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国小说作品概述
在西方文学的百花园中，小说出现在诗歌、戏剧两种文学体裁之后。最早的小说是古罗马作家佩特罗尼乌斯创作的《萨蒂利孔》和阿普列尤斯创作的《金驴记》。但这两部作品只不过是一些散文虚构故事而已，尚未具备“人物（性格）、情节、环境”三元架构的小说形态。西方小说真正发端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小说。随后，18世纪的启蒙小说奠定了小说的基本模式。到了19世纪，浪漫主义小说和现实主义小说充分发展、高度成熟，并步入了文学系统的中心地位，享受了文学百花园中的荣华富贵。整个20世纪，尽管“小说的危机”、“小说的死亡”之类的言说不绝于耳，尽管小说再也不像19世纪那样风光，但是，小说家经受住了各种社会文化现实的挑战，摆脱了由于19世纪小说的辉煌成就所造成的历史性压力，以勇敢无畏的文学创新精神写出了一些不同于传统审美风格的现代主义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小说。
（一）人文主义小说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小说是西方近代小说的开端。卜迦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巨人传》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标志着西方小说第一次高潮的出现。
卜迦丘（1313—1375）是14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作家。他的《十日谈》把眼光从神界移到了人间，从现实生活中选取素材，以崭新的人文主义思想观念为出发点，捕捉各种新颖的生活元素，不仅赞美了文艺复兴初期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颠覆了基督教禁欲主义观念，而且以细腻的心理刻画和真实的细节描写，让各式人物和人间百态形形色色地呈现在自己所构筑的“袖珍舞台”上。同时，《十日谈》还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印度的《五卷书》和中古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等东方民间文学的框形结构艺术传统，将100个故事镶嵌在十个男女逃难的大故事之中。每一个故事既独立成篇又构成统一的整体。此外，《十日谈》的语言生动精练、通俗畅达、文风幽默、含蓄辛辣，为意大利散文和短篇小说的发展奠定了优良传统。因此，这部作品被文学史家们公认为西方近代小说登堂入室的一个坐标点。
拉伯雷（1495—1553）的《巨人传》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代表作，是法国小说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小说共五部：第一部叙述卡冈都亚的出生和他的童年生活；第二、第三部描写卡冈都亚的儿子巨人庞大固埃出世、巴黎求学以及他和巴奴奇结伴漫游的经过；第四、第五部描写庞大固埃、巴奴奇和约翰修士为探求人生、婚姻等问题的答案，一道外出远涉重洋去寻找“神壶”。小说通过祖孙三代巨人的形象，一扫中世纪关于人是上帝的羔羊的说教，第一次肯定了人自身的价值，肯定了人自身一切欲望的合理性，否定了千百年来的宗教神学理论，揭示了“人是宇宙的中心”的看法。小说形式非常独特，虽以祖孙三代的活动串联全书，但又没有一条贯穿全书的情节线索，而是由许多故事片段构成。《巨人传》语言生动、诙谐、丰富，在这部小说中，夸张、对比、讽刺等手法比比皆是。
