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巩固统治的举措
武则天登上皇帝宝座时已是六十七岁的高龄了，史载：“太后春秋虽高，善自涂泽，虽左右不觉其衰。”（《资治通鉴》卷205）长寿元年（692）八月，她又长出了新齿；圣历二年（699）正月，又生出了八字重眉。这一切都证明武则天的精力比较充沛，从而使她有精力亲自处理朝政。为了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大周政权，防止大权旁落，她日理万机，躬亲庶政，做到了“政由己出，明察善断”。除了自己做到亲理政事外，她还要求群臣体察民情，关心民间疾苦，注意发展生产。因此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唐朝的社会生产继续呈快速发展趋势，比如永徽三年（652）时全国有户口380万户，至神龙元年（705）已经达到了615万户。粮食储备丰足，时人杨齐哲说：“神都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衍。”（《唐会要》卷27《行幸》）陈子昂说：“太原蓄钜万之仓，洛口积天下之粟。”（《陈子昂集》卷94）可见国家太仓储粮之多。除了国家太仓外，地方州县的仓廪也比较充实，尤其是义仓储藏了大量的粮食以备救荒之用。此外，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无论是冶金业、丝织业、建筑业、制瓷业、造船业等，都比唐初有了较大的发展。商业都市进一步繁荣，除了长安、洛阳非常繁华外，扬州、成都、广州等城市的商业也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时人崔融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旧唐书·崔融传》）可见当时商品交流之繁忙程度。
武则天为了巩固统治，深知任用贤才之重要性，先后任用了一批贤能之臣，如狄仁杰、姚崇、宋璟、张说等，除了狄仁杰早亡外，其余人等都是促成开元盛世的重要人物。姚崇在武则天时期就已经当上了宰相，在开元前期他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唐玄宗最重要的辅弼大臣。宋璟也是她发现的重要人才，担任过凤阁舍人这样重要的职务，后来成为唐玄宗的左膀右臂，辅佐他促成了开元盛世的形成。至于张说更是这一历史时期著名的大文人，经武则天选拔出仕后，其才干得到充分的发挥，名声日显，后来在唐玄宗时期官至宰相。其他如萧至忠、郭元振、张嘉贞、李孝杰等，都是武则天发现并重用的文武之才。正因为武则天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所以受到了后世的高度评价。如唐朝后期的名相陆贽评论说：“（武则天）尤务拔擢，弘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所荐必行，所举辄试，其于选士之道，岂不伤于容易哉！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此乃近于求才贵广，考课贵精之效也。”（《旧唐书·陆贽传》）司马光也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资治通鉴》卷205）客观地看，这些评论都是比较中肯的。
为了巩固武氏统治，武则天还能做到虚心纳谏。对于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比如她在其统治前期推行酷吏政策，利用他们来打击政敌。但是当有人犯颜直谏，要求铲除酷吏，缓刑省法时，却能做到“颇采其言”，并且赐物进行奖励。如对右补阙朱敬则、侍御史周矩等人，就是如此。她还颁布诏旨，鼓励群臣进谏。如陈子昂曾多次上书言事，批评时政，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延载元年（694）九月，武则天拿出了一枝梨花，群臣以为祥瑞，大臣杜景俭却不以为然，武则天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赞扬说：“卿真宰相也。”（《资治通鉴》卷205）圣历年间，武则天欲冬季讲武，延至孟春，王方庆上书认为此举将妨害农时，得到了她的采纳。武则天曾一度颁布命令禁屠，但崔融却认为此举不当，于是又再次开放禁令。尤其在其晚年，不但能够做到虚怀纳谏，而且还经常主动求谏，颇有唐太宗的一些风范。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武周时期的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相对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从而使得唐朝的经济、文化一直呈现出顺利发展之势，为后来开元盛世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和人才基础。
二、男宠问题
（一）男宠知多少
武则天作为一名女皇帝，自然免不了有一些男宠。根据文献记载，武则天前后共有四位男宠，前有薛怀义、沈南璆，后有张易之、张昌宗。其实这些仅是文献记载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失其姓名的男宠当不止此数。
据《旧唐书·张易之、张昌宗传》载：“天后令选美少年为左右奉宸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谏曰：‘臣闻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则前圣格言也。陛下内宠，已有薛怀义、张易之、昌宗，固应足矣。近闻尚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左监门卫长史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专欲自进堪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臣愚职在谏诤，不敢不奏。’”侯祥等以阳道壮伟而请求为奉宸内供奉，可知所谓左右奉宸内供奉，只不过是供武则天玩乐的男宠而已。从这一记载也可以看出，武则天选美少年为奉宸内供奉，条件无非是两个，其一洁白漂亮，其二阳道壮伟。武则天拥有如此之多的男宠，与历史上的男皇帝拥有众多的嫔妃并无根本的区别。
据《资治通鉴》卷206记载，以上之事发生在久视元年（700）六月。其实武则天广选男宠之事要早于此时，据上引《资治通鉴》载，圣历元年（698）置控鹤监，次年正月置控鹤监丞、主簿等官，“率皆嬖宠之人”。胡三省注曰：“先已置控鹤监，今方备官。”当时就有正谏大夫员半千因古无此官，“且所聚多轻薄之士，上疏请罢之。由是忤旨，左迁水部郎中”。从“嬖宠之人”、“轻薄之士”等句可以看出武则天所宠幸的这些人到底都是些什么货色。因此，有学者认为控鹤监不过是武则天的淫乐之窟而已。正因为如此，员半千的上书才会触怒武则天而遭到贬官的处罚。前面提到的奉宸府，不过是控鹤监的改名罢了，其性质并无任何的变化。由于奉控府的名声实在不好，“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与文学之士李峤等修《三教珠英》于内殿”（《资治通鉴》卷206）。
武则天宠信男宠，乃出自人性之自然，也是生理与心理方面的需要，无足为奇。有人认为武则天以男宠作为监视贵戚、大臣的工具，恐怕有些言过其实。
（二）薛怀义其人其事
薛怀义，京兆鄠县人。本姓冯，名小宝，早年在洛阳街头卖药为生。他与唐高祖女千金公主的侍女相识，因而为公主所知。武则天大杀李唐宗室，千金公主为保命，百般讨好武则天，她见冯小宝身体壮伟、聪明机警，遂将他引荐给武则天，受到武则天的宠爱，成为其首位男宠。
