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晚期，由于李鸿章“大国均势”策略，以夷制夷；又由于日本立足于《江华条约》体制，致力于与朝鲜的自主外交，朝鲜不得不对外部世界开放，一时间世界各大国力量云集朝鲜，这既表明朝鲜的魅力，也意味着朝鲜或许会成为一个冲突热点。中日两国竭力提升军备，发展海军，在最初阶段并非有意识互为假想敌，因为那时对朝鲜存有觊觎心的不只有日本，俄国、英国都曾有过不同形式的表现。
缘起：各自的理由
还在李鸿章、伊藤博文天津会晤时，国际上对朝鲜的争夺已经紧锣密鼓。一个最让人不可思议的事实是，中国派往朝鲜的穆麟德竟然在这个时候暗中与俄国人勾结，损害中国的利益。
穆麟德为德国人，生于1847年，1869年二十二岁时来到中国，先后在上海、汉口海关任职，受到总税务司赫德赏识。后因协助李鸿章购买克虏伯军火，加入李鸿章幕府。1882年，壬午兵变发生后，中国政府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穆麟德奉命出使朝鲜，担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兼外交顾问，协助清政府管理朝鲜事务。稍后，朝鲜政府授予穆麟德“协办交涉通商事务”，有点类似于赫德在北京的角色。
从中国立场看，穆麟德为中国雇员，只是奉命出使，理所当然应该为其主人利益服务，维护中国利益。但是由于穆麟德又受到朝鲜政府的聘用，使他觉得有责任为朝鲜政府出谋划策。或许出于这样一种复杂的心理，穆麟德期望将朝鲜从中日两国夹缝中拉出来，竭力劝说朝鲜国王与俄国订约，以俄国为后援，以中日俄三国关系为朝鲜寻找更加稳固的外部环境。
穆麟德的想法从朝鲜立场说或许不错，但其做法特别是其亲自出马无疑伤害了“老东家”中国政府。1885年初，穆麟德利用朝鲜政府委派他出使日本的机会，与俄国驻日使馆联络，邀请俄国派遣教官前往汉城，帮助朝鲜训练新式军队，并希望俄国对朝鲜提供某种保护。
让俄国因素介入朝鲜半岛，甚至让各大国都进入朝鲜半岛理论上说是李鸿章“大国均势”的原则，并不违背中国的利益，也是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手腕的具体运用。只是穆麟德的做法引起了英日两国高度关切，英国正与俄国在亚洲腹地阿富汗冲突。英国有意阻止俄国南下，尤其是从出海口南下太平洋，影响其在亚洲在远东的利益，因而英国先发制人，1885年春出兵占领朝鲜巨文岛，希望在那里设立一个军事基地，英俄冲突一触即发，朝鲜半岛的局势日趋复杂。
作为亚洲国家，日本多年来对俄国觊觎、染指亚洲心怀恐惧，更不愿意俄国寻找机会扼住日本踏上欧亚大陆最重要的踏板朝鲜。日本很长时间扩充军备发展海军的假想敌并不是中国而是俄国，因为日本人在很长时期相信与中国同文同种同在亚洲，共同面对西方势力的威胁，总能寻找利益交集点。因此，日本对穆麟德擅自拉俄国势力进入朝鲜非常恼怒，以为这一举措不仅损害了朝鲜，而且损害了中日两国共同利益。
日本期望中日联手保障朝鲜安全，但中国并不愿认同日本的建议，因为中国至此依然相信朝鲜是中国藩属，朝鲜问题是中国与朝鲜的问题，与日本无关。但是日本的建议也对中国政府形成很强烈的影响，中国不仅借机辞退掉了穆麟德，而且借机派遣年轻有为的强势领导人袁世凯接替温和的陈树棠，担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面控制朝鲜内政外交。
袁世凯的强势很快引起了朝鲜主政者的不满，特别是中国政府此时将扣押在保定的大院君送回朝鲜，显然也是期望启用大院君牵制朝鲜现在的主政者闵氏集团。1885年底，又传出甲申政变后逃亡在外的开化党领袖金玉均企图勾结日本袭击朝鲜。种种情势都迫使朝鲜执政集团不能不寻找新的政治靠山，以遏制或者说冲销来自中日两国的压力。于是，朝鲜政府内部的亲俄势力再度抬头，他们于1886年7月密晤俄国驻汉城公使，希望俄国支持朝鲜的独立自主，为朝鲜提供必要的政治保护。
朝鲜执政当局的动向很快就被袁世凯、李鸿章获悉，但是他们并没有据此反省中国方面的举措。相反，恼怒的袁世凯力主废黜朝鲜国王这样的“昏君”，另立新帝。老成沉稳的李鸿章竟然赞成如此荒唐的主张。很显然，此时的中国政府根本不知道世界变化大势，不知道怎样从传统的宗主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联盟中的老大哥或盟主。
来自英俄两国的朝鲜危机很快都因国际局势的变化而消解，但对中国来说，朝鲜问题不仅没有随之消解，反而问题更趋复杂化。袁世凯等一批年轻的强硬政治家担心朝鲜局势日久生变，建议朝廷不妨趁着国际局势大致平静一举解决朝鲜危机，废藩国为郡县。
李鸿章当然不敢听信袁世凯的建议轻举妄动，因为他知道中国如果此时真这样做，不仅在国际社会失信，而且势必引来日本强烈干预，毕竟日本久已不承认朝鲜是中国属国，而且在朝鲜有着巨大利益。但李鸿章确实由此思考怎样重构保障朝鲜稳定的外部体系，即借力俄国，牵制日本。
日本在甲申政变失败后，对朝鲜的政治影响力确实在大幅度下降，日本政府确定“军事退缩，外交进攻”的策略，就是承认中国在朝鲜处于优势，自己处于劣势的事实。基于这样的判断，日本在袁世凯强力干预时期，并不愿意与袁世凯正面冲撞，而是利用袁世凯的强力干预大环境，加大对朝鲜的移民、投资，加大对朝鲜的柔性影响力。
袁世凯在朝鲜的跋扈，引起了朝鲜朝野的反感。此时的朝鲜虽然没有力量宣布脱离中国，但其离心离德的倾向在袁世凯主持朝鲜事务时期尤其是到了甲午战前那段时间已经非常明显，只是中国方面无从觉察、反省而已。
朝鲜方面微妙的心理活动不被中方所觉察，但朝鲜在那个时候确实加大了与东西洋各国的接触。朝鲜与东西洋各国接触，原本合乎中国的利益，也是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初“大国均势”的基本方略，朝鲜如果能够对东西洋各国展开全方位外交，构筑全方位外交格局，那么中国作为朝鲜自己认同的“特殊的国家关系”应该还能够存在很长时期。特别是中国如果能够延续像李鸿章当年帮助朝鲜走向世界，帮助朝鲜与美英等大国建交那样提供真诚帮助，朝鲜一定还会将中国视为最亲近的老大。无奈，此时的袁世凯已被朝鲜表面上的恭顺所迷惑，弄不清中朝关系的本质，以“太上皇”姿态指手画脚，最后只能让朝鲜渐行渐远。其最典型的事件，就是1887年发生的朴定阳出使美国所引发的中朝冲突，朝鲜朝野对中国尤其是袁世凯的跋扈几乎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
袁世凯的跋扈让朝鲜渐有异志，而恰当这个时期，由于日本一直在朝鲜处于弱势，日本原本就在1876年《江华条约》之后以近代国际关系引导朝鲜，而此后的日朝交往，日本也尽可能以平等关系处理与朝鲜间的问题，朝鲜内部亲日派渐渐成长，即便发生甲申政变这样的毁灭性打击，亲日的所谓“开化党人”依然在日本庇护下流亡境外，依然是朝鲜政治发展的最大变数。后来的甲午战争，实际上就是开化党领袖金玉均被杀而引起的连锁反应。
金玉均生于1851年，随着朝鲜国门被打开，金玉均逐渐接受了近代西方文明，也曾多次往访日本，期待朝鲜能够向日本那样进行政治改革，维新图强，跻身于近代国家。为推动朝鲜改革，金玉均与洪英植、朴泳孝等组织开化党，甚至在日本暗中支持下，于1884年悍然发动政变，试图以非常手段推翻旧政权。
然而，金玉均及其同党还是低估了中国方面的应变能力，尤其低估了袁世凯的政治能量及胆略。金玉均及其同党的新政权仅仅存在三天时间，就被袁世凯、吴兆有一千余名清军所击败。金玉均及其同党流亡日本。
在日本流亡期间，金玉均等人继续准备反攻计划，仍然期望用暴力改变朝鲜政治生态。金玉均的这些做法原本就是日本政府所支持或期待的，但是当金玉均的行动引起朝鲜政府高度恐慌后，为日朝关系整体，为日本在朝鲜的整体利益，日本不再视金玉均及其流亡者为可信赖的伙伴，反而视为日朝关系的“麻烦制造者”，并对立予以监控。
日本对朝鲜的政策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金玉均对日本却越来越失望。在这种情形下，金玉均的政治主张也在改变，他从原来单纯依赖日本转变为利用多边，他希望中日朝三国和解合作，以共同抵御欧美对亚洲的觊觎、蚕食。
金玉均的改变当然比较容易获得中国方面特别是李鸿章的认同，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在出任驻日公使时就与金玉均有比较密切的交往，但毕竟金玉均是甲申政变重要当事人，金玉均究竟能在未来东北亚政治格局演变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李鸿章父子似乎也没有确定性预见。但当金玉均在日本遇到困难，并表示愿意投奔中国时，相信李氏父子乐观其成。
1894年3月23日，金玉均经过一番准备，与其随员北原延次、洪钟宇、吴升等乘坐“西京丸”号离开神户，27日抵达上海，并迅速与在上海的开化党成员尹志浩接头。尹志浩善意提醒金玉均，那个随员洪钟宇可能是朝鲜政府的密探，但金玉均很不以为然。第二天，就是这个洪钟宇趁午睡枪杀了金玉均。
金玉均之死引起了中日朝三国关系大调整。李鸿章出于好意接受了朝鲜政府的请求，同意将金玉均灵柩送回朝鲜。想不到金玉均灵柩运抵朝鲜，朝鲜政府迅即以大逆不道罪名追加凌迟处斩酷刑，对金玉均尸体百般凌辱，千刀万剐。
对金玉均之死及朝鲜政府追加的处罚，日本朝野反应强烈，福泽谕吉、犬养毅，以及玄洋社主要成员，普遍认为金玉均之死、朝鲜政府追加处罚，都是对日本政府的羞辱，他们要求日本政府对中国、朝鲜宣战雪耻，只是因为日本政府主流派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以为时机还不成熟，暂时制止了极端派的冒险。不过，仅仅过了几个月，改变东亚历史进程的甲午战争还是爆发了，金玉均之死依然是这场战争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因素。
金玉均之死严重恶化了中日关系，但这件事情确实还没有将两国迅即推向战争。真正将两国引向战争的是朝鲜内部发生的东学党起义。
东学党又称东学道，或东学教。其创始人崔济愚，号水云，出生于南部朝鲜一个塾师家庭，云游四方，深知民间疾苦。但也毫无疑问，崔济愚对西方近代文明并不理解，以为朝鲜的问题，都是西方文明东来之后所发生的，因而应该反对西方文明，反对西方势力对东方的扩张。
19世纪60年代初期，崔济愚杂取来自中国的文明诸如儒释道思想资源，创建东学道。所谓“东学”，就是指“东方之学”，就是中国文明，以用来与当时来自西方的天主教文明相区别相抗衡。
东学道后来又被称为东学教、天道教、侍天教、济愚教、水云教等，再后又被称为东学党。这些不同名称所说其实都是一回事，都是来自崔济愚的创造，都是以诚、敬、信为基本教义，从而使得东学教更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形，更具有东方色彩，也就更容易被下层民众所接受，具有极强的社会冲击力、号召力。
1864年，崔济愚被官府所杀害，其族人崔时亨继承了崔济愚未竟之志，坚持不懈在下层社会传教。此时的朝鲜，由于处在外来文明进入早期，政治腐败，吏治腐败，权贵阶层穷奢极欲，下层民众生活艰难，怨声载道。东学教的创立及传播，极大满足了一般民众精神上的需求，是对处在生死线、贫困线上下层民众某种程度的精神慰藉，因而在短短几年风行全国，在朝鲜南部全罗、庆尚、忠清三道最为盛行，赢得下层民众普遍信仰。
随着《江华条约》签订，日本势力渐渐影响朝鲜。东学道后来的政治意识、政治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就具有反对日本文明渗透、影响的意思，其所谓“除暴救民”、“扫破倭洋”云，其实就是发泄对日本的不满。
1894年春，全罗道古阜郡郡守赵秉甲征集上万民夫修筑水利灌溉工程，但在修复后郡守却向农民征收水税，这些水税并没有用来修筑水利工程，而是中饱私囊，化公为私。赵秉甲的贪婪激起民众反抗，在反抗无果情况下，全罗、忠清、庆尚三道民众揭竿而起，派代表赴全州，向全罗道观察使控诉。但官官相护，全罗道观察使不仅没有受理民众控诉，反而将代表逮捕下狱。
4月，古阜郡东学道首领全琫准首举义旗，率众起义，全罗、忠清、庆尚三道民众群起响应。起义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受到普遍欢迎，大批青壮年相继加入，起义军声威更振。
在全琫准率领下，起义军攻城略地，所到之处，开仓分粮，救济穷人，烧毁借据契约，建立义军政权“执纲所”，与统治者形成全面对抗。
出于利益考量，中日两国对东学党义军一举一动格外关注，极为敏感，彼此也格外警惕着对方，生怕发生什么意外。中国担心日本借口东学党起义损害侨民利益出兵朝鲜，重演甲申政变故事；日本也虎视眈眈，担心中国借口东学党起义出兵朝鲜，重演袁世凯当年千余清兵攻进王宫故事，让日本利益受损。
对于朝鲜统治者来说，他们一方面希望自己有力量将起义军镇压下去，不希望外来力量进入；但另一方面朝鲜政府自身力量确实有限，几个月过去了，起义军不见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政治危机甚至有向全国蔓延趋势。
5月31日，东学党起义军在全琫准率领下攻占全州，有迅即向京城进攻迹象。朝鲜国王对自己的军队越来越没有信心，遂派员与中国驻朝鲜代表袁世凯会晤，商请中国借兵助剿。6月3日夜，袁世凯电李鸿章：“顷准韩政府文开，案照：敝邦全罗道所辖之泰仁、古阜等县，民习凶悍，性情险谲，素称难治。近月来附串东学教匪，聚众万余人，攻陷县邑十数处，今又北窜陷全州省治。前经遣练军前往剿抚，该匪竟敢拼死拒战，致练军挫败，失去炮械多件。似此凶顽久扰，殊为可虑。况现距汉城仅四百数十里，如任其再为北窜，恐畿辅骚动，所损匪细。而敝邦新练各军，现数仅可护卫都会，且未经战阵，殊难用以殄除凶寇。倘滋蔓日久，其所以贻忧于中朝者实多。查壬午、甲申敝邦两次内乱，咸赖中朝兵士代为戡定。兹拟援案，请烦贵总理迅即电恳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并可使敝邦各兵将随习军务，为将来捍卫之计，一俟悍匪挫殄，即请撤回，自不敢续请留防，致天兵久劳于外也。并请贵总理妥速筹助，以济急迫，至切盼待。”[14]
根据这份文件，中国出兵朝鲜不仅有宗藩关系历史依据，而且是应朝鲜国王之请，与壬午、甲申年间情形类似。这一次，只是循例而已。
当此时，袁世凯另有一电分析出兵利弊：“京【韩】兵败，械被夺，韩各军均破胆。昨今商派京及平壤两千人分往堵剿，王以兵少不能加派，切不可恃为词，议求华遣兵代剿。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15]很显然，袁世凯力主中国出兵干预，帮助朝鲜政府平定东学党骚乱。而且，据袁世凯预估，朝鲜政府根本没有力量平息这场骚乱，中国如果不出手，相信其他国家必有乐于出力的。而这个乐于出兵的，不言而喻，是指日本。
李鸿章是参与天津谈判的中方主角，他此时一定懊悔当年一激动发出的那番“大议论”，那个议论与伊藤博文达成了预估共识，假如中国未来为朝鲜出兵的话，一定会通过外交渠道告知日方；同理，假如日方因为某种原因向朝鲜用兵的话，也会这样通知中方。因此，此时的李鸿章没有袁世凯那样洒脱，一直担心日本会利用中国的不慎而妄动。
对于李鸿章的忧虑，袁世凯似乎早有预感，他根据自己与日本外交官的接触，判断日本政府不会借口中国出兵而出兵。袁世凯建议，天津谈判的共识当然应该遵守，等到中国政府收到朝鲜政府正式请求后，总理衙门应该电饬驻日公使照约行文日本外务省。而且，仔细研究《天津条约》，中日派兵只先行文知照，并没有中国派兵日本也必须派兵的意思。假如日本借此多事，袁世凯分析以为也不过是借口保护使馆，调来百余人而已。况且，东学党骚乱距离汉城还有一段距离，日军进驻汉城会引起骚动，应该提醒朝鲜政府预先劝阻日本不要派兵。袁世凯说，他和日本使馆翻译官郑永邦、代理公使杉村浚先后谈过，郑永邦、杉村浚均明确表示日本政府也希望东学党骚乱早日平息，“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16]
袁世凯是在第一线工作的外交官，他的判断深刻影响了李鸿章，使原本犹豫不决的李鸿章在收到朝鲜政府派兵请求后终于下定决心，奏请朝廷派遣叶志超、聂士成率领淮军共约两千五百人分赴朝鲜，又命丁汝昌派遣北洋“济远”“扬威”两舰分赴仁川、汉城。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依照《天津专条》约定，通过外交渠道知照日本。
此时，李鸿章、袁世凯信心满满，他们真诚相信日本会像郑永邦、杉村浚所说的那样，不会借机向朝鲜用兵。而且，他们肯定还相信，即便日本也向朝鲜派兵，也只是因为东学党之乱而去保护日本的侨民，日本军队不会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因为没有理由冲突。甚至他们可能还想到，即便真的发生冲突，为什么历史不会重演？相信壬午兵变、甲申政变的情形，在袁世凯脑海里不止一次显现，那才是好男儿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为什么不抓住呢？
袁世凯、李鸿章，以及中国大臣根本没有想到的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日本既不是壬午，也不是甲申，日本有备而来，甚至可以说，袁世凯、李鸿章的所有行动，都在按照日本人的规划行事，一步步进入日本人预设的圈套。一场大战正在等待着袁世凯、李鸿章。
从中国的观点看，朝鲜为我的属邦。属邦有难，且向我提出正式救援申请。作为宗主国，义不容辞应该满足属邦要求，出兵助剿，平息东学党叛乱，恢复秩序与和平。这个理由天经地义，是中国出兵朝鲜的正当性、法理依据。
但是从日本的观点看，他们不仅没有反对中国出兵助剿，而且一再向中方暗示支持出兵助剿，平息东学党叛乱。只是，日本希望中国出兵有自己的利益考量，那就是可以趁中国出兵而出兵，日本人的法理依据是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十年前在天津达成的共识，也就是李鸿章那番“大议论”。至于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日本人此时并没有争执，没有计较。
