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强的工作能力素质包括较好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研究分析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办事能力和创新能力。全面的工作能力素质是21世纪高频率、快节奏、充满竞争的复杂社会生活的需要。
（1）注重提高口头语言表达的水平
口头语言表达能力的本质是思维能力和口头训练的结合。在现实社会中，它是人才能力的第一外在要素。人才的许多素质，都能够通过口头语言表现出来。所以，口头语言表达能力又是判断一个人才素质的窗口。当前人才竞争激烈，许多部门和单位对人才的考察，首先就是从口头语言表达能力开始的，然后再进行全面的评价。
人们每天都在说话，都在用口头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不同的人说话的效果却大不一样。有的人说话，大家就爱听；有的人说话，大家就不爱听。效果差别甚大。原因就在于口头语言修养的自觉性不同，口头语言表达能力不同。
口头语言素养具有重要的价值，古今中外的著名人才都十分重视口头语言的修养。
曾任英国首相的邱吉尔，就是一个口才天赋不好而刻苦学习训练最终成为世界著名演说家的典型。邱吉尔小时候口吃。直到25岁他参加“英布战争”的时候，还被称为一个“讲话鼻音很重、S字母发音不准”的英国人。他在担任下院议员的最初几年中，感到自己参与议会的辩论时十分吃力。有一次，他在议会的正式演说中，由于一时口吃，甚至忘掉了讲话的下文，当场出丑。这次不光彩的记录使他十分重视口头语言的训练。此后，他的演说都事先写好稿子，仔细推敲，牢记在心。经过刻苦训练，邱吉尔的口头表达能力大有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邱吉尔作为首相，通过电台发表的那篇鼓舞人心的演说，被人们看做是演说的经典之作。邱吉尔也被视为不列颠的精神支柱。正如美国作家威廉·曼彻斯特所说：“英伦三岛在最困难的时期，大约只剩下了三种东西：皇家空军的勇气，邱吉尔的声音和莎翁的一句遗言。”（莎翁的遗言是我们英国从来不曾跪倒在征服者的脚下，将来也不会。——作者注）由此可见，邱吉尔的讲演在当时民众之中的反响是相当强烈的。
美国第16届总统林肯是举世公认的演讲家、雄辩家。林肯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主要靠自学成才。林肯的高超口才也是经过艰苦训练获得的。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作为一个在玉米地里劳作的孩子，他就经常把庄稼地的玉米当作听众，练习演讲。有时觉得演说得不够理想，就对着玉米地重新练习一遍。美国卡尔·桑德堡写的《林肯传》里，描述了年轻的林肯学习口头语言的情况。他徒步三十英里，到一个法院里去听律师们的辩护词，看他们如何辩论，如何做手势。
他一边倾听那些政治演说家的声若洪钟、慷慨激昂的演说，一边模仿他们。他听了那些云游四方的福音传教士挥舞手臂、声震长空的布道，回来后也学他们的样子。“经过长期的刻苦练习，林肯掌握了高超的演讲技巧。当林肯1830年夏季第一次发表政治演讲的时候，一位传记作者回忆道：过去，他曾对着树、树桩、成行的玉米演讲过多次，但那只是他独自一人的练习。”1858年6月，林肯发表了著名的《裂开的房子》演说，震动了全国。一幢裂开的房子是站不住的。我相信这个政府不能永远保持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我不期望联邦解散，我不期望房子崩塌，但我的确希望它停止分裂。它或者将完全变成这样，或者将完全变成另外的东西。这番话是如此浅显易懂，即使一个农民也能听得一清二楚。
林肯更加著名的演讲是在1863年11月19日发表的《葛底斯堡演说》。其思想的深刻，行文的严谨，语言的冼练，堪称历史上的大手笔。通篇演讲不到三分钟，是美国演讲史上的名篇。在美国波士顿的剑桥广场，在贴近哈佛大学校门的地方，林肯的这一演讲的全文被镌刻在红铜的大型版面上，镶嵌在林肯纪念碑的一侧。至今，人们也常在许多重要场合提起或朗诵它。据报道，2000年我国前总理朱镕基访美的时候，就用英文朗诵过这篇演讲。
毛泽东更是十分重视口头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他本人就是一个口头语言表达能力造诣很高的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曾经批评“党八股的罪状”之一，就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他说：“现在我们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接着，他就举出学习语言的二条途径：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毛泽东的这些论述，都是些经验之谈。这些都是成功的人才应该吸收的必要的文化营养。