因冯小宝出身寒微之家，于是令其与驸马薛绍合族，改名为薛怀义。为了其方便出入宫禁，遂度为僧，垂拱元年（685）又重新修整了东汉时所建的白马寺，命薛怀义为寺主。薛怀义自从攀上了武则天这根高枝，愈加骄横，出入乘御马，有宦官十余人相随，“士民遇之者皆奔避，有近之者，辄挝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见道士则极意殴之，仍髡其发而去。朝贵皆匍匐礼谒，武承嗣、武三思皆执童仆之礼以事之，为之执辔，怀义视之若无人。多聚无赖少年，度为僧，纵横犯法，人莫敢言。右台御史冯思勖屡以法绳之，怀义遇思勖于途，令从者殴之，几死”（《资治通鉴》卷203）。
垂拱四年（688），武则天决定建造明堂，命薛怀义主持此项工程。薛怀义拆毁洛阳乾元殿，在其原址建明堂。明堂是一座非常宏伟的建筑，工程量很大，役使凡数万人。拽一根大木料，往往要动用上千人，“置号头，头一喊，千人齐和”（《旧唐书·薛怀义传》）。明堂共三层，高三百尺。建成后又在明堂北建造天堂，工程量仅次于明堂，其中的夹纻大佛像仅小指就可容纳数十人站立，可见规模之大。这两项工程十分浩大，花费了巨额的钱财，“府藏为之耗竭”。薛怀义因此功官拜左威卫大将军，封梁国公。
武则天宠信薛怀义，授予高官显爵，又担心不能使众心服，便想让他建功立业，于是任命其为清平道大总管，率军抵御突厥。薛怀义率大军来至边疆，未遇到突厥军队，只好无功而返。即使如此，薛怀义为了彰显自己的功勋，命令在单于台立碑刻字，吹嘘自己的功德。返朝后，武则天加授辅国大将军、右卫大将军，改封鄂国公，赐物二千段。不久，武则天又任命其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率十八将军迎击来犯突厥，尚未成行，闻听突厥已退，只好作罢。武则天欲使薛怀义建功立业的目的始终没有达到。
武则天如此宠信薛怀义，薛怀义也投桃报李，他与僧法明一起撰《大云经疏》，为武则天改朝换代大造舆论。薛怀义还升座宣讲《大云经》，总算是为武则天做了一点事情。
由于武则天的放纵，薛怀义更加骄横，与一些不法之徒勾结在一起，选有膂力者数千人度为僧，欺压百姓，胡作非为。他曾刺牛血画大像，仅大像头部就高达二百尺，自云刺自己的膝血而为之。侍御史周矩上奏弹劾，武则天不许。薛怀义闻听此事后，追至肃政台，乘马直入，袒腹于床，进行示威。周矩召台吏，将欲推按，薛怀义急忙乘马而去。周矩将此事上奏，武则天为了缓和舆论的压力，只好说：“此道人风病，不可苦问。所度僧任卿勘当。”（《旧唐书·薛怀义传》）于是周矩将薛怀义所度僧悉数流配远州。周矩此举深深地得罪了薛怀义，不久他寻机诬陷周矩，将其免官下狱。
薛怀义用钱如粪土，武则天听任其胡花乱用，只要怀义提出，无不应允。他每次举办无遮大会（即一种广结善缘，不分贵贱僧俗一律平等对待的大斋会），用钱都在万缗以上。届时士女云集，又散发钱十车，人们争拾，甚至有践踏而死者。白马寺僧侣还广占公私田宅，洛阳一带良田美宅多为其所有，而武则天听之任之，不加约束。
由于薛怀义权势甚大，人们不敢直呼其名，尊称其为“薛师”。有一老胡人自言五百岁，称见到薛师已二百年了，然容貌竟然越来越年轻。对于此类胡言乱语，武则天竟也深信不疑。
尽管武则天对薛怀义恩宠不衰，但由于毕竟年事已高，后来薛怀义便不愿再入宫侍奉于她了。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便另寻御医沈南璆为男宠，而对薛怀义逐渐冷落。薛怀义当然不满这种现状，又恨又恼，遂于天册万岁元年（695）放火烧毁天堂，由于火势甚大，烧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昼，比明皆尽”。武则天为了掩盖此事，“但云内作工徒误烧麻主，遂涉明堂”（《资治通鉴》卷205）。为了粉饰太平，武则天下令重建明堂、天堂，仍命薛怀义主持工程。
薛怀义自焚烧明堂后，心不自安，言多不顺，即使对武则天也是如此。为了防止不测，武则天密选宫人身强力壮者百人置于左右。由于武则天对薛怀义日益厌恶，乘其入宫之机，在瑶光殿前树下将其抓获，并指令建昌王武攸宁率壮士将其打死，一说缢死。然后将尸体送回白马寺，焚烧后造塔葬之。
（三）张易之与张昌宗
张易之与张昌宗，定州义丰（今河北安国）人。他们是唐太宗、唐高宗时的宰相张行成的族孙，虽非士族高门，但其家族地位却是薛怀义所不能相比的。
张易之的父亲张希臧，生前曾任过雍州司户参军的小官。张易之是以门荫而入仕的，二十余岁官至从五品上的尚乘奉御。自从薛怀义死后，武则天的男宠只剩下了沈南璆，此人未见参与过政治，此后也不再见于记载，很可能也死去了。武则天没有男宠陪侍，寂寞难耐，于是她的女儿太平公主便向她推荐了张昌宗。张昌宗又向武则天推荐说：“臣兄易之器用过臣，兼工合炼。”（《旧唐书·张易之、张昌宗传》）武则天召见后十分喜爱，于是兄弟二人共侍宫中。他们均傅朱粉，衣锦绣，每日陪伴在武则天身边，给这位年迈的女皇帝带来了无限的欢娱，时在神功元年（697）。
晚年的武则天非常喜爱张氏兄弟，“俄以昌宗为云麾将军，行左千牛中郎将；易之为司卫少卿。赐第一区、物五百段、奴婢驼马等。信宿，加昌宗银青光禄大夫，赐防阁，同京官朔望朝参”（《旧唐书·张易之、张昌宗传》）。由于其父张希臧已死，遂赠官襄州刺史，其母韦氏、臧氏为太夫人，赏赐的财物不可胜计。张昌宗累迁散骑常侍，并命凤阁侍郎李迥秀为臧氏的情夫。朝中众臣见张氏兄弟得宠，纷纷投靠，就连武氏子弟也不得不向其示好。史载：“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晋卿皆候易之门庭，争执鞭辔，谓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资治通鉴》卷206）有人奉承张昌宗说：“六郎面似莲花。”宰相杨再思却说：“不然。”张昌宗问其故。杨再思说：“再思以为莲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莲花也。”（《旧唐书·杨再思传》）
武则天设置控鹤府监，以张易之为长官，正三品。后来改控鹤监为天骥府，又改为奉宸府，仍以张易之为奉宸令。《三教珠英》修成后，加张昌宗为司仆卿，封邺国公，张易之为麟台监，封恒国公，各赐实封三百户。不久，又改授张昌宗为春官侍郎。每次宴集，则令张氏兄弟嘲笑戏弄公卿大臣以为笑乐。张昌宗身披羽衣，吹箫，乘木鹤，奏乐于庭。一些献谀者都说张昌宗乃是王子晋的后身，并且赋诗赞美，其中崔融咏诗曰：“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和梁王众传张光禄是王子晋后身》）张易之、张昌宗皆粗能作文，如遇到应制和诗，往往由当时的诗人宋之问、阎朝隐代笔（《旧唐书·张易之、张昌宗传》）。
在二张控制的奉宸府中集中了一批文人学士，如吉顼、李迥秀、阎朝隐、李峤、宋之问、沈佺期等。除此之外，还有一批朝臣为了获得政治上的好处也先后依附于二张，如崔融、苏味道、王绍宗、郑愔、杨再思、韦承庆、崔神庆、房融等，其中不乏官居宰相的重臣，如杨再思、房融等人。这样就形成了以二张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其势力在武则天的纵容下迅速地膨胀起来。与薛怀义、沈南璆不同的是，二张在拥有了较大的政治势力后也开始干预起朝政了，史载：“则天春秋高，政事多委易之兄弟。”（《旧唐书·张易之、张昌宗传》）
张昌宗的弟弟张昌仪任洛阳令，凭借两位兄长的权势，受人请托无虚日。一天上早朝时，有一姓薛的选人拦马贿赂其五十金，请其帮助获得官职。张昌仪公然接受了贿金，至朝堂，便将此人之状交给了天官侍郎张锡。过了几天，张锡竟将此状搞丢了，遂去问张昌仪，此人姓谁名何？张昌仪大骂说：“办不了事的蠢材，我也记不得了，只要是姓薛的，就授给官职。”张锡心中畏惧，遂将这一年选人中凡是姓薛的共计六十余人全部注拟授官。