对于日本可能向朝鲜出兵，李鸿章似乎早有预感，毕竟他是当事人，是他与伊藤博文当面的约定。中国不出兵，全凭外交解决，日本大约真的拿中国没有办法。而中国一旦出兵，日本就有出兵的理由。只要日本一出兵，中日两国军队在朝鲜碰面，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谁也难预料，毕竟在过去十年发生过两次不愉快，而且两次从结果上看，都是日本比较吃亏，所以，李鸿章对于是否出兵朝鲜比较谨慎。
李鸿章的谨慎最终被袁世凯改变，毕竟袁世凯是中国在朝鲜的最高负责人，属于第一线，而且袁世凯在过去十年确实比较牢固地控制了朝鲜，也比较好地处理了中日关系，日本在朝鲜的外交官与袁世凯私人之间并没有恶感，因而袁世凯完全可以很善意地理解日本外交官的言辞，当郑永邦、杉村浚相继告诉他日本希望中国出兵朝鲜，帮助朝鲜尽快平息东学党叛乱，尽快恢复秩序时，袁世凯确实没有恶意怀疑日本人的用意。
日本朝野对于朝鲜局势的变化确实格外关注，这是因日本自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以来在朝鲜的利益实在是越来越多，朝鲜的动荡肯定不合乎日本的利益，但是由于《天津专条》的束缚，日本政府不可能在中国之前向朝鲜单独用兵，既不可能派兵保护日本侨民、使馆和经济利益，更不可能派兵帮助朝鲜政府平息东学党之乱。据陆奥宗光回忆，当东学党势力日益强大，朝鲜官军到处溃散，乱民终于攻陷全罗道首府等消息传到日本时，日本全国报纸争相登载，舆论骚扰。有人认为朝鲜政府的力量决不能弭平东学党之乱，日本应该以“邻邦之谊”派兵平乱；有人认为东学党要将呻吟在朝鲜政府暴政下的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是真正的改革党，应该加以援助，使其达到改革弊政的目的。特别是平素反对政府的政党、政客利用这样的机会，大造舆论，以为朝鲜局势的混乱有利于他们发动政治攻势，使当局困难，因而这些政党政客不断鼓动舆论，极力扩大战争气氛。[17]
作为近邻，作为最早进入朝鲜通商贸易的日本，关心朝鲜政局走向天经地义。日本驻朝鲜公使馆临时代办杉村浚对东学党之乱像袁世凯一样全程关注，及时向日本国内发送相关报告及观察。杉村浚认为，东学党之乱，为朝鲜很长时间以来所少有的事件，但从其发展情形看，还不能认为东学党有足够力量颠覆朝鲜政府。根据东学党前进方向，杉村浚认为，对日本利益的威胁至5月底还不是太大，即便情形持续恶化，日本政府或许需要准备派遣一支军队前往朝鲜，保护日本“公使馆、领事馆及侨民”，问题并不是非常严重。这也是袁世凯分析日本不会借机出兵朝鲜搅局的主要依据。
袁世凯的判断并非错误，只是此一时彼一时。5月31日，东学党攻陷全州。第二天（6月1日），日本驻朝鲜公使馆译员郑永邦往访袁世凯，听取袁世凯的看法，询问中国是否准备向朝鲜出兵。
对于日本的询问，袁世凯并不以为有防范的必要。他比较如实地介绍了与朝鲜政府沟通的情形，介绍了朝鲜政府已经决定向中国求救，中国政府也正在积极考虑。袁世凯、郑永邦的交谈，是两国外交官的正常往来，是职责，也是本分。
袁世凯曾将此次会晤情形及时报告李鸿章，袁世凯的判断是日本政府面对国内纠纷，并不会向朝鲜大举用兵，即便日本会因中国出兵而出兵，其目的也不过如壬午、甲申两次故事，以保护公使馆的名义象征性地派出数百人。袁世凯的报告坚定了李鸿章的信心。
郑永邦也在第一时间将此次会晤情形向代理公使杉村浚做了汇报，杉村浚迅即报告给了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通报朝鲜政府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出援兵的请求。根据陆奥宗光回忆，日本国会此时正在开会，如往常一样，国会中的反对派对政府的政策不遗余力进行攻击，发生种种争论，但是政府还是竭力容忍，避免冲突。及至6月1日众议院通过谴责内阁的议案，政府不得已采取最后手段，奏请颁布解散议会的诏书。第二天（6月2日），日本内阁在总理大臣官邸开会，恰巧在会议开始时，外相陆奥宗光接到杉村浚发来的电报，获悉朝鲜政府已向中国政府请求援兵。陆奥宗光以为此事重大，日本政府必须采取相应对策：“这确是一项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果默视不顾，就将使中日两国在朝鲜已经不平衡的权力更为悬殊，我国今后对朝鲜的问题就只有听凭中国为所欲为了。而且日朝条约的精神也有遭到破坏的危险。”
因此，陆奥宗光在当天会议开始后，首先将杉村浚的电报给阁员们看过，同时提出了他自己的建议：“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18]
对于陆奥宗光的建议，阁员们都表示赞成，因为从日本利益角度看，确实没有反对的理由。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炽仁亲王、参谋本部次长川上陆军中将参加会议。经紧急磋商，会议迅即对日本军队今后赴朝问题做出秘密决议，内阁总理大臣随即携带此项秘密决议和解散议会的内阁决议进宫，循例奏请天皇裁夺施行。
由此可推测：一、日本虽然很早就有与中国一战的预案，但甲午年间出兵朝鲜还是一个临时性决定；二、日本的目标为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换言之，如果中国此时不出兵，日本依然没有出兵的理由。
日本政府决定出兵时或许没有要与中国彻底翻脸的计划，但随着局势演变，日本政府的政策也在变化。陆奥宗光当天命令正在国内休假的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做好随时返回任所的准备；又与海军大臣密议决定让大鸟公使搭乘“八重山”号军舰赴朝鲜，并在该舰上配备相当数量的海军陆战队，并命令该舰及海军陆战队一律听从大鸟圭介的指挥；另由参谋本部密令第五师团，由该师团抽调一部分部队做好紧急出兵的准备，随时待命开往朝鲜；又密令轮船公司等征集船只，筹集军需品。凡此命令均属于日本此时外交、军事最高机密，由此可知，日本政府的战争动员已非常充分，决非中国方面所能想象。
对于战争目标，日本政府越来越清晰。他们经过审慎审议，确定如下方针：“中日两国既已各自派出军队，何时发生冲突虽然未可逆料，但如果发生战争，我国（日本）当然要倾注全力贯彻最初的目的，同时在不破坏和平的情况下，应尽力保全国家荣誉，维持中日两国的势力均衡。其次，我国（日本）尽可能地居于被动地位，事事使中国成为主动者；且每当发生此种重大事件，根据外交惯例，在第三者的欧美各国之中必然会有支持一方和反对一方的情形，除非事势万不得已外，必须把事态严格地局限在中日两国之间，应竭力避免和第三国发生纠葛。”[19]日本政府特别是伊藤博文、陆奥宗光有清醒的判断，有对未来的期待与决心，但是正如陆奥后来所回忆的那样，他们对于中国政府是否具有同样的决心是很怀疑的。陆奥清楚，中日两国在朝鲜有巨大的利益交集，更有权力之争，两国都想在朝鲜维持各自的权力，大有水火不相容的趋势。例如，日本自《江华条约》以来始终不承认中朝之间存在什么宗藩关系，日本始终承认朝鲜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与日本的政策相反，中国在经历了壬午、甲申两次事变后，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但是中国并没有意识到要以平等的身份去帮助朝鲜，而是以“天朝上国”自居，事事处处刻意表现自己与朝鲜不同寻常的“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表明朝鲜就是自己的属国。
为了战而胜之，伊藤博文，特别是陆奥宗光确实煞费苦心。在决定出兵的当天（6月2日）晚上，陆奥又邀请参谋次长川上到其官邸细谈，参加此次会晤的还有外务省次官林董。根据林董的回忆录，他们三人推演此次出兵策略是：日本出兵，中国必定要来进攻。中国军队的兵力不至于超过五千人，而日本为了必胜则需要六千至七千兵力。派出这些兵力，如果在汉城或是汉城附近一战而胜，那么中国必定要来求和。那么日本就可以“轻胜而善后”。如果中国不来求和，并进一步增加兵力的话，那么日本也要增加一个师团。如果日本在平壤获胜，那么必定媾和，因此他们建议日本政府应该做好“派出一个师团的准备，而首先可派出混成旅团”。[20]
日本政府的策划在当时均是秘密的，李鸿章、袁世凯，甚至中国驻日本公使汪凤藻既无法打听，更没有办法想象。按照陆奥宗光后来的说法，那时的袁世凯仅仅从表面上看到了日本在1884年甲申政变之后在朝鲜势力的衰减，看到了日本在1890年颁布宪法实行宪政之后的政治混乱，议会与政府总是处在冲突中，不明白宪政的意义、真谛，以为政府与议会的冲突极大减弱了日本的力量，使日本政府很难就出兵问题与朝野各界达成共识，因而袁世凯期待利用日本的政治混乱谋求中国在朝鲜的更大利益。从后来的观点看，袁世凯的这些看法显然属于政治短视，不理解宪政的价值。
不唯袁世凯有这样的认识，中国派驻日本的公使汪凤藻也如此认识。汪凤藻看到日本朝野各界的政治争执日趋加剧，就想当然地以为日本没有力量对外生事，没有力量在朝鲜与中国抗衡。[21]袁世凯、汪凤藻两个重要的外交官就给国内提供这样的分析报告，李鸿章受这种看法的诱导，怎能不做出错误的决策？
1894年6月4日，李鸿章命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九百名官兵由大沽前往牙山，救援朝鲜，显然是为了帮助朝鲜政府平息东学党之乱。6日，李鸿章根据十年前（1885）与伊藤博文达成的共识，致电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命他将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请求出兵援朝保护属邦的决定以照会方式通知日本外务省。第二天（7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照复汪凤藻，依据1876年《日朝江华条约》否认朝鲜是中国属邦，并宣称日本也将向朝鲜派遣军队，保护日本商业利益。与此同时，日本外交当局还以照会方式分别通知中国总理衙门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
朝鲜政府听说日本政府将派军队前往的消息后开始恐慌，他们一度商请袁世凯，为息事宁人计，暂且不要让中国军队登陆。袁世凯显然低估了此事的意义尤其是危险性，他毫不客气拒绝了朝鲜政府的请求。
袁世凯的态度让朝鲜政府毫无办法。6月9日，朝鲜政府只好转请日本政府不要出兵。日本方面对朝鲜政府的请求不予理睬。事实上，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率领的四百名海军陆战队已在前往朝鲜的路上。
日本政府此时坚定不移出兵，而且一定要在兵力部署上占据绝对优势，其实主要是鉴于壬午、甲申两次中日冲突的教训，他们不想再犯类似错误，尤其不想犯被动挨打的错误。陆奥宗光在大鸟圭介行前有口头训令，一方面要求日本公使不到万不得已时仍以和平手段为解决时局困难的第一方案，另一方面暗示“倘局势紧急不及请示本国训令时，该公使得采取认为适当的便宜措施”。陆奥解释说，这两项指示看似矛盾，表里不一，但在那种情形下，这个指示给大鸟圭介充分发挥的空间。
6月9日，大鸟公使抵达仁川，立即率领由各军舰抽调的三百多名海军陆战队返回汉城公使馆任所。随后，从第五师团派出一大队陆军进入汉城。日本政府派遣的一个混成旅团也将陆续前往朝鲜。
日本出兵，尤其是其态度让李鸿章犹豫不定。6月9日，李鸿章命直隶提督叶志超率一千余名官兵日夜兼程自山海关海道赴牙山。第二天，电命袁世凯处以镇静，不要轻举妄动，对于日本出兵，李鸿章期待各国干预，给予阻止。在李鸿章内心深处，大约相信中日之间通过外交斡旋，应该能够避免冲突，更不会发生战争。
当中日两国军队压境朝鲜的时候，朝鲜内部发生了戏剧性变化。6月11日，东学党一部接受政府安抚，全琫准率义军退出全州。中日两国大兵压境的理由都不复存在，各国驻朝外交官更对日本军队进驻汉城表示不解、不满。在这种外交舆论压力下，日本公使大鸟圭介6月12日主动往访袁世凯，商讨中日两国共同撤兵的问题，双方达成的共识是，中国不再增派军队，日本后续部队也不再登岸，原船返回。按理说，当日的谈判还算融洽，中日决裂还看不到迹象。
第二天（13日），袁世凯回访日本公使大鸟圭介，再商撤兵问题，要求日本方面务必阻止日军继续前来。根据袁世凯当天发给李鸿章的电报，中日对谈已经达成妥协，因此李鸿章当即电令叶志超部留驻牙山，定期内渡，中国方面也不再向朝鲜增兵。李鸿章还在第二天（14日）电令袁世凯加紧与大鸟圭介进行撤兵谈判，并尽快达成双方共同撤兵日期的书面约定。
节外生枝：内政与外交
大鸟圭介确实在与袁世凯谈判双方共同撤兵的可能性，但是日本政府这几天却不这样想。12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训令日使小村寿太郎照会中国政府，否认朝鲜为中国属邦，宣称日本派兵前往汉城是根据日朝之间的《济物浦条约》第五款，是维护日本在朝鲜的利益。13日，陆奥电令大鸟圭介，令日军即入汉城，暂不撤兵，即便引起一些外交上的纠纷，也在所不惜。14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决定向中国提出“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将朝鲜半岛问题复杂化，中国政府根本就没有从这些方面思考过问题，更不要说可能性。
日本政府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也有复杂的背景与心迹。据陆奥回忆，当中国军队进入朝鲜时，各国外交官、商人普遍认识到中国此次出兵，是根据朝鲜国王的请求，内心深处默认朝鲜是中国的属邦，许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日朝之间曾经签订过《济物浦条约》，不知道日本有权向朝鲜出兵。此外，各国舆论普遍相信即便中日两国不幸开战，不论最初一两次战役胜负如何，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中国。各国舆论不问日本出兵的名义及其用意如何，便断定日本政府平地起风波，蓄意借机侵略朝鲜。因此，各国舆论那时对于中国比对日本多表同情，而且各国驻汉城的外交使节纷纷凭借这样的猜测向各国政府报告情况，另有一些商人更是凭借猜测向各国讲述自己的观感，所以在日本政府看来，日本如果此时接受同时撤兵的安排，无疑在舆论上、道义上输了第一局。日本已经处于骑虎难下两难之势。
日本的体制，反政府的力量虎视眈眈，日本政府好不容易决策向朝鲜用兵，现在就不明不白地撤回国内，这是日本政府无法接受的方案，甚至可以说是日本政府尤其是主导此事的陆奥宗光根本就不愿选择的方案。再加上过去十年中日交涉中，从中国的立场或许觉得是日本人欺骗中国，而从日本人的立场则以为中国欺骗日本。中日两国互不信任，也是同时撤兵无法实现的根本原因之一。
基于这一系列复杂背景，诚如陆奥宗光所说，日本尽管在外交上已经处于被动的地位，但他们决心在军事上处于优势，有力量先发制人。因此，在此间不容发的时刻，为了在外交及军事关系上取得协同一致的步调，日本政府各个部门莫不潜心策划，煞费苦心。他们在不愿和平撤出朝鲜的前提下，在又不能迅即开战的时候，要想使这种僵局发生改变，必须在外交上有所突破。陆奥宗光屡次将这个意思向伊藤博文流露，伊藤终于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亲拟一个方案，征询阁僚意见：“朝鲜内乱，应由中日两国军队共同尽力迅速镇压；乱民平定后，为改革朝鲜内政起见，由中日两国向朝鲜派出若干名常设委员，调查该国财政概况，淘汰中央及地方官吏，设置必要的警备兵，以维护国内安宁；整顿该国财政，尽可能地募集公债，以便用于兴办公益事业。”[22]
对于伊藤的这项建议，日本内阁一致赞同。但陆奥宗光想得更为深远，他认为，中国政府不可能同意这项提案。那么，中国政府不同意之后，日本政府应该怎么办？为了寻找答案，陆奥请求伊藤给他一天时间进行更深入的思考。经过彻夜深思，陆奥感到日本帝国政府在外交上已经到了不得不转向“运用权变策略的时机”。陆奥的推演是：日本政府提出朝鲜内政改革案，中国政府拒绝；日本政府不能因为中国政府的拒绝而将此案废弃。那么，问题的关键，在陆奥看来，就是日本政府在中国政府对改革朝鲜内政案拒绝之后，有没有勇气、胆略、力量，单独承担改革朝鲜内政的决心。为此，陆奥在日本内阁会议上正式在伊藤博文的提议之外增加了两个附加条件：
一、不问与中国政府的商议能否成功，在获得结果以前，我国决不撤回目下在朝鲜的军队。
二、若中国政府不赞同日本提案时，帝国政府当独立使朝鲜政府实现上述之改革。[23]
这项动议经阁议通过后，再由伊藤博文上奏天皇裁可，成为日本政府此后处理朝鲜事务的基本原则。
很显然，日本政府对朝鲜政策至此发生惊天大逆转，日本已经不在乎与中国摊牌，甚至不畏惧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乃至一定规模的战争。日本政府追认了大本营派遣大规模兵力的方针，并且决定日军不只是保护使馆和侨民，而且要以武力为后盾，强行参与对东学党骚乱的镇压，强行干预、干涉朝鲜的内政改革。[24]
实事求是说，日本走到这一步，其实是决策失误，日本此时接受中方撤军建议，政府必然倒台。为避免这一结果，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将错就错，下了一个险棋，端看中方的应对。稍加推演，中方有如下可供选择的方案：1.借力发力，接过日本的建议，主导朝鲜内政改革；2.接受日本建议，两国一起帮助朝鲜，实行内政改革；3.以朝鲜为中国藩邦为由，不允许日本说三道四。
