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之初，在货币流通方面，由于元朝纸币制度的瓦解，全国各地都恢复流通铜钱。明朝政府在洪武元年（1368）颁发了洪武通宝钱制，开铸“洪武通宝”铜钱。“洪武通宝”流通后不久，在洪武七年（1374）政府议行钞法。洪武八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由中书省印制“大明通行宝钞”，后废中书省由户部印制。
明朝政府恢复纸币制度与当时社会局面动荡，元末残余势力猖獗，各地反明活动频繁，政府财力不足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明初由于铜源奇缺，流通市场铜钱供应不足，官府责令百姓以私铸钱作废铜输官，甚至鼓动百姓毁器皿作铜输官，从而引起民间骚动不安，百姓纷纷私藏金银铜钱，市场上一度铜钱匿迹，出现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这种原始的交换形式在当时迅速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势态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在日常商务往来中，铜钱不便携带赍运，不适应作长距离买卖的劣势也逐渐凸显出来，这给大明宝钞的诞生蓄足了氛围，大明宝钞也就应运而生。
大明宝钞这一纸币制度，在客观上有明显的过渡性。从整个我国封建社会货币流通史来看，宋、元以来几百年的纸币流通证实，纸币制度始终处于货币由铜钱向贵金属白银转换的过程中，属于一种过渡性的货币制度。明初实行大明宝钞制度的特点，就是自始至终是政府发行的不兑换纸币，它是有明一代唯一国家发行的纸币，这个制度成为大明宝钞的定制，始终未曾改变。大明宝钞流通不过百年就急遽贬值，到弘治、正德以后基本上退出流通领域，但宝钞制度却始终如一未曾变化，成为我国古代纸币形制中最为规范统一的一种纸币。它是明朝政府实行的以纸币为主、铜钱为辅、钱钞兼用的货币制度。
第一节 大明宝钞的流通特征
明朝建国时铸行“洪武通宝”，洪武八年（1373）颁行“洪武通宝钱制”，以铜钱为流通货币。此时国家战后重生，百业凋零，苦于铜材奇缺，铜源匮竭。由于铜价昂贵，国家造钱亏损，官铸铜钱流通于市场数量极少，直接造成社会上私铸恶钱的流行，由此造成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给政府财政带来很大的压力。明太祖朱元璋决心改变现状，于洪武七年（1374）议行钞法，洪武八年发行“大明通行宝钞”。《明太祖实录》卷98记载：“诏造大明宝钞。
时中书省及在外各行省皆置局以鼓铸铜钱，有司责民出铜，民间皆毁器物以输官，鼓铸甚劳，而奸民复多盗铸者。又商贾转易，钱重道远，不能多致，颇不便。上以宋有交会法，而元时亦尝造交钞及中统、至正宝钞，其法省便，易于流转，可以去鼓铸之害，遂诏中书省造之。”《明史》卷81这样记载：七年，帝乃设宝钞提举司。明年始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以桑穰为料，其制方，高一尺，光六寸，质青色，外为（龙）文花栏。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其内上两傍，复为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图钱贯，十串为一贯。其下云：“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十五两，仍给犯人财产。”若五百文则画钱文为五串，余如其制而递减之。
大明宝钞沿袭元钞形制，纸质采用上等桑皮纸为钞料，花纹简洁，刻印精致，面额分100文、200文、300文、400文、300文、1贯6种。每宝钞1贯值铜钱千文，等同白银1两，宝钞4贯合黄金1两。同时禁止民间用金银实物交易，违者罚罪；允许用金银交换宝钞。规定百文以上用钞，百文以下用钱。商税课征兼收钱钞，钱三钞七。洪武十三年（1380）立倒钞法，并立置宝钞行用库，允许军民商贾以昏烂钞纳库换易新钞，只收工本费。洪武二十二年（1389）又增发小钞，分30文、40文、30文、20文、10文3种。钞面印有行钞令文“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贰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1贯宝钞长约31.7厘米，宽约19厘米，成为至今中国历史上面积最大的纸币。大明宝钞成为有明一代唯一一种不兑换的流通纸币。