二张的行为也引起了一部分朝臣的不满，甚至包括王公贵戚在内。久视元年（700），朝臣杨元禧兄弟三人因为不满二张，被同时贬官。邵王李重润与其妹永泰郡主、妹夫武延基私下议论二张专权，张易之奏知武则天，武则天遂下诏处死了三人。一说是其父李显被迫缢死了他们。御史大夫魏元忠奏称二张有罪，张易之不自安，诬告魏元忠欲扶持太子取代武则天。武则天问有何证据？张易之说凤阁舍人张说可为证人。次日，武则天召魏元忠与张说当庭对质，结果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尽管如此，武则天为了迁就张易之，不顾其他几位重臣的反对，还是将魏元忠贬为高要县尉，将张说流放钦州。
二张的行为引起了更多朝臣的愤愤不平，于是在长安四年（704）七月，大家群起而攻之，纷纷揭露二张及其兄弟的贪污行为。武则天迫于压力，只好将其兄弟五人全部下狱。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桓彦范力主将张昌宗免官，武则天在杨再思的支持下，以张昌宗合药有功为由赦免并官复原职。宰相韦安石举奏张易之有罪，武则天遂命其与另一宰相唐休璟按问。然后，找借口将韦、唐二人放为外官，恢复了张易之的官爵。
这年十二月，张昌宗又一次被人告发，说他召术士占相，图谋不轨。于是武则天只好再次将张昌宗下狱按问。御史中丞宋璟等人力主严惩，要求处斩抄家。武则天又故伎重演，调宋璟赴外差。宋璟却以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应出使的理由拒绝赴任。武则天无奈，只好命其审问张昌宗，然后遣中使颁敕特赦了张昌宗。宋璟气愤地说：“不先击小子脑裂，负此恨矣。”（《资治通鉴》卷207）武则天命张昌宗向宋璟谢罪，宋璟拒而不见。
武则天不顾一切地极力袒护二张，甚至杀害自己的孙子、孙女，贬逐重要大臣，从而使自己与朝中众臣处于严重对立的状态，也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处于极度的不稳定状态中。神龙元年（705）正月，年迈的武则天再次卧病不起，二张在宫中侍奉。宰相张柬之等与太子李显、太平公主、相王李旦等联合起来，发动禁军，攻入宫中，斩杀了二张，其党羽房融、崔神庆、崔融、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等数十人，皆遭贬逐，一举铲除了这一政治集团。
三、皇位继承权之争
在武则天晚年有一个很大的难题使她难以决断，由于她本人是女皇帝，选择何人为皇位继承人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她来说，可以从武姓子侄中选择，也可以从李姓诸子中选择。在武姓子侄中最有可能的是武承嗣、武三思两人，在李姓中便是李显与李旦两人，而朝臣中围绕着李、武二姓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使这一问题一时成为最受人们关注的大事。
（一）武承嗣其人其事
武承嗣，是武则天之兄武元爽之子。武元爽与武则天是同父异母兄妹，其父武士彟死后，武元爽与其叔伯兄弟武惟良、武怀运待武则天母子无礼，使她们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武则天当了皇后后，将武元庆、武元爽等贬逐而死，又设计处死了武惟良、武怀运。另以其姐韩国夫人之子贺兰敏之为武士彟的后嗣，改姓武氏。贺兰敏之死后，武氏家族便没有了后嗣，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只好将武承嗣从流放地岭南召回，任以尚衣奉御之职，袭祖爵周国公，俄迁秘书监。武则天临朝称制时，追尊其五代祖以下为王，又任命武承嗣为礼部尚书，不久，任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当上了宰相。载初元年（689），代苏良嗣为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兼知内史事。
武承嗣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全力支持武则天革命，诛戮李唐宗室，代唐为周。武周政权建立后，于天授元年（690）在洛阳设立武氏七庙，并且封武承嗣为魏王，其堂弟武三思为梁王。由于武承嗣处在武氏家族当然继承人的特殊地位，自以为应是武周政权的继承者，至于他与武则天的杀父之仇，都通通被高官厚禄、锦衣美食所淡化了，何况还有皇位继承者的诱惑时时在他的心头缠绕。据载：“初，后擅政，中宗幽逐，承嗣自谓传国及己，武氏当有天下，即讽后革命，去唐家子弟，诛大臣不附者，倡议追王先世，立宗庙。”（《新唐书·外戚列传》）说明武承嗣想当皇位继承人的野心由来已久。只是由于武氏统治尚不稳固，他只好暂时隐忍着满腔的希望，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天授二年（691），即武则天称帝的第二年，这时徐敬业、李唐宗室诸王的起兵先后被镇压，大批朝臣和宗室被诛杀，武承嗣认为武周政权已经巩固，于是便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让自己当太子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还不便由自己直接提出来，他还不至于那么笨，而是指使其党徒凤阁舍人张嘉福去办理此事。张嘉福遂命洛阳人王庆之等数百人上表，以请愿的方式要求立武承嗣为太子。可是事情完全出乎武承嗣的预料，此事遭到了两位宰相的反对，其中一位是岑长倩。岑长倩认为皇嗣（指李旦）仍在东宫，是合法的皇帝继承人，故不应有此动议。武则天又征询另一位宰相格辅元的意见，格辅元也坚决反对这一动议。这样就使武承嗣的这次企图落了空。不过这两位反对者也付出了血的代价，不久，岑长倩和格辅元被诬陷谋反而下狱，另一位宰相欧阳通因为不愿承认与岑、格二人共同谋反，于是三人一同被诛杀。
武则天在这次事件中的态度十分暧昧，她当时召见了王庆之等人，询问他为何要废去皇嗣，另立武承嗣。王庆之说：“今日谁有天下，而立李氏子弟为继承人？”武则天不但没有谴责王庆之，反而好言慰谕，并发给他印纸一份，作为出入宫门随时见她的凭证。这种态度清楚地说明武则天并不反对改易太子，只是由于朝中阻力太大，不便公开表明态度罢了。后来，王庆之时常入宫求见，弄得武则天不胜厌烦，遂命凤阁侍郎李昭德将王庆之拉出杖责，以示薄罚。李昭德将王庆之推出宫城光政门外，指着他对朝臣们说：“此贼欲废我皇嗣，立武承嗣。”命人将他重重地摔下，致使王庆之耳目出血，然后乱杖打死。
武承嗣是一个非常贪婪而残暴的家伙。右卫大将军李孝逸在平定徐敬业叛乱中建立了大功，因而威望很高。武承嗣深所忌嫉，多次在武则天面前进谗言，致使李孝逸被贬官，后来死于流配之地。宰相韦方质患病，武承嗣等人前往看望，韦方质因病重没有起床迎接，武承嗣遂指使酷吏周兴等人诬陷韦方质，致使其免官流放，抄没家产。武承嗣还指使周兴诬构唐高宗子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致使二人死于非命。他还多次诬告过唐朝著名宰相狄仁杰，请求诛杀之，幸亏武则天这次还算明白，才使狄仁杰保住了一命。
武承嗣还是一位好色之徒。他获知左司郎中乔知之家有一名婢女窈娘，十分美丽，能歌善舞，遂借去以教自家姬妾，却不再归还。乔知之无奈，遂撰《绿珠篇》诗，秘密送给窈娘。窈娘获知此诗，悲痛万分，怀恨自杀。武承嗣大怒，指使酷吏诬告乔知之，将其处死，并籍没其家产。
正因为如此，如果武承嗣如意地取得太子的地位，并且当上了皇帝，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将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不知道有多少人头落地，整个社会也将动荡不安，不利于唐朝社会生产的发展。
武承嗣当然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甘休，圣历元年（698），武承嗣再一次谋图夺取太子之位。他多次派人劝说武则天立自己为太子，说什么“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资治通鉴》卷206）。此事遭到狄仁杰、李昭德等一批重臣的反对，甚至张易之、张昌宗等人也反对此事，使得武承嗣的努力再一次遭到失败。
