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是某段历史的凝结。段镇后来之所以成为一个教育家，成为一个大写的人，也是他的经历决定的。在做地下工作的五年里，在他成长的关键时期，他有幸接触了陶行知、陈鹤琴等许多品格高尚而又富有才华的人，包括地下党的战友们，而咪咪姐姐吴芸红就是其中的一位。
与很多有着光荣历史的名人不同，吴芸红极少谈论自己，而总是介绍别人。尽管，她把一生献给了少先队事业，并担任中国少先队工作学会副会长，主编过《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等重要著作，却几乎未留下什么个人资料。
1999年10月10日上午，当作者去她家里采访时，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已经78岁，体重仅66斤，病卧在床。整整一个上午，她深情地回忆蒋文焕的才华，比较陶行知与陈鹤琴两位教育家的异同，欣慰地评论段镇取得的非凡成果。
经过作者一再引导和提问，她才勉勉强强说了几句个人经历：“我是宁波人，父母生了10个孩子，只剩6个。我是女孩中的老小，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进当铺。姐姐十六七岁了，如果进当铺就失了面子嫁不出去，只好派我去。我当时八、九岁，个子小，使劲跷脚也够不着柜台，只哀求人家多当一点钱。所以，我对鲁迅写当铺的文章感受极深……”
就这样断断续续地说出了只麟片爪。她13岁才上学，一直咬着牙读书，读到了之江大学教育系，是吴家孩子中学历最高的人。
之江大学是不愿南迁的教授们创办的业余大学，采用学分制和低收费的办法，租用中学校舍上课。母亲和姐姐都是文盲，吴芸红决心改变自己的命运，一边在小学当教师，一边坚持读大学。
胡德华在回忆录中描述1945年时的吴芸红说：“身材苗条，脸色苍白，美丽动人。”在之江大学，进步青年田钟洛与她产生恋情，成为她的爱人和作者，相亲相伴到今天。田钟洛即著名作家、诗人袁鹰。
在《新少年报》的巨大影响中，《咪咪姐姐信箱》无疑是重要部分，而正是在主持这一栏目和组织读者活动的过程中，吴芸红赢得广大小读者的尊敬。
经段镇发展的34号小通讯员陈？征在回忆文章中，曾专门谈到了咪咪姐姐：
我当小通讯员之后，接触最多的是段大哥和咪咪姐姐。咪咪姐姐负责给我布置任务。
有一次，咪咪姐姐给我讲社会发展史，她从劳动创造人说起，讲述到人类社会怎样从原始社会发展到现在，讲到社会上存在着剥削和压迫，她还讲了苏联和社会主义社会。她告诉我，中国社会必须改造。她讲得那么自然，我听得那么入神，感到很新鲜，很兴奋。我马上联想到当时传唱的一首歌的歌词：
山那边呀好地方，
穷人富人都一样，
你要吃饭得做工，
没人给你当牛羊......
咪咪姐姐笑了，说：“现在咱们中国就有这样的地方。”我忽然有所领悟，人们常常悄悄地议论共产党和解放区，莫非那就是我们向往的地方！50年过去了，这些事仍然记忆犹新。对于这些，现在的孩子恐怕很难理解了，但我要说的是，那时的地下党员真机智勇敢，抓住一切时间宣传真理，把革命火种播到孩子心中。
咪咪姐姐话不多，但她的温存，使我自然会喜欢她。她能体贴人。记得去交大看工业展览会挤电车，我把新买的自来水笔挤掉了。现在的孩子对此会觉得是小事一桩，回家向父母要钱再买一支就是了。可是，在我们那会儿这是一件不小的事，我是花了一个学期从每天午饭中节省下来的钱买的笔，为的是上课学习方便，否则我仍要用蘸水笔。如今笔丢了，又要花一个学期去积攒，自然很伤心。咪咪姐姐知道后，马上送了我一支新笔。你想，我能不感激吗？
12岁的女孩陈？征成了小通讯员中的积极分子。1948年5月，《新少年报》举办了一个小记者训练班，陈？征、李森富等40多个小通讯员都有幸参加了学习。
吴芸红等人负责筹办小记者培训班。虽然条件较差，没有固定的授课地点，只好在巨鹿小学、万竹小学、比乐中学、崇德女中等学校分别借用教室。但是，邀请来的老师都颇具水平。
著名教育家陈鹤琴亲自来讲授《关于儿童教育问题》；童话家贺宜、包蕾讲《什么是童话，如何写童话》；儿童文学作家何公超讲《怎样写作》；诗人袁鹰讲怎样写诗；美术家沈同衡讲《怎样画漫画？漫画的战斗性与现实意义》；《现代妇女》的编辑陆以真（相志诚）讲《如何做好记者、如何写新闻》；儿童戏剧工作者张石流、董林肯、孙毅则讲了有关戏剧的写作知识等。
李森富是解放前第6号小通讯员，他曾这样回忆道：
我们这些小记者（小通讯员），年龄大的是十五、六岁的初中生，小的是十二、三岁的高小生，而且大部分是家境比较困难的学生。平时我们都喜欢看书读报写作，一听到要吸收我们参加小记者训练班，感很新鲜，心情十分激动，积极性特别高。每次听课不管路途多远，我们都步行几小时赶去听课，风雨无阴，从不缺课。
这些老师的讲课使我们眼界大开，耳目一新，看到了在校外还有这么个大天地，那么多在学校里根本学不到的知识，这对我们后来参加革命工作，确实受益不浅。