当然，这三种应对都有风险。最好的做法，就是让朝鲜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脱离中国而独立，且对中国更友好。可惜，那时的中国没有从藩国撤退的经验，更没有为最后一个藩国预设过另一种未来，从来没有想到过帮助朝鲜建立常态体制。这就是中日两国不得不诉诸于战争的背景。
6月16日，陆奥紧急召见汪凤藻，明白表达日本最新立场：朝鲜内乱未平，日本郑重建议中日两国联手会剿，并共商善后，由中日两国联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以便彼此同心维护整个东亚和平”。[25]
汪凤藻对日方提出此议毫无心理准备，当他听完陆奥宗光解释后，肯定感到意外，面有难色。但他又不能正面提出抗议，只是列举种种枝节问题企图避免由他将日方提案通知中方。汪凤藻的唯一论点是：在商议朝鲜善后办法之前，中日两国军队应先从朝鲜撤出，然后再从长计议，探究其他事项。
在外交上，日方并没有谋求主动，正像伊藤博文、陆奥宗光预先制定的方略那样，他们被动应付，但又总是出人意表，后发制人，一招制胜。他们早就预估中方不会轻易答应这样的建议，因而他们也就有了下一步的预案。陆奥宗光显得很诚恳地帮助汪凤藻分析：“观察目前朝鲜的情形，深信祸乱潜伏的根源很深，若不从根本上改革其秕政，就决不可能求得永远的安宁。目下若只采取各种姑息的办法以弥缝一时，那我国政府在领土接近的邻邦情谊上，实在一天也不能安心。帝国政府非至真正获得此种安全，不论发生如何情况，也不能撤退目前驻在朝鲜的军队。中国政府倘能体会我国政府的诚意所在，赞同此项提案，即可对我现在所说的安全给予莫大帮助。但是此项提案与中日两国从朝鲜撤军问题，自当分别讨论，希望贵公使务必将此项提案通知贵国政府，并愿知悉贵国政府对此提案的意见。”[26]
陆奥宗光与汪凤藻的此次会晤长达五个小时。在陆奥反复解释后，汪凤藻终于答应将日本政府这项动议尽快报告国内：“外务晤称，韩乱未平，拟并力共剿，冀贼速平而师有光。经与力辩，始请电商，谓钧处如实有辞，亦可允作罢论。至所言善后，意在更革韩政。”[27]这是汪凤藻第一时间向李鸿章报告日本改革朝鲜内政方案。
其实，陆奥并不相信汪凤藻会如实向中方报告日本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更怀疑汪凤藻是否真正理解日本此案的意义，因而在第二天（17日），陆奥宗光又以公文列记昨夜所谈日本政府的提案，送交汪凤藻。同时，电令驻北京公使小村寿太郎向总理衙门就这项提案进行交涉，要求中国政府从速答复；并电令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巳次求见北洋大臣李鸿章，请求李鸿章尽力促成中国政府从速答复这项提案。
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对李鸿章等中国大臣的心理把握非常准确。汪凤藻将这个消息报告李鸿章，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为日本布置，若备大敌，我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俟余孽尽平，再商撤兵。换言之，汪凤藻的意思很明白，建议毫不犹豫派遣大军赴朝，荡平东学党叛军后，再与日本从容交涉共同撤兵的事情。
从后来的观点看，汪凤藻的建议虽说冒险，但未尝不是一个办法，两军相遇勇者胜。既然日本决定凭借武力，要求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既然中国不愿意与日本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中国就应该派遣大军，以实力为后盾，先将东学党叛乱彻底铲平。之后，是否愿意与日本联手，是否愿意改革朝鲜内政，权自在我。
然而，李鸿章此时却不做这样的想法，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朝鲜为中国属国，朝鲜事务是中国的专有权利，内政是否改革是中国与朝鲜的事务，外国尤其是日本无权说三道四：“乙酉伊藤与我订约，事定撤回。又，倭韩条约认韩自主，尤无干预内政之权。均难于约外令商办法，请直接回复。”[28]李鸿章显然不明白日本改革朝鲜内政建议的意义，更不知道其利害所在。
6月17日（十四日），李鸿章给汪凤藻发去更明确的指示，坚定拒绝日本改革朝鲜内政的建议。理由有三：
第一，朝鲜内乱，现已平定，目前中国军队已无须代朝鲜讨伐乱党，中日两国合力平乱一节，可作罢论。
第二，日本政府对朝鲜谋善后之策，用意虽善，但朝鲜内政，只可由朝鲜自行改革，中国尚且不欲干预，日本既认朝鲜为独立国，当更无权干预其内政。
第三，变乱平定后应即撤兵一节，《天津条约》既有明文规定，今亦无再议必要。[29]
至于向朝鲜集结大军，李鸿章也做了与汪凤藻建议相反的决定。他在18日连电叶志超、袁世凯，婉拒袁世凯、汪凤藻两人增兵建议，命令叶志超千万不要将在牙山的清军向汉城移动，不要与日军发生冲突，不要给日本人提供寻衅的口实：“真电欲即统兵赴汉、仁，似太急迫。日廷调兵五千陆续来仁，我兵不及半，切不可移近韩都挑衅。鸿正与汪使电商日照签约撤兵。日廷以贼未尽平为词，俟贼全平再撤。弟当坚忍约束，以待后命。如果日议不成必须赴汉，则宜另添调，不可轻视。切属。”[30]
甲午战后，很多人以为李鸿章此时的决策可能有问题，其实从当时情形看，李鸿章这样回应日本挑衅并无不妥。这是因为，李鸿章看出日本的动机并非真的要给朝鲜建构一个长期稳定机制，而是要挑战中国宗主权。另外，此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英俄两国外交官均向李鸿章表示可以出面调停中日冲突。化危机于爆发之前，不战而屈人之兵，这都是大军事家的基本谋略，李鸿章的想法并不错。欧美列强不希望发生妨碍东亚贸易自由的战争，不希望改变现状。英国不希望日本的行动引诱俄国南下，损害英国的利益；而俄国则对英国的远东政策心存疑虑，也不愿意日本的鲁莽举动搅动远东，损害自身利益。根据一般研究者的判断，假如英国真的反对中日两国开战，那么日本是不可能强行开战的。这也是李鸿章不愿向朝鲜大规模增兵，扩大事态、恶化事态的真实原因。
“以夷制夷”是李鸿章外交思想出发点，也是归宿点；是李鸿章外交一大亮点，也是其毕生事业的最大败笔。本来，利用国际环境，为中国寻求最大利益，是中国外交当局本职工作，但李鸿章的许多随机发挥，总带有过于浓厚的谋略色彩，缺少一个现代国家大政治家的坦诚。
实事求是说，陆奥宗光在危急时刻提出的改革朝鲜内政案，确实不是为了朝鲜，更不是为了东北亚的稳定，陆奥宗光的全部目标就是拖住中国，寻找与中国决裂的机会，然后寻求与中国决战，一举解决中日两国在东北亚过去二十年的纷争。成功了，中国势力退出东北亚，日本也就打通了通过朝鲜半岛进入欧亚大陆的通道；失败了，日本也只是在必然过程中的一次尝试，将来一定还会这样做。
李鸿章如果具有现代政治家大战略大眼光，他就应该引导中国在过去二十年在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同时，注意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过去的那些小兄弟，更要注意日本这样的与中国不一样的亚洲国家，注意日本的关切，注意睦邻友好。然而我们看到，李鸿章几乎将全部精力用来与西方列强讨价还价。对于亚洲，除从“天朝上国”即“中国的帝国主义”立场处理藩国事务外，很少从亚洲视角，从各个亚洲国家的立场思考问题，寻求互信，寻找共同利益，注意各国关切。因而我们看到，李鸿章固然很早意识到了日本发展对中国未来或许构成某种程度的威胁，但他不是与日本人坦诚相待寻找共同点，关注彼此利益及关切，而是当中国与西方构建现代通商关系后很长时间了，竟然还要思考是否能给日本相同待遇。当然，李鸿章后来在恭亲王支持下力排众议，与日本签订了与西方诸国大致相仿的通商条约，但在李鸿章内心深处，大约在甲午战前二十年始终没有将日本视为可以信赖的朋友，视为亚洲共同进步的盟友。
在过去二十年，李鸿章确实利用大国关系为中国谋得一些利益，因此这一次当朝鲜危机发生，李鸿章深知中国没有足够力量与日本一决雌雄，没有足够把握一战而胜，所以当英美法俄德诸国军舰纷纷向朝鲜济物浦港口集结时，李鸿章相信各大国介入一定能够让中国避免与日本正面冲突，继续维护以中国为主导的东北亚和平。
从当时大国关系看，与日本利益交集并有可能冲突的，除了中国，就是俄国。
按照过去比较传统的说法，俄国也算是“帝国主义盛宴上的迟到者”，因为当它一旦觉醒，就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扩张倾向。俄国的首要目的不是向西，向欧洲扩张，而是面向东方，面向中国。19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俄国在中亚的活动受到英国的严重牵制、阻挠，俄国在法国财政支持下，利用与中国漫长边境这一有利条件，直接侵吞中国大片领土，更期待将朝鲜半岛并入俄国版图，这样对俄国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从陆上和海上对中国形成一个比较严密的半圆形包围圈，二是为俄国海军寻找到一个或多个质地优良的出海口和良港，可以使日趋壮大的俄国海军有机会有条件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各大水域与列强同台竞技，当然能够更有效地排斥欧美其他老牌帝国主义对东方对中国的觊觎。尼古拉二世就曾公开宣布，俄国无疑必须占有终年通行无阻的优质港口，而这样的港口就应该在大陆上或朝鲜东南部一带进行选择。而且，这些地方还必须与俄国先前所领有的地带相连接。[31]这种宣誓，当然不是仅仅为了俄国的本土利益，而是要与列强在太平洋或更大的空间中争夺霸权。
俄国东向，与日本西向战略发生了利益上的冲突。俄国势力东来，直接受害的当然是中国，而受到间接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发生后，其战略目标就是要通过朝鲜半岛这个踏板，踏上大陆，扩大其“生存空间”，并逐步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与列强角逐。于是，日俄围绕着朝鲜便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和冲突。
1866年，俄国军舰闯入朝鲜，要求通商，要求朝鲜对外开放，允许俄国人在朝鲜居住。到了1884年7月，俄国利用中国正与法国在越南交战议和等空隙，强行与朝鲜达成通商条约，获得了在朝鲜的通商、居住等权利，随后更通过一系列软硬兼施手段，在朝鲜政权内部培植出一个亲俄国势力，其目标当然是希望朝鲜能够永久置于俄国控制之下。只是，俄国人的这一做法太过明显，与中国、日本的利益冲突太大，因而其效果并不明显，中国依然是朝鲜政治主导者，日本也在那儿扩大着自己的影响力。
使俄国人获得空前机会的还是甲午战争。1894年5月下旬，朝鲜半岛上政治气氛已经非常紧张，而俄国却以不能置身局外为理由，派遣炮舰开进仁川，密切监视局势发展。
中日直接冲突使俄国人觉得机会真的来了，战争即将爆发，俄国人以调停的名义正式介入，其实所作所为只是为了俄国的利益，但是它的这个调停的幌子着实忽悠了无数中国人，尤其是像李鸿章这样的决策层人物。
俄国人的所谓调停当然是为了其自身利益，是为了维护、强化其在远东的影响、地位，只是拉俄国入局的还是李鸿章，因为当他发现日本人在朝鲜问题上非常不希望列强介入，非常希望将朝鲜问题演变成中日两国间问题时，李鸿章越发期待拉住列强一起对付日本。
1894年6月，俄国驻北京公使喀西尼伯爵奉命回国，归国途中路过天津，接到俄国政府的命令，让他介入中日纠纷，参与调停。6月20日，喀西尼在天津与李鸿章举行会谈，李鸿章主动向其提及清政府与俄驻华代理公使拉德仁于1886年9月29日达成的共识，双方都不以占领朝鲜谋取朝鲜土地为目标，双方共保朝鲜独立和主权完整，共同抵制英日等国对朝鲜的觊觎。现在，日本向朝鲜大规模用兵，似有别意，而朝鲜切近俄国，是俄国近邻，俄国政府岂能漠视日本在朝鲜的行动？李鸿章明白建议喀西尼速电俄国外交部转致驻日公使，且劝日本与中国约期同时撤兵。很显然，李鸿章在中国无法单独面对日本军事力量时，希望能够用俄国力量劝阻日本。根据李鸿章的分析，日本人对俄国人的畏惧远远超过对英国人的猜疑、恐惧，现在俄国人同意出面劝阻日本人，由此夹攻，当然有助于使日本就范，朝鲜半岛和平应该不成问题。俄国政府其实正期待着寻找到怎样介入朝鲜半岛事务的契机，李鸿章的邀请使他们找到了一条捷径、通路。喀西尼对李鸿章的分析和往事重提深表认同，答应很快就会向本国政府报告。
21日，李鸿章回拜俄国公使喀西尼，告以日本“以重兵胁议，实欲干预韩内政为侵夺之谋”。假如这种情形发生，中国政府决不会答应，甚至不惜一战。喀西尼在谈话中也认为，俄国与朝鲜为近邻，俄国绝对不会容忍日本对朝鲜事务的妄行干预，“并谓使华以来惟此件交涉于俄关系甚重，务望彼此同心力持”[32]，相互沟通，相互援助。在喀西尼概念中，日本在朝鲜搅局不只是给中国添堵，而且是对俄国利益的侵害。俄国公使的这些表白，应该是李鸿章强硬回绝陆奥宗光中日两国共同携手改革朝鲜内政的依据。
俄国外交大臣在接到喀西尼请示电后，赞同以俄国政府名义进行调停，劝阻日本对朝鲜大规模用兵。俄国外交大臣在写给沙皇的报告中说：“我同意喀西尼伯爵的意见：我国（俄国）出面调停，将增加我国在远东之势力，而且必须防止英国干预此事的可能。我认为应速将喀西尼伯爵来电内容通知我国驻东京公使，并嘱其竭力劝告日本政府，就同时撤退军队一事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33]
沙皇很快同意了这个方案，俄外交部迅即电示驻日公使希特罗渥出面调停，化解朝鲜半岛危机。假如俄国人此次调停方案获得成功，李鸿章“以夷制夷”、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必将名垂青史，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无奈，李鸿章运气太差了，俄国人在关键时刻还是没有办成这件事。
根据俄国政府指示，希特罗渥6月25日求见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向其转达中国政府要求日本从朝鲜共同撤军的意思，并表达了俄国政府的关切和对中日共同撤兵，然后再会商善后的期待：“中国政府已请求俄国调解中日两国纠纷，俄国政府甚望两国早日和平解决，因此，若中国政府撤出其派驻朝鲜之军队，日本政府是否亦同意撤退其军队？”
陆奥宗光毫不犹豫当即答复：“大体虽无异议，但在目前两国对立、彼此互抱猜疑之时，欲求涣然冰释，恐非易事。此种情形不仅中日两国如此，即在欧洲列强之间亦往往难免。况且中国一向用阴险手段干涉朝鲜内政，以口是心非的策略，欺骗日朝两国之事例比比皆是。故我国政府现下有充分根据不能轻信中国之言行。若中国政府能就下列两点保证其一而撤退军队，日本政府亦可撤退其军队，即：一、同意由中日两国共同负责改革朝鲜内政，直至完成为止；二、不拘任何理由，若中国政府不愿与日本共同承担改革朝鲜内政，日本政府则以独立实行之，届时中国政府无论直接间接皆不得加以阻碍。”
继之，陆奥宗光又向俄国公使做出两项保证：
甲、日本政府除希望确立朝鲜之独立及和平外，决无他意。
乙、将来中国政府不论采取如何举动，日本政府决不作进攻性之挑战，万一不幸此后中日两国不得不交战时，日本亦必立于防御地位。[34]
日本政府一系列表态迷惑了俄国人，使俄国人觉得真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因而俄国人就利用这一点不断向日本施加压力。6月30日，驻日俄使希特罗渥奉命照会日本外务省，表示朝鲜政府已将内乱大体平定，请求各国帮助劝说中日两国从朝鲜同时撤兵，因此俄国政府劝告日本政府接受朝鲜人的请求，如果日本政府拒绝与中国政府同时撤退军队，那么日本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重大责任。
希特罗渥这句“重话”确实引起陆奥宗光高度重视，只是这个重视不是使他屈服于俄国人的压力，相反促使他进一步冒险，走了更加危险的一步。陆奥宗光暗想，俄国人这个时候送来如此强硬的外交照会，其用意固然不易测其深度。同时，他也深知，日本政府此时如果不问任何理由，在朝鲜滋生事端，当然也不是一件好事。但是退而反观日本国内情形，当时的事态已经大大推动了局势变化，纵令中国从朝鲜撤军，日本如毫无作为，恐怕亦难以罢手。陆奥宗光为排除这种两难局面，颇费踌躇，脑中虽已大致下定最后决心，但还不知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此时是怎样的想法。因此，陆奥宗光与俄国公使分手后，即往访伊藤于其私邸。陆奥见了伊藤后，默然一言不发，先出示俄国公使照会，听伊藤怎样判断。
伊藤看完后，沉思良久，然后慢慢但坚定地说：事已至此，我们怎能接受俄国劝告，从朝鲜撤军呢？陆奥闻言即说：总理大臣的意思正与鄙见相同，将来大局之安危，不容说都由我们两人负责。然后，陆奥便匆匆忙忙辞出，当夜急电指示驻俄公使西德二郎，表示对俄国的劝告如何回答，尚未提交阁议，但他和伊藤都认为目前不是接受俄国劝告从朝鲜撤兵的时机。另外，陆奥考虑到将来如果想使英国牵制俄国，则必须在俄国尚未向英国散播先入为主言论前，将日本的意向暗暗透露给英国政府，因此陆奥又对驻英公使青木子爵发出同样的训电。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俄国人干预，日本或许不会那么快就下定最后决心。
第二天（7月1日），陆奥草拟对俄国的复照，经阁议及天皇批准后，于7月2日递交给俄国公使。这份复照婉言拒绝俄国政府关于中日共同撤兵的要求，理由是根据帝国政府最近所接到的报告，不仅酿成此次朝鲜变乱的根本原因尚未芟除，即促成日本派遣军队的内乱又未完全平服。帝国政府向朝鲜派遣军队，对目前形势实属不得已之举，决无侵略领土的意思。若至朝鲜内乱完全平定，祸乱已无再起之危险，当然即将军队撤回。这是日本政府坚定不移的原则。照会表示，日本政府对于俄国政府友情劝告，深表谢意，同时希望俄国政府本两国政府间现存之信义及友谊，对此保证给予充分信任。正像陆奥后来所回忆的那样，这一答复表面上虽然冠冕堂皇，但毕竟是以外交辞令委婉拒绝了俄国政府的劝告。