不仅如此，武承嗣还被罢去了相位，转任太子太保，虽然品阶崇高，但却没有什么实权。太子地位没有争得，反而又失去了权位，在这种双重打击下，武承嗣怏怏不乐，竟然一病不起，呜呼哀哉了。
（二）武三思其人其事
武三思是武则天之兄武元庆之子，历任右卫将军、夏官尚书等职。武周政权建立后，封梁王，历任天官尚书、春官尚书、特进、太子宾客、同凤阁鸾台三品、内史等职。因此武三思在武氏子弟中也是权势颇重的一个人，虽然数次被罢相，但武则天对其信任却是始终如一。
武三思与武承嗣不同，他略涉文史，性格狡诈，善能巧言，故深得武则天的宠信，曾数次驾临其家，赏赐甚厚。他还非常注意与武则天身边的宠臣搞好关系，与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等人关系密切。张易之、张昌宗也曾命画工图绘武三思及纳言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台少监王绍宗等十八人形象，号为《高士图》，也算是投桃报李。武三思为了讨好武则天，率领四夷酋长请求建造天枢立于端门之外，即洛阳皇城正南门之外，目的是“铭纪功德，黜唐颂周”。当时由各少数民族首领及胡商捐钱亿万，所买铜铁仍不足供建造之用，于是便强征民间农器以供之，影响了社会生产的正常发展。据记载：“天枢，其制若柱。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罗造模，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资治通鉴》卷205）所用铜铁不少于二百万斤。他唆使武则天建造三阳宫、兴泰宫等离宫，“功费甚广，百姓苦之”（《资治通鉴》卷207）。又与太平公主大量度人为僧，大造佛寺。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浪费了社会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武则天对武三思非常信任，多次任命武三思为统兵大将，以帮助其树立威信，建立功勋。如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犯边，命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以备契丹。长安二年（702），又任命武三思为大谷道大总管，打算出兵击突厥。这几次任命均未成行，原因就在于，武则天既想让自己的侄子建功立业，又深知其并无军事才能，不敢冒很大风险，于是便出现了这种命将而不出征的奇怪现象。
武三思与武承嗣一样，均为嫉贤妒能之辈，凡是不依附于自己的正直朝臣便多加以陷害。如宰相周允元与诸宰臣侍宴，武则天令大家各述典籍中的善言警句，周允元遂说：“耻其君不如尧舜。”武三思认为这是指斥皇帝，是大不敬之罪。幸亏武则天头脑比较清醒，说道：“闻其言足以诫，安得为过？”（《新唐书·周允元传》）才使周允元免遭诬陷。不过平心而论，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武三思与武承嗣比起来，害人还不算多，其作恶最多的时期是在中宗统治时期，残害屠戮了不少公卿大臣。
武三思同样也有争当太子的野心，他见武承嗣争当太子失败，以为武则天不愿意立武承嗣，于是便动员一些人劝武则天改立自己为太子。但是此事仍遭到以宰相狄仁杰为首的一批大臣的反对。据《新唐书·狄仁杰传》载：“会后欲以武三思为太子，以问宰相，众莫敢对。仁杰曰：‘臣观天人未厌唐德。比匈奴犯边，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于市，逾月不及千人。庐陵王代之，不浃日，辄五万。今欲继统，非庐陵王莫可。’”引文中所说的“匈奴”，即指突厥。武则天听后大怒，罢议。不过这一段记载颇有矛盾，因为此时庐陵王尚未接回，如何谈得上招募军队的事情？以李显为河北道元帅，招募军队，乃是在其回到洛阳并且是在立为太子之后。
不久，武则天夜梦玩双陆而不胜，遂召狄仁杰和王方庆入宫，问之。二人乘机劝说道：
“双陆不胜，无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锋镝，勤劳而有天下，传之子孙。先帝寝疾，诏陛下监国。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余年，又欲以三思为后。且姑侄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庐陵王，则千秋万岁后常享宗庙；三思立，庙不祔姑。”（《新唐书·狄仁杰传》）
武则天却说：这是朕的家事，卿不要干预。狄仁杰驳斥说：“王
狄仁杰像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备位宰相，岂得不预知乎！”（《资治通鉴》卷206）
在这之前，李昭德也向武则天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说：“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之子孙为万代业，岂得以侄为嗣乎？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顾托，若以天下与承嗣，则天皇不血食矣。”（《资治通鉴》卷204）所谓“血食”，就是指杀牲以祭祀。在这里李昭德以夫妻之情对武则天进行劝谏，而狄仁杰却以母子之情来感化她，并且不约而同地都提到了当时非常重视的立庙与祭祀问题。武则天是有神论者，又是虔诚的佛教徒，佛教宣传来世、轮回等学说，因此上述这些话很能打动她的心，使她的态度逐渐有所改变。
在这场争夺太子之位的斗争中，反对武氏的一方动员了一切能够利用的力量，全力阻止二武谋夺太子之位。前面已经提到武则天的男宠张氏兄弟也参与到这场斗争中来，其详情如下：右肃政台中丞吉顼与张易之兄弟同为控鹤监内供奉，关系密切。有一次，吉顼对他们二人说：“公兄弟贵宠如此，非以德业取之也，天下侧目切齿多矣。不有大功于天下，何以自全？窃为公忧之！”二人大惧，流涕求计。吉顼说：“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复思庐陵王。主上春秋高，大业须有所付；武氏诸王非所属意。公何不从容劝上立庐陵王以系苍生之望！如此，非徒免祸，亦可以长保富贵矣。”“二人以为然，承间屡为太后言之。太后知谋出于顼，乃召问之，顼复为太后具陈利害，太后意乃定。”（《资治通鉴》卷206）另据《新唐书·狄仁杰传》载：“张易之尝从容问自安计，仁杰曰：‘惟劝迎庐陵王可以免祸。’”司马光认为狄仁杰必不与张易之这样的小人深言军国大事，因而否定了这一记载。从狄仁杰一生来看，机警多智，办事不拘一格，张易之既为武则天所宠信，对其加以利用也未尝不可。
这场围绕着皇位继承权的争夺斗争，最终以武氏兄弟的失败而告结束，究其原因，除了人们仍然怀念唐朝，不忘旧主之外，武氏兄弟作恶太多、人心丧尽，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三）李显为何再次立为太子
中宗李显被废为庐陵王，安置于房州，每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其复出完全是靠狄仁杰等大臣的支持才得以实现的。其实就在双方争夺太子之位时，睿宗李旦正处在皇嗣（太子）的地位上，为什么以狄仁杰为首的朝臣们却要极力主张接回庐陵王李显，而没有帮助李旦巩固地位呢？