塞万提斯（1547—1616）的《堂吉诃德》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人文主义小说的最高成就，在21世纪伊始仍被欧洲作家、评论家选为最受欢迎的作品之首。小说全名是《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共两部。作品叙述了年近50岁的穷乡绅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桑丘的游侠史。堂吉诃德阅读骑士小说入了迷，于是拼凑了一副行头，物色了一位意中人——养猪女郎，骑上一匹瘦马，前后三次游走天下，以洗雪天下不平事。最初一次，他单枪匹马出游，遭到商人一顿暴雨般的棍子后，像一堆烂泥似的被老乡们送回家。后来，他找了个侍从桑丘再次闯荡江湖。堂吉诃德满脑子冒险意识和骑士小说画面，他把风车当巨人，把客栈当城堡，把理发师的铜盆当头盔，把羊群当军队，把妓女当贵妇，把苦役犯当受害的骑士，把正经的行人当强盗窃匪，不问青红皂白，一路飞马过去，闹出了无数的笑话。他善良的动机害人害己，但执迷不悟。直到临终之时，他才醒悟过来，立下遗嘱，严禁侄女嫁与骑士。
从表面上看，《堂吉诃德》是一部滑稽逗乐的喜剧性作品，但实际上，笑的背后却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意义。首先，这部小说是针对当时的现实问题而写的。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的前言中自述了他的写作意图与宗旨，他要借这部作品消除骑士小说在社会上、在群众之间的影响，把骑士文学的那一套铲除干净。因为16世纪到17世纪初，正值文艺复兴后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雇佣兵制的建立，中古骑士制度已因过时而衰微，骑士传奇也日益显得荒诞、拙劣、可笑。但是，此时的西班牙却盛行骑士传奇。塞万提斯自觉地担起痛击这股逆流的社会责任，运用“笑”这种“社会制裁手段”，以戏拟的手法敲响了骑士小说的丧钟。其次，小说巧妙地把堂吉诃德荒诞离奇的骑士幻想与苦难的西班牙现实结合起来，通过他荒诞离奇的游侠冒险，广泛地反映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西班牙的社会现实图景，真实地揭示了统治阶级的专横腐败和贵族豪门的荒淫无耻，形象地展现了封建专制统治下人民的苦难。
在结构上，《堂吉诃德》既继承了流浪汉小说的传统，又有所突破。作者采用了直线延伸的主体结构与横向穿插的局部结构相结合的方法，大大扩展了作品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小说中绝妙的对比技巧也被人称道。这种对比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即主仆二人分别在年龄、高矮、胖瘦、坐骑、性格等方面构成了生动有趣的对比。堂吉诃德是年过半百的瘦瘦高高的老绅士，骑着高高的老马游侠冒险；桑丘乃又矮又胖的青年农民，坐在谦卑矮小的灰毛驴“灰点儿”身上，如影随形地跟从着；前者以理想主义为基调，品德善良，精神崇高，但又脱离实际，迂阔顽固，以幻想代替现实，既是一个硬充骑士、引人发笑的滑稽人物又是一个不时闪耀出人文主义思想光辉的形象，既是傻瓜又是英雄；后者以现实主义为核心，头脑简单而不失聪明，思想狭隘而不失诚实，胆小贪财而不失淳朴，备遭凌辱而不失善良，历经艰难而不失乐观，讲究实际，语言朴实风趣。这些对比手法的运用，大大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和思想性。因此，别林斯基曾称赞说，在一切著名的欧洲文学作品中，这样把严肃和可笑，悲剧性和喜剧性，生活中的琐屑庸俗和伟大而美丽的东西交融在一起的例子仅见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二）启蒙小说
18世纪的启蒙小说奠定了西方近代小说“人物（性格）、情节、环境”三元架构的基本模式。小说家以全知全能的视角叙述故事、描绘情景、塑造人物，并随时随地评判小说中的人物与事件，阐明自己的道德观念和美学主张，使得作品的思辨性、哲理性较浓。笛福、理查逊、菲尔丁、歌德代表着启蒙小说的最高成就。