日本政府拒绝俄国人劝告，其实就是拒绝俄国人干涉，而将朝鲜问题严格限定在中日之间。7月3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奉命求见总理衙门大臣，声明朝鲜事务应该而且只能由中日两国直接协商，日本政府不愿其他国家出面干预。这实际上就是拒绝俄国人的调停。
日本人拒绝俄国人的调停，反对第三国干预、干涉，但日本人却愿意接受英国人调停。李鸿章是个“政治机会主义者”，他认为，日本人既然不愿接受俄国人，愿意接受英国人，那么只要英国人的调停原则不违背中国利益，英国人的调停只要能达到同样的目的，那么也不是不可以。于是李鸿章建议英国海军径赴日本，向日本问罪，以为日本向朝鲜用兵，扰乱了东方商务，影响了英国利益，勒令日本从朝鲜撤兵。
李鸿章的主意或许能够化解中日在朝鲜问题上的僵局，但政府高层认为假如这样借用英国力量，恐怕后患无穷，所以中国政府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拒绝英国人居间调停和向日本炫耀武力。
英国人调停被拒绝了，剩下的就是俄国人。然而由于日本人对俄国人的调停已明确表示拒绝，俄国人也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他们似乎突然醒悟，不愿被李鸿章拉入这场纠纷中。7月7日，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电示驻华公使喀西尼，解释俄国政府在此之前要求日本从朝鲜撤兵只是一种“友谊的劝告”，俄国政府根本立场是不宜卷入这场有关朝鲜的纠纷。俄国政府所遵循的外交目标是，不为远东敌对双方任何一国的一面之辞所蒙蔽、利用，因为正如李鸿章所明知的，赞同维持现状就是偏袒中国。俄国政府很明白，所谓朝鲜的内政改革不过是中日两国冲突的一个借口，而且由于俄国政府非正式的调解，俄国政府可能一反本意和既有立场，很容易站在中国和“狡狯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一边，而与日本公开为敌。[35]这显然不合乎俄国利益和长远目标。
遵照政府指示，俄国公使喀西尼于7月9日派遣专人前往天津通知李鸿章，表示朝鲜纠纷虽然明系日本人无理取闹，借端生事，然而俄国也只能以“友谊劝告”日本撤兵，不便使用武力强迫日本人行动，至于朝鲜内政是否应该改革，俄国人也弄不太清楚，因而也不便明白表达自己的立场。
对于日本，俄国的态度也在变化。7月13日，驻日俄使希特罗渥奉命照会日本外务省，对日本早几天照会中强调对朝鲜并无侵略之意表示满意，而且一俟朝鲜内乱完全平息，祸乱已无再起危险时，就从朝鲜撤回军队。对于日本这个态度，俄国政府表示满意。但切望此后日本能在这个原则下速与中国进行协议，早日促成和平。俄国政府以邻国之故，对于朝鲜事变自不能袖手旁观，然今日之事，完全出于希望预防中日两国冲突的善良愿望，因此俄国政府希望获得日本政府理解、谅解。
其实，日本政府对俄国政府这个表态不是理解、谅解的问题，而是坚定相信，俄国人已放弃了对中日冲突进行武力干涉的任何可能性，俄国的态度大约是，听任中日两国继续冲突乃至厮杀，只要不伤害俄国利益，俄国就不会有大的行动。
俄国人的态度发生如此大的转变，显然出乎李鸿章的预料，李鸿章闻讯突然感到格外失望，责怪俄国人出尔反尔，不守信誉，语意前后不符。他的这个认识是对的，反应也是正确的，那么剩下来的就应该是放弃幻想，准备斗争，好好进行战争准备，还是在战场上一决胜负，以战止战吧。然而遗憾的是，李鸿章依然不顾朝廷一催再催和三催，依然幻想着不战而屈人之兵。
当朝鲜危机刚发生时，英国政府就表示出高度关注，而且英国人的态度很明白，就是对中国表示同情，因而英国人的调停在中国受到欢迎，在日本受到反对和敌视。
其实，仔细分析英国人的立场，它对中国的同情，并不意味着全然支持中国的做法，而是对中日两国将要发生的战争可能会影响到英国利益而感到焦虑。至于英国之所以同情中国，是因为英国政治家和许多西方国家政治家一样，都被中国几十年超常规发展所迷惑，以为中国真的很强大，以为中日两国冲突，胜利一定属于中国。所以当战争将要爆发时，中国政府请求英国政府居间调停，劝阻日本政府向朝鲜派兵，英国政府欣然答应，乐意向日本政府传话。
英国政府乐于接受中国政府的请求，还有一个背景是因为英国人不希望看到俄国人在这场博弈中独自成功，英国介入中日关系的调停，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俄国人竞争这场博弈的主导权。英国人的焦虑是，如果俄国掌握了中日调停主导权，那么不论战争结果如何，吃亏的都是英国。然而在最初阶段，由于清政府主政者特别是李鸿章对俄国人高度信任，英国人的活动并没有引起清政府的足够重视。
6月30日，陆奥宗光坚决拒绝了俄国政府调停建议，但对俄国政府照会中“日如不撤，应负重大责任”一语的真实含义并不清楚，颇有恐惧之感。经与伊藤博文相商，陆奥宗光决定一方面联络英美等国以牵制俄国干涉，一方面以接受英国调停为名，由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在北京与中国方面进行直接接触，以就近观察事态发展。
日本政府同意英国政府出面调停，有自己的考虑，这并不是要给英国人特权，而是利用英国人摸清中国政府的虚实。只是英国人不这么看，英国人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是英国重回亚洲，重新掌控远东事务主导权的机会，所以英国人对这次调停非常重视，非常认真。
7月1日，英国驻天津领事面见李鸿章，通报最近情报，表示英国公使欧格讷已数次致电英国外交部，请求英国政府劝说日本与中国从朝鲜同时撤兵，英国外交部也已指示驻日公使与日本政府商议，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获得日本政府肯定答复。
对于英国政府的好意，李鸿章表示感谢，同时指出英国政府只是口头表示是没有用的，他建议欧格讷再转电英外交部，请英政府速令英国远东舰队司令督带十余艘兵舰前往日本横滨，责备日本重兵压境胁迫朝鲜之无礼，且扰乱东方商务，严重损害了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勒令日本从朝鲜迅速撤兵，再议善后。
中日两国的请求和默许，使英国人真的以为自己特别重要，所以英国公使欧格讷在获得英国政府授权后，于7月2日向中国政府提出调停议和方案。这个方案有两个要点，一是整理朝鲜内政，一是确保朝鲜土地不被他人占据。
对于英国的这个方案，总理衙门在当天的面谈中并没有拒绝，以为中国政府朝鲜政策出发点，原本就是要保全朝鲜，所以这个方案尽可由英国政府出面与各方相商，只是具体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届时再谈。
与英国公使欧格讷的动作相配合，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也于7月3日前往总理衙门，表面上是向中国政府拒绝俄国人出面干涉，以为朝鲜之事只是中日间的问题，应由中日两国直接协商，其实质目的就是要小村寿太郎就近观察中国政府的反应，看看在拒绝了俄国政府干预后，中国政府还会有什么新办法。
有了中国政府的同意，欧格讷不失时机和英国驻日临时代办巴柴特反复电商，巴柴特遂向日本政府提出这样的建议，以为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曾经提过的提案，有附某种条件再行协商之意，不知日本政府对此有什么想法，是否可以重新提出来商量。
对于英国人的提议，陆奥宗光与巴柴特反复讨论，陆奥最后表示，中国政府的提议是否出于诚意虽不无可疑，然日本政府决不愿破坏和平。假如中国政府同意为改革朝鲜内政由中日两国互派委员，且根据此精神，由中国先行提议，日本政府决不拒绝再开会谈。
欧格讷接到陆奥的这个意见后，竭尽全力劝说总理衙门王大臣同意启动与日本驻华临时代办直接商谈，依然希望中日两国以远东大局为重，不要诉诸战争，和平解决朝鲜争端。总理衙门对于英国人好意不好拒绝，勉强接受。
在英国公使斡旋下，总理衙门王大臣庆亲王率孙毓汶、徐用仪、崇礼、张荫桓等与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于7月9日下午四时许举行会议，三等书记官郑永昌译述。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政府并没有提出新的提案，只是重申日本必须先从朝鲜撤兵的要求，表示日本如果不从朝鲜撤军，中国政府不能提出任何新的建议，于是经英国人居间调解的中日直接交涉毫无结果而散。
中国政府之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后退一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朝廷对李鸿章先前诱导英国人派遣军舰前往日本示威，用武力恐吓日本，劝阻日本从朝鲜撤军，表示不太满意，甚至根本就是不可取。7月4日上谕表示，日本人挑衅，挟制朝鲜，假如事情真的很难收束，中国自应自保藩封，不宜借助他邦，致异日别生枝节。如果按照李鸿章这个方案进行，英国人将来竟以所耗军费向我取偿，中国必将重陷两难境地。因此，朝廷批评李鸿章这个借力发力，用英国人去恐吓日本的方案非但示弱于人，且贻后患，并不是一条可行的办法。并要求李鸿章此后与洋人谈论，务宜格外谨慎，假若再轻率发端，一定拿该大臣是问。
二是总理衙门在英国公使欧格讷强烈要求重开与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谈判时，曾将欧格讷提出的方案通报李鸿章，问他中国是否可以接受整理朝鲜内政和保全朝鲜土地两个条件作为中日协商基础。李鸿章随即回复说，英国这个方案不能同意，所谓“整理”朝鲜内政的说法，其实就是英国对待埃及的那种手法，朝鲜固然不会同意，中国也不可能办得到。
正是因为这两重因素，所以总理衙门王大臣在与小村寿太郎重开谈判时，根本没有答应英日两国已讨论过的这个方案。总理衙门王大臣表示，两国按照《天津专条》同时撤退在朝鲜的军队，为目前首先应办之事，至于其他，暂时可能都还顾不到。小村寿太郎表示，朝鲜现在仍不能算是平安，如果撤兵之后随又变乱，恐还需派兵。总理衙门大臣表示，现在只需按照《天津专条》一起撤兵，至于将来有事，将来再说，大不了继续同时派兵就是了。
至此，小村寿太郎心中似乎已很明白，与中国协商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了，于是他坚定无误地表示，事情未定之前，日本政府决不会从朝鲜撤兵。日本政府诚心诚意愿意和中国政府协商，不愿添上其他国家，不愿将朝鲜问题地区化，更不愿国际化。但是先前所说几项原则，比如整理朝鲜内政等，中国政府必须先允许商办，然后才能谈到撤兵。中国大臣至此也针锋相对表示，日本必须先从朝鲜撤兵，然后才能谈到怎样劝说朝鲜政府去整理其内政等问题。对此，小村寿太郎表示无法接受，此次会谈无果而终。
此次会谈的结果当然出乎小村寿太郎的预想，所以他在返回公使馆的归途中专程前往英国公使馆，当面向欧格讷指责总理衙门背信弃义的行为，以为中国人做事太不厚道也太不地道。欧格讷闻言非常吃惊，以为清政府如此做法确实有点出格了，不过他依然好言劝说小村寿太郎，表示此事既然如此，除待他日寻找机会再谈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日本政府原本就对中国政府的诚意抱有深深的怀疑，只是没有充足理由无法拒绝英国公使的好意，所以采取暂时观望的态度。现在，英国公使调停归于失败，反而使日本政府获得了行动上的自由和道义上的优势。日本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英国政府的同情，也就容易赢得欧美国家的理解。而且，朝鲜的局势由于中日两国不断增兵已趋于高度紧张，日本政府早已打定主意在战场上决胜负，因而除了道义上应付英国调停外，并不想在开战前浪费更多时间。中国政府的态度为日本急于发动战争提供了非常好的借口，他们迅即利用这个理由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7月14日，小村寿太郎奉命照会总理衙门，以为朝鲜问题的关键主要在于内政不修，而要解决朝鲜这些问题，莫善于日清两国戮力同心，因为日清两国之于朝鲜所有关系，原常吃紧。基于这种认识，日本政府提议两国同心协力帮助朝鲜改革，不料清政府断然拒绝了日本政府的好意，唯望日本从朝鲜撤兵。清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显然有意滋事，则非好事而何乎？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日本政府不任其责。[36]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第二次对华绝交书”。
日本的挑衅特别是如此挑逗，终于引发了清国大臣的愤怒和愤慨，在第二天、第三天的早朝中，君臣普遍沉迷在中国三十年发展所积聚的巨大力量上，皇上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主战，不准借洋债。皇太后甚至旧话重提，传知翁同龢、李鸿藻，暗示十年前中法战争办理失当，军机处彻底改组，希望各位大臣汲取教训，好好布置，打出中国的气势来。
清政府君臣上下这些想法其实正中日本人的下怀，日本人求之不得尽快走上战争这条不归路，在战场上好好教训清政府和那些不可理喻的颟顸大臣。所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日本第二次绝交书送出之后，立即给驻朝鲜公使大鸟发出如下电令：英国调停已告失败，现在必须断然处置。言下之意，战争是唯一的手段了。
按照陆奥的分析，总理衙门王大臣虽然表里不一，反复无常，但现在竟然将自己与英国公使约定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似乎难以令人理解。其实，仔细观察这些王大臣骨子里的隐秘，就不难发现他们所以不考虑后果如何，毫无顾虑地在北京、天津分别与英俄两国公使几乎同时举行会谈，这是因为他们不但从一开始就信赖俄国公使在天津的调停，而且衷心相信能够成功。因为英国公使主张的“中日两国应就改革朝鲜内政问题进行会商”的意见，不如俄国公使“中日两国应同时从朝鲜撤军”的主张对中国有利。俄国公使向日本政府提出的撤兵建议是6月30日，但7月2日就被日本政府所拒绝。而俄国政府7月13日再度照会。在这个照会中，俄国政府的真实意思虽不可知，但表面上对日本的答复还算满意。所以当7月9日小村寿太郎与总理衙门王大臣会商时，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不仅还对俄国的强有力援助抱有希望，而且连在天津的俄国公使喀西尼本人，大约也不知道本国政府究竟将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所以，总理衙门一时同意采纳英国公使的意见，而又别有所待，也就不足为怪。中国政府始终不愿放弃俄国人所提出的更合乎自己要求的方案，只是不知道这个方案最后能否实现，所以还要对英国人的方案虚与委蛇，周旋一番。
后来，俄国人对日本的态度有所改变，李鸿章所以对俄国公使对俄国政府开始抱怨，英国公使不失时机派员前往天津与李鸿章密谈，因而李鸿章又促使朝廷转而请求英国公使再度出面调停。李鸿章真的是尽量不动用武力，真的是期待不战而屈人之兵。
朝鲜的局面已经非常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面对这种情况，英国公使非常着急，他于7月16日再度拜访庆亲王，表示如果中国政府能够保证改革朝鲜内政，英国依然愿意和各国一起劝说日本从朝鲜撤兵。然而庆亲王坚持中国既定原则，仍持日本先撤兵，再议整顿朝鲜内政等问题。第二天，英国公使欧格讷三次与亲亲王会谈，寻找解决方案，建议令日军撤往汉城以南，中国军队撤往汉城以北，然后再商整理朝鲜内政等事情。
现在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中国主张中日两国先撤兵，再谈朝鲜内政改革；而日本主张先谈朝鲜改革，再谈撤兵。英国公使的调停也从这个地方着力，但是中日双方始终谈不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蓄意要使中日谈判彻底决裂，于是通过英国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个中方无论如何都不会答应的条件，迫使谈判破裂。日本政府的这个条件是，中国政府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以适当手续表明对朝鲜内政改革的态度和安排，否则日本政府不再就这些问题与中国进行会商。此外，中国如果在此期间再向朝鲜增派军队，日本政府即认为是对日本军队的威胁。中国政府如果能本此宗旨与日本会商，日本政府当不拒绝。否则，那就各行其是，各走各的路吧。
反应迟钝的中国政府不可能对日本的这些要求给予及时回答，日本人的意思就是不要中国人回答，或者中国人回答之前，事情就已经结束。然而，英国人对日本政府的这一做法很有看法。7月21日，英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一项备忘录，指出日本政府此次对中国政府的要求，不仅与日本政府曾经言明作为谈判基础之处相矛盾，而且超越其范围。现在日本政府决定单独进行此事，且丝毫不许中国政府过问，这其实就是蔑视《天津条约》基本精神。因之，如果日本政府坚持此项政策，以致发生战争，日本政府应对其后果负责。