从当时的情况看，李旦虽为皇嗣，那只是武则天的权宜之计，从她打算立武氏子弟为太子的态度看，说明她无意以李旦为继承人，把他仅作为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从立嗣以长的传统看，李显年长，并且是唐高宗生前选定的继承人，又曾经当过皇帝，社会影响力要远远大于李旦。李显是从皇帝的位置上被赶下台，幽禁于偏僻的房州，其悲惨的境遇更易使人同情。无论是徐敬业起兵，还是契丹、突厥的军事侵扰，无不以匡复庐陵王为辞，在广大的臣民心目中，庐陵王似乎也是李唐皇室的象征。正因为如此，狄仁杰等朝臣才力劝武则天接回庐陵王，只要这个目的达到了，就等于宣告诸武营求太子之位的失败。此外，洛阳仅有李旦一人，显得势薄力单，接回李显也可以起到“强李氏，抑诸武”的显著作用（《资治通鉴》卷206武则天圣历元年（698）二月条《考异》）。
武则天在众臣的极力劝说下，已经动摇了立武氏子弟为太子的信心，但尚未下定接回李显的决心。狄仁杰瞅准这个时机，加紧了对武则天的工作。有一天，武则天梦见一只大鹦鹉，羽毛丰满，但两翅俱折，她询问宰相们此梦主何征兆。狄仁杰说：“鹉者，陛下姓也；两翅折，陛下二子庐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两翅全也。”（张《朝野佥载》卷3）契丹孙万荣率军围攻幽州，并发布檄文，其中有“何不归我庐陵王”之语（《资治通鉴》卷206）。显然孙万荣也在利用庐陵王的名义，以使自己的起兵更具有合理性和欺骗性，煽动人们对武氏统治的不满。孙万荣打庐陵王这张政治牌，使武则天很难应付。这对促使她迎回庐陵王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她要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就只能接回庐陵王，以消除别人再借以反叛的口实。于是她决定接受狄仁杰的建议，把李显接回洛阳，并彻底打消了立武氏子弟的想法。
圣历元年（698）三月，武则天派职方员外郎徐彦伯前往房州，以接庐陵王及其妃、诸子回洛阳治病的名义，秘密把他们一行人接回洛阳，当时朝廷百官及武氏诸王皆不知晓。庐陵王入宫后，武则天坐在殿上，垂帘于前，外人皆不知帘后藏有谁。然后召狄仁杰等人入宫，对他说道：“前者所议，事实非小，寤寐反覆，思卿所言，弥觉理非甚乖。朕意忠臣事主，岂在多违！今日之间，须易前见。以天下之位在卿一言，可朕意即两全，逆朕心即俱毙！”（《资治通鉴》卷206《考异》引《狄梁公传》）武则天意在最后试探狄仁杰的态度。狄仁杰并没有被这番话吓倒，依然坚持要接回庐陵王，说到激动之处，“言发涕流”。武则天也被狄仁杰的情绪所感染，不觉呜咽流涕，命左右卷帘，唤出庐陵王，对狄仁杰说：“还卿储君！”（《旧唐书·狄仁杰传》）
庐陵王李显回到洛阳后，由于皇嗣仍由其弟李旦充当，所以还不能马上被立为储君。但是此事却标志着李、武争夺太子之位的斗争以武氏子弟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剩下的事就是如何妥善处理皇嗣李旦的问题了。
睿宗李旦自从被赶下台后，降为皇嗣，名义上仍是皇位的继承人，实际上连性命都不能有所保证。武则天即帝位初期，凡举行盛大的祭祀典礼，均以李旦为亚献，以其长子李成器为终献。可是到了长寿二年（693）正月初一，武则天在万象神宫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时，她本人执镇圭为初献，却以魏王武承嗣为亚献，梁王武三思为终献。这种情况的出现，标志着在这一时期她已经倾向于以武氏子弟为皇位继承人，李旦的地位岌岌可危。不久，武则天又将李旦的几个儿子的爵位通通降为郡王，李成器原为太子，武则天称帝后改称皇孙，此时降为寿春王，李成义降为衡阳王，李隆基降为临淄王，李隆范降为巴陵王，李隆业降为彭城王，并且全部囚禁在宫中。李旦的正妃刘氏和德妃窦氏相继被杀，连遗骨都找不到了。
在这一时期李旦数次险遭酷吏之毒手。公卿未经武则天的同意不得私见皇嗣，前尚方监裴匪躬与内常侍范云仙二人未经允许，私自看望了李旦，被人告发后，武则天下令将二人腰斩于市。自此以后，公卿大臣以下都不敢与皇嗣相见，李旦已经沦为高级囚徒了。
祸不单行，又有人告发李旦有异谋，武则天遂令酷吏来俊臣追查此事。来俊臣把李旦左右之人抓来，严刑逼供，残酷拷打，太常乐工安金藏对来俊臣说：“你既然不相信安金藏之言，我可以剖开心以明皇嗣没有谋反的意图。”于是他用利刃自剖其腹，五脏毕出，流血满地，惨不忍睹。武则天得知此事，急命医生救治，使安金藏得以侥幸不死。安金藏此举极大地震动了朝野，也使武则天大为震惊，她亲自看望了安金藏，并感叹地说：“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遂下令停止推问，李旦由此也躲过了一劫（《资治通鉴》卷205）。
由于这些缘故，李旦自知不为其母所爱，能保住性命已属不易，何敢祈望继续为皇位继承人。当其兄从房州返回洛阳后，李旦就已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办了，何况立嫡以长也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于是他主动提出让位于庐陵王，态度十分坚决，武则天慎重考虑后，接受了他的请求，改立李显为太子，封李旦为相王。
圣历元年（698）九月十五日，在李显回到洛阳半年后，举行了隆重的册立太子的典礼。李显度过了十四年的流放生活后再度回到了东宫。十八年前，即永隆元年（680），他已经被册立为太子，此次二度被册立为太子。一生两度当太子，两次当皇帝（此后在神龙元年他又一次即皇帝位），李显的这种经历也算是一种历史奇观吧。
四、消弭李、武矛盾的努力
（一）李、武联姻
武则天接回庐陵王李显并立为太子，是唐朝后来得以恢复的基础，没有这个转变，李氏子弟便不能取得皇位的合法继承权。武则天既然已经决定把皇位重新交给李氏家族，同时又想保住武氏家族已经取得的权势和地位，就必须做好消弭两家矛盾的工作，最好能使李、武两个家族今后长期和睦相处。但是由于先前对李唐宗室的大肆杀戮，两个家族的矛盾与隔阂已经很深了，欲想弥合，必须首先从恢复李氏家族的应有地位入手。随着李显被立为太子后，武则天就将原来的打击、抑制李氏家族的政策，改变为笼络、安抚的政策，希望能形成李、武联合执政的政治局面。
圣历二年（699）十月，武则天解除了李旦诸子的囚禁状态，赐宅于洛阳积善坊，兄弟五人分院而居，号“五王宅”。大足元年（701），他们跟随武则天回到了长安，又在隆庆坊赐宅，仍号“五王宅”。
李显共有四子，长子李重润早在高宗生前就已立为皇太孙，李显被废黜后，他也随之迁居房州。李显立为太子后，他被封为邵王。次子李重福这时封为唐昌王，三子李重俊封为义兴王，四子李重茂由于年幼，直到圣历三年才封为北海王。李显诸子除了李重润原来就有名位外，其余诸子都是这一时期封的爵位。
促成李、武两家联姻，也是武则天弥合两家关系的一种措施。首先联姻的是武攸暨与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原来的丈夫是薛绍，垂拱中被人诬告与李唐宗室诸王联合谋反，因而被杀。武则天本来打算将太平公主嫁给武承嗣，由于武承嗣当时患病，所以只好改嫁给武则天伯父武士让的孙子武攸暨。当时武攸暨已有妻子，武则天处死了其妻，强行将公主嫁给了他。这一婚姻还不能看成是武则天主动改善李、武两家关系的行为，因为此事发生得比较早，是武则天怜爱自己女儿的一种行为，只是具有李、武联姻的外在形式而已。
武则天有意识地促成两家联姻的行为是：以李显的女儿新都郡主嫁给了武承业之子陈王武延晖，永泰郡主嫁给了武承嗣之子南阳王武延基，安乐郡主嫁给了武三思之子高阳王武崇训。武崇训死后，她又改嫁给武承嗣另一子淮阳王武延秀。当然她与武延秀的这一段婚姻发生在武则天死后，虽然如此，仍算是李、武政治婚姻的一种继续。可以清楚地看出，武氏子弟所娶的李氏之女无一不是太子李显的女儿，从中可以反映出武则天的良苦用心。
（二）明堂立誓