口头语言表达的标准
根据实践摸索和体验，我认为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要想得到较好的效果，应该做到几个方面的基本要求，具有几个不可回避的标准。这些口头语言表达的标准主要是干净、准确、生动、有节奏、即兴反应能力。下面逐一介绍这些标准。
（2）口头语言表达的标准之一：干净
所谓口头语言干净，就是口头语言中不夹带任何口头语或语言赘物。一个人的口头语言之中如果经常出现一些无用的赘物，就会使人产生厌倦的情绪，甚至是催促睡眠的欲望。一个无用的语言信号反复出现，是能够催人入睡的，催眠曲的旋律就是这么设计的。
口头语言的赘物是一个人缺少语言修养的表现。有些口头语言的赘物明显具有粗野、不文明的因素，就更应该改造，去掉这些赘物。比如，有的人习惯在讲话之中夹杂许多拖着长音、语调升降不定的“啊——啊——啊——”的发音。这种口头语言的赘物常常是官气十足、脱离群众的人的共同特征，也是打官腔、不讲真话的标志，其消极影响远远超出了口头语言本身的范畴。还有的口头语言赘物是粗俗语言，带有谩骂或下流话的成分，这样的语言赘物，就更应该赶紧消除，做到用语的文明。
一个人的口头语言存在赘物，是很难自我觉察的。必须把自己的口头语言作为客观研究的对象，才能发现存在的问题。想改进自己的口头语言，就应该虚心征求听众或同事的意见，并且利用现代录音机等设备，自觉地审视自己的语言质量，才能找到改进的具体途径。口头语言干净，不夹带赘物，这是最起码的标准。
（3）口头语言表达的标准之二：准确
所谓口头语言准确，就是要求使用词语要贴切，要准确表达自己的意图，不至于产生讲话者与听讲者之间的误解。这就是口头语言表达的“达”的标准。这是要经过训练才能达到的一种水平。
要做到用语的准确，平时就要加深对词义的理解，这样在使用的时候才能做到贴切。这反映了一个人的修辞和表达水平。如果对一个词语理解不清楚，处于想当然的状态，在使用的时候，难免出现差错，甚至闹出笑话。选择词语表达自己的意图，要求在意义类似的词语中找到最准确的一个，这样才能准确表达意图。比如，在表达一个会议主席台的成员离开主席台的意思中，就有“退场”、“退席”、“退下”、“退出”等可以选择。准确的选择当然是“退席”。如果选择其他的词语，就不会恰当，就会产生误会、贻误工作。我所经历的许多场合，就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领导人物用词不当、不准确，导致了消极效果。比如，一个地方的副书记，在表彰突出的优秀教师的庄重场合，竟然宣告，让少先队员向这些优秀教师们“献花圈”！引得哄堂大笑、大煞风景！正确的说法是“献花环”。虽然，圈者环也，圈环二者同义，但是一字之差，却犯了中国人的习俗和禁忌，效果就不好了。注意平时的修养和训练，增强使用词语的准确性，就不至于出现这样的笑话。
要做到用语的准确，还必须注意使用人民群众通行的口头语言。所谓“通行的口头语言”，就是不要使用地方的方言土语，不要使用生僻的词语，不要使用书面化的语言不要使用文言词语。在书面语言的使用中，鲁迅先生就提出了“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为了改进文风，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向大家推荐了鲁迅关于写文章的八条规则，其中第六条就是上述这一要求。毛泽东说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
要做到用语的准确，还必须注意不要在口头语言中夹带一些大家不熟悉的外文单词。在我国的口头语言中，外来语越来越多。中文之中的许多表述被外来语替代。比如“再见”（byebye，或干脆88）、“电视”（TV）、“歌厅”（KTV）、“公共汽车”（bus，或巴士）、“影碟机”（DVD）、“袖珍数码录放机”（MP3）等。这些都是比较普及的一些词语，不至于产生什么误解。但是，有些人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在平时的口头语言表达中，常常夹带谁也听不懂的其他生僻英文单词。这种以汉语为主体的、突然出现的外文单词的“插播”，使人们感觉很不舒服，接受起来很困难。也许这样的说者是为了显示自己懂些外文，但实际效果只能令人生厌。还有的，连外文单词也不说，只是学着西方人某些习惯，在与人的谈话和交往中，经常耸耸肩，口里出来一种“嗯哼”的声音。这个“嗯哼”的发音，就足以使人坠人五里雾中，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作态是“肯定”、“否定”、“疑问”、“惊讶”、“感叹”，真是莫名其妙！我们对于外国的语言和文化的学习，如果停留在普及“嗯哼”的水平上，那就太可怜了。
（4）口头语言表达的标准之三：生动