大明宝钞的发行和印制由中央政府控制，最初由中书省（后为户部）宝钞提举司主持。洪武七年在南京钞库街设立宝钞提举司，下设钞纸、印钞两局，宝钞、行用两库。洪武十三年废中书省，改由户部发行。洪武十六年（1383）置户部宝钞广源库、广惠库掌宝钞发行事宜，发行由广惠库掌握，收纳由广源库掌控。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迁都北京，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移向北方，宝钞印制、发行在南、北两京户部统一提调下进行，南北两京成为宝钞的集发中心。
大明宝钞流通大致可分四个时期：第一是钱钞兼用时期，自洪武八年（1373）至洪武二十七年（1394）。政府规定宝钞与铜钱同时流通，还设立宝泉局，颁行“洪武通宝钱制”，铸洪武通宝钱3种。规定百文以上钱钞兼收，百文以下只用铜钱；商税兼收钱钞，钱三钞七。洪武二十二年（1389）令铸小平钱，与宝钞兼用；二十三年（1390）定钱制，规定一枚小平钱含铅二分。二十七年（1394）禁止用铜钱。在实际交易中，往往钱重钞轻，币值大打折扣。第二是政府强行用钞时期，自洪武二十七年至宣德十年（1433）。此时江浙闽广一带百姓弃用宝钞，致使钞价跌落，宝钞滞阻不行。政府下令各地官府强行收取民间铜钱，“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并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但政府的禁铜令时紧时弛，经常反复，致使禁铜令明禁暗行，民间仍以银钱交易。
第三个时期，自宣德十年（1433）至成化二十三年（1487），英宗即位不久即批准钱钞兼行，接着又允许以银纳租税，昭示出贵金属在流通领域里的地位。成化元年（1463），下诏规定对商税课程实行钱钞中半兼收，促使了宝钞币值进一步跌落，宝钞逐渐退出流通领域。第四个时期，自正德元年（1306）以后，民间商税课程及公私收支皆用银来进行，政府在应征税赋、追收逋欠、盐引船料等方面，都用银来征收。宝钞只是在朝廷赏赐官吏，封官励行，支付官俸军禄等杂项上还用到。此时宝钞已彻底退出流通领域。
大明宝钞流通制度不同于宋、元纸币制度，它有其鲜明特征：
一、大明宝钞不设立钞本，政府不备有兑现准备金，是一种不兑现纸币。可以这样说，宝钞发放的依据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权的力量和信用促使的，政府将宝钞用于财政支出。由于宝钞不受准备金限制，所以政府印制宝钞没有一个明确的限额，影响宝钞数量的只有印制时间和工匠人数。洪武二十六年（1393）政府规定：“其宝钞提举司每岁于三月内兴工印造，十月内住工。
其所造钞锭，本司具印信长单，及关领勘合，将宝进钞锭，照数填写送赴内府库收贮，以备赏赐支用。”每年为七个月印造时间。
至于工匠人数，不是很清楚。景泰元年（1430）五月，户部上奏：“宝钞局造钞今已停止，每年只造草纸七十余万，而用匠六百余名，分为二班，三日一代，岁支粮共三千六百余石，今各人自愿一年四季分番更代，除上工之日则支月粮，其余截日住支，以备他用。”弘治十五年（1302）八月，御史余敬说道：“南京宝钞停造，宜将钞纸匠二百七十七名悉遣当差。”此时工匠有900多人，这只是宝钞停造后剩余的工匠数，而当时造钞的工匠远远不止这些。政府考虑的是宝钞数量是否满足了财政需求，工匠是否需要休息整顿，并不考虑宝钞数量的限制。以至宝钞年年增造，最后壅塞不通。同时政府禁止民间金银交易，只允许百姓持金银向政府换易宝钞，但不允许百姓用宝钞向国家兑换金银。这就意味着金银只是单方面由民间流向政府财政机构，而不存在由政府财政机构流向民间，国家对金银是只进不出，照单全收。