英国人的态度表面上看很坚决很强硬，其实和俄国人一样，只要日本人下决心承担一切后果，下决心与中国一对一地对打，英国和俄国一样，也会从偏向中国转为局外中立。日本人已经充分测试到英国政府的这个底线，所以日本政府对英国的恐吓并不觉得是怎样严重的一件事。7月23日，日本政府向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强调日本政府此次要求于中国政府的条件，并没有像英国政府所诘问的那样，超越了过去作为谈判基础的范围，只因中国之提议已与日本政府过去提出的条件有不少大不相同之点，且《天津条约》除规定中日两国向朝鲜出兵时之手续外，并无其他约束。所以，英国政府若谓由此纠纷所产生之后果，由日本政府独自负责，日本政府敢信为不当。因为当初中国政府若容纳日本提议或驻华英国公使之调停，与日本政府再开会商讨，事态当不致如此严重。
对于日本政府的这个表态，英国政府没有再提出什么异议，实际上就是默认了日本的看法，承认英国主导的调停至此失败。英国政府迅即向日本政府提出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希望日本政府在今后不得不与中国发生战争时，能够考虑到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并郑重告诉日本人，英国的利益中心在上海，希望日本政府不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区与中国作战。
屡战屡败：跌破所有人的眼镜
俄英调停相继失败，日本对列强劝说软硬不吃，就是要与中国直接交涉。实在不行，就大战一场，一决雌雄。这大概就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发现的那个“定律”，或“陷阱”：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挑战。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选择，战争也是改变秩序、重建新秩序的重要手段。在西方势力东来前，中国引领东亚世界上千年，日本即便数度不服，但也无力改变。现在情形不一样了，几十年的明治维新让日本获得了很不一样的进步，日本不仅可以傲视亚洲，而且需要来自西方的认同。与中国的战争，成为日本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负责处理朝鲜事务的李鸿章实在不愿与日本人交手，面对日本人一而再再而三挑衅，李鸿章谨守“不战而屈人之兵”原则，尽量避战，而不是充分备战。在战术上，李鸿章期待“以夷制夷”，希望各国出面劝退日本。为此，李鸿章自然耽搁了许多时间，没有像日本那样调兵遣将抢占有利地形。
李鸿章为什么不愿战，不敢战？甲午战争打得那样糟糕，损失那样严重，清廷为什么后来没有追究李鸿章的责任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清廷举三十年国力让李鸿章督办的北洋水师并不仅仅是“形象工程”，北洋将士的素养、配置、训练，也不在日军之下，李鸿章为什么不敢打呢？李鸿章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太平军、捻军，法国人、英国人，洋的、土的，李鸿章都曾交过手，也几乎没有失过手，这一次为什么不计毁誉，执意不战呢？
历史偶然与巧合在于，朝鲜危机爆发前一个月，李鸿章正在校阅北洋海军。他在四月二十七日（5月31日）上报给朝廷的“校阅情形”报告说：此次巡阅，海军镇远、定远各舰之演示船阵，雁行鱼贯整齐变化，操纵自如，且于行驶之际以舰炮射击远靶，皆能发速中多。陆军则四川提督宋庆所部毅军八营久驻旅顺，训练娴熟，枪法步伐最为严整；其他如小站卫汝贵所统盛军，大连湾刘盛休所统铭军，威海卫戴宗骞、刘超佩所统绥巩军等，亦习英德操法，一律精练。直隶提督叶志超率正定练军步队五营、马队二营驻山海关，能以绿营抽调之兵练习泰西操法，洵属可嘉。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各处炮台、码头等工，并极精坚，布置严密，且为各军弁勇所建，实为难得。归途阅视山海关至天津铁路，桥轨工程均极坚稳，自滦州、古冶以东皆为官办，滦州大桥桥长至二百二十丈，工程最为艰巨。李鸿章对北洋海军及辖区海防工程、部队训练大致满意。
成绩是主要的，问题仍然存在。李鸿章的忧虑是：“窃查十二年醇贤亲王巡阅北洋复奏疏内，豫筹各口办防形势，谋虑至为周详，而尤谆谆于添置船艇、慎固陆防、推广学堂三端，实为不刊之论。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异月新，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尤胜。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至先后添置鱼雷艇十三只，经道员刘含芳教练精熟，以之守口尚足自防。陆军则自十二年后始议办威大之防，十七年后始议办烟胶之防。现威大逐渐经营，已成重镇；烟胶两处仅有八营分部，兵力稍单。惟烟台本是威海后路，胶澳形势紧曲，但使台炮得力，扼要自守尚无须屯戍重兵。两处台垒计日可成，此后京师东面临海，北至辽沈，南至青齐，二千余里间，一气联络，形势完固，已无可蹈之隙。各口添设学堂，不乏颖异之才，惟水师各学生教成以后，并无新添练船，尚苦无从位置。以上三事，仰体醇贤亲王缔造未竟之志，频年设法布置，稍有成效可睹，终以限于财力，未能扩充。”[37]
仔细体会李鸿章难处，就不难觉察他为什么不愿战，不敢战，不能战。但是如果只看他前面汇报的成绩，又觉得李鸿章想尽一切办法避战并不可取，即便北洋海军没有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即便中国东部海防还有巨大漏洞，这都不是国家投入巨大财力物力养军队而不打仗的理由。
奇巧的是，李鸿章校阅海陆军报告刚递交上去，袁世凯代朝鲜国王请求中国出兵助剿东学党的电报就到了：“京【韩】兵败，械被夺，韩各军均破胆。昨今商派京及平壤两千人分往堵剿，王以兵少不能加派，切不可恃为词，议求华遣兵代剿。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38]
假如李鸿章接受袁世凯建议，接受朝鲜政府请求，毫不迟疑大兵压境，迅速平定东学党，恢复秩序，迅速回撤，后面的故事大约都会改写。
然而，李鸿章并没有接受袁世凯建议，甚至当朝廷一再敦促时，他依然将精力放在国际斡旋上。差不多二十天时间过去了，国际斡旋相继失败，日本步步紧逼，不仅借机出兵，而且在朝鲜危机趋于稳定时，节外生枝提出所谓“朝鲜内政改革案”，在中方无法接受时，更出乎意料提出所谓“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关系降至冰点，日本对中国妥协已毫无可能。五月二十二日（6月25日），清廷明白指示：“李鸿章迭次电信均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览。现在日本以兵胁议、唆使，朝鲜恇怯惶惑，受其愚弄。据现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辩已无济于事。前李鸿章不欲多派兵队，原以衅自我开，难于收束。现倭已多兵赴汉，势甚危迫，设胁议已成，权归于彼，再图挽救，更落后著。此时事机吃紧，应如何及时措置，李鸿章身膺重任，熟悉倭韩情势，著即妥筹办法，迅速具奏。前派去剿匪之兵，现应如何调度移扎，以备缓急之处，并著详酌办理。俄使喀希呢留津商办，究竟彼国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有觊觎别谋，李鸿章当沉几审察，勿致堕其术中，是为至要。将此由四百里密谕知之。”[39]至此，清廷方才醒悟到问题严重性。
根据朝廷要求，李鸿章五月二十七日（6月30日）有一报告，概述情势发展、我方准备及可能的未来：“臣前因朝鲜国王之请派兵赴韩，专为剿匪，非以防倭，自无须多派兵队。不意倭人乘机构衅，遽以重兵胁韩，连日接据龚照瑗、赫德函电，倭拟筹备五万人候调。先在英国订购最精大铁甲船两艘，并雇买英国商船多只，以备装运兵械，兼有图犯长江、台湾之语。是其蓄意与中国为难，全力专注，非止胁韩而已。二十六日袁世凯电称，驻韩倭使大鸟圭介以文诘韩是否中国保护属邦。据称备兵两万，如认属即失和等语。臣当以万不可认非华属，如违必兴师问罪等语电复。体察情形，诚如圣谕，口舌争辩无济于事。至俄使喀希呢自认调处，不过因势利导，原非专恃转圜。倘至无可收场，必须预筹战备。”
对于光绪帝的关切，李鸿章给予细致解释。他认为，在朝鲜问题发生之初，我方应对并不误，中国只是应朝鲜国王请求出兵助剿，固然不宜多派军队。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日本趁人之危大兵压境，扩军经武，试图与中国为难。李鸿章根据袁世凯报告分析，中日韩问题关键在于能否维护中朝宗藩关系不变，而在这一点上，李鸿章也意识到关键在朝鲜，端看朝鲜能否顶住压力，继续维持宗藩关系。当然，李鸿章的预案是，一旦确认朝鲜立场有变，我必兴师问罪。因此，中方正如圣谕所言，必须做好战争准备。
至于俄使居间调处，李鸿章的解释是，一方面这是俄使主动要求，另一方面我们没有拒绝的理由，当然也不会将中国的安全系于俄使一人。中国的安全只能靠自己，倘至无可收场，只有一战到底。
至于战争准备，李鸿章在报告中描述了北洋海军装备、沿海防务的情况，这些描述与不久前校阅海陆军的报告大致相同：“查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余船尽供运练之用。近数年来部议停购船械，未能添续。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船一二艘，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若就陆路而论，沿海各军将领均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合计亦仅二万人，分布直东奉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若令出境援韩击倭，势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从前防俄防法，征调添募多至二三十营，此次外援兼顾内防更当厚集兵力，需饷实属不赀，应请饬下户部先行筹备的饷二三百万，以备随时指拨。臣久历兵间，深知时势艰难，边衅一开，劳费无已。但使挽回有术，断不敢轻启衅端，其轻重缓急，当随时叩秉宸谟，妥为措置。”[40]过去的讨论认为李鸿章消极避战，一直将希望寄托在列强干预上。现在仔细体会李鸿章的报告，其难言之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情形、心情，并不难理解。作为一个经历过太平军、捻军、英法联军之役、中法之役的老军人，畏战、惧日，都不是李鸿章的选择，他的选择是要么和平，要么战争。但是既然战，就应该有必胜准备而不是仓促应战而失败甚至惨败。
只是李鸿章时代的中国体制太特殊了。了解实情，知道力量对比真相的“李鸿章们”成了“话语弱势”，不知战，不了解敌我真相的清流们以爱国、爱朝廷的姿态不断弹劾李鸿章“因循玩误”“敷衍了事”。略懂兵事的梁济对清流言论很不以为然，他的讨论为我们重新评估李鸿章的决策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时合肥李公鸿章在北洋，为陆海军绾枢，固不欲战，而中朝为群主战者所持，督之甚急。济宁孙公毓汶（字莱山，谥文恪）在政府，独持异议，大为士论所攻。公（梁济）既夙好兵家言，于戚南塘（戚继光）、胡文忠（胡林翼）诸作致力甚勤，得其精核朴实之旨，极知兵不可轻用，独是孙公。孙公固父执，平日未尝轻谒，至是乃上书陈时事。”强调长时期处于和平时代的清军不足以应付朝鲜危机，假如中日关于朝鲜的冲突必须诉诸于战争，那么中国必须要有周密的计划，不要赶时间，而是应该扎扎实实练兵、选将，“欲使之杀敌致果，齐力向前，须大加振作，必得廉劲忠诚，而又才大如海，心细如发，能陶熔战士之人为之帅，认真训练，剔除其弊，鼓励其心，蓄养其气，壁垒坚固，方可以言战。但转弱为强之事，其中亦有次第，断非仓促所能奏功。目今事已临期，思之万分可虑，似又宜以屈为伸，乃克有所济也”。[41]梁济此时还是一个年仅三十六岁的私塾先生，但他的观察、评判，应该说远高于同时代的清流们，低调，但更合乎实际，合乎国家根本利益。
然而，像梁济这样的清醒之士、知识精英并不多见，更多的则是那些激动人心的爱国主义言辞，而李鸿章、孙毓汶这样的理性主义者则被视为内奸、内应。素来被视为强硬对日的大诗人易顺鼎，在甲午战争中曾参与刘坤一军幕，他对李鸿章、孙毓汶给予严厉斥责：“李鸿章者，日本之内应也；孙毓汶者，李鸿章之内应也。李鸿章日以中国之机密输之于日本，孙毓汶又日以朝廷之机密输之于李鸿章。有此二臣，而天下大事已败坏决裂不可收拾矣，是故日本不过癣疥之疾，而李鸿章、孙毓汶则为心腹之疾，且因有李鸿章、孙毓汶，而所谓癣疥之疾亦变为心腹之疾。”[42]易顺鼎此类指控并没有多少事实依据，但对朝野各界却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强硬的对外声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光绪帝的判断。光绪在李鸿章明白禀报敌我双方情形后依然连发谕旨，问战促战：“李鸿章本月二十七、八等日电信均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览，前经迭谕李鸿章，酌量添调兵丁，并妥筹办法，均未复奏。现在。倭焰愈炽，朝鲜受其迫胁，势甚岌岌。他国劝阻，亦徒托空言，将有决裂之势。李鸿章督练海军业已有年，审量倭韩情势，应如何先事图维，熟筹措置。倘韩竟被逼携贰，自不得不声罪致讨。彼时倭兵起而相抗，亦在意计之中。我战守之兵及粮饷军火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方不致临时诸形掣肘，贻误事机。李鸿章老于兵事，久著勋劳，即详细筹划，迅速复奏以慰度系。南洋各海口均关紧要，台湾孤悬海外，倭兵曾至番境，尤所垂涎。并著密电各督抚，不动声色，豫为筹备，勿稍大意。”[43]
应该承认，光绪的分析、指示是正确的。假如中方有效控制局面，不动声色耐心准备，结局肯定不是已经出现的那个样子。
根据朝廷指示，六月初二日（7月4日），李鸿章就陆海军状况以及一旦中日冲突中国所需的饷向朝廷做一详细报告。关于海军：
伏查战舰以铁甲为最，快船次之。北洋现有“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快船五艘，均系购自外洋，“平远”快船一艘，造自闽厂，前奏所云战舰即指此八艘而言。此外，“超勇”“扬威”二船均系旧式，四镇蚊炮船仅备守口，“威远”“康济”“敏捷”三船专备教练学生，“利运”一船专备转运粮械。各战舰所配员弁、机轮、枪炮各有专司，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不以人数多寡为较量。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
至于陆防，李鸿章这样描述：
臣前奏定海军章程及两次校阅疏内，迭经陈明在案，沿海陆军，除胶州台工经始未成外，山东威海卫则绥巩军八营、护军两营；奉天大连湾则铭军十营；旅顺口则四川提臣宋庆毅军八营，又亲、庆军六营；山东烟台则嵩武军四营；直隶北塘口仁字两营；大沽口炮队六百七十名。臣前折所谓分布直东奉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合计二万人者指此，其分驻天津青县之盛军马步十六营，军粮城之铭军马队两营，芦台之武毅两营皆填扎后路，以备畿辅游击策应之师。至绿营兵丁疲弱已久，自前督臣曾国藩及臣创办练军，渐收实用。无如直隶地面辽阔，与东、奉、晋、豫接壤，北界多伦围场，皆盗贼出没之区，经年扼要巡防，备多力分，断难抽调远役。现就北洋防务而论，各口频年布置形势完密，各将领久经战阵，固属缓急可恃，即甫经创办之海军，就现有铁快各艘，助以蚊雷船艇，与炮台相依辅，似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亦差可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上劳宵旰。
李鸿章的意思相当明白，中日力量尽管有很大悬殊，但是如果中国坚持防守，从现在的布局及各部情形看，绝对不会败于日本。至于最坏的情形，李鸿章也有考虑：“臣前疏所请备饷征兵，系体察倭韩情势，专指出境援剿而言。现在倭兵备调者实有五万，必须力足相埒，至少亦须二三十营。若移缓就急，调出一营，即须添募一营以补其缺，方免空虚无备，为敌所乘。伏读五月二十八日密谕：倘韩竟被逼携贰，自不得不声罪致讨。彼时倭兵起而相抗，我战守之兵及粮饷、军火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方不致临时掣肘，贻误时机等因。钦此。仰见圣谟广运，指示周详，曷胜钦服。臣久在军中，备尝艰险，深知远征必以近防为本，行军尤以筹饷为先。三十年来剿办粤捻及筹防俄法各役，皆赖朝廷体念，饷项从无掣肘。臣目击时艰，但可撙节，从不敢丝毫靡费，久在圣明洞鉴之中。此次所请筹备的饷二三百万，实系统盘筹划，预防未然，以免临渴掘井之患。如果挽回有术，少用一分兵力，即省一分饷需，惟事机已迫，但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尚冀圣慈俯如所请，大局幸甚。”[44]应该承认，李鸿章对形势的分析，对战与和所应该有的准备，大致切合实际，冷静理性。