语言生动的本质就是投入感情。运用真情实感说话的人，语言不可能不生动；根本就不投入感情的人，语言不可能生动。这是人们不太注意的一个口头语言表达方面的秘密。口头语言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感染对方，引起共鸣，继而推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使对方接受。在这里，首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引起对方的兴趣，使得对方的感情被激发起来，形成一种感情的交流。如果不能在口头语言中投入感情，不能激发人的感情交流和认同，那么再好的动机也不能达到目的。所以，口头语言的生动性，决不是一个技巧问题，而是一个基于感情投入的态度问题。
要做到口头语言的生动，就应该做到以真情实感说话，不要说假话。在口头语言传播的过程中，语言所携带的真诚的力量是最重要的因素。古今中外，在民族习俗之中，还没有一个喜欢听假话的民族，所有的民族都十分厌恶虚伪和假话。一个人一旦坠入当众说假话的境地，他的表达就完全失去了价值。人们也就不再愿意听他讲任何内容的话了。在我国高校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的教师中，有极少数人，由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不深，自己没有弄懂，又不想弄懂，所以在课堂上照本宣科说一通，而在下课之后却换一副面目，解释说刚才的内容自己也不相信。这样就不可能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学生也不欢迎这样的老师。同样，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如果在群众面前大谈共产主义理想，而实际上自己根本没有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那么，群众也是不欢迎的。只有带着真情实感讲，才能吸引对方的注意，得到对方的尊重。鲁迅说得好：“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这就是真实的感染力。
要做到口头语言生动，就应该做到说贴近老百姓的话，不能摆什么架子，打什么官腔。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公务员、一切知识分子，无论分工有什么不同，都是人民的服务员。大家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关系，谁都没有高人一等的理由。如果有人要摆什么架子，打什么官腔，那就是自不量力，是严重脱离群众的表现。对人讲话而采取官腔，或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子，那就是装腔作势，吓唬别人。这样的人讲的话，莫说让人爱听，还会引起人的反感。怎么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呢？真才实学、胸中有数的人，就完全不用采取这样的吓唬人的战术。
要做到口头语言生动，就应该讲面对现实的话，不能说空话。所谓空话就是言不及义、空洞无物的话。这样的话，只能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不如不说；如果说出来了，也只能证明自己的浅薄，丝毫没有什么积极作用。世界上最不生动的话，就是空话。为什么会说空话？根本的原因就是不敢面对现实的实际问题，没有解决现实难点问题的勇气，所以采取了说空话的做法。要增加口头语言的生动性，要避免空话，就要关心现实问题，研究现实问题，对现实问题做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这样说话就“顶天立地”了。顶天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做到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立地就是联系实际，面对现实，深深扎根人民群众。做到这一点，就不会空话连篇了，现实的沃土就会使口头语言大为生动起来。
要做到口头语言生动，就应该做到以新颖的创造性角度说话，不能说套话。立意新颖，角度不俗，就容易启发人们的新的深刻理解和见解。这就会对人们产生极大吸引力，就会激起人们听讲的极大兴趣，人们就会感觉这样的语言是生动的、有魅力的。可惜，在现实之中，我们经常遇到相反的情形。套话、死板的话，无穷无尽，扑面而来，令人好不扫兴。在一些人看来，这些套话好像是不可替代的宝贝，一旦讲话，就是在什么什么的支持下，在什么什么的指导下，在什么什么的配合下，在什么什么的努力下，一口气说了那么多的前提条件，令人如坠云雾之中，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实这种套话，是讲话者不敢负责任的表现。他生怕把明确的真实情况讲出来伤害了哪一位上级，影响了他的仕途；他生怕把明确的判断讲出来，被人抓住把柄，给自己的工作找麻烦。因此，还是生活在套话里比较安全。但是，用套话对付老百姓是不会有人买账的，弄得不好，真正受损失的是党的声誉和社会主义事业。应该从套话里解放出来，说点心里话，客观地接受社会各个方面的评判。这样比较稳当，也比较受群众欢迎。