在训练班中，报社的大哥大姐还组织我们去参观大公报馆。那天晚上，我们40多人准时到达了集中地点，由王业康、吴芸红、祝小琬大哥大姐带领进入大公报馆。报馆夜班编辑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一张报纸的产生过程，如一篇篇稿件从修改定稿到编排、校对、付印、出版等复杂程序。我们一个个车间实地参观，等看到热乎乎的当天第一张报纸出样时，已是凌晨三点钟了。
这一次参观使我们增长了不少知识，从而联想到《新少年报》的出版，为了给我们精神食粮，大哥大姐不知花费多少心血和辛勤劳动。我们衷心感谢他们的关怀，也更增加了我们之间的战斗友谊和对他们的爱戴。
……
吴芸红默默地工作着。她的效率很高成绩显著，声音却很轻很小。她幽默地解释说：“可能是受苦太多，把话都压没了吧。”
1947年底，上海物价飞涨，30多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为了唤起人民的反抗，蒋文焕指示《新少年报》配合反饥饿斗争，发起“石榴花”活动。
“石榴花”是《新少年报》出版的连环画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美丽、善良、勇敢的小姑娘。她专门帮助受苦人，勇敢的同恶势力作斗争，最后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新少年报》在第一版上发表《石榴花，大家学习她》的通讯报道，号召小记者组织起来，访贫问苦，救饥救寒。
一直负责发行工作的段镇，也接到了组织小读者参加“石榴花”活动的任务。
当时，苏北许多灾民涌进上海，没有房子住，只能用芦席搭成“滚地龙”式的棚子勉强度日，可又遭逢天降大雪，惨相环生。段镇带领小通讯员来到大木桥贫民区采访之后，又带领更多的小读者来送衣送粮。孩子们推着半辆自行车加拖斗制成的黄鱼车，把捐出来的衣物和米粮送到在风雪中发抖的灾民手里。
在归来的路上，小读者们个个心情沉重。陈？征眼里噙着泪，心潮起伏。段镇发现了，递给小姑娘一方手帕让她擦泪，并鼓励道：“过两天，小通讯员要举行新年庆祝会了，把你的朗诵诗好好准备一下，会鼓舞很多人学习‘石榴花’的。”
“可是，我能行吗？”陈？征擦干了泪水，犹豫地说，“我从来没登台朗诵过诗呀。”
“有了今天的体验，你一定能行！”
“段大哥，你能指导我一下吗？”
“行！我也很喜欢诗歌。”
当天下午，从未登台朗诵的段镇成了陈？征的辅导员。
1948年元旦，《新少年报》的庆祝会开始了，陈？征的长诗朗诵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她朗诵道：
在荒凉的原野上，
石榴花开放了，
一朵，二朵，三朵……
像血一样红像火一样燃烧，
照亮了大地......
在朗诵结束的时候，她伸出了双手，充满激情地问：
亲爱的朋友，
你愿意做个石榴花英雄吗？
你愿意参加石榴花活动吗？
如果你愿意，
请举起你的手吧。
此刻，坐在第一排的哈哈大王蒋文焕第一个举起了手，咪咪姐姐和段镇举起了手，200多个通讯员都举起了手。
“那场面热烈而又壮观，令我好感动，至今闭上眼还能想起当时的情景。后来，咪咪姐姐又带我、李森富、陆有若去大西路（今延安路）一家电台播音，还是朗诵那首诗，扩大石榴花运动的影响……”
这是陈？征50多年后的回忆。她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农历年初五去棚户区发救济物品”。
那天下着大雪。树上、屋顶上、街道上盖满雪，好一个银白世界！雪很深，一步一个深脚印。我们在大任小学集合，然后沿着苏州河出发。天寒地冻，河水结成冰后像一面墨绿色的镜子。靠河边的垃圾黑乎乎的，也被冻结在冰中。河边风很大，阴森寒冷，但为了做好事，孩子们是不怕严寒的。
我们拿着一袋袋包好的奶粉，还有寒衣，向贫民窟走去。这些物品是宋庆龄先生主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供给的。我们来到一家船户。船板上的雪已结成冰，踏上去滑滑的。雪覆盖着破旧的船篷，篷上有破洞，冷风飕飕往里灌，令人不住打寒颤。船舱里停了一具孩子的尸体，一位老奶奶守在旁边哭泣。我吓得“哇！”地叫了一声逃了出来。后来咪咪姐姐叫我们不要怕，我才定了定神，壮了胆子“挨”进去。
原来这家船民的孩子病了，没钱看病。孩子父亲出去想办法，已经好几天没有回来了。孩子断了气，但老奶奶不愿意葬掉，一是没钱葬，二是希望父亲回来再看孩子最后一眼。同去的人心时里都明白，那时国民党正在抓壮丁、拉民夫，孩子的父亲说不准遭了厄运，可谁也没有说破。后来记得好像是大家凑了些钱，劝这家人先把孩子葬掉，又留了些奶粉和寒衣便出来了。
