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大失民信，钞法日虚。每岁支遣，又逾向来。民间所行皆无本之钞，以至物价腾涌，奚止十倍。”他指出中统钞贬值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发行过多；二是取消了准备金制度。弥补的方法也有两条：一是恢复准备金制度，“元起钞本金银发去，以安民心”。二是减少政府财政开支，一年税收“可得一百万锭，其岁支只可支五七十万，多余旧钞立便烧毁”。如果这样做到的话，不出十年，物价就可降低一半。否则，即使改发新钞，“三数年后亦如元宝（中统钞）矣”。
至元三十一年（1294）成宗即位后，“诏诸路平准交钞库所贮银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除留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为钞母，余悉运至京师”。这一年发行了中统钞约21.3亿贯，如果按中统钞10贯折银1两计算，则折银2亿两，所剩钞母19万两，还不到纸币流通量的千分之一。郑介夫（生卒年不详）曾任湖南道小官，在成宗大德七年（1303），上万言书议论钞法，主张用铜钱，他认为“国家输运则钞为轻费，百姓贸易则钱为利便”，“钞为一时之权宜，钱为万世之长计”。他提出了一套子母相权的理论：“天下之物，重者为母，轻者为子，前出者为母，后出者为子。若前后倒置，轻重失常，则法不可行矣。汉以铜钱而权皮币之重，皮币为母，铜钱为子。宋以铜钱而权交、会之重，交、会为母，铜钱为子。国初以中统钞五十两（贯）为一锭者，盖则乎银锭也，以银为母，中统为子。既而银已不行，所用者惟钞而已，遂至大钞为母，小钞为子。今以至元一贯准中统五贯，是以子胜母，以轻加重，以后逾前，非止于大坏极弊，亦非吉兆美谶也。”他着重阐明实行纯粹纸币流通制度是不行的，要以钱为子，以钞为母，钱、钞兼行，这样纸币才能流通顺畅。他认为用钱使民致富，“所谓富民之术，无他道也，当思古者民何为而富，今者民何为而贫，贫富相悬，系乎铜钱之兴废耳”。“用钱之便有三：一则历代旧钱散在民间，如江浙一省官库山积，取资国用，可抵天下周年之税，非为小补。二则市廛交易，不烦贴换，虽三尺孤童亦可入市，免有挑伪昏烂疑认之忧。三则国之所出者钞也，民之所出者货也，钞以巨万计，国不可以得民货，货以畸零计，民不可以得国钞，若使畸零之货可易铜钱，则巨万之钞自然流通，此国与民之两便也。”用楮币使民致贫：“古者怀十文铜而出，可以醉饱而归，民安得而不富？今之怀十文钞而出，虽买冰救渴，亦不能敷，民安得而不贫？”“农家终岁勤动，仅食其力，所出者谷粟、丝绵、布帛、油漆、蔴苎、鸡豚畜产等物，所值几何？若得铜钱通行，则所出物产可以畸零交易，不致物价消折。得钱在手，随意所用，入多而出少，民安得而不富？今穷山僻壤，钞既难得，或得十贯一张，扯拽不开，若计物还钞，则零不肯贴，欲尽钞买物，则多无所用，展转较量，生受百端。或丧婚之家，急切使用，只得以家藏货物贱价求售。货不直钱，而利尽归于商贾之辈，民安得而不贫？”
他提出致使民贫的根本是纸币面值大不便零折，急用时贱卖货物使得商贾得利，农人受到剥削而贫困，这是其原因之一。但他认为最主要原因是纸币发放过多引起贬值，造成民生贫困。
顺帝至正十年（1330），发行新币至正元宝交钞。至正钞是在原来中统钞上加盖“至正印造元宝交钞”字样而成。至正钞1贯当至元钞2贯，当中统钞10贯。初行新币制即遭到了朝野很多人反对。王祎（1321-1373），至正年间曾游学京师，着有《泉货议》，议论当时的货币问题。他在书中说道：“天下之物，以至无用而权之有用者，券货是也。谓之泉者言其形，谓之货者言其用。其制，先有铜钱，后有楮币。铜钱之制，自五帝三王，下更历代，莫之有改，其为法最古。而楮币之制，所谓关、会、交钞者，又所以权钱而行，金、宋之末造也。之二物者，握之非有补于暖也，食之非有补于饱也，而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命之曰衡。有国家者，恒赖以为生民之大命，而不能以一日废。一日或废，则国家之命几乎息矣。故曰：以至无用而权至有用者，泉货是也。”王祎反对至正十年改革的新币制，他说：“夫中统本轻，至元本重，二钞并行，则民必取重而弃轻。钞乃虚文，钱乃实器，钱钞兼用，则民必舍虚而取实。故自变法以来，民间争用中统，或纯用至元，好恶不常。以及近时，又皆绝不用二钞，而惟钱之是用。”“钞乃虚文，钱乃实器”这是争论的根本，认为纸币是虚的，铜钱是实的，惟铜钱是用，这是几千年来人们的看法，王祎也不例外。纸币只是铜钱的虚号，没有实际价值，所以应该“宜姑置勿问，而钱法当在所速讲”。王祎主张大量铸造小铜钱，“盖大钱质轻而利重，利重故盗铸者多，质轻故宝爱者少；小钱费厚而利均，费厚故盗铸者少，利均故贸易者平”。他的这种思想在当时具有代表性。