（5）口头语言表达的标准之四：有节奏
口头语言的节奏就是掌握语速快慢、语气抑扬、是否重复和停顿的方法。这是与人的接受信息的规律直接相关的一个规则。口头语言表达虽然不是唱歌，但是却和唱歌具有类似的规律。
首先，语速要有变化。在一次完整的讲话中，语速切忌匀速进行、一贯到底。这种没有起伏变化的语速，是最能够使人厌烦人睡的。清朝的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文似看山不喜平。一篇文章最好是像远山一样曲折起伏、变幻多姿，最忌讳没有波澜、一潭死水二般；一个戏剧最好是有铺垫有高潮，最忌讳平平淡淡、味同嚼蜡。同样，一篇讲话，最好是抑扬顿挫、起伏跌宕，切忌语调僵化、嘟嘟囔囔。语速的变化，要根据表述内容的需要。如果想运用一个完整的事实说明一个道理，在讲述这个事实的时候就可以快速进行，一气呵成，让听者通过这个事实理解其中的道理。这个时候，语速越快，就越是受欢迎。如果要表达的是一个结论，一个重要的概念，或者是一个新的说法，语速就要慢，也可以一字一板，而且必要的时候要进行重复。这样像拉手风琴似的语速，有伸有缩，有快有慢，轻松自如，受人欢迎。
其次，要注意运用停顿。在表述一个完整意思的时候，在一个较长的句子中，注意运用停顿是非常重要的讲演艺术。在话语之间停顿1秒，或者停顿1.5秒，然后再接着讲下去，不断地根据情况的不同而运用停顿的讲话艺术，既让自己和听者得到了喘息和调整，也让听者获得了认真反思、回味、理解讲话内容的时机，这是轻松进行的带有研究性讲话的特点。另外，讲话者如果注意运用停顿，还能够体现对听讲者的尊重。一个有意识的停顿，实际上起到了征求意见的作用。它的无声的意义是我说得对不对？你对此有什么看法？你觉得这个说法有什么问题吗？“所以，停顿蕴含着谦虚的精神，具有平等探讨的味道。如果说口头语言中的小停顿意味着征询；那么，有意识的较大的停顿，就意味着发人深省，或意味着十分震惊，或意味着义愤填膺，或意味着心照不宣，或意味着难言之隐。总之，这时候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口头语言之中的停顿，是一个最简单然而又最复杂的语言技巧。
再次，要注意语气的运用。一般口头语言的语气，应该根据所表述的内容不同而有所不同。学术探讨的内容，适合运用平和而侃侃道来的语气；抗议的内容，适合从一开始就运用先声夺人的语气；辩论的内容，适合运用开门见山的直率的语气；对歪理邪说的批判内容，既可以运用严肃的语气来揭露，也可以运用嘲讽的语气进行抨击；颂扬的内容，适合运用热情或深情的语气，尽量进入角色，才能感人至深。
这样几个要素的配合和运用，就构成了口头语言的节奏，就具有了吸引听者的内在魅力，就不显得“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了。
（6）口头语言表达的标准之五：即兴反应能力
口头语言表达语境的变化，要求口头语言表达者具有即兴反应的能力。口头语言表达与文字书面表达的区别在于，文字书面表达允许有充分思考的时间，而口头语言表达就没有这样的优越条件。它要求表达者必须立即作出反应，而且不允许出现较大的遗漏或差错。这就要求表达者要加强日常训练，具有较成熟的即兴反应能力，在较短暂的时间里，经过迅速的思考和决断，基本全面地、准确地表达出意思，而且基本上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对口头语言表达者的要求是很高的。一旦表达者成功地做出了即兴反应，便容易获得同事和上下级的认同。这种成功的即兴反应能力的培养，全靠人们平时的积累和训练。
（7）口头语言表达的标准之六：适应不同对象
说话要看对象，要根据讲话对象的情况确定讲话的内容和风格，这是口头语言表达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口头语言实效性的一个前提条件。
毛泽东同志对语言的针对性十分讲究。他在延安整风期间批评说：“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他接着提出为什么讲话要看对象的道理：“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吗？”毛泽东还向广大宣传工作者推荐了四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当时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报告，里面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切实领会下面这条起码的规则，把它当作定律，当作布尔什维克的定律：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