笛福（1660—1731）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小说家。其代表作品《鲁滨孙漂流记》第一次以普通人的日常活动作为描写中心，塑造了西方文学史上第一个正面的资产者形象鲁滨孙。鲁滨孙是笛福时代英国商业资产者的典型。他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其父亲经常用知足常乐的哲学教育他。但他不满足于平庸舒适的生活，海外的新世界对他具有一股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为了追求财富，他雄心勃勃，一次次出海，一次次险些丧命，但始终矢志不渝。在荒岛上，他克服悲观情绪，立即投入到创造新生活的战斗之中。他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依靠自己的双手，取得了生存的权利，凭借坚强的意志、必胜的信念和坚忍不拔的实干精神，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鲁滨孙的这种精神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但是，文明的背后伴随着罪恶。鲁滨孙经营种植园，进行奴隶贸易，目的是获取利润，追求物质财富。鲁滨孙用火枪救下“星期五”，又用《圣经》“开化”他，使“星期五”成为他忠实的仆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奴役。当荒岛上还只有鲁滨孙一个人的时候，他就踌躇满志地认为一切都是他的。后来，鲁滨孙又救出了“星期五”的父亲和两个西班牙人，于是便自封为“总督”，认为全岛都是他个人的财产，他是百姓的全权统治者和立法者。鲁滨孙回国后，继续保留岛上的土地产权，把它分租给新去的居民。可见，鲁滨孙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私有观念、充满占有欲的殖民主义者。因此，恩格斯称他为一个真正的资产者。
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故事，通过人物的言行来展现人物的性格，注意环境描写和细节描写，具有强烈的真实感。语言简洁、生动、朴素、自然。但是，《鲁滨孙漂流记》也存在一些缺陷，如人物刻画比较粗糙，结构松散简单，表现出初期英国小说艺术上的不足。
理查逊（1689—1761）是一位书信体小说家，在英国和欧洲小说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他摆脱了以主人公的见闻经历为主线的传统叙事写法，以日常生活中的婚姻、道德问题为题材，集中写一件事的始末，长于表现人物的情感和心理。其代表作是《帕美拉》。
菲尔丁（1707—1754）是18世纪英国杰出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他将小说引出了描写资产阶级家庭生活的狭小范围，在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上超越了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其代表作《汤姆·琼斯》通过弃儿汤姆与乡绅的女儿苏菲亚的恋爱故事，形象地再现了18世纪中叶英国的社会生活，成功塑造了各个阶层的典型人物，批判了以门第、金钱为条件的婚姻，揭露了贵族、资产阶级的荒淫无耻和资产阶级文明的虚伪。在艺术上，小说情节曲折复杂，人物众多，且布局精巧，结构严密而完整，达到了18世纪小说的最高水平。
歌德（1749—1832）是德国最伟大的诗人、作家、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家，是德国文化最伟大的代表。他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德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产生世界性影响的作品，被恩格斯誉为“建立了一个最伟大的批判功绩”的佳作。
小说由维特的书信和编者的补白构成，叙述的是维特自杀前半年左右的生活经历和感受。维特为了处理母亲的遗产来到了瓦尔海姆镇，明媚的自然风光、天真无邪的儿童、淳朴的村民深深地吸引了他，特别是他在舞会上见到美丽活泼的绿蒂之后，更是神魂颠倒，不能自拔。但绿蒂已与一位名叫阿尔贝特的青年订婚，他的爱毫无希望。在朋友的劝说之下，他忍痛离开了小镇，到另一个城市当了公使的秘书，希望用工作来医治情感上的创伤。可是，公使却是一个极琐屑之人，叫人无法忍受。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位B小姐并喜欢上了她，可是B小姐极其势利眼的姑妈坚决不同意侄女跟他来往。在这个地方，只有C伯爵还能跟他谈得来。有一次，他参加C伯爵组织的贵族舞会，看到B小姐进来后便多待了一会儿，这引起了B小姐和贵族们的不满。经C伯爵的提醒，他愤然离开了。但是，城里盛传着他被赶出贵族圈的闲言。这年秋天，他故地重游，绿蒂已经嫁给庸俗自私的阿尔贝特，原先认识的那些人一个个都遭到了不幸。最后，维持在孤独、苦闷中举枪自杀。