在其着中提出了他的货币思想。他说：“生民所资，曰衣于食。
物之无关于衣食而实适于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为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于是以适用之物作为货币以权之。”“珠玉、黄金为世难得之货，至若权轻重、通贫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铜钱而已。”“然古者俗朴而用简，故钱有余。后世俗侈而用麋，故钱不足。于是钱之直日轻，钱之数日多，数多而直轻，则其至远也难。”铜钱数多且值轻，其至远也难，为纸币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自唐以来，始制为飞券、钞引之属，以通商贾之厚赍贸易者。其法盖执券、引以取钱，而非以券、引为钱也。”而宋朝的交子、会子才是钱，“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为钱矣”。他强调了流通纸币的重要性：“举方尺腐败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借以衣，饥借以食，贫借以富，盖未之有。”“然铜重而楮轻，鼓铸繁难而印造简易。今舍弃重且难者，而用其轻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铜之禁，上无搜铜之苛，亦一便也。”他对纸币贬值提出了看法：“自是岁月扶持，民不以信，特以畏耳。然籴本以楮，盐本以楮，百官之俸给以楮，军士支犒以楮，州县支吾无一而非楮。铜钱以罕见为宝，前日桩积之本，皆绝口而不言矣。是宜物价翔腾，楮价损折，民生憔悴，战士常有不饱之忧，州县小吏无以养廉为叹，皆楮之弊也。楮弊而钱亦弊。”他认为纸币贬值是因为用度太滥，从而引起物价腾涌，民不聊生，这一点他分析得精辟透彻。
第五节 元钞法产生的深远意义
中国几千年来流通领域都是铜钱作为货币流通的，到了元朝，却改用钞来行使货币职责。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这样说道：世祖尝以钱币问太保刘秉忠，对曰：钱用于阳，楮用于阴，华夏阳明之区，沙漠幽阴之域，今陛下龙兴沙漠，君临中夏，宜用楮币，俾子孙世守之。若用钱，四海且将不靖，遂绝不用钱。
此话当然不可信。忽必烈南侵灭宋，最初目的是掠夺称霸，并没有久居中原之意。他的将士们每到达一处，便烧杀抢劫，抢得财物迅速离开，并没有扎营筑城之念。直至南宋被征服，忽必烈仍然心有余悸，害怕中原民族收复失地，江山能不能守住。在元朝开国之初混乱局势下，政府财政陷入困境，而铸钱是要用成本的，金属币材更是无从供给。所以元政府也就因事趋导沿袭了宋、金货币政策，发行纸币作为解救政府财政之燃眉之急。
有元一代是中国古代纸币发展的极盛时代，元钞法在世界货币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它不仅始终行用纸币，而且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纯纸币制度。元朝行用纸币，早于欧美600多年，美洲出现纸币是在1692年，法国在1716年开始流通，英国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俄国在叶卡琳娜二世时发行纸币。这些都证明我国的货币经济在世界历史上占先进地位。中统钞的发行，标志着元朝纯纸币制度的确立，从而改变了以白银为价值尺度的旧币制，具有以金银同等价值，而国家的一切经费出纳都以纸钞为准，商旅货运，尤以纸币轻便为先，所以纸币在当时能长期流通不衰。
元钞法开始时因袭宋、金钞法制度而有所发展。在元朝建国初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政府开始发行纸币。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大汗位，七月，发行以丝为本的交钞，十月，在王文统等人的筹划下，在全国发行了“中统元宝交钞”，一直行用到元末。中统元宝交钞发行之初，以白银为本位，与白银、前代旧钱同时流通，面额沿用铜钱单位，从壹拾文到贰贯文分为十等，每两贯同白银一两，不限地区，不限年月行用。政府支出，各种税收，买卖金银、粮食、手工业产品等，都使用中统钞，任何人持中统钞都可到官库兑现白银。中统四年（1263），由于白银流失太多，政府开始限制白银流通，至元十四年（1277），禁止江南行用铜钱，至元二十年（1283），禁止民间私相买卖金银，至元二十二年（1283），拘收全国铜钱，使中统钞成为全国统一的流通货币。在行用中统钞的同时政府注意吸取宋、金钞法失败的教训，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纸币保护政策和具体措施，严格控制发行数量。至元十三年（1276）之前，政府控制发行额每年在10万锭左右，最多时候也没有超过40万锭。
