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甫为医法宗《伤寒》，擅长治寒，应归属经方。范文甫认为，《内经》为医学源泉，《伤寒》《金匮》承前启后，实后学之准绳。临床上，范文甫擅长于用张仲景的成方挽救垂危病人，对后汉各派学说也勤求博采，撷取精华。打开《中国经方家目录》，范文虎（甫）大名赫然在目。
但是，范文甫常常告诫门徒：“温病之名虽见于《内经》与《伤寒》，而论理方药，皆略而未详。后世的瘟病学说，可补古人之不足。我辈治病应重在辨证论治，不必斤斤于病名之事。”范文甫认为，温病往往耗精劫液，时时顾其精液非常重要，但使有一分精液，即有一分生机。临床上效法叶、薛、吴、王诸家温病学说，且有独特创见，如以麻黄一钱加梨头一只蒸服治风温邪犯肺卫，清震汤、藿补五芩散等治温热，均获得显著效果。叶天士的《温热论》、薛生白的《湿热病篇》等，大都被范文甫列入授徒的必修课目。
其他诸家各说，范文甫也无不吸取其长。
1935年，慈溪魏长春编著《魏氏医案类编初集》，请范文甫为之题序，序中说：“医之用药，与大将用兵，文人操觚，无以异也。随机应变，自抒机杼而已……看一病，立一方，有此用之则有效，彼用之则不效；此用之则得生，彼用之而死者。何也？机杼不同也。”
这话，应该是范文甫行医一生的经验之谈。
平日，范文甫喜用成方，认为成方是古人已取得的经验，君臣佐使齐备，如能斟酌加减，可事半功倍。凡古代名家的经典处方，常信手拈来，应用于临床。但是，从不死搬硬套，照搬照抄，总是对症对因，并有所创新与发展，使一些成方奇效再现。
20世纪20年代中叶，某一年夏秋间，宁波城内霍乱大起，病死者甚多，范文甫择址办起了临时时疫医院，设病床百余张，自任院长，聘请沪上名医祝味菊为副职，率众弟子及中医药界义士轮流值班应诊，并选用王清任《医林改错》中的“解毒活血汤”与“急救回阳汤”为主方，辨证论治。如患者有吐有泻，脸色发绀，脉象伏沉，则以治疗血分为主，用“解毒活血汤”；患者冷汗多，亡阳，则以救阳为重，用“急救回阳汤”，灵活应用。
霍乱为烈性传染病，旧时称时疫病。鄞地的普遍说法是，清嘉庆末年（1820）霍乱由缅甸经水路传入宁波，遂蔓延鄞地城乡。查阅相关资料，1924年夏秋间，鄞县霍乱大暴发，仅仅宁波城区就有4000余人发病，发病率约占当时城区人口的2.7%，病死率高达50%。是年，恰逢西乡梁山伯庙庙会，百余香客同时发病，老人、小孩、孕妇无一幸免。发病最严重的乡村棺材都供不应求，出现了一具棺材盛两具尸体的惨状。其后，年年有程度不同的发病，或散发，或流行。
获悉范文甫用上述两方治疗霍乱，余杭精通医理且与范文甫常有书函往来的章太炎大为欣赏，来一信说：“主药乃在红花、桃仁。红花五钱，行血通脉之力不细；桃仁八钱，则杀菌之功伟矣。足下又以其方进三四剂，所以治有奇效。”
章太炎，众所周知，是清末民国初的革命元勋、国学泰斗，能够得到他的赞许，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事。
在霍乱流行的那些年头，范文甫还常带人去轮船码头等处，分发霍乱防治药方，不少病人因此得救。
1934年7月31日，《上海宁波日报》以“甬名医范文甫治疫良方”为题登载一文。文称：“民国十五年……疫疬盛行，有甬江东虹桥头某木匠之妻，身染时疫……病深难治……拟办成殓……适逢名医范文甫……老妪详告西医推手（以病重不治或临终为由拒绝诊治）经过……范君诊毕，慰之曰，乃妇尚可挽救，立拟一方……翌日范文甫又过其处，再与复诊，因妇得病过久，元气大伤，复写一方……现已痊愈。兹览得原方录于下：酒炒黄芩五钱，桃红三钱，关茱萸一钱，盐水炒红一钱五，蚕砂四钱……据范医生云，现在时疫，虽有小异，终不外乎热瘟之症，犯者依此方服药有益无害。”
由此可见，范文甫救治霍乱病的水平确实非同一般。
世人多以为，范文甫“主古方，好用峻剂”，民国《鄞县通志》也这么说。
其实，用成方而不死守，师古代名家而不拘泥于一家之见，且匠心独运，变化莫测，加上医案奇特、详略悬殊，这是范文甫为医之总体特色。
在治疗外感热病上，范文甫多运用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如有一老船工，因饱食后在阳光下解衣捉虱，次日便发热，气促、自汗，大多数的医生以为是伤食，治疗用下法，或者作为中风治疗。结果，疾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逐渐加重，请范文甫诊治。
诊视后，范文甫针对诸医的见解说：“太阳病下之，表未解，渐喘者，桂枝加厚朴杏子佳，此仲景法也。”
果然，那位老船工服了范文甫开的一剂药，就不喘了；再服一剂，身上出现微汗，至晚上，热退了，脉搏也平和了；服三剂疾病痊愈。