国际调停很重要，但并不具有制止战争的足够力量，而且日本既不愿意列强居间调停，又不停止对朝鲜内部事务的干预，以“内政改革案”迫使中国就范。中日一战已经箭在弦上。六月十二日（7月14日），清廷寄谕李鸿章：“倭事紧迫，著速为筹备。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东三省练军及左宝贵所带兵勇，亦皆可用，应如何抽拔之处，著分别咨商，速筹调派。”[45]
按照李鸿章的说法，朝廷的指示正与他和各部统领会商意见相符。于是李鸿章紧急排兵布阵，拟派宋庆所部提督马玉崑统毅军两千人由海道至大东沟登岸，节节前进，相机妥办。卫汝贵统盛军马步六千人，由海道进平壤；左宝贵率奉军马步八营进平壤，会合各军，图援汉城。命叶志超一军移扎平壤，厚集兵势。又命丁汝昌酌带海军能战之船往朝鲜海面巡护游弋，以资策应。至沿海各口，如旅顺、大连湾、威海卫等处，李鸿章也有部署，严饬各口妥密筹备。[46]这个布局稍后还有调整，但大体上说，李鸿章已有足够警惕、准备。
六月十七日（7月19日），李鸿章电丁汝昌：“现定叶军不北移，为筹添队，约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各开一船，内‘爱仁’‘高升’‘飞琼’均租用，挂英旗，‘镇东’局旗不过威海洋面，无须兵船护行。应由汝酌派兵船数只，届期往牙山海口外游巡，须俟四船人马下清后，再巡洋而回。”[47]李鸿章的部署细致入微。
李鸿章为什么重金雇佣英国商船运送中国兵员，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当时中日之间虽然尚未开战，但相互关系已非常紧张，战争一触即发。英国海军是世界老大，不管日本怎么蛮横强硬，还不敢在海上公然践踏国际公约，对英国运输船痛下黑手。另外一个原因是，既然日本已向中国撕破脸皮，一再要求中国不得再向朝鲜增援，而大清尽管有号称世界第六或第八强的海军，但如果用北洋海军运送兵员，可能会给日本留下借口，引发无谓争执。这是李鸿章内心想法，他给出的公开理由是：“今商局轮船分送盛毅两军赴大东沟不敷用，添雇英商‘爱仁’‘高升’‘飞琼’三船运兵往牙。船东租约言明，宣战后始不能租赁装兵。此时尚未宣战，雇用事所常有。”李鸿章考虑到了战前大规模运兵的风险。[48]
六月十九日（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启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
“爱仁”“飞琼”在牙山顺利登陆，但“高升”号却发生了大问题。
问题依然出在中日韩三国交涉上。中国出兵半岛原本是应朝鲜国王之请，助剿东学党叛乱。这本是宗藩体制下宗主国的责任，也是藩国的权利。问题在于，自从《江华条约》签订后，日本就不再承认中朝之间存在什么宗藩关系，日本按照近代国家关系的一般原则重建了与朝鲜的关系。在这微妙的三角关系中，只要不发生巨大的利益冲突，中日、中朝、日朝，大致可以相安无事，日本不承认中朝宗藩关系，没问题，只要朝鲜不反叛、不否认就可以：朝鲜有权向中国求救，中国有责任履行自己的保护责任。
然而现在情况突变。中日两国均向朝鲜用兵后，朝鲜的地位成为中日关系的关键。据陆奥宗光回忆：“现在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关系，已经紧张到终于不免要爆发一场冲突的时机，大鸟公使由于实际当此难局，所以不断主张除借宗藩问题促成破裂外别无他策。但我（陆奥）以内阁的对策尚未确定，便电令该公使暂缓向中国使节提出此项问题。然这时朝鲜的形势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该公使终于在最后通牒中提出了宗属问题。但该公使为了避免正面违背我昔日的训令，并没有直接向中国使节提出‘中国是否为朝鲜的宗主国’，却采取向朝鲜政府质问‘朝鲜是否为中国的属邦’的狡猾手段。如果把这个质问细加分析，就可以得出下列结论：朝鲜如果承认为中国属邦，就可指责其与《日朝条约》中所规定的‘朝鲜为自主之国，与日本有平等权利’的精神相矛盾，如果再进一步扩大其意义，就可以声明以‘保护属邦’之名驻扎在牙山的中国军队，破坏了日朝条约的规定。”[49]
基于这样的算计，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六月二十日（7月22日）向朝鲜政府提交了一份外交照会：
本年六月，清国致我政府文内称，我朝保护属邦旧例等语。旋聂军在牙山一带地方贴示，有“我中朝爱恤属国，不忍坐视不救”，愈见中国蔑视贵国独立之本，侵损自主之权。嗣由本使照会清国袁总理，质询真伪。准复委系真实，如果贵政府容此名义失正之清军久驻境内，是则非直贵国自主独立之为所侵损，且将日本条约所载朝与日平等之权一节视同具文，殊属不成体统。应由贵政府亟令清军退出境外，以全守约之责。事关紧急，务速施行，限于我历二十二日（7月22日）全议定确复。倘延不示复，则本使自有所决意从事云。[50]
大鸟的质问犹如釜底抽薪，直接触及过去近二十年日本始终不愿承认，而中国一直抱着不放的中朝宗藩关系。中国没有近代殖民经验，不知道宗藩体制在近代背景下究竟应该怎样定位、运作，因而中方对日本的这一手一直比较警惕，一直不愿在中朝关系问题上退让一步，所以当中国驻朝外交官唐绍仪将这个情况报告李鸿章时，李鸿章也坐不住了，不知道朝鲜政府究竟会怎样答复日本公使：
电阻，顷始接肴亥电，曷任焦急。今已西历二十二日，韩如何答复。如尚未复，应属复以英使正在京调停，不日中日两国当可讲说明白，该使何必性急，冒昧从事。[51]
李鸿章清楚，日本公使是向朝鲜政府发难，因而中日是否发生军事冲突的关键在于朝鲜政府的态度，在于朝鲜政府能否顶住日本的压力，坚守中朝宗藩立场。
然而，最让李鸿章和中方外交官想不到的是，日本在汉城的军队于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在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指挥下，突然包围并“突入韩宫”，解除朝鲜武装，囚禁国王及闵妃，“韩拒而败”[52]，诱胁、威逼国王生父大院君李罡应再度摄政，主持国事，以政变的方式控制了一个傀儡政权，启用亲日派，逼退、驱散或迫害闵氏集团人物。据稍后的报告：“韩税司柏卓安（六月）二十六日致津税司密信谓：二十一日倭人进宫，将太公请来主持国政，太妃亲戚及闵姓要人俱退出，太公旧识俱帮同办事。二十三日旨：从此朝为自主之国，不再朝贡。二十四日请倭人代剿，逐牙山兵。又令朝人要往中国打仗，均倭人勒令太公手书谕旨，否则杀之。韩官民多愿华为上国，只有数人愿韩自主，并由美国人帮助议事。华使馆国旗被倭扯下。闻倭人云：一、因前十年倭兵在韩被华军击败，欲图报复；二、倭愿在韩自用权柄，使韩畏服，不属华；三、欲韩铁路、电、工等事均用倭人办理；四、倭恐国人内讧，使出外打仗，争胜图名利，小胜小败决不能退。”[53]
日本人的做法并不是什么新花样，在朝鲜历史上，在过去二十年，此类事变不止一次发生。1882、1884年两次都是明证，不过中国那时值得庆幸的是，有袁世凯那样敢于冲锋陷阵、临机应变、掌控时局的现场指挥官。这一次没有这样的机遇。就在中日朝三国交涉最紧张的时刻，袁世凯以种种借口离开朝鲜回国了，其职位交给唐绍仪代理。
在交涉最紧张的时刻，袁世凯要求回国当面汇报，商量对策，争取指示。六月初二日（7月5日），袁世凯致李鸿章电：“韩忽派金宏集为总理外务大臣，两日未遣人与凯商，事坐鼓中难知。韩意以华不可恃，将派金与日商改政，凯难干预。日在韩专忤华意，凯为使，系一国体，坐视胁陵，具何面目？如大举，应调凯回询情形，妥筹办；暂不举，亦应调回，派末员仅坐探，徐议后举，庶全国体。”[54]
袁世凯的请求并没有获得总理衙门同意。总署当即电复：“韩为中属，本准自主，若但认自主未任非属，尚不甚妨。袁道遽欲下旗回国，转似与国失和，办法勿遽失体，希速电止，万勿轻动。”[55]
总署的拒绝并没有说服袁世凯，袁世凯初三日再电李鸿章：“日昨又催韩派员议革政，限今午复，似非派不止。韩何能终持，且恐激生变。今又添兵至仁川千五百，决无和意。我欲和，应速以韩现情与日商，冀可挽；欲战，应妥密筹。凯在此无办法，徒困辱，拟赴津面禀详情，佐筹和战。倘蒙允即行，以唐守暂代。唐有胆识，无名望，日不忌，探消息，密助韩较易。”[56]袁世凯对于总署、朝廷的决策似有不满，在战与和上，袁世凯认为并不关键，关键是朝廷必须二选一。假如朝廷当时接受这个建议，如欲和，就让袁世凯积极介入朝鲜内政改革，与日合作，或许不至于后来那样闹翻；如欲战，积极筹备，似乎也可赢得主动。
袁世凯请求回国述职，“佐筹和战”，并没有获得总署，或李鸿章的同意。无奈，袁世凯转请津海关道盛宣怀：“倭操华属政柄，华兵员在此何为？徒困辱，应早回移。现情须大举。”[57]袁世凯认为，在日本已经控制朝鲜时，中国唯一可做的就是大举用兵，冀以挽回。
当然，袁世凯急于回国还有一个非常私人的理由：“凯为华使，系一国局面。韩若华妻，被人强辱，妻急呼本夫，争无力，坐视，情何以堪。况现势决非文字能详，祈求相调凯回，禀商办理，派员暂代，通消息。况凯久为倭忌，防渐密，尤难与韩通气。”[58]从公私各层面说，袁世凯都认为他应该离开朝鲜回国。
袁世凯的担心有私人原因，但是更主要的，还是他看到了中日两国先后向朝鲜出兵后，朝鲜政府立场的游移。袁世凯是中国方面力主朝鲜自主整理内政的官员，但是朝鲜方面似乎并不愿意与袁世凯进行这方面的讨论，而是与日本公使大鸟圭介打得火热，“韩人无主见，任日嚇，久必自酌变”[59]，袁世凯的第六感官觉得朝鲜局面将巨变，而这个变化很可能对中国不利，“在此必无办法，俄英必难出力。莫如凯赴津，面商相宪，在倭索三端上速筹结束。兼可挽，迟至不可挽。再往，惟有决裂。所关非细。倘内意决计用兵，凯可迟去，否则宜调凯速往备询”。[60]
朝鲜事务在大鸟圭介强势干预下，袁世凯已无所作为，坐以待毙，朝廷、总理衙门对他回国请求也不批准，不得已，袁世凯请病假，并荐唐绍仪暂代：“凯素有发烧症，近因久痢气虚，昨夜剧犯，头目昏瞀，周身庝痛，即延洋医诊视。据云，热度过百，首置冰，始稍轻，似尚不至害事。惟韩事方殷，未便晷刻废事，已饬唐绍仪暂照料。唐优智略、明机宜，确有应变才，与韩西员均熟，必不至误事。”[61]
袁世凯病假并没有获得清政府批准，两天后，六月十四日（7月16日），袁世凯两电李鸿章，请求内渡：
奉旨留凯，与各国员商事且通信息，今已无可商通。各路将进兵示决裂，在此华官民将尽为残辱。凯病至此，何可得保【不】辱国。乞速示。
凯等在汉，日围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勉可办公，今均逃。凯病如此，惟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62]
在袁世凯一再哀求，以及朝鲜局势日趋恶化情形下，朝廷终于批准袁世凯内渡：“总署午电，本日奉旨：袁世凯著准其调回。钦此。希将经手各事交唐守绍仪代办即回津。鸿。”[63]
袁世凯内渡，对中国来说，是一重大失误。当然，即便袁世凯继续留在朝鲜，由于中国并没有派出足够的兵力，没有办法与日军一决雌雄，袁世凯也不一定还有十年前在朝鲜王宫与日军对决的信心。所以，当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凌晨（寅刻）日军突入朝鲜王宫时，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随之全面崩溃。据“代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唐守绍仪”事后禀报：“是月二十一日寅刻，倭人突发兵丁千余名，将总理公署及龙山分署、汉城电报总局围守攻略。卑府即率同各员差由后院韩民宅内，逃移至英国总领事署暂避。幸将总理及龙山商差关防各一颗，及各项文卷抢带出围。其余谱塾及存收经费银两，被掠一空。至二十三日，倭人胁逼韩王将中韩所订《通商章程》撤销。”[64]
而据大鸟圭介当日下午发给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的电报：“日朝两军之交战，十五分钟即告结束，现在一切已趋平静。本使赴王宫时，大院君亲自出迎，宣告国王已将一切国政及改革事宜完全交彼负责；并约定今后一切事宜将与本使协议。”[65]其实，谁都知道，朝鲜变局完全是日本公使一手策划的，大院君不过是一个日本人卵翼下的儿皇帝。
然而就是这个儿皇帝，毕竟给日本此后的行动许多形式上的合法性。二十三日（7月25日），大院君宣布废止《中韩贸易章程》，并赋予日军驱逐在朝鲜清军的权力。
日本人的这些动作当然迷惑不了中国人。但在当时，许多不明真相的各国围观者毕竟信以为真。日本人在道义上暂时赢得了优势，日军的气势也就很容易压倒清军。这就是中国运兵船为什么被日军攻击的实际背景。
日军颠覆朝鲜政权的当日，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晨，方伯谦率“济远”“广乙”两舰出海迎接“高升”号。七时二十分，清军与日本联合舰队狭路相逢，双方立即进入战斗准备状态。二十分钟后，相向而来的两国舰队相距三千米时，突然一声炮响，改变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甲午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甲午之战第一炮究竟是谁打的，历来说法不一。日方指责清军，说是“济远”舰最先开炮，他们被迫还击。而中方，不论当年军方，还是后来研究者，都一味指责日舰最先挑衅，最先开炮。这一争论，一百多年来一直持续不断，迄无定论。不过，揆诸情理、逻辑，各种可能性都存在。日舰既然合围清军，当然有首先开炮的可能，更何况日军此前一直期待不惜一切手段向清军挑衅；至于清军，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首先开炮的可能，这是因为“济远”舰官兵既然处于劣势，且清军从来不愿当战俘，那么置之死地而后生，先发制人，主动开战，也不能说没有可能。
海战打响后，清海军尽管在舰艇质量、速度以及人数上都处于劣势，以两舰对三舰，但清军将士并没有束手被擒，而是进行顽强对抗。然而毕竟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在苦苦支撑、奋力激战一个多小时后，方伯谦令两舰不再恋战，设法突围，保存实力。
其实，在战斗打响不久，“广乙”舰“船小，自料不敌，先避去，搁浅焚毁于十八岛”。[66]
“广乙”退出后，三艘日舰合围“济远”。“济远”在艰难支撑中，终于找到一个机会，迅速掉头朝西，向中国方向撤退。“济远”将士相信，如果赶得巧，或许有北洋舰队给予接应。
就配置、航速而言，“济远”比不上日舰“吉野”“浪速”。“济远”一方面全速西向，一方面在眼见“浪速”追上时打出免战白旗。
“济远”诈降或许起了作用，敌舰在这时似乎不再追赶，或者说放慢了追赶的速度。然而，“济远”舰既然是诈降，当然会利用这难得机会，利用敌舰短暂犹豫，突出包围，拼命西逃。毫无疑问，“济远”将士成功运用了诈降手段，扭转先前被尾追的被动局面。
据说，白旗在海军交战中可有多种解释，蕴含有多重涵义。把白旗理解成投降，可以；把白旗理解成没有敌意，也可以。没有敌意，并不意味着投降。所以挂上白旗的“济远”只是表示自己此时无敌意，所以不愿意放弃逃生机会。而在日舰司令官看来，你既然挂上白旗，就意味着愿意投降；既然愿意投降，还往西逃跑，就是欺诈。所以，日舰短暂犹豫后继续全速追赶，向“济远”发出停止前进的命令。距济远约三千米时，日舰“浪速”对着挂有白旗的“济远”开炮猛轰。
“浪速”的炮击没有使“济远”停止前进，“济远”只是在白旗下加挂一面日本海军旗，期待以此继续迷惑日舰，而日舰“浪速”此时又有点相信，所以向旗舰“吉野”报告说敌舰已降服，“浪速”已向“济远”发出停止航行的命令，并准备向其靠拢。
在“浪速”被迷惑时，运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运输船“高升”号出现了。紧接着，北洋舰队通信舰“操江”号也进入日舰视野。
“高升”号、“操江”号的出现极大缓解了“济远”的压力，最大限度分散了日舰注意力。“操江”十一时许与正在西逃的“济远”舰擦肩而过，“济远”不仅没有帮助“操江”，甚至没有通过旗语向“操江”报告危险。这一点使“操江”将士后来很不满意。
“济远”全速西逃，又出现了“高升”“操江”，战场上一下子多出这样两个目标，遂使日舰司令官感到兵力不济。稍事考虑，日舰调整部署，令“浪速”放弃追踪“济远”，专门对付“高升”；令追击“广乙”至浅滩的“秋津洲”追击“操江”。至于正在全速西逃的“济远”舰，则由旗舰“吉野”对付。
部署调整后，“吉野”全力追击“济远”。中午十二时半，“吉野”追至距“济远”大约两千米处，连发六枚炮弹，重创“济远”。
“济远”将士非常愤怒，因为在他们看来，既然挂上了白旗，又挂上了日本海军旗，其实就是表明自己无意恋战，无意以日舰为敌；自己全速西向逃走，也只是活命，只是保全舰只而已，日舰既然欺人太甚，“济远”官兵在主炮被毁，主炮手或亡或伤情况下，决心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许多水手挺身而出，奔向尾炮，连发数弹击中“吉野”要害。“吉野”孤军无援，心生胆怯，竖起白旗和黄龙旗，表示不再追击，仓皇转向，沿来路返回。“济远”终于摆脱困境，从容返航。
“济远”在丰岛海战中保全下来了，但它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忘记了自己是为“爱仁”“飞琼”和“高升”三艘运输船护航，忘记了作为旗舰应保护战斗力很低的“操江”通信舰。这也是后来清政府向方伯谦问罪的一个直接原因。
“爱仁”“飞琼”“威远”都已安全返航，“广乙”搁浅自焚，剩下的只有“操江”和“高升”。
“操江”号“船小”，主要用于通信、运输，是一艘老式木壳军舰，至此时已服役二十多年，设备老化，配置陈旧，船上的五门火炮在浩瀚的大海中对付一下海盗还可以，真要与正规海军作战，简直就是以卵击石。所以当“操江”将士发现“济远”一味西逃，就知情况不妙，迅即掉转航向，向中国方向急驰而去。然而，日舰“秋津洲”一路狂奔，终于在下午二时追上“操江”，发炮示警，命立即停止前进，就地抛锚。毫无抵抗力的“操江”号升旗求援，而“济远”船业已受伤，无力应援。[67]后在随舰丹麦人劝说下，只好挂上白旗、日本旗，表示投降。至此，战场上只剩下“高升”号。