中统钞在行用过程中，其管理制度也在逐步完善。政府成立了独立的诸路宝钞都提举司，其品级与户部侍郎相当。下设宝钞总库，印造宝钞库和烧钞东、西二库。地方上成立专职宝钞提举司，钞库分为两种：一种为行用库，专掌旧钞倒换新钞；一种为平准行用库，除了倒换旧钞外，还拨给金、银钞本，控制纸币发行量，平抑物价。各地收换昏钞，到时集中销毁。随着国家领土的扩大，纸币发行额有时突破百万锭，但币值一直保持稳定。纸币的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出来，纸币流通于境内外，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国内外贸易的发展，为元朝帝国政治统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立下了汗马功劳。政府设置纸币发行准备金，买卖金银，平准钞法这些类似近代纸币流通制度的措施，在元朝纸币制度中都已不同程度的显现出来。元朝叶李（1242-1292）拟订的《至元宝钞通行条划》十四款，是中国最早也是最完备的币制条例了。它确定了以银为本位的纸币法偿性质；规定了政府税收、俸饷，民间市易、借贷均以宝钞为制；规定宝钞票面单位、种类，至元钞与中统钞的比价，宝钞发行和换易方法；政府设立发行准备金、买卖金银具体制度和办法；政府对于私易金银、伪造宝钞惩处，等等，周密而详尽的体现出纸币制度在当时已发展相当完善了，使元朝纸币成为中国古代货币史上一个巅峰时期。
由于元王朝对外扩张日益膨胀，战争不断扩大，加上官吏的贪污腐化，使中统元宝交钞发行越来越多，币值不断下跌。至元十七年（1280）后，每年战争耗费达200万锭以上，至元二十四年（1287）增至3000万锭。这些战争费用政府是全靠增加课税和发行纸币来填补上的；政府用于其他地方，如祭神祀，修寺院，犒赏赐等等方面的开支，占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发行“至元通行宝钞”，同时颁布《至元宝钞通行条划》，规定至元钞以银为本，1贯当中统钞3贯，中统钞不再印造，两钞并行，逐渐用至元钞取代中统钞，此时中统钞已贬值3成。元朝政府再次改革币制是在22年后的至大二年（1309），武宗发行“至大银钞”。至大银钞以银两为面值，2两至1厘分13等，1两准至元钞2贯、白银1两，限中统钞百日内兑换新钞，不再流通，同时恢复使用铜钱。
币制改革不到一年，仁宗即位，以至大钞贬值过多为由，废止了银钞和铜钱，重新印造中统钞和至元钞，一直行用到元末。
元末顺帝在至正十年（1330）宣布再一次改革币制，印造新的中统交钞，新交钞当至元钞2贯，同时流通铜钱。这次改革不同于前几次，交钞不再以白银作准备金，铜钱被当作权钞钱，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建立纯纸币本位制度。此时元初制定的一整套币制管理条例已废弛。新币制建立后，政府财政并未有起色，且亏空每况愈下，纸币印造之数，难以核计，民间交易，交钞10锭才换斗米，百姓痛苦不堪。就在第二年，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了，农民起义军推翻了元王朝，纸币制度随着元王朝的覆灭而彻底崩溃。
不可否认的是，元朝初年政府纸币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推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促进了全国南北统一。纸币制度在世界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印度、朝鲜、日本等国也曾效仿元朝发行过纸币，而经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流传到欧洲的“大汗纸币”，更令欧洲人钦佩不已。元朝政府制定的系统的币制政策，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