“一病之起必有其因，症状虽多，定有重心”，这是范文甫的为医所得，也是他告诫学生们的口头禅。他认为，治病必须注重审证求因，因人因时而异。有一位姓徐巨商，做棉纱生意，因行情起落早晚莫测而日夜操心，久而久之酿成失眠症。徐某因生意奔波于上海、宁波两地，因失眠也就诊于上海、宁波的中西医。西药无效，中医所给予的几乎全是健脾养血宁心之药，也无效，遂慕名求治于范文甫。
面对病情、病因均简单而大多难以治愈的失眠症，范文甫认认真真望面测舌，详详细细询问病情、症状和起病与治疗的全过程，全神贯注地切脉，“四诊”之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夫子之疾，形气有余，脉气也有余，何可犯实实之戒，《玉机真藏论》曰‘太过则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颠疾’，《内经》虽未出方剂，所谓疏其气，令其调达，而至平和是也。”因此，范文甫另辟蹊径，给以血府逐瘀汤去桔梗加参三七的处方。
服了一剂，徐某就能安睡，连服15剂之后，深睡如常人。
谁知，过了两个月，徐某旧病复发。特地从上海来到宁波，再次求诊于范文甫。这次，范文甫见徐某舌红苔黄，口苦咽干，察脉两关尚弦，认为依然是实证，但与前不同，是“肝火旺则魂不入舍，而走上空窍不得睡”所致，于是给以龙胆泻肝汤，服5剂，病愈。此后，再未复诊。
范文甫不仅有观色察舌听音等出神入化的医术，还擅长与医患沟通，一进患者家门，随便聊上几句，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对患者的家庭情况、心理状态等各方面有了一定的了解与估计。
镇海费某的独子患麻疹内陷（俗称麻闭），群医束手无策，命在旦夕，请范文甫出诊。范文甫一登门，略一诊视就大笔一挥：麻黄八钱，煎服取汗。然后，什么话也没说，拔腿就返回宁波。
这位爱子如命的费某也通医道，拿着范文甫开给的处方左右为难。因为，麻黄一般只用九分，而范文甫居然开了八钱，可见孩子病重，无可救药，所以开出了“麻黄八钱”这样的药方，分明是死马当作活马医。这是费某对范文甫这次诊疗行为的理解。犹豫再三，并经全家上下商量之后，费某决定减半煎服。
服药后约一顿饭工夫，费某的儿子就大汗淋漓，疹子随汗而出，费某大喜过望。第二天，邀范文甫复诊。
范文甫登门就问：“昨日麻黄服了多少？”
“四钱。”费某只得以实相告。
范文甫笑着说：“估计你们要减半煎服，所以我开了八钱，如果我只开三钱，你们也来一个减半煎服，那孩子就没有今天了。”
范文甫的医案不拘格式，随心写就，犹如说话，毫无掩饰。虽然与其他医生一样，大多载录病因、病理、脉象及诊治之法，但也有像信件、札记，甚至于讨伐庸医与恶劣医德医风檄文的，且详略悬殊。详细的往往洋洋洒洒几百字，简略的却只有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如“疾”“疟”等，有感于它的奇特，转录几则如下。
一是为李孩、翁布标、周善数、吕梅卿等所作的医案：李孩湿热泄泻；翁布标寒性霍乱；周善数黄疸不透达；吕梅卿兄霍乱寒症，舌灰脉伏；朱丰年脉软苔腻，阻气者湿；周友三思虑郁结，久则气与血迸而瘀，苦不寐，痰中带血。
二是为张老婆婆、章庆、孔师母、圆城和尚所作的医案：张老婆婆身热下痢，脉濡弱，此湿陷也；章庆兄，本伤寒，误作湿热治，不死幸也；孔师母血府有瘀，瘀久化热，热逼则吐血，自然之理也；圆城和尚腹痛下利，脉沉紧，舌淡白，寒居七，食居三，当用辛温酸收法。
三是为邵晓蓉的儿子邵谱生所作的医案：邵晓容儿子谱生，十一月初二日甲午。以为肺痨也，则宜补肺，以其有咳呛也。以为热也，则宜寒冷，以其有潮热也。一见吐血，即用凉药温其阴，用滋腻药润其肺。究竟血可止与否？潮热可除与否？咳呛可已与否？皆不暇计。其血属于何经，因何而吐？罔然不解。以为如是平和尚不能效。人死则曰病难治，我药不错也。相率成风，互相标榜，连结心气。此一人去，又一人来，大率类此，以保自己名誉；而病家亦以人人如此，殆不致误。率至病日见重，亦甘心自认天然。而为之医者，诩诩然自鸣得意。噫，可怪孰甚矣！令郎吐血，并非肺痨，虽有咳呛，肺脉至今尚归本体，云病自六月起，乃医之不当所致。为日已久，当该有对症之方。见医骇异。置之不服，始于胆小，其实自误者当居其半。若再从前法认定肺痨，以后可不须延医，甘心就木而已。其病在于胃中寒热不调。现在客寒阴于肺络，故其咯声不爽，当见症治病，随机施治，待外邪已解，然后固其本元，亦非温脾暖肾不可。此时尚早，先解肺寒。方列于后，勿煎，但泡两次，忌风为要。服与不服，任从尊便；欲生欲死，任尔自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