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所有臣民，都毫不犹豫地接受采用这种纸币，因为他们无论到任何地方营业，都可用它购买他们所需的商品，如珍珠、宝石、金银等等。总之，用这种纸币，可以买卖任何物品。
无论谁，收到的纸币因使用久了出现破损，可以拿到造币厂，只需支付百分之三的费用，就可换出新币，如果有谁想弄点金银来铸造酒杯、腰带或其他诸如此类的物品，也同样可以持纸币到造币厂换取金银条。
皇帝陛下的所有军队，都用这种纸币发饷。这对他们来说，就像金银一样有价值。根据这些情况，可以确凿断言，大汉对财富的支配权，比世界上任何君主都要来得广泛。
二、元朝政府在发放纸币的同时，贮存了大量金银作为准备金。中统元年（1260）政府规定：“诸路领钞，以金银为本，本至乃降新钞。”中统二年又规定：“随路设立钞库，如发钞若干，随降银货，即同见银流转。据例到课银不以多寡，即装垛各库作本，使子母相权，准平物价，钞有多少，银本常亏不欠。”充足的金银准备金，使中统钞在人们的心目中信誉很高。政府颁布的“权衡钞法”，就是严禁金银流通到国外，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贞二年（1296）、至大二年（1309）都曾下诏令禁止金银海外互市或擅自携带金银出海。这些措施对保证纸币的信用、促进纸币在全国流通起了积极的作用。明人叶子奇在总结元朝纸币发行中流弊时这样说道：“必也，欲立钞法，须使钱货为之本，如茶盐之有引，引至则茶盐立得，钞法如此，乌有不行之患哉？”元朝纸币在初期发放时，政府颁布的各项政策得到严格贯彻，各路行用库准备金充裕，纸币畅行无阻，在商品贸易中信誉日益增高，得到了广大民众的信赖，特别是豪商富贾们纷纷用钱换纸钞，促使市场贸易欣欣繁荣。到了元朝中后期，由于政府财政支出无度，用滥发纸钞这种违反市场规律的手段填补财政漏洞，最终导致钞法大坏，纸币无法流通下去。
三、在元朝建国初期，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控制纸币发行量的措施，纸币的发行权统归中央。元朝政府在太宗八年（1236）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发行交钞。据《续文献通考·钱币考》记载：太宗八年正月，有于元者奏行交钞。中书令耶律楚材曰：金宪宗时，初行交钞与钱通行，有司以出钞为利，收钞为讳，谓之老钞。至以万贯唯易一饼，民力困竭，国用匮乏，当为鉴戒。今印造交钞，宜不过万锭。
从之。
在太宗八年，因鉴于金钞滥发，政府印行交钞只以万锭为额，决不多发。宪宗三年（1233）夏，设交钞提举司印钞，以佐国用。至世祖中统元年（1260），造“中统交钞”、“中统元宝交钞”。
中统元年政府发行纸币7万多锭，中统二年发行纸币3万多锭，至元六年（1269）发行纸币2万多锭，纸币在这段时期的总发行量为70万锭。至元十二年后，政府的纸币发行量逐年增长，但总的发行额控制在160万锭左右，政府在纸币发行量上是审慎的、有计划的。秋涧先生在《论钞法》中这样说道：“故印造有数，俭而不溢，得权其轻重，令内外相制，以通流钱法为本，致钞常难得，物必待钞而后行。如此，钞宁得不重哉？”由于政府对纸币发行采取的慎重态度，在中统钞发行的60多年中，钞价平准，货物稳定，而民众乐于用钞，商贾喜于携币，市场欣欣繁荣，使中统钞成为当时流通最快的货币。
四、元朝政府的钞法制定比较严密。政府设平准行用库于各路，发放钞本1.2万锭，用来调剂物价，它不限时期，不设地域，在全国境内无限制使用。政府允许民间用纸币兑换金银，而只扣除百分之三的手续费。史书这样记载：“中统建元，王文统执政，尽罢诸路交钞，印造中统元宝，以钞为准，每钞二贯例白银一两，十五贯例赤金一两，稍有壅滞，出银收钞。恐民疑惑，随路椿积元本金银，分文不动。”
至元二十四年（1287），政府为了抑制逐渐膨胀的势头，改革币制，发行至元宝钞。同年三月，颁发叶李拟订的《至元宝钞通行条划》十四条。其内容为：
一、至元宝钞一贯，当中统钞五贯，新旧并行，公私通例。