为了弥合李、武两家的矛盾，武则天可谓煞费苦心，其中一条就是令两家立誓于明堂，永远和好。这件事发生在圣历二年（699）四月十八日，史载：“太后春秋高，虑身后太子与诸武不相容。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等为誓文，告天地于明堂，铭之铁券，藏于史馆。”（《资治通鉴》卷206）这件刻铭于铁券的誓文，虽然藏之于史馆，但仍没有留传下来，因而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不过这种誓言到底能否真正发挥作用，恐怕武则天自己也不完全相信。
据记载，圣历三年（700），吉顼因为依附于太子李显，引起了武氏子弟的怨恨，百般攻击，致使武则天将其贬到外地。可见武氏子弟对李氏家族中人的戒心是多么的高，誓文言犹在耳，就已经开始互相攻击了。吉顼临行时得到武则天的召见，吉顼涕泣而言，大意是：“臣今日远离陛下，永无再见之日，希望能向陛下进一言。”武则天令其坐下谈，吉顼说：“将水与土合为泥，有争乎？”回答说：“无争。”吉顼又说：“将泥的一半制佛，另一半制成天尊，有争乎？”武则天说：“有争。”吉顼顿首说：“宗室、外戚各安其分，则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仍封为王，这是陛下驱使他们日后相争，双方都不得安全。”武则天说：“朕也知道，但是事情已经如此，也不好如何改变了。”说明不仅朝臣中有人认为李、武之间的争斗不可能平息，就连武则天自己也认为矛盾是难以完全弥合的，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三）西返长安
李显被立为太子之后，不仅李唐宗室的地位有了很大改变，而且整个政治环境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武则天放弃了以前推行的严酷政治，改为比较和缓的政策，使得政治局面变得宽松起来了。这种变化在久视元年（700）以后最为明显，除了她个人隐私外，其他问题都允许公开讨论，言路的开放已经到了一个相当宽松的程度。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武邑（今河北武邑）人苏安恒的上书事件。长安元年（701）八月，苏安恒上书要求武则天退位，让太子李显即皇帝位。这个上书的内容主要有两点：其一，认为武则天年事已高，处理繁重的国事不利于圣体的安泰；而太子春秋正盛，年富力强，不如禅位于太子，自己安享天年。其二，主张将武氏诸王全部降为公侯，任其闲居，同时要将武则天的二十多位孙子全部裂土为王。认为如不这样，一旦陛下千秋万岁之后，武氏诸王将难以自处。这件事要是发生在以前，简直不可想象苏安恒将会受到如何残酷的处置。幸运的是，此时的武则天已不再是以前的武则天，苏安恒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还受到了武则天的召见，赐食，再三抚慰后遣还本乡。
次年五月，苏安恒再次上书要求武则天退位，与上一次不同的是，此次上书措辞尖锐，态度激烈。他认为武周政权已是“运祚将衰”，快要垮台了，应尽快把政权交给李氏子弟。他说目前的情况是：“奸邪乘时，夷狄纷扰，屠害黎庶”，而这一现象的形成，完全是武则天“微弱李氏，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倦，而不能复子明辟”引起的。苏安恒还指出：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虽然占据着皇帝宝座，但却是李氏旧基，陛下不过是鸠占鹊巢罢了。太子年德俱盛，陛下贪图宝座而忘母子之情，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又如何使天下移风易俗！像这样继续下去，陛下有何颜面进唐室宗庙，以何诰命去谒高宗陵墓？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则倾”。不如上符天意，下顺民心，早日将天下“神器”归还李家。苏安恒最后还强调，他之所以不惜一死上书，完全是为了国家安稳，如果陛下认为这是不忠的行为，请斩臣头以令天下（《全唐文》卷237）。面对这篇措辞激烈的上书，武则天没有再召见苏安恒，也没有治其罪，采取了不予理会的态度。
苏安恒的这两篇上书在当时无疑是两次晴天霹雳，极大地震动了朝野，虽然苏安恒地位低下，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忽略他的呼声，有关唐史的多部史籍都收录了他的上书，可见影响之大。武则天能容忍如此尖锐的批评，说明她不愿因惩治苏安恒而去刺激本来就不和谐的李、武两家的关系，以免引起李氏家族以及支持他们的朝臣的不安，破坏已经变得比较缓和的政治气氛。
政治气氛宽松的另一标志，就是在人事上已经开始使用一些以前的政敌为官。武则天令宰相举荐可以充任员外郎的人选，宰相韦嗣立举荐了广武（今甘肃永登东南）令岑羲。此人乃是原宰相岑长倩的侄子，而岑长倩因为反对立武承嗣为太子，被诬陷谋反，在十多年前被武则天诛杀。当时韦嗣立也不敢力荐，只是说：“但恨其伯父长倩为累。”武则天却认为只要岑羲本人有才，“此何所累！”于是他被提拔为天官员外郎。武则天态度的改变，标志着一项新政策的出台，“由是诸缘坐者始得进用”（《资治通鉴》卷207）。
政治气氛宽松的又一标志，就是垂拱以来的大量冤案陆续得到昭雪，这是武则天晚年努力改变政治气氛的一项重要措施。圣历二年（699）时，宰相韦嗣立提出把垂拱以来的大小案件，罪无轻重，全部昭雪，死者追赠官爵，生者放归乡里，武则天还不愿接受。可是到了长安二年（702）八月，武则天却主动颁布了一道敕令，规定自今以后，有告发徐敬业、李贞、李冲余党者，“一无所问”，内外官司一律不再受理（《资治通鉴》卷207）。它的颁布标志着武则天不再把这些人的所谓余党视为政敌，说明她对上述案件性质的看法已发生了变化，只是不便公开为上述诸人平反罢了。
这年十一月，监察御史魏靖上书，要求重新复核来俊臣等酷吏所办的旧案，武则天同意。经过认真的调查取证，“由是雪免者甚众”（《资治通鉴》卷207）。
神龙元年（705）正月，大赦天下，规定自文明元年（684）以来，除徐敬业、李贞、李冲及其他反逆魁首外，罪无大小，全部予以赦免昭雪。武则天的这一举措影响很大，基本上将她临朝称制以来的冤假错案全都予以平反了。尽管这一举措是在李峤、崔玄、桓彦范等人多次请求下出台的，但她最终能接受他们的奏请，与她努力营造宽松的政治气氛的思想有关。也是为了缓和朝臣中对酷吏政治的反感情绪，为将来把政权和平地交接给李氏家族创造条件。
长安元年（701）十月，武则天以七十八岁的高龄率子孙、百官西幸长安。她自永淳元年（682）以来一直住在洛阳，光宅元年（684）又将这里改为神都，近二十年间从未离开。这时却不顾天寒地冻，年事已高，毅然西幸，显然是另有目的。这次她在长安整整居住了两年，于长安三年（703）十月返回洛阳。在此期间，她改含元宫为大明宫，恢复了原来的旧称；创设武举，吸纳军事人才；又在大明宫麟德殿宴请过吐蕃与日本使臣；为酷吏所搞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长安是李唐王朝的所在地和统治中心，实际上是李唐社稷的象征。武则天此次返回长安并且居住了很长时间，在这里处理了大量的政务，主要就是为了进一步融洽与李氏家族的关系。要不是长安三年秋关中地区遭受雹灾和暴雨袭击，李峤上表请求，她也许不会离开长安。回到洛阳后的次年，武则天又一次打算驾幸长安，后经人劝阻而未能成行。
武则天晚年如此钟情于长安，反映了她急于消除李、武之间的隔阂，缓和双方矛盾的迫切心情，也是她最终放弃皇帝称号，回到李家媳妇地位上来的一种早期姿态。
五、神龙政变
（一）政变集团
武则天既然已经立李显为太子，表明她是要把皇位交给李氏家族的，为什么还会发生政变，用军事手段推翻她的统治地位呢？
武则天册立太子时年已七十五岁，李显已经四十三岁，完全可以上台执政了。可是武则天并没有马上退位，如果说是为了弥合李、武之间的矛盾需要一定的时间，也还能说得过去，可是数年之后她仍无退位的丝毫表示，甚至连其患病期间也不愿让太子监国，这样就不免要引起许多人对她的不满。苏安恒的上书反映的绝非他个人的看法，实际上代表了一大批人的观点，反映的是朝野中拥李派人们的共同心声。