出来后，大家心情都很沉重，谁也不愿意再说话，大家都在想心事。奶粉会吃光的，寒衣会穿烂的，靠这点救济管什么用？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内战和饥饿使穷人实在无法活下去了，平时看到的种种不合理的现象，这时全都联成一气了。一股愤怒的感情油然而生，归结到一个字：恨！
虽是新年时节，但街上行人很少。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雪水溅进了套鞋，又湿又泠，脚冻得麻木了，我们仍然向前走着。望着厚厚的雪褥，我想：雪啊雪，你是洁白的，但你掩盖不住这个世界的罪恶。雪啊雪，你是发银光的，光洁的雪会照亮我们的眼睛。鲁迅先生不是有句诗：“寒凝大地发春花”吗？严冬过后，明媚的春天也就不远了
“石榴花”活动取得了成功。近百所学校上千名小读者都参加了这一活动，并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段镇是个爱思考的青年。他在比较：同样组织小读者去访贫问苦，为什么咪咪姐姐组织的效果格外好呢？她不张扬，也不发号施令，却把如此规模的群众活动红红火火的开展起来，这难道不是真正的魅力吗？
《新少年报》还响应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号召，开展了“小先生”活动，更让段镇获益非浅。段镇曾亲耳聆听过这位大教育家在上海的讲演，非常熟悉和崇敬这位平民教育家。
那是1946年6月23日，上海10万群众齐集北站，欢送人民代表赴南京请愿。当时，段镇率领许多中学生参与了这次大游行，他们高喊着“自由”、“民主”、“独立”、“统一”等口号，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下向北站赶去。
在那里，段镇第一次见到陶行知，而且离得很近。一位青年走近陶行知跟前说：
“也许今天要重演较场口事件，先生讲演要小心说。”
较场口事件发生在同年2月10日。重庆数万人聚集在较场口，举行祝贺政协通过一些利于人民决议的大会。郭沫若、李公朴等文化名人被国民党特务打伤，可法院还传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的陶行知。
此刻，陶行知沉着、坚定，说：
“那不是我们的事，重演不重演是政府的事，你来参加，难道不是预备挨打吗？”
在大会上，陶行知发表了沉痛而激昂地演讲。他说：
“和平太短了，我们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制止内战，争取永久的和平；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争取真正的民主！”
段镇的一颗赤热的心，被这位教育家征服了。从此，陶行知的书是他最喜爱读的作品之一。
陶行知是个理想主义者，曾梦想用穷办法尽快普及教育，而办法之一即是“全国小学生总动员做小先生”。他根据全国教育统计材料推算，30年代中国有公私立小学生1100余万人。如果有三分之二的小学生在校外找到两个不能上学的小孩或成人做他的学生，负起即知即传人的小先生使命，便可使1500万校外生得到普及教育；全国至少有1000万私塾学生，如果有一半的私塾学生成了小先生，每位教导两人，便可增加1000万个校外生；店铺里有知识的学徒至少有1500万人，假使有一半做小先生，每人在店铺中教导两个人，便可增加1500万店铺学生；依据即知即传的原则，小先生的学生立刻又教导1人，就可使4000万人受教育。假若这4000万人有一半立刻做小先生，那么，第四代学生又加增加2000万人。据此，陶行知认为：“全国小先生普及教育动员令一下，便有六千万人可以向着现代化开步走。”
段镇被陶行知的梦想鼓舞着。是啊，当时在上海有四分之三的孩子失学在家，如果四分之的学生一人带两人，不就使四分之三的孩子都有文化了吗？因此，他发动小通讯员去当小先生。有的小通讯员害怕大人瞧不起自己，段镇就赠给他陶行知写的《小孩不小歌》：
人人都说小孩小，
谁知人小心不小，
你若小看小孩子，
便比小孩还要小。
许多小通讯员行动起来了，竟办起了四所义务学校。一位汽车司机的儿子周学敬是初一学生，也是段镇发展的小通讯员，他决定办一个免费的学习班。可是，广告贴出去好多天也没人来，他满脸愁容来找段大哥。段镇一听就明白了，启发道：
“不识字的小伙伴怎么看得懂广告呢？就算看懂了，他们不了解你或不信任你，怎么能来呢？”
周学敬恍然大悟。回到家里，他脱去学生装，穿上破烂衣，挎上竹篮铁扒，与捡破烂的孩子一起拾垃圾，与他们交上了朋友，这才招来六个失学少年来学习识字。周学敬高兴极了，又从段大哥那里找来陶行知先生的《手脑相长歌》，刻印下来当第一课教材。
这《手脑相长歌》成了小伙伴们的歌谣：
人生两大宝，
双手和大脑，
用脑不用手，
快要被打倒，
用手不用脑，
饭也吃不饱，
用手又用脑，
才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