二、依中统之初，随路设立官库，买卖金银，平准钞法，私相买卖，并行禁断。每花银一两入库官价至元宝钞二贯，出库二贯五分，白银各依上买卖。课银一锭，官价宝钞二锭，发卖宝钞一百二贯五百文。赤金每两价钞二十贯，出库二十贯五百文。今后若有私下买卖金银者，许诸人首告。金银价值没官。于内一半付告人充赏，仍于犯人名下征钞二锭一就结付。银一十两、金一两以下，决杖五十七下，银一十两，金一两以上，决杖七十七下，银五十两，金一十两以上，决杖九十七下。
三、民间将昏钞赴平准库倒换至元钞者，以一折五，其工墨依旧例每贯三分。客旅买卖欲图轻便，用中统宝钞倒换至元宝钞者，以一折五，依数收换，各道宣慰司，按察司、总管府常切体究禁治，毋致势要之家并库官人等自行结揽多余工墨，沮坏钞法，违者痛断，库官连犯，断罪除名。
四、民户包银愿纳中统宝钞者，依旧止听收四贯，愿纳至元宝钞，折收八百文，随处官并仰收受，毋得阻挡，其余差税内有折收者，依上施行。
五、随处盐课每引见卖官价钞二十贯，今后卖引许用至元宝钞二贯，中统宝钞一十贯，买盐一引，新旧中半，依理收受，愿纳至元宝钞四贯者听。
六、诸道盐、酒、醋税，竹货、丹粉、锡碌诸色课程，如收至元钞以一当五，愿纳中统钞者并仰收受。
七、系官并诸投下营运斡脱公私钱债，关借中统宝钞，若还至元宝钞，以一折五，愿还中统宝钞者，抵贯归还，出放斡脱钱债人员，即便收受，毋得阻滞。
八、随路平准库官收差办课人等，如遇收支交易，务要听从民便，不致迟滞，若有不经条划，乞取刁蹬，故行阻抑钞法者，所问得实，断罪除名。
九、街市所行铺户兴贩客旅人等，如用中统宝钞买卖诸物，止依旧价发卖，无得疑惑，徒添价值，其随市诸物，减价者听。富商大贾所问是实，并行断罪。
十、访问民间缺少另钞，难为贴兑，今颁行至元宝钞自二贯至五文，凡十二等，便民行用。
十一、伪造通行宝钞者处死，首告者赏银五锭，仍给犯人家产。
十二、委各处总管并各处管民长官，上下半月计点平准钞库应有见在金、银、宝钞，若有移易借贷、私己买卖、营运利息，所问明白，申部呈省定罪。长官公出，次官承行，仰各道宣慰司，提刑按察司常切体察。如有因循通用作弊，所问得实，与犯人一体治罪，不得因而骚扰，沮坏钞法。
十三、应质典田宅，并以宝钞为则，无得该写斛粟丝棉等物，低昂钞法，如违断罪。
十四、条划颁行以后，仰行省宣慰司各路府州司县达鲁花赤管民长官，常切用心提调禁约，毋致违犯。若禁治不严，流转涩滞，亏损公私，其视管司县府断罪解任，路府州官亦行究治，仍仰监察御使按察司常切究察，不严亦行治罪。
这个《至元宝钞通行条划》构思缜密，条理清晰，奖罚分明，抑仰有度，是当时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条例，具有先进的典章意义。但《至元宝钞通行条划》还是有其局限性，它并没有对发行准备金作出具体规定，就是说可以有准备金，也可以少准备金，甚至可以没有准备金，发行数量没有权衡，所以给通货膨胀埋下隐患。
元朝中叶以后，政府财用不足的现象日益显露出来，高昂的军费开支和政府各种支出使财政入不敷出。史载“其至元十三年已后，据各处平准行用库倒到金银并原发下钞本，课银节次尽行起迄，是自废相权大法”。至元三十一年（1294），“诏诸路交钞库，所储银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除存留十九万三千四百五十两为钞母，余悉运至京师”。武宗即位后（1308），财政支出不断增加，致使国库空竭，政府动用钞本700余万锭，“至大元年二月中书省请权支钞本七百一十余万锭以周急用”。仁宗即位时（1312），每岁支出交钞600余万锭，但是各地土木营建要用钞百万锭，赏赐用钞300余万锭，北疆军需需要600余万锭，此时国库只有10余万锭纸钞。这种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使元朝政府除了不断增发新钞外，别无他法。柯劭忞在《新元史》中这样记载道：至正十年，诏天下以中统交钞一贯文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天上通宝钱，以实钞法。