这部书信体小说最大的成就是塑造了维特的形象。主人公维特是18世纪德国新兴市民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他虽然没有改造现实社会的雄心壮志，但却追求美好的理想，向往自由，幻想纯洁的爱情。他有才华、能力，希望能够从事有益的工作，创造有价值的人生。但是，围绕着他的社会环境却令人窒息：市民庸俗麻木、贵族傲慢无礼、官场保守腐败——这一切好像一张无形的灰暗之网，罩在维特的身上和心头。他不断与之冲突，也不断地逃避，性格也日甚一日的内向和忧郁。他逃离城市的庸俗和烦闷，来到了乡村，在大自然的怀抱和淳朴的民风中得到了短暂的安慰。他与绿蒂一见钟情，但面对她的鄙俗自私的未婚夫，他只能再添上一些精神苦闷；他离开瓦尔海姆来到另一座城市，可得到的却是上司和贵族的歧视与鄙夷；他再次逃离城市，又回到绿蒂身边，但面对已婚的绿蒂，他陷入了极度的忧伤之中。至此，他感到生命已无价值，精神崩溃。自杀成了他唯一的出路。总的看来，维特是一个时代的觉醒者和庸俗环境的反抗者。他以个人为中心来反抗社会，以孤傲来对抗德国现实的丑恶，他比那些浑浑噩噩苟且偷生者清醒得多。但是，他的反抗是一种逃避式的反抗，缺乏一种战斗精神。因此，维特这一形象既表现了德国青年的觉醒及其不满情绪，又反映了他们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小说以近百封长短书信作为骨架，以编者的引言、按语和注释为点缀，使整部作品首尾完整，浑然一体，情节剪裁十分精彩。同时，小说又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面对面地向读者畅述主人公的遭遇和感受，倾吐他的追求与心声。读者阅读小说，仿佛成了作品中的收信人，听到了主人公的言谈笑语、涕泣悲叹，自然而真切，从而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情感共鸣。
清新、美丽、不断变化的大自然与人物情感的变化融为一体，也是小说的一大特色。大自然景物的更替成为维特情感世界的奇妙烘托。维特初到瓦尔海姆时，是繁花盛开的五月，他心中充满憧憬与欢畅；他离开和重回这里时，却是落木萧萧的深秋，心中异常愁苦悲凉；而他生命结束时正是雨雪交加的仲冬，衬托出他的绝望心情。时节自然景物的更迭变化，都与主人公由欢畅到愁苦、最后绝望自杀的感情发展息息相关，这极有助于充分展现“狂飙突进”时期进步知识青年觉醒、愤懑、追求、苦闷、悲哀的精神世界，有力地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效果。
（三）浪漫主义小说
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小说家排除了启蒙小说的哲理性和思辨性传统，特别推崇想象和虚构，追求大胆的构思、离奇的情节和奇异的艺术效果。他们的小说以一种情节曲折离奇、人物性格不同凡响、主观情绪浓烈的审美风格亮相于文学的百花园中。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作是雨果的《巴黎圣母院》。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领袖，小说家、诗人、戏剧家、文艺理论家、社会活动家。作为小说家，雨果在长达40余年的创作岁月里，共创作了20部小说。其代表作有《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九三年》等。
《巴黎圣母院》是一部想象奔放、变化纷繁、新颖别致的浪漫主义小说。它奠定了雨果作为世界著名小说家的崇高地位。