“高升”号载有送往牙山一千多名清军。[68]该船出现在丰岛海面的时间为早上八时。但由于“高升”号是英国商船，挂英国国旗，所以“高升”号发现日舰后并没有怎样恐慌，而是按照计划继续在预定航线上前行。九时许，日舰“浪速”逼近“高升”，在向“高升”鸣放两声空炮后，用旗语要求“高升”下锚停航，就地待命。“高升”船长高惠悌是英国人，他见日本军舰气势汹汹，不可阻挡，当然不会选择对抗，即便为船上一千多名清军将士安全考虑，高惠悌的选择只能是接受日人指令，停止前进，接受检查，避免不必要伤亡，更何况“高升”号只是一艘运输舰，根本没有大炮类配置，船上的清军也非海军，没有海上战斗经验，甚至很多人不会游泳。基于这种种考虑，高惠悌好汉不吃眼前亏，下令停船下锚。
十时许，“浪速”放下一只小艇，几名全副武装的日本海军士兵在人见善五郎大尉带领下，乘坐这只小艇登上了“高升”号，要求检查商船执照。高惠悌在接受检查时，提请日人注意“高升”号是在伦敦注册的英国籍商船。
日军无论怎样蛮横，都不能无视英国，更不能侵犯英国商船。不过，“高升”号上毕竟装载有一千多名清军，而日本政府几天前就明确告诫清政府不要向朝鲜增兵。陆奥宗光后来回忆：“当初我国经由驻东京英国公使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于五日内答复，并坚决表示：在此期间中国若向朝鲜增兵，日本政府将立即认为系威胁行动。当时，西乡海军大臣曾问我：‘若日本舰队在最后通牒期满后，与中国舰队遭遇，或中国有再增兵的事实，而立即开战，在外交上有无为难？’我答称：‘从外交顺序来说并无任何妨碍。’事实上，我召见驻我国的英国代办巴柴特，请他将我最后通牒转交驻北京英国公使是7月19日，而丰岛海战是7月25日发生的。”[69]所以，日军可以不对“高升”号采取措施，但他们不会放过这些清军。
高惠悌与日人交涉详细情况，在船上的清军将士并不知道，只是出于自身安危的敏感，清军带队将官请求汉纳根转告高惠悌，表示清军官兵宁死也不愿当俘虏。汉纳根会中文，一方面将这个意思向高惠悌传递，一方面劝慰清军将官注意维护船上秩序。
日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他们既然不能打击属于英国的商船“高升”号，就只能让“高升”跟着“浪速”，驰向日海军基地，然后再做处理。
将“高升”拖至日基地，是清军官兵无法接受的。只是“高升”毕竟不是一艘战舰，船上一千多名官兵毕竟不是水手，合乎情理的选择，就是最大限度减少损失，“高升”号暂时接受日人安排，然后通过外交渠道去解决。所以船长高惠悌回答日人说，如果你们这个说法就是命令，那么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表示抗议的同时予以服从。因为一艘商船绝对无力抵抗一艘军舰。
“高升”号是英国商船的事实也使清军官兵存在幻想，他们觉得自己既然乘坐英国商船，就等于站在英国土地上，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不愿被拖至日军基地。他们既然已无法继续前往牙山，那么他们希望英国船长将他们原路送回大沽口。日人当然不会同意清军返回的要求；而欧洲人毕竟是现实主义者，他们不敢违背日人意志，正如高惠悌反复向清军将官所解释的那样，任何抵抗都是徒劳的，因为一颗炮弹就能在短时间内使“高升”号葬身大海。
欧洲人的理由说服不了清军官兵，清军官兵对当俘虏的恐惧依然存在，稍经权衡，他们发现自己毕竟有一千多号人，而围堵“高升”的“浪速”舰上不过四百人。如果“浪速”上的日本人胆敢登上高升号强制他们，那么他们差不多三人对付一个日本人，应该有点胜算。
清军将士的坚守使“高升”号上的欧洲船员非常为难，作为非武装人员，他们当然不愿意与清军一样送死，欧洲船员通过船长高惠悌向清军将官提出，如果清军执意要与日人开战，那么就请允许“高升”号欧洲船员离开。
这对欧洲船员来说，当然是一个合理要求。但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是，这些船员离开后，“高升”号无人驾驶，那就会变成一个孤岛，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就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毁灭只是瞬间。所以当清军官兵明白欧洲人的意思后，他们出于求生本能，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这些外国船员离开。原本中日军队之间的冲突一下子转为清军将士与欧洲船员间的矛盾。当这些矛盾得不到合理解决时，欧洲船员无论如何也应该对自己的乘客负责，清政府是这艘运输船的雇主，没有乘客同意，无论如何不能擅离职守。可是，这些欧洲人并不愿意遵循这些行规、伦理，他们所受的教育，都是个人生命大于一切。他们于是向“浪速”发送信号，要求日人派个小船接他们，执意要弃“高升”而他去。
漫长交涉与哄闹使“浪速”号上的日人弄不清“高升”号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高惠悌一再请求下，“浪速”号上的日人再一次乘坐小船靠近“高升”号。这一次，清军官兵情绪激昂聚集在甲板上，他们既不愿日人登船，也不愿欧洲人离开。不得已，日人只好与清军将官直接谈判，汉纳根翻译，船长高惠悌在场。经过长达三小时交涉，依然没有达成妥协。
中午十二时半，早就不耐烦的日人担心“高升”号清军利用英国商船身份为掩护，拖延时间，以待后援。所以“浪速”号用旗语通知“高升”号所有欧洲船员立即离开。下午一时许，“浪速”号行至距高升号约一百五十米处，突然向“高升”号开炮猛轰，欧洲船员迅即拿起救生圈跳水，而“高升”号则迅速沉没大海。“被击后，汉纳根入海遇救。翌日，法国利安门兵船过之，从其桅顶及漂流舢板中，救出兵勇四十二人，舵工、升火三人，尚有凫水登海岛者。汉纳根函告停泊仁川之德国伊力达斯兵船驶赴，载回兵勇一百十二人，水手、升火八人；又商诸英国博布斯兵船，再载回弁勇八十七人，均送至烟台，分起回营。计法德英三国兵船先后救回二百五十二人。”[70]
两天后，六月二十五日（7月27日），丰岛海战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对此并没有多少激烈反应，在他们看来，日本击沉“高升”号，虽然死的是清军，但这艘运输船毕竟属于英国，英国政府对此不可能保持沉默。清政府某些人甚至可能怀有相当阴暗的心理，暗自庆幸“高升”号事件的发生，认为这样可以将英国人拉下水了，列强不会轻易放过日本。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高升’系怡和商船，租与我用，上挂英旗，倭敢无故击沉，英国必不答应。”[71]李鸿章还在第一时间致电驻英公使龚照瑗：“日兵船在牙山口遇我兵船，彼先开炮接仗，‘济远’轰坏日船一，惜所租怡和‘高升’装兵船被日击沉。有英旗，未宣战而敢击，亦蔑视公法矣。”[72]李鸿章当然希望将这段话传给英国外交当局，或许多少可以给日本找点麻烦。
确实，“浪速”号击沉悬挂英国国旗的一艘运输船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朝野各界“大吃一惊”，毕竟英国不是清国。但是，清政府这些人忘了，“高升”号是英国商人租给清政府使用的，在签订租用合约时，清政府就有明确承诺，表示如果因为爆发战争造成轮船损失，由清政府负责赔偿。所以英国政府对于“高升”号被击沉，并没有认为是英国的损失，更不会认为是日本人故意侮辱英国。何况，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获悉这个并不完全的消息后，就在第一时间邀晤英国驻东京临时代办，表达歉意：“关于此次令人遗憾之事件，一俟经过充分调查以后，如果不幸发现帝国军舰的行为有失当之处，帝国政府即当给予适当的赔偿。”[73]
现在可以很清楚看到，日军不计后果悍然向“高升”号开炮，其实就是因为日朝之间此时已经达成了妥协，政变后的朝鲜新政府不管是否合法，毕竟此时拥有权力，日军之所以如此嚣张，不过就是利用朝鲜傀儡政府“的请托，为该国驱逐中国军队于国境外”。[74]
中国方面当然不会承认日军行动的正当性，不过日军、日本公使的这个做法在过去很多年中日关于朝鲜问题的纠纷解决时，不止一次被吴长庆、马建忠、张謇、袁世凯等人频繁使用。那是一个凭借力量说话的时代，谁的拳头有力量，谁就是赢家。所以在朝鲜危机刚爆发时，袁世凯就请求李鸿章调派大军进入朝鲜，以绝对优势遏制日本。李鸿章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这是后来一系列变局的根本原因。当然，李鸿章有自己的考虑，他不愿大兵压境自有其考量，只是考量错了而已。
丰岛海战发生在六月二十三日（7月23日）晨，这只是日军整体行动计划的一部分，属于拦截中国援军的行动。而在朝鲜境内，此时还有清军叶志超、聂士成所部两千多人驻扎在牙山。他们是朝鲜危机发生之初，李鸿章五月初一日（6月4日）之后相继派遣入朝帮助朝鲜政府剿灭东学党之乱的。东学党不剿而散后，这部分清军没有及时回撤。没有回撤的原因，如前所说，主要是如十年前日本要求“天津共识”向朝鲜出兵。在这种情形下，李鸿章一方面不愿继续大举出兵震慑日本，不愿节外生枝影响东北亚的稳定；另一方面李鸿章也不愿将已经在朝鲜的清军完全撤出，以免完全失去对朝鲜局面的掌控，甚至无法保护中国在朝鲜的使馆、官民。叶志超、聂士成部就这样继续留在朝鲜，移驻距离汉城七十公里的牙山，“我牙山之兵孤露无援，……海滨一廛，地势平衍不可守，而距牙山东北五十里成欢驿，为自王京南来大道，且南通公州，于是士成请于志超往扼守，遂率武毅副中营、老前营及练军右营，于二十四日（7月26日）移驻成欢。……至是日，牙山军闻之（指高升号事件），知援绝，而倭人大队已逼振威，去成欢四十里。士成请援于志超。二十五日，营官江自康、许兆贵率队至成欢。二十六日晨，志超亦驰至。士成言于志超曰：‘顷海道已梗，援军虽飞渡，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天生形胜，宜速往据之。幸而胜，公为后援；不胜，犹可绕道出。此间战事，当竭力防御，相机进止。’是日，倭兵已逼素沙场，去成欢十余里。于是志超自率叶玉标一营往公州，而士成率五营驻成欢。成欢驿值平泽县东北，左右皆山，中通纵横两驿道，前横大河，河之南北岸皆泽国，池沼与水田相错，惟中通一线，大道跨河为桥，曰安城渡，为北来隧道。我军诸垒分驻成欢东面山顶，其西南最高山顶分驻炮队”。[75]
叶志超、聂士成的布防并不错，他们在后援无望前提下也只能做这样的准备。可惜的是，他们的行动被日军严密追踪，并渐渐完成了对成欢驿的包围。“二十七日（7月29日）五更时，倭前队果渡河桥，我军骤放排枪，毙敌数十。时夜色苍茫，敌猝遇伏，遽引退，桥小人众，挤拥坠水溺死甚众。我军逐之。敌设旱雷于后防追军，遽退，误触雷机，轰毙无数。我军少，不敢穷追。迨天明，敌后队蜂拥至道口，与我军开枪互击。不虞尹得胜在山巅迭发大炮，歼敌甚多。正在得手，敌复翻山越岭，分道包抄，我军人自为战，莫不以一当十。自寅至辰，枪炮之声不绝，死伤积野，血流成渠，而敌愈聚愈众，布满山谷。我军四面受敌，犹复决命争首，抢占山头，轰击不辍。时驰骤枪林弹雨中，往来策应，见军火垂尽，不得已率众溃围而出，至天安，与叶军门会，请军门先驰往公州，自为断后，一路招集残卒，晚宿广亭。是役，我军多埋伏地中，从暗击明，故死伤仅百余人，哨官吴天培、聂汝贵，学生周宪章、于光炘等皆力战捐躯。敌兵死伤千余，经此大创，遂不敢追。”[76]清军将士英勇奋战，但终归寡不敌众，不敢在成欢驿恋战，不得已突围，向平壤集结，七月二十一日（8月21日），叶志超部至平壤；二十八日（8月28日），聂士成部也至。清军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完成了李鸿章预想的战略布局，即以朝鲜旧都平壤为中心，背靠大清，固守北方，形成中日两军对峙格局，犹如十年前中法战争中的镇南关布局。
叶志超、聂士成部与日军成欢驿交战，就国际公法意义说，中日两国并没有处于战争状态，日本虽然一再发布对华绝交宣言，但并没有明白宣战。然而，丰岛海战消息传来，让李鸿章觉得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与其被动应战，不如主动宣战，争取国际同情。六月二十六日（7月28日），李鸿章复电译署：“有酉电悉。倭先开战，自应布告各国，俾众皆知衅非自我开。似宜将此案先后详细情节据实声叙，钧署拟稿必臻周妥。内属国一节，朝鲜与各国立约时均声明在先，各国虽未明认，实已默许，可否于文内轻笔带叙，斯我先派兵非无名，后来各国调停议结，亦暗伏其根。汪使应撤回，倭驻京使及各口领事应奉令自去。倭土货多赖华销，应檄行各关暂停日本通商，是否，均乞核办。”[77]
根据李鸿章的建议，清廷第二天（六月二十七日，7月29日）令“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应即撤令回国”。[78]又照会驻京各国公使，控诉日本悖理违法，首先开衅。
六月二十八日（7月30日），李鸿章再电译署敦促日本公使及各口领事尽快出境：“按照公法，两国开仗失和，应令敌国公使、领事限二十四点钟出境。”[79]二十九日（7月31日），总理衙门照会日使：日“先开衅，致废修好之约，此后与彼无可商之事，深为可惜”。[80]此即讽之使去之意，实际上就是宣布断交，驱逐公使。
战争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唯一选择。七月初一日（8月1日），清帝国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宣战诏书，解释自己不得已的苦衷：“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所共知。乃倭人无故派兵，突入汉城，嗣又增兵万人，迫令朝鲜更改国政，种种要挟，难以理喻。各国公论皆以日本师出无名，不合情理，劝令撤兵，和平商办，乃竟悍然不顾，反更陆续添兵，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变诈情形，实非意料所及。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自彼开，公理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而倭人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81]
中方宣战诏书充满悲情，大要解释自己出兵朝鲜的正当性、合理性，强调中日不得不诉诸于战争，主要责任在日本无故出兵，节外生枝改革朝鲜内政，且悍然攻击我驻朝军队及运输船。
日本不怕中国宣战，而是一直害怕中国不敢宣战不敢战。对于中国的宣战，日本一点不觉得意外，而且迅速以天皇的名义宣战：“朕此对清国宣战，百僚有司，宜体朕意。海陆对清交战，努力以达国家之目的。苟不违反国际公法，即宜各本权能，尽一切手段，必期万无遗漏。惟朕即位以来，于兹二十余年，求文明之化于平和之治，知交邻失和之不可，努力使各有司常笃友邦之谊。幸列国之交际，逐年益加亲善。讵料清国之于朝鲜事件，对我出于殊违邻交有失信义之举。朝鲜乃帝国首先启发使就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而清国每称朝鲜为属邦，干涉其内政。于其内乱，借口于拯救属邦，而出兵于朝鲜。朕以明治十五年条约，出兵备变，更使朝鲜永免祸乱，得保将来治安，欲以维持东洋全局之平和，先告清国，以协同从事，清国反设词拒绝。帝国于是劝朝鲜以厘革其秕政，内坚治安之基，外全独立国职权义。朝鲜虽已允诺，清国始终暗中百计妨碍，种种托辞，缓其时机，以整饬其水陆之兵备。一旦告成，即欲以武力达其欲望。更派大兵于韩土，要击我舰于韩海，狂妄已极。清国之计，惟在使朝鲜治安之基无所归。查朝鲜因帝国率先使之与独立国为伍而获得之地位，与为此表示之条约，均置诸不顾，以损害帝国之权力利益，使东洋平和永无保障。就其所为而熟揣之，其计谋所在，实可谓自始即牺牲平和以遂其非望。事既至此，朕虽始终以平和相始终，以宣扬帝国之光荣于中外，亦不得不公然宣战，赖汝有众之忠实勇武，而期速克平和于永远，以全帝国之光荣。”[82]
日本宣战诏书将朝鲜视为独立国，将自己描述为朝鲜走上世界的引路者，指责中国每以宗主国身份强行干涉朝鲜内政。至于中日冲突，日本将责任全部推给了中国。
中日两国相互宣战后，并没有立即开打，但双方都在加紧调兵遣将，进行布局。日本大本营无法确定与北洋海军主力决战的具体时间，因而决定以陆军对朝鲜、以海军对中国，双管齐下，寻找战机。8月14日，大本营决定将第五师团后援部队及第三师团全部投入朝鲜战场，合编为第一军。任命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为军长，星夜启程，率军前往朝鲜的釜山、元山、仁川集结。翌日，日本政府颁布《军事公债条例》，各地民众先后贡献七千多万日元，不仅为战争提供了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战争动员，民众情绪的渲染。9月8日，山县有朋率第三师团长桂太郎中将、军参谋长小川又次少将由联合舰队护卫至仁川，统一指挥在朝日军全线出击，合围平壤。
与日本的情形稍有不同，当朝鲜危机日趋严重时，朝廷责成李鸿章在注意国际斡旋的同时，一定要格外注意整军备战。先是，李鸿章奏请以大同镇总兵卫汝贵率盛军十三营入朝，“而迟回不发”。“至是，朝廷决意用兵，乃复有四大军赴援之命，所谓毅军（提督马玉崑分统，发自旅顺）、奉军（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统，发自奉天）及两盛军也（一淮军之盛军，大同镇总兵卫汝贵统，发自天津；一奉天之盛军，副都统丰伸阿统，发自奉天）。”[83]这是清军中的精锐，使用西洋新式武器多年，极具战斗力。
