社会政治力量，也使他们不可能拥有深刻的社会基础，成为真正领导社会潮流的中坚。虽然近代知识分子中也不乏领导新思潮、新变革的杰出人物，然而这些人物始终如昙花一现，被不断涌现的新变革、新思潮所淘汰。”这更加剧了近代社会思潮的多变性、复杂性、急功近利性和非成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