也许武则天打算在自己“千秋万岁”之后再由太子接管政权，但这个打算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原因就在于她的这个皇帝宝座是从李氏家族那里抢夺来的，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合法的，对李氏家族来说也是耿耿于怀的，一句话，她的政权内部存在着许多不稳定的因素。从李显在圣历元年（698）被立为太子，到神龙元年（705）武则天被推翻，长达七年的时间，这对李显及拥戴他的朝臣来说，实在是太漫长了，是李显和他的拥戴者们所难以忍耐的。历史上册立太子之后，因急于即位不知发生了多少抢班夺权的悲剧，其中也有获得成功者。这些还都是同一个家族内部的纷争，更何况武则天所面对的却是另一个家族，因此这种斗争的爆发就更加难以避免了。
促使神龙政变爆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对二张的宠信。武则天晚年一方面努力缓和各种政治势力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却在扶持新势力，制造新矛盾，这也是导致政变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武则天的扶持下，二张势力发展很快，一批朝臣依附于二张，他们的兄弟张同休、张昌期、张昌仪倚仗其势，卖官鬻爵，强占民田，抢夺奴婢、姬妾不可胜数。他们还欺压百姓，草菅人命，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极大愤慨。二张势倾朝野，飞扬跋扈，连太子、相王、太平公主等李氏子孙都对他们非常敬畏，曾共同上表请封张昌宗为王，可见其势力之大。在武则天统治的最后几年，二张与朝中各种势力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武则天不但未加以调整，反而给予了更大的权力，所谓“则天春秋高，政事多委易之兄弟”（《旧唐书·张易之、张昌宗传》）。二张不知机谋，见武则天宠信，有恃无恐，恣意妄为，却不知已将自己置于火炉之上。
长安元年（701），邵王李重润与其妹永泰郡主以及妹夫武延基因议论二张专权而被处死，就是出于张易之的密告。李显当时没有表示出不满，但是失去长子与爱女的愤恨情绪则是不言而喻的，从他即位后追赠李重润为太子、永泰郡主为公主，并号其墓为陵看，规格如此之高，显然是用于寄托自己的哀思。李重润的谥号为“懿德”，意为美德。李显授其爱子这样的谥号，说明他并不认为李重润议论二张专权为无德。据载：“重润风神俊朗，早以孝友知名，既死非其罪，大为当时所悼惜。”（《旧唐书·懿德太子重润传》）李显焉能不痛惜自己的子女？二张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已经得罪了武氏诸王，此次又因其之故使武延基丧命，武延基是武承嗣之子，袭爵魏王，在武氏诸王中地位较高，他的死自然使诸武对二张更加不满。
宰相魏元忠多次得罪过二张，于是二张便诬陷魏元忠与司礼丞高戬私下议论说：“太后老矣，不若挟太子为久长。”（《资治通鉴》卷207）武则天大怒，将魏、高二人下狱治罪。由于凤阁舍人张说不愿作伪证，也受到了牵连。为了营救三人，凤阁舍人宋璟、殿中侍御史张廷珪、左史刘知几、凤阁舍人桓彦范、著作郎魏知古、殿中侍御史王睃、宰相朱敬则等先后上书力保，虽然使这三人幸免一死，但却被流放到岭南。临行时，太子仆崔贞慎等八人饯行于郊外，张易之又指使其党诬告崔贞慎与魏元忠等谋反，虽然由于监察御史马怀素的坚持使张易之的阴谋没有得逞，但其诬告崔贞慎的根本原因却在于以陷害太子李显为目的，这一点被当时人看得非常清楚。因为崔贞慎等均是太子东宫的官员，一旦谋反罪名成立，李显岂能逃脱干系？加之此次被流放的司礼丞高戬，“太平公主之所爱也”（《资治通鉴》卷207）。二张此举不免又开罪于太平公主。
二张不懂政治，倚仗武则天的宠信与支持，目空一切，到处树敌，很快与太子、相王、太平公主、武氏诸王以及广大朝臣结怨，在当时各种政治势力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武则天纵容二张，也引起了各种势力对她的不满，尤其是李氏子弟及其支持者的不满，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她以前所做的努力。这就是政变时太子、相王、太平公主等也参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政变集团的骨干分子是张柬之、敬晖、袁恕己、桓彦范、崔玄以及姚崇等人，此外，所有在朝廷内的李氏子弟都参与其中，包括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及其诸子、太平公主等人。
此次政变的首谋人物是张柬之，襄州襄阳人，进士及第后长期沉沦，不得重用，直到六十三岁时才担任了一个县丞的小官。永昌元年（689），应贤良方正科制举，名列第一，被授予监察御史之职，时年七十岁，但并非自此时来运转，直到年逾八十时才得以充任宰相。他之所以被重用，是因为狄仁杰的全力推荐，得以从荆州长史任上调任洛阳司马。又由于狄仁杰的再次推荐，升任为秋官侍郎。狄仁杰死后，姚崇又推荐张柬之，终于使他得以升任宰相高位。
张柬之又联络了敬晖、袁恕己、桓彦范、崔玄等人，共同组成了一个政治小集团，图谋推翻武则天的统治，恢复李唐社稷。如果以上五人是发动政变的核心人物的话，其骨干分子还有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洛州长史薛季昶、右羽林将军杨元琰、左羽林将军李湛、左威卫将军薛思行、职方郎中崔泰之、司刑评事冀仲甫、左羽林将军赵承恩、检校司农少卿翟世言、驸马都尉王同皎等一大批官员。
此外，武氏诸王也不是铁板一块，因为他们中的有些人与二张有矛盾，所以当以诛戮二张为名的政变爆发后，其中有些人显然是采取了观望的态度，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武则天的行动。如左羽林大将军武攸宜，他是武惟良之子，封建安王，历任左、右羽林军大将军，前后总领禁兵十余年。中宗即位后，他仍任羽林大将军，并没有削去他的兵权。这就说明武攸宜尽管没有参与政变，但也没有阻止政变，所以才得以继续掌握禁军兵权。太平公主的丈夫武攸暨也是一个观望者。太平公主积极参与政变密谋，武攸暨不会没有觉察，但却未见泄露。中宗即位后，敬晖等大臣奏请罢诸武王爵，中宗不同意，“更言攸暨、三思皆与去二张功，以折晖等”（《新唐书·外戚列传》）。中宗说武攸暨参与了政变密谋，不一定可靠，但他不反对诛杀二张的政变却是可以肯定的。至于说武三思也参加了政变，没有任何依据，当是不愿罢诸武王位的一种托词。武氏诸王中有些人的观望态度，有利于政变计划的顺利实施。
（二）政变经过
长安四年（704）十二月，武则天身染重病，居住在宫中长生院（殿），太子、宰相也不能轻易见到，只有张易之、张昌宗日夜陪伴身边。由于皇帝患病，外臣无法面君，情况不通，洛阳城中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有人传书于通衢，说“易之兄弟谋反”，报知武则天后，她也不加追查（《资治通鉴》卷207）。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情加重。张柬之等认为时机成熟，加紧了政变的准备工作。他们把桓彦范、敬晖、杨元琰、李湛等人都安置在左右羽林军将军的职位上，委以禁军兵权。姚崇这时也从灵武返回朝廷，于是政变集团的主要人物已齐集洛阳，做好了各种准备，洛阳城也处在他们的严密控制之下。武则天与二张由于居于深宫，事先毫无觉察，缺乏警惕与防范。
正月二十二日，寒风凛冽，洛阳城中兵马调动频繁。相王李旦率袁恕己、薛季昶等统率诸卫及洛州吏卒占据了交通要道及重要政府署衙，做好了随时应对突发事变的准备。