时右丞相脱脱再入中书，锐意更张钞法。会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集贤翰林两院官共议之。先是，左司都事武祺尝建言：“钞法自世祖时已行之后，除拨支料倒易昏钞，以布天下外，有合支名目，于宝钞总库料钞转拨，所以钞法疏通，民受其利。比年以来，失祖宗元行钞法本意，不与转拨，故民间流转者少，伪钞滋多。”户都韪其言，凡合支名目令总库转支。至是，祺与吏部尚书偰哲笃俱迎合脱脱之意，独集贤大学士吕思诚力言不可，语详《思诚传》。脱脱不听。行之未久，物价腾贵。又值军兴，粮储赏犒，每日印造不计其数。京师钞十定易斗杰不可得。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易。公私之钞，积村不行，人视之如为废褚焉。
第四节 有关纸币理论的争论
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发行中统元宝交钞，以钱为本位，在各路设平准行用库，用金银作准备金来维持纸币的币值。在发行初始的几十年间，币值比较稳定。至元十三年（1276）统一江南后，中统钞发行额大增，平准库金银被移作他用，因而纸钞逐渐贬值。王恽、张之翰、刘宣等分析了中统钞贬值的原因。
至元十九年（1282），时任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副使的王恽（1227-1304），在《便民三十五事·论钞法》中讨论了中统钞的问题。他说：“窃见元宝交钞，民间流传，不为涩滞。但物重钞轻，谓如今用一贯，才当往日一百，其虚至此，可谓极也！”他认为纸币是不虚的，纸币贬值才叫虚，所以把纸币贬值称为“致虚”。
他认为中统钞贬值的原因有四点：其一，至元十三年后，全国各地的平准行用库金银全部被运走，是“自废相权大法”。其二，初立钞法时，新印纸币只作为换易昏烂钞之用，国家的财政支出都从赋税收入中开支，“故印造有限，俭而不溢，得权其轻重。令内外相制，以通流钱法为本，致钞常艰得，物必待钞而后行”。这样钞重。“今则不然，印造无算，一切支度虽千万定，一于新印料钞内支发，可谓有出而无入。”“其无本钞数，民间既多而易得，物因踊贵而难买。”其三，“物未收成，预先定买”，增加了纸币的支出，使得“物重币轻，多此之由”。其四，外路行用库的官吏舞弊，私自向百姓调换昏钞，“多取工墨以图利息”。百姓拿昏钞来调换时，则“不得画时回换，民间必须行用。故昏者转昏，烂者愈烂，流转既难，遂分作等级”。他认为重要的是，纸币不能兑现，国家用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致使纸币贬值。他主张“用银收钞”，对国家并没有什么损失。
曾任翰林学士的张之翰（生年不详-1296），在至元二十年（1283）初写过一篇《楮币议》，他这样说道：“天下之患，莫患于财用不足，财用之患，莫患于楮币之不实。夫楮币，裁方寸为飞钱，致百千之实利，制之以权，权非不重也，行之以法，法非不巧也，然未有久而不涩滞者，惟在救之何如尔？”他认为当时的纸币贬值，是奸臣（阿合马）的聚敛而造成的：“自中统至今，二十余年中间，奸臣柄国，惟聚敛贸易是务，其数十倍于初。楮日多而日贱，金帛珠玉等日少而日贵，盖不知称提有致也。”张之翰又认为纸币是能够流通的，他说：“今南北混一，此楮必用，不过自上贵信之尔。”他提出称提纸币的三种办法：“如出金以兑换，使之通行，一策也。铸钱以表里，使之折当，二策也。造币以更新，使之收买，三策也。”此三策是促进纸币流通的良策，只是如果不减少纸币发行量，就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
至元二十三年（1286）十二月，吏部尚书刘宣（1233-1288）就中书省讨论改革钞法问题，提出了他的见解，他说道：（中统钞）“稍有壅滞，出银收钞。恐民间疑惑，随路桩积元本金银，分文不动。当时支出元本宝钞未多，易为权治。诸老讲究扶持，日夜战兢，如捧破釜，惟恐失队。行之十七八年，钞法无少低昂。
后阿合马专政，不究公私利病，出纳多寡，每一支贴（支出）至有十余万锭者。又将随路平准库金银尽数起来大都，以要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