这样国家收银越积越多，民间存银越来越少，国家是变相的用宝钞搜刮民间百姓手中的金银贵金属。政府规定宝钞与金银的比价是，钞1贯等于银1两，4贯等于金1两，商税课征，钱钞兼用，钱三钞七。洪武十九年（1386），金银与宝钞比价上涨了3倍：“于府设税课司，诸县设税课局及河泊所，收商税钱钞，着为定例。若便于起解者解本色，路远费重者许变卖金银。金每两价钞六锭，银每两价钞一锭”。宝钞已贬值了五分之一。宣德七年（1432），政府规定：“湖广、广西、浙江商税鱼课办纳银两者，自宣德七年为始，皆折收钞，每银一两，纳钞一百贯。”宝钞贬值日趋严重，至成化年间，其价值大致只有原来的千分之一左右。对于这种在信用制度不健全情况下推行的宝钞制度，其结果不难预料，证实了明人顾炎武的看法：“废坚刚可久之货，而行软熟易败之物，宜其弗顺于人情，而卒至于滞搁。”二、大明宝钞不立界，决定了宝钞印制发行的高度统一，体现出明朝政府的高度集权，这一点有别于宋、元纸币。宋交子三年一界（实为二周年），到界政府设立换钞点以新换旧，回笼市面上的旧钞，使新钞得以在交换中流通无阻。换界是纸币回笼的一种很有效的方法，对纸币发行有一定的数量控制，对流通有一定的时间限制，有效地阻止了纸币因每年增发出现的滞留阻塞现象。北宋交子行用了30年其币值仍保持稳定就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由于明朝宝钞制度是纯粹财政性纸币，宝钞的印造和发行取决于政府的财政状况。明朝政府不断地征战用兵，财政开支巨大，军费年年攀升，每年财政需要支付数额巨大的官俸军饷，国家急需要钱来摆脱困境，这些钱从哪里来，这个漏洞只能靠发行宝钞来填塞堵封。这是一种点金术，前三朝都曾用这种方法来摆脱财政窘境。大明宝钞年年增发，毫无节制地投放市场，使它失去了印放和回笼两者间应有的平衡，最后，市场已无法容纳这些纸币，市肆厌弃，商贾拒收。宣德以后宝钞印造有所减少，但其数量已远远超过流通所需的极限，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通货膨胀——一条宋、元纸币走过的老路。
三、大明宝钞没有旧币回笼制度，政府只发不收。在洪武九年（1376）就旧钞问题政府制定了“倒钞法”。“倒钞法”规定每昏烂钞1贯，收工墨费30文，300文以下递减，在昏烂钞面上墨印“昏烂”二字，收纳入库，按季送部。虽然政府制定了“倒钞法”，但真正实行的时候不多。从洪武九年立“倒钞法”到洪武十三年五月，不到四年时间，户部已多次要求复置行用库。复置行用库后不到半年，又“罢在京行用库”。在京行用库被罢却，在外地的行用库可能早已不复存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十月，在承天门外再设立行用库，听民易换，然而五个月后又被罢却。洪武二十五年（1392）二月政府在东市复开宝钞行用库，并设置三库，给新钞2万锭为钞本兑换旧钞。但“行之逾年而复罢”。洪武二十七年（1394）后再也没有收换旧钞的记录，以至宝钞越积越多。政府用宝钞支付官俸、发放军饷、大兴土木、赏赐臣民、采购物品等，使宝钞大量流入市场，使流通领域的负荷不断增大，达到无以复加的饱和程度。政府只通过税收，回收其中一小部分钞币，政府同时规定上缴国库必须解缴银两。这样，国家税收收银则下损民财，而收钞则上亏国用。由于种种限制，使大部分宝钞潴留在地方上，得不到货币回流，致使地方上宝钞越积越多，最终通货壅塞滞留，导致金融市场瘫痪。
四、由于宝钞制度执行信誉差，商人交易时故意折抑旧钞，加倍收受新钞从中牟利，长而往之形成新旧宝钞间的差价。一般旧钞价仅及新钞的三分之一，而官府默许旧钞折价使用。这样，不仅新旧钞价格相异，官定钞价与民间市价也大相径庭。洪武二十三年，两浙一带，宝钞1贯折钱230文。洪武二十四年（1391），京城流通宝钞，新旧宝钞之间差价多达1倍。洪武二十七年，两浙、福建、两广、江西一带，宝钞1贯只值160文。宣德年间降至10文以下，到正统、景泰年间，宝钞1贯，折合铜钱2文，宝钞的币值已跌至明初的五百分之一。成化年间（1463-1487），宝钞1贯跌至当铜钱1文。嘉靖年间（1322-1366），官定比价是钞每千贯准银3两，而事实上市场价每千贯准银8钱。
嘉靖十四年（1333）1块宝钞（1000贯）只相当于铜钱276文，及至万历末年（1620），在用宝钞折放俸饷的地方，10贯宝钞只值1文小钱。此时铜钱对于宝钞比价是流通时的1万倍，近乎成了分文不值的废纸。宝钞从发行初始的20多年里币值基本上稳定，洪武二十七年后开始贬值，仅仅流通了二十几年就壅滞不行，其贬值过程超过了前朝。这是大明宝钞自身的缺陷造成的。
这正验证了邱浚在《大学衍义补》中说的：“钱之弊在于伪，钞之弊在于多。”一语中的道出了大明宝钞膨胀贬值的本质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