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四书”中，《觉醒》完成最迟，但它的研究、写作，却开始最早。
1994年，为纪念甲午战争一百周年，我开始了自己的甲午战争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时光荏苒，这一研究就是二十多年。这本书，就是这些年一点阅读与思考的总结。
自从李鸿章以来，知识精英普遍意识到了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但是，如何“分水”，人们自然各有各的认识。相当多的人将这场战争作了悲情基调的描述，以为甲午之败表明三十多年的洋务新政宣告终结。
甲午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方向，中国不再沿着畸形的洋务新政继续前行，而是转身向东，学习日本，开始了自己的维新路径。在我最初的甲午战争研究中，我的基本思路就是想弄清中国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在甲午前后的分化。我以为最极端的一派因为要追究战争失败的责任，因而怪罪洋务，以为洋务新政只治其表，不治其本，忽视了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的重建与改造。更极端如孙中山，视这场战争的失败为民族主义革命找到了历史依据，表明满洲人不具有将中国引领至现代的能力。
维新、革命，是甲午后的时代主题。在我最初的研究中，也集中力量探究甲午前后各个思想流派的主旨、特点，并据此写了几篇略微引起争议的文章。
为纪念甲午战争一百周年，我写有长文《甲午战败与中国精英阶层的分化》。这篇文章既收入《甲午百年祭：多元视野下的中日战争》论文集，又发表于《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六期，并由该刊编者将题目改为《甲午战败与中国精英阶层的激进与困厄》。
在这篇文章中，我全面检讨了洋务新政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同时也意识到了这场畸形的现代化运动确实是甲午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历史主义观察，又会发现甲午战败并不足以完全否定先前几十年的发展成就，更不能完全得出满洲人不足以带领中国步入现代化的结论。这篇长文涉及面非常广，大体思路也规范了我此后二十多年的相关研究。
这篇文章发表后也引发一点小小的波澜。我的一位师长辈同事在看到这篇文章后，郑重其事到我办公室告诉我：小马，你这篇文章的观点我绝对不能赞同。我当时被这位老师如此严肃的态度震惊了，一时也不知如何回答。隔天，我终于想到了一个思路，我去他的办公室继续聊。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这篇文章只是表达自己的阅读与思考，如果老师你都能同意，还需要我写吗？学术就是一个求异的过程，你不是一直告诫我们做文章一定要注意新史料新观点，不要陈陈相因，重复前贤吗？当然，我那时说的话肯定不如现在讲得这样清晰，但是意思到了。不过，我稍后就该评副高职称了。这位老师是评委，为慎重起见，尽管我很看重这篇文章，我还是很“机会主义”地没有敢报这篇文章，以免引发不必要的争议。我的副高顺利通过。这只是一段不为人知的小插曲。
甲午战争一百周年时，中日关系由于国际环境中其他因素的牵扯，显得并不太坏，因而那时并没有在学术界引起很大规模的纪念。一些新史料出版了，一些很纯粹的学术著作也可以见到。又过十年，甲午战争一百一十周年时，学术界对甲午战争研究的热情就显得更加淡。至于我个人只是因为正在为《中国近代通史》写作晚清史部分，依然不紧不慢地做着自己感兴趣的相关题目，并将一些相关思考写成文章发表。
2008年，我在《安徽史学》第一期发表《宗藩体制解体与东北亚乱局》，探究中国走上近代化、工业化之后，宗藩体制解体之必然，以及清政府在东北亚尤其是朝鲜问题上的成功与失误。这篇文章为我后来的研究开启了一个基本思路。
又一年（2009），一次有机会去韩国参加一个关于东北亚历史的会议，我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长文《清末官绅对明治维新的认知》（韩国：建国日本文化言语学会《日本文化言语研究》第四辑），集中探究近代中国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究竟如何看待明治维新，以及这些认识如何影响了中国在甲午战前的发展思路。
又过了几年，中日关系因钓鱼岛等一系列问题持续恶化，应大众媒体邀约，我从历史视角持续讨论了近代史上的中日关系。从历史看现实。我那时提出的看法是，不要让日中冲突第三次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个看法引起了一些积极回应，也相应强化了我从现代化视角进行甲午研究。
甲午战争引发人们对先前发展道路的反省，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看法莫过于孙中山基于这场战争，抛弃幻想，不仅不再期待体制内的改良、维新，反而由此走上了反满革命之路。对于孙中山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四亿中国人中只有孙中山一人如此想如此做，多年来孙中山研究者提出许多解释，我在前贤解读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为孙中山主要是因为在那个特殊阶段亲历了不同的内外环境，直接而清晰的对比引发了他的思考。我的这篇文章题为《孙中山革命思想起源：一个政治史的解读》发表在《安徽史学》2014年第一期，其他媒体也有摘要或转载。
甲午战争最重要的后果当然是《马关条约》，过去几十年我多次就这个条约对后续中国历史的意义表达过一些看法。我认为如果从现代化立场看，既要注意这一条约带给中国的灾难，同时要注意到《马关条约》在日本蛮横压力下，真的“倒逼”了中国的改革发展。我们知道洋务运动进行不到二十年的时候，中国市场如何进一步开放曾经引起中外严重争执，但是那时的清廷并不明了西方国家工业化释放的巨大产能将如何影响东方乃至世界，不知道全球化的意义，不明白东西洋先发国家为什么执意要进入中国，因而中国并没有在洋务时期进一步打开国门，而是对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设置了更多限制。对此，列强无疑是不满的，当然面对一个主权国家，列强也毫无办法。及至甲午战起，大局已定，重新且更大范围地打开中国市场，不仅是日本的需求，也是列强的期待。由此重新理解马关谈判中的投资、市场、“还辽”诸问题，就不难得出很不一样的看法。
2014年，是甲午战争一百二十周年，按理说这个话题只具有学术史的意义，但是鉴于当时的中日关系、中外关系，社会各界，甚至包括军方研究人员，懂与不懂，都发表了许多文章。在这种气氛下，找我访谈、写作的媒体很多，我又是一个不会“说不”的人，因而借势发表了一些不同看法，这也是后来写作《觉醒》的直接动因。
正式动手之前，还有两个“准备”值得一提。一是接受我所服务的单位安排，写了一本《甲午战争简史》，其中战争部分，由寇伟兄承担，政治史、外交史，大的历史背景、结局，基本上按照我的研究所得写了出来。二是应邀去一家电视台用了三天时间讲述我所理解的甲午战争，后来这部讲稿也由一家出版社整理出来，以《甲午战争十二讲》为题出版。
凡此积累二十余年，至新星出版社总编辑彭明哲先生建议整合诸书为“晚清四书”时，我又参照已有研究重写一遍，比较完整地表达了我对甲午战争及其前因后果的一些看法。
值“晚清四书”新版刊行之际，匆匆说明成书缘由，并期待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马勇
2019年10月12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