袁恕己则派兵包围了政事堂，即宰相议政之场所，逮捕了值日宰相韦承庆、房融和司礼卿崔神庆，切断了政事堂与宫中及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
张柬之与崔玄、敬晖、桓彦范、薛思行等率左右羽林军五百人直趋玄武门，命李多祚、李湛、王同皎等急赴东宫，迎接太子。在这关键时刻，李显却动摇不定，不敢出宫，其懦弱无能的性格暴露无遗。驸马都尉王同皎见此情况心急如焚，遂对李显说：“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横遭幽废，人神同愤，二十三年矣。今天诱其衷，北门、南牙，同心协力，以诛凶竖，复李氏社稷，愿殿下暂至玄武门以副众望。”李显却说：“凶竖诚当夷灭，然上体不安，得无惊怛！诸公更为后图。”李湛说：“诸将相不顾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纳之鼎镬乎！请殿下自出止之。”（《资治通鉴》卷207）李显不得已只好出宫，由王同皎抱扶上马，直向玄武门驰去。
这时张柬之等人正在玄武门外与宿卫在这里的千骑相持不下。守卫玄武门的是殿中监田归道，他奉命率千骑把守玄武门，没有参与政变密谋，敬晖派人与他交涉，要他交出军队，遭到拒绝。正在这时，太子李显赶到，田归道不敢阻拦，众人遂乘机夺门而入，闯入宫中。
张柬之、李湛等拥太子入宫后，直扑武则天居住的迎仙宫，正好遇见二张，两人仓促之际躲避不及，被斩于殿庑之下，然后包围了武则天居住的迎仙宫长生院。武则天闻变惊起，问道：“乱者谁邪？”李湛入内奏说：“张易之、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令诛之，恐有露泄，故不敢以闻。称兵宫禁，罪当万死。”这时太子李显进入殿内，武则天看到后说：“乃汝邪？小子既诛，可还东宫。”桓彦范进曰：“太子安得更归！昔天皇以爱子托陛下，今年齿已长，久居东宫，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诛贼臣。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资治通鉴》卷207）武则天一听此话，遂翻身而卧，不再说话。
众人退出后，留李湛等率所部军队守卫迎仙宫，不许任何人出入。武则天对李湛说：“你也是诛杀张易之的将军？我对你父子不薄，何至于此？”李湛是李义府的幼子。又对崔玄说：“他人也许是通过其他途径而晋身高位，唯独卿乃是朕亲自提拔，竟也会参与此事！”崔玄回答说：“这么做正是为了报答陛下的大德。”可见武则天并不甘心自己的下台。
接着张柬之等收捕了张昌期、张同休、张昌仪兄弟，斩杀后把他们与张易之、张昌宗一同枭首于洛阳天津桥南。将其同党韦承庆、房融、崔神庆等下狱治罪。
二十三日，武则天被迫下诏命太子监国，并颁布了《命皇太子监国制》，其中写道：“朕方资药饵，冀保痊和，机务既繁，有妨摄理，监临之寄，属在元良。宜令皇太子显监国，百官总己以听。朕当养闲高枕，庶获延龄”云云。意思是说她现在还依靠药物度日，而国事繁忙，难以摄理，所以令太子监国，自己高枕无忧地颐养天年，希望还能多活些时间。这道制书当然不是出自武则天的本意，而是张柬之等人起草并迫使她同意颁布的。
二十四日，武则天又下诏传位于太子。次日，太子李显正式即位，大赦天下，唯张易之同党不赦，为酷吏所冤枉者全部予以平反昭雪，子女配没为奴者皆免；李唐皇族配没者皆恢复原来的皇族身份，分别情况授予官爵。这道赦书对被酷吏诬陷受害意义不大，因为武则天晚年已陆续解决了这些问题，受益最大者应是李唐宗室。因为武则天对李贞、李冲为代表的宗室诸王始终不肯赦宥。被其诛杀的李唐宗室诸王、妃、公主、驸马等，没有人敢于埋葬，子孙流放岭南者甚众，有的拘禁多年，有的流落民间，“为人佣保”。至此，命州县搜访遗骨，以礼改葬，追复官爵，命子孙承袭。不久，宗室子孙或被州县送入朝中，或闻听消息自行而来，都得到中宗的召见，涕泣拜舞，各以亲疏袭爵拜官。
（三）退居上阳宫
唐中宗即皇帝位的次日，即正月二十六日，武则天被送到上阳宫居住，由李湛率领禁军宿卫，其实是看管起来了。次日，中宗亲率文武百官到上阳宫看望武则天，并尊她为“则天大圣皇帝”。这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即姚崇随中宗与百官一同看望武则天时呜咽流涕不止，与王公以下皆欢呼称庆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时桓彦范、张柬之对他说：“今日岂是啼泣时！恐公祸从此始。”姚崇回答说：“事则天岁久，乍此辞违，情发于衷，非忍所得。昨预公诛凶逆者，是臣子之常道，岂敢言功；今辞违旧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终节，缘此获罪，实所甘心。”（《旧唐书·姚崇传》）果然不久，将姚崇外任为亳州刺史，转常州刺史。其实此事发生的真实原因是：姚崇见此次政变没有杀掉武三思等武氏子弟，深感不妙，为了避祸，只好远离朝廷政治中心。他凭借自己的智慧躲过了杀身之祸。
自此以后，每十日中宗到上阳宫看望武则天一次，以尽为子之道。对于武则天这样权力欲极强的人来说，失去权力的打击要远胜于子孙孝顺带来的抚慰，她的精神状态迅速地恶化了。据载，武则天晚年虽然年事已高，由于善于涂饰，虽子孙在侧，也不觉衰老。自从迁到上阳宫后，不再修饰打扮，“形容羸悴”，中宗看到后，大吃一惊（《资治通鉴》卷208《考异》）。她在上阳宫郁郁寡欢地生活了三百天，于神龙元年（705）十一月二十六日终于走完了她的人生历程。
神龙元年二月五日，中宗宣布恢复了唐的国号，并规定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等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弘道是唐高宗的最后一个年号，但改元后很快高宗便去世了，所以永淳实际上是高宗的最后一个年号。也就是说，将武则天所改变的一切又都重新改变回来了。洛阳从神都改为东都，重新成为唐朝的陪都，北都（武则天在长寿元年改名的）改为并州。虽然中宗改变了武周的一切制度，但并没有像武则天疯狂迫害李氏子孙那样对待武氏家族，只是在群臣的再三要求下，将武氏诸王降为郡王，武周七庙之主仍然保留，只不过迁到了长安的崇尊庙中，还规定：“武氏三代讳，奏事者皆不得犯。”（《资治通鉴》卷208）
面对这种情况，武则天自然不便再称皇帝了，于是在其临终前，遗制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终于自愿回到李氏家族媳妇的位置上来了，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够与高宗合葬，也才能在其死后保留一个合法的地位。同时还命将王皇后、萧淑妃及褚遂良、韩瑗、柳奭等人的亲属全部赦免，并令复业。
（四）归葬乾陵
关于如何埋葬武则天的问题，在朝廷中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武则天在其遗制中要求与高宗葬在一起，即归葬于乾陵。然给事中
乾陵无字碑严善思却认为不妥，他上书认为武则天既是太后，地位就应比高宗低，如果掘开乾陵合葬，就是以卑动尊。他建议在乾陵之傍另择地方新建一陵。严善思的意见实际上代表了张柬之等一大批朝臣的心愿，中宗心里也有所动，遂命群臣详议。但是武氏子弟却坚决反对这一动议，武三思通过韦后及上官婉儿等做中宗的工作，最后否决了严善思等的意见，决定将武则天与高宗合葬于乾陵。
神龙二年（706）正月，中宗护送武则天的灵柩回到了京师长安，准备安葬事宜。由于武三思、韦后等人主张厚葬，一切从优，这样就必须进行较长时间的准备，直到这年五月才将一切事宜准备停当。这月十八日，正式将武则天安葬于梁山的乾陵之中，从此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便长眠于此，并在其陵前树起一座高高的无字碑，让后人去评说其一生的功过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