成功的演说者必须注意针对不同的听众对象，确定讲话的内容和方法，以及讲话的角度和使用实例的取舍。人们的处境不同、文化水平不同、思想觉悟水平不同、面对的生活压力不同、在社会上所处的经济地位不同，就必然对口头语言表达者具有不同的要求。聪明的演说者，能够根据不同人群的需要，改变角度和口吻，选择巧妙的内容，冲破各种人群逆反心理的阻隔，获得讲演的成功。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的一位领导人王若飞，是一位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专家。《王若飞同志在狱中》一书记录他的许多优秀品质，其中就说到了他善于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况。无论是革命队伍的战士，还是国民党派进来摸底的特务，或是社会上的偷盗者，他都能够根据他们的不同特点，以适当的对症下药的谈话方式，深刻感染他们，让他们坚持斗争、改造思想、参加革命。这就是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内容和方法的成功范例。
（8）口头语言表达的标准之七：要讲普通话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进行，随着社会交往的不断广泛和普及，人们交往的频率加大了。作为地方色彩的方言，就越来越失去了其时代的意义。具有全国普及意义的普通话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为了更好地代表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更好地参政议政，无论哪个民族、哪个地区的代表，都要运用普通话发言。这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一种要求。无论是新疆或西藏，还是西南各个省区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代表，在人民大会堂都能够运用普通话发言，为我们作出了使用普通话的榜样。
中国是一个方言最多的国家之一。语言学家也很难统计中国境内到底存在多少方言。一个省就有各个不同地区的相差很大的方言，交流起来就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各个地区内也有分得更细的方言。有的地方，即使一个村庄，其东头的发音和其西头的发音就有很大的差别。西头能够区分出平舌音和卷舌音，但东头的村民就不能区分平舌音与卷舌音的差别。
如果各个地方都保持各自的方言土语，那么整个国家就不能正常地运转，人民就不能正常地交流。这和现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驰。现代化就意味着方言土语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可以说，一个人在全国交流的场合不愿意讲普通话，就是缺少对人的平等态度，或者是自我封闭的象征。任何地方的方言土语，对于其他人来说，都必然带来了交流的困难和理解的误会，使人际氛围不协调。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一度兴起了广东话时髦的浪潮。如果研究中国最远古的土音，倒是最好去研究广东话，其他就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当然，也有一种特殊的功能，那就是保密的功能，因为除了他们别人谁也听不懂。但其他人就会对这种神秘表示不理解甚至是不满。
有些人抓住了有的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坚持自己的方言土语的例子，为自己不改方言土语辩护。这是不足为据的。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利于他们改变普通话。他们从小就缺少普通话的教育。到了成为领导人的时候，年纪已经偏大，已经形成的地方口音就不是那么好改的了。现在的中青年干部和其他非领导性质的人才，从小就学普通话，长大了为什么就不能坚持呢？
我本人在青年时期来到北京读书，直到毕业也没有改自己的山东口音。但是，后来到了一个普通话的环境之中，从事教学和管理工作，那种别扭的山东口音就成为经常引起哄堂大笑的由头，影响了工作。后来，在领导同志的提示下，下决心改正自己的山东地方口音。经过刻苦练习，在不长的时间里，终于把口音改过来了。现在，我的教学工作经常面对来自全国的学生和进修干部，我觉得自己运用普通话教学是必须的一个要求，否则，实际上就等于对各地来的不同的学生和进修干部不公平。现在，谁也听不出我的地方口音了。各地的学生和干部，都和我建立了良好的交流和交往关系。这中间，就有普通话的一份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