当是时，清军进入朝鲜者为芦防六营（叶志超部并江自康、夏青云各一营在内）、盛军十三营（卫汝贵部）、奉军六营（左宝贵部）、奉天之盛军六营（丰伸阿部）、毅军四营（马玉崑部），共三十五营，尽屯平壤。平壤乃朝鲜旧京，城垣壮阔，南北绵亘十余里，凡六门：南曰朱雀，西南曰静海（即大西门），西曰七星，北曰元武，东曰长庆，东南曰大同。长庆、大同两门直逼大同江，元武门跨山为城，附城一山（紧逼元武门）曰牡丹台，为全城命脉所在。牡丹台山外复有三山环抱，迤逦而西，内屏牡丹山，而外扼往义州大道，为平壤后路孔道。城之东南达王京，西南至大同江口，东走元山浦，地要而险，最具形便。地理环境有利于清军在此与日军会战，一决胜负。
然而遗憾的是，清军并没有利用天时地利人和：“方大军之入朝境也，朝民以王师至，欢呼夹道，为时盛暑，争献茶浆饷我军士。而军事残掠，毁器皿，攫财物，役丁壮，渔妇女，汝贵军尤甚，朝民大失望。七月初二日抵平壤时，我牙山军已败退，倭人无南顾忧，而犹麇聚王京，迟回未发，盖新倭未集，且其元山支队未东渡也。我平壤军不即直趋王京，分道争利，又不择险分屯，互为策应，以绝觊觎，而以二十九营万四千余人聚平壤，置酒高会，日督勇丁并朝民于城内外筑垒，环炮而守。及志超至军，弥庸懦，无布置，识者忧之。”[84]这样的军队不失败怎么可能呢？
平壤是朝鲜北部最重要的战略据点，控制平壤，也就控制了朝鲜大局。然而遗憾的是，清军官兵纪律松弛，太过腐败，指挥系统也存在很大问题，坐镇后方指挥的李鸿章对前方情形缺少真切了解，战况报送信息渠道单一，于是畏缩怯战、屡战屡败的叶志超竟然胆敢谎报战功，将牙山之败说成大捷。李鸿章不辨真伪，上奏朝廷，慈禧太后、光绪帝匆忙下旨予以表彰，重金奖励。更为荒唐的是，七月二十五日（8月25日），清廷任命叶志超为平壤各军总统：“现在驻扎平壤各军，为数较多，急须派员总统，以一事权。直隶提督叶志超，战功夙著，坚韧耐劳，即著派为总统，督率诸军，相机进剿。所有一切事宜，仍随时电商李鸿章妥筹办理。”[85]
这是甲午战争中一个巨大的笑话，由此也不难理解清军为什么失败。一个胆怯畏敌的将领只因为敢于欺骗，饰败为胜，竟然成为中方主帅，成为前敌总指挥。这让对手闻讯窃笑，让归属叶志超指挥的那些清军将领心寒、生气，更难以服气。将帅之间缺少共同的信念，这给平壤保卫战埋下了惨败的种子。
清军大规模向平壤集结，就是准备在那儿与日军决战。这是中方既定布局，在李鸿章的心目中大约与十年前镇南关相似：尽管中国最终不得不丢掉藩国，但可以从战场的胜利寻找妥协的理由。所以，李鸿章对平壤战役高度关切，短时期向平壤派发一万多名精兵强将，抢先占据平壤有利地形，以防守态势居高临下对付后到的日军，不是以平壤为中心向关键方向出击，扩大战果，更没有收复汉城，重新控制朝鲜的规划。被动防守、消极防守，为清军此役后来失败的根本原因。
日本方面对平壤的战略地位也格外重视，早就意识到会在平壤与清军决战。八月九日（9月8日），日军大本营由东京迁入广岛，以就近指挥，天皇也冒着危险赶来坐镇。大本营前后调集一万六千人，分四路向平壤运动、集结，其兵员数额与清军相当，略多一点点，并不构成绝对优势。
八月十三日（9月12日），日军少将大岛义昌率领的混成旅团作为前锋率先抵达平壤外围，并迅即发起佯攻，逼近大同江南岸船桥里一带毅军阵地，“倭兵千余分队来扑，毅军马玉崑督队用连环枪及开花炮奋力击退，毙倭约数十名，夺马二十余匹。现尚有倭兵数百踞附近小山藏匿，毅军围之。调盛军四营过江接应，倭兵尚有数千，分东南两路来攻，并有民船百余号由大同江下流暗渡”。[86]
紧接着，日军后续部队相继抵达，逐步完成对平壤的严密包围，切断了清军的退路。日军的战术是，严密围困，分进合击，从各个方向、不同方位对平壤清军进行骚扰式攻击，蚕食清军防地，扰乱清军注意力、关怀点，逐渐收缩对清军的包围圈，寻找机会总攻，一举全歼。
平壤，北依崇山，东、西、南三面有大同江环绕，城墙高达十米，玄武门外牡丹台为全城制高点，地势极为险要。驻平壤清军只要坚守阵地，等待后援，守城清军一定能够与后援清军里应外合对付日军。无奈，面对日军日渐收紧的包围圈，清军驻平壤最高指挥官叶志超慌了手脚，急忙召集部将，以“我军弹药不济，地势不熟”为由，建议在没有重大损失前撤出平壤。后在一些部将坚决反对下，叶志超暂时放弃了弃城方案，令马玉崑守城南、大同江东岸，卫汝贵守城西、西南，左宝贵、丰升阿、江自康守城北，而叶志超自己，则躲在城里，“居中策应”。
面对日军猛烈进攻，清军将士勇猛还击，“自十二日（9月11日）起，无日不战”。[87]据叶志超十四日（9月13日）电李鸿章：“倭又以数万人水陆四面交攻，虽隔一江，上下游处处可渡，平壤已危，势较牙山更为局促。倭兵不带锅，惟四散依草附木，剿不胜剿，防不胜防，且韩奸太多，后路电线必被割断。”[88]清军已经连战数日，援军迟迟不能到位，驻守平壤的清军将领难免心中忐忑：“倭于江南岸踞山头架炮，攻击江北人马，现又于上游江东县渡过数千，来扑东路；又于海道由龙岗上岸数千，皆隐匿山林行走，绕截顺安后路；又从肃州图扑安州。且倭兵后路多于前面。平壤城汲水不便，电线亦不日要断，势即逼近，将来后路即有兵来，殊不易达。平壤城卑而圮，粮少又难转运，无水万守不住。”[89]援军不至，清守军将士面对四面严密包围的日军，难免不生悲观情绪。
李鸿章对于平壤及其周边情形并非毫无觉察，他在那些天与前方将领通过各种方式保持着联系，并且根据变化调兵遣将，加大加快增援平壤守军的步伐与力度。假如驻守平壤的清军将士能够再坚持几天，即便做出一些重大牺牲，相信援军一定可以解围，一定会与守军里应外合。
然而，历史无法假设，守军将士的感受敏感真切。八月十六日（9月15日）凌晨，日军数路万箭齐发，向平壤发动总攻。忽北门外日兵又大至，乃元山支队之一股，凶焰更张，越险前来，分路包围。我盛军傅字营立即分拨壮勇二百名赴江东，五十人往扼西山要隘，并派三十人守长城，其余诸营亦各按计划进行。鼓角喧天，刀枪映日，以寡敌众，日军微有惧意。左宝贵见大敌当前，奋展虎威，激励将士，曰：“我辈厚禄重饷，安食数十年，今彼失约背盟，恃强侵犯，正宜各愤忠义，扫尽边氛，上抒九重东顾之忧，下救万民西奔之苦。社稷安危，兆在斯时。进则定受异常之赏，退则必加不测之罚。我身当前，尔等继之；富贵功名，彼此共之。”[90]在左宝贵激励下，士卒等精神振奋，无不应声争进。
奉军统领左宝贵身先士卒，“忠勇奋发，力疾亲督三营并诸将迎头血战，倭抵敌不住始退。乃左镇欲痛剿殆尽，奋不顾身，忽胸前中枪伤阵亡”[91]，殊为可惜。
斯时，叶志超已督诸将及本部人马与日军大战。“卫汝贵据江东，孙统领占长城。各军枪炮齐施，连环不断。四处如天崩地塌，满空似落雁飞蝗。日月无光，山川改色，鸟望烟遁迹，兽闻响潜踪。惨雾蒙蒙，愁云密密，互相混战，草木皆红。”左宝贵阵亡后，叶志超急令盛军分队赴北门接应。奉军在惊恐之际，见队伍如飞而至，遂成败兵，全军慌乱，轰然溃散。北门既失，山口要隘皆为敌兵占据。幸诸军尚强，日军虽有小胜，仅仅占据了北门，并不敢贸然前进。而西北一路，盛军死力据守，如铁壁铜墙。分守江东的毅军与盛军三营，合力奋战，舍命迎击。日军掘沟三条，持枪伏击，清军迎弹而上，夺沟两条。中日两军相距不过十余步，双方已经杀红了眼睛，没有哪一个愿意先退，于是相互击毙者不知其数，中伤者络绎不绝。血战终日，日军大败而逃。时渐黄昏，清军亦不便继续追赶。日军经此挫败，又从后路增添大队，四面蜂拥而来。叶志超与各统领酌商：“以北门之咽喉既失，子药又不齐全，转运不通，军心惊惧，设敌军连夜攻打，何以防御？不如暂弃平壤，增彼骄心，养我精锐，再图大举，一气成功。”叶志超的建议并非没有道理，也并不是简单地贪生怕死，于是各军统领深以为然，复商之平壤相关方面，亦听任之。叶志超遂修公文，差一朝鲜人前往敌营投递。树白旗以为号，甘愿放弃府城。并密传各营，轻装持械，连夜后退。奈尔时匆忙，兵勇未能周知。更加以天灾，忽阴云密布，大雨倾盆。兵勇冒雨西行，恍如惊弓之鸟，不问路径，结队直冲。而外围日军忽闻人声奔腾，疑为劫寨，各施枪炮拦路截杀。日军把守严密，势如天罗地网，清军数次横冲，均无隙可入。“且前军遇敌击，只得回头向后，而后兵欲逃身命，直顾前奔。进退往来，颇形拥挤。黑夜昏暗，南北不分。如是，彼来兵不问前面是为敌人抑是己军，放炮持刀，混乱砍杀，深可怜悯。士卒既遭敌枪，又中己炮。自相践踏，冤屈谁知？当此之时，寻父觅子，呼弟唤兄，鬼哭神嚎，震动田野。人地稍熟者，觅朝鲜人引路，均已脱网。惊惧无措者，非投水自溺，即引刃自戕。甚至觅石碣碰头，入树林悬颈。死尸遍地，血水成渠，惨目伤心，不堪言状。”[92]
清军不仅没有如叶志超所期待的那样实现去损失撤离，再图反攻的计划，反而因突如其来的大雨，因天黑，因混乱而造成巨大伤亡。平壤弃守，中日战局由此发生根本转变。
是役，为中日陆军甲午年最大的一次战斗，清军死伤失踪者两千余人，被俘七百余人，至于武器弹药、装备器材，更是不计其数。日军死伤七百余人，以较小的代价夺取了对朝鲜半岛的完全控制权。[93]
平壤保卫战的失败，完全是因为叶志超在最后时刻擅自决定撤离造成的。对于平壤的危局，对于如何援助驻平壤的清军，对于如何里应外合打赢平壤战役，李鸿章以及清廷给予极高期待，并一直注意安排对平壤的救援。“我军之驻平壤，朝廷忧诸将悬入无继，命四川提督宋庆以毅军五营自旅顺（先已有毅军四营由分统马玉崑率至平壤）、提督刘盛休以铭军十二营自大连湾、将军依克唐阿以镇边等军十二营自黑龙江，皆赴九连城，为诸军后继。师未集，我驻朝诸军已败绩于平壤。”[94]假如清军不在八月十六日（9月15日）夜里匆忙撤离，假如叶志超能够再坚持一两天，后续援军便可以赶到。然而，这一切假如，都被叶志超的灵机一动彻底打乱，完全消失了。
八月十七日（9月16日），凌晨一时许，增援铭军十营四千余人，分乘招商局“新裕”“图南”“镇东”“利运”“海定”五艘运兵船[95]，自大连湾起航，向大东沟进发。“镇中”“镇南”两炮船并鱼雷艇四艘护送入口[96]，“平远”“广丙”两船在口外下锚；“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广甲”“超勇”“扬威”十艘，距口外十二海里下碇。是晚，进口之兵连夜登岸。
北洋海军自从战争开始之初与日军在丰岛海战简单交手后，为保存实力，一直遁入渤海湾不出已有一个多月了。这一次之所以出海护送援军，主要是因为中方获悉日军大举进攻平壤，如果不迅速增援，驻平壤的清军很难坚持。而又由于日本舰队自开战以来一直在中国沿海活动，增援部队如果没有海军护航，自然非常危险。北洋海军以如此精锐的战舰编组为一个大舰队护航，显然是汲取丰岛海战的教训，以免重犯寡不敌众的错误。护航任务完成后，北洋海军立即返回渤海湾，而就在这个时候，中日两国海军不期然在这里相遇。
日本联合舰队原本护送山县有朋大将一行到仁川，完成任务后，又转至大同江口海面，接应进攻平壤的日本陆军，并防备北洋海军可能的增援。八月十八日（9月17日）午前八时许，日本联合舰队“松岛”“吉野”等十二艘战舰，在司令官伊东祐亨率领下，来到鸭绿江口一带搜索，行至海洋岛附近。八时三十五分转向东北方向行驶。十时二十分，日舰在东北方向海平线上，远远发现一簇煤烟冲天。当时路过附近海面者，除了清军，不会有其他国家的军队、商船。日舰指挥官迅即发出号令，排成战斗队形，朝煤烟方向前进。日舰指挥官当时判断，虽有清军舰队驶来，但不过是运输船五六艘，运载陆军在鸭绿江口登陆，三四艘军舰护航。若如此，日舰可以很轻松地将其全部击沉。及至靠近，开始只见煤烟，后来出现樯顶。再靠近，见船体。日军所有望远镜都目不转睛瞭望清军，他们大吃一惊，不是担心清军的强大，而是发现这里竟然集中了北洋海军全部精锐。自中日两国开战以来，日军舰队四处搜寻北洋舰队主力，一直期待与北洋海军痛痛快快打一仗。这下好了，不期而遇。
北洋海军也及时发现了日本舰队。“午初，遥见西南黑烟丛起，知是日船。即令各舰起锚迎敌，列两翼阵势而前。定、镇两舰在前为领队之首。各舰依次分列左右。日本舰吉野、松岛、桥立、严岛、秋津洲、浪速、扶桑、高千穗、赤城、比睿、清田（应为千代田）及别有商船改制者曰西京丸计十二艘，以双鱼贯阵迎头而来。”[97]
十一时许，中日双方舰队互相发现，彼此确认对方为主力舰队，双方也都有必战信念，一步步相互靠拢，双方司令官也都下达了准备战斗的命令。日本联合舰队的战舰多为近年来所产最新款式，以置于舷侧部位之中口径速射炮作为主要攻击火力，因而日本联合舰队采用前后相随鱼贯纵队，即单纵阵为战斗队形，以“第一游击队”之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舰依次而行作为先头，其“本队”之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六舰鱼贯在后，商船改造的西京丸及炮舰赤城又在“本队”之左后方。日舰以严整队形，鼓起十足勇气全速前进，他们试图截断北洋舰队可能向根据地逃跑的航路。中日两支舰队以海洋岛为顶点，成八字阵形。
北洋舰队成军后确实一度领先亚洲，但是1888年成军后的几年，北洋海军获得拨款并不足，与日本的装备相比较，北洋舰队各舰皆属旧式，即便有些战舰与日舰同样来自德国的同一厂家，但款式、版本显得老旧，主要攻击手段为置于舰首部位的普通大口径火炮，只宜采用作战时各舰比肩而进，始终以舰首向敌之横阵作为战斗队形。全队各舰以两舰为一个小队，共分五个小队：定远、镇远居中；靖远、致远、广甲、济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分别位于左右两翼。每个小队两舰前后相随，但不在一条直线上，而是后舰在前舰之四十五度角斜线上，各小队并排前进，整个舰队形成一种前后两列舰船交错站位的双列横阵，或称为“夹缝雁行阵”。
双方舰队不动声色，默默前行，虎视眈眈。至相距四千米时，北洋舰队开始射击，发出隆隆的炮声。然而日军在到达命中距离以前，绝不开炮。午后零时二十分，中日两支舰队相距只有三千米，日军旗舰发出射击的命令，各舰立即发炮，声音如百雷齐鸣，隆隆之声，震天动地。清军亦猛烈应战。“炮烟滚滚，遮蔽了海面；向前望去，什么也看不见了。以此为战斗之第一回合。”[98]
开始，日军第一游击舰队似要冲击北洋舰队之左翼，但随后又向清军右翼驶去。此间，清军航路向右转四十五度，似要冲击日舰队右侧，炮火猛烈，势不可挡。战斗之第一回合，实事求是说，北洋海军确实处于有利地位。北洋各舰舰首均对准了日舰之右侧，而日舰发射的炮弹命中率并不高。
此时，日舰“扶桑”“比睿”两舰在战斗序列的最后。北洋舰队在激烈的交战中驶近日舰。“扶桑”“比睿”二舰因稍落后，北洋舰阻止他们与联合舰队本队会合。因清舰从左翼炮击“扶桑”“比睿”，二舰遂处于颇为苦战的地位。忽见“超勇”机舱被日舰炮弹击中，发出轰然爆炸声，舰尾首先缓慢沉入水中，舰首笔直向上立起，很快全舰沉入海底，只留下舰上官兵哭号声。稍后，“扬威”号亦被日舰炮弹击中。濒于沉没，欲逃，在浅滩搁浅。北洋主力虽见此危急之状，但忙于交战，无法救援，遂弃二舰，排成二路纵队，从“比睿”“桥立”二舰之间通过。于是向右转九十度，欲追击日本联合舰队本队的后尾，转瞬间变横队为纵队，迂回至日舰队后部。北洋舰队动作之敏捷干练，即便是日本海军，目睹者也由衷赞叹。
日舰的动作也非常巧妙。日舰队迂回到北洋舰队的后面，游击舰队向右闪避，联合舰队本队向左闪避，突然回转舰首，不失时机开炮，左右夹击北洋舰队。
北洋将士英勇顽强，但其左右皆受到日本联合舰队猛烈攻击。日舰新式精锐武器速射炮不间断射击，其炮弹皆命中无误，北洋舰队或炮塔被击毁，或机舱被破坏。据传，具有八英寸钢板的远东第一大铁甲舰——“定远”号旗舰的钢板，也被“吉野”舰发射的三十三厘米炮弹击穿，险些沉入海底。后来虽然幸免于沉没，但炮弹命中的地方像喷火口一样喷出滚滚的黑烟，由此可知舰内起火。旗舰既然如此，北洋舰队的队形开始混乱，巡洋舰“致远”号亦被日舰发射的炮弹击沉。铁甲舰来远号虽有防护铁甲，但也挡不住日舰发射的猛烈炮弹，“来远”号舰腹被击穿，先是舰尾下沉，舰首高耸朝天，最后迅速沉入海底，海面上只留有涡旋波纹。
日本联合舰队攻势凶猛，但北洋舰队也不只是被动防守。北洋舰队主力一方面进逼日本舰队旗舰“松岛”号，另一方面预估“赤城”“比睿”二舰与“西京丸”舰速稍慢，不能与舰队一起行动，于是北洋舰队抽出部分主力包围“赤城”“比睿”和“西京丸”，欲击沉之。日本旗舰“松岛”号因损伤退出战列，联合舰队司令官改乘“桥立”号指挥。日本联合舰队在战场上并不占据绝对优势。
但是日军将士此时却有了拼命的精神，并凭借这种精神扭转了战局。“浑身是胆的桦山中将因偶然的机会乘于‘西京丸’上，他亲自发号施令，指挥‘西京丸’应战。‘赤城舰’虽是六百二十二吨的小舰，但在舰长阪元八郎的指挥下，不后退一步”[99]，主动进逼北洋旗舰，试图同归于尽。阪元爬上桅顶指挥，正要撞击北洋旗舰的一刹那，北洋旗舰发射的炮弹命中“赤城”舰桅顶，阪元舰长的半个身子与桅杆一起被击碎，飞向天空。阪元的死激励了日舰将士的斗志，他们发誓要与舰长同生死，奋勇突击，射出雨点般的炮弹。军舰行驶如同战车奔驶，日军将士一边呼喊，一边战斗，无比雄壮活跃。在日舰如此猛烈攻击下，北洋舰队终于溃散，再也无暇整顿队形了。至此时，北洋舰队已经损失了“超勇”“扬威”“来远”“致远”四舰，而且旗舰“定远”等三舰起火，烈火熊熊，不易扑灭，加之日军舰队发射的大大小小的炮弹，在前后左右雨点般地袭来，已经动摇的北洋舰队如何能够继续坚持呢？清军舰队阵形全乱，一起向西逃走。此时是午后五时三十分以后。
黄海遭遇战并不是一次有规划有充分准备的战役，完全是无意识遇到，然而中日两国海军毕竟都属于亚洲最年轻的新式军种，同样接受的都是西洋训练，因而两国的海军黄海之战均打得很出色，赢得了近代军队应有的威严、尊严。
是役，中方以十艘战舰对日方十二艘战舰。由于北洋舰队设备老化，速度比不过日本联合舰队。北洋将士奋力迎击，互有损伤。北洋战舰或沉或焚，或因伤修理，或驶追日舰，损伤严重，仅余“定远”“镇远”两铁舰，与日舰相持至三个小时之久，日舰四面环攻，北洋将士誓死抵御，足能以寡敌众，转败为功。特别是，因为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相持数小时，从而使运送的铭军援兵，得以乘间登陆，不致被日军围截，保全实多，因而清廷在战后对于参与大东沟之战的北洋将士给予褒奖，以为“各将士以血肉之躯，舍命争持，死事情形最为残酷，大东沟一役，自午至酉，血战数时之久，故为环球各国所罕闻”。[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