小说以15世纪末路易十一时代的巴黎社会生活为题材，以巴黎圣母院为情节集结点，围绕副主教克洛德·孚罗诺、巴黎圣母院的钟楼敲钟人加西莫多、吉卜赛女郎爱斯梅哈尔达三个主要人物展开情节，叙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1482年1月，在喧嚣热闹、情调奇特的宗教愚人节里，千变万化的丑人竞相亮相，加西莫多被选为“丑人王”。在格雷弗广场上，吉卜赛女郎爱斯梅哈尔达以优美的舞蹈、迷人的外貌倾倒了所有的观众。副主教克洛德·孚罗诺对她动了邪念。当天夜晚，他便指使敲钟人加西莫多劫持爱斯梅哈尔达。正在巡逻的宫廷侍卫队长法比救下了她。从此，爱斯梅哈尔达爱上了这个军官。次日，加西莫多在格雷弗广场被示众受刑。他口渴难熬发出了痛苦的哀号。吉卜赛女郎不顾周围群众的哄笑，把水送到了加西莫多干裂的嘴边，加西莫多干枯的眼里滚出了大颗眼泪。爱斯梅哈尔达与法比的爱情使克洛德心生嫉恨，趁他们幽会之际，他化妆成妖僧，用匕首刺伤法比并嫁祸于女郎。皇家法庭由此判处她绞刑。行刑之时，加西莫多劫持刑场，把爱斯梅哈尔达抢入圣母院。女郎得到了暂时的保护。但是，教会煽起宗教狂热，女郎被视为女巫，法院决定不顾圣地避难权将她强行予以逮捕。这时候，流浪汉得知这一消息，便武装起来攻打巴黎圣母院以营救爱斯梅哈尔达，但遭到不明真相的加西莫多的抵抗和皇家军队的血腥镇压。混乱之中，克洛德把爱斯梅哈尔达骗出圣母院，威逼她屈从。爱斯梅哈尔坚决拒绝。克洛德气急败坏，把她交给“老鼠洞”的女修士看管，自己则去报告官府。女修士居第尔突然发现爱斯梅哈尔达正是自己16年前丢失的女儿。母女俩悲喜交加。此时，克洛德带兵赶到，母女都被送上了绞刑架。当克洛德站在巴黎圣母院钟楼顶上发出狰狞的笑声时，加西莫多愤怒地将他推下。几年以后，人们发现爱斯梅哈尔达的尸骨与加西莫多的尸骨紧紧地抱在一起。
小说的情节具有戏剧性的紧张，充满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巧合与怪诞。例如，加西莫多的抢人、劫法场、“圣母院保卫战”与殉情、爱斯梅哈尔达母女生离死别的巧遇等情节缺乏逻辑性和过程性，令读者感到神秘莫测。小说中的人物也非凡脱俗，不仅外形奇特，而且灵魂也非同一般。最明显的例子是加西莫多。他的外形可谓是丑得惊心动魄，丑得不落俗套：他有着四面体的鼻子，马蹄形的嘴；既是驼背，又是瘸子；既是独眼，又是聋子。他看起来仿佛是一个被打碎了而没有好好拼起来的巨人像。不仅如此，他的举止动作、灵魂精神也非同一般。对养父，加西莫多刚开始俯首帖耳，仿佛一条忠实的狗。克洛德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神色对他都是一道无声的命令。打他，踢他，他都一声不吭。但是，当爱斯梅哈尔达唤醒了他的灵魂之后，他那天使般高尚的灵魂便显露出来，最后，他将十恶不赦的养父推下钟楼。可见，加西莫多仿佛是落入人间的精灵，肉体是野兽的、卑劣的，灵魂却是天使的、高尚的。总之，小说中情节和人物的多变非凡，都是雨果奇异想象的产物。
此外，英国司各特（1771—1832）的浪漫主义历史小说和法国大仲马（1802—1870）的浪漫主义通俗小说也引人注目。司各特有欧洲“历史小说之父”之称，其代表作《艾凡赫》是一部将“历史所具有的伟大灿烂，小说所具有的趣味和编年史所具有的严格的精神”（雨果语）结合在一起的历史小说，情节离奇曲折、跌宕起伏，使得整个故事回荡着一股非凡的气势。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启发了巴尔扎克等新一代作家去描绘当代的社会生活。大仲马的主要作品有《三个火枪手》、《基度山伯爵》、《玛尔戈王后》等。《基度山伯爵》构思巧妙而周密，悬念众生而又环环相扣，情节曲折离奇，场景丰富多彩，引人入胜。此外，大仲马还善于通过对话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交代往事，推动情节发展。
（四）现实主义小说
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形式是小说。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以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基督教人道主义、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为哲学基础和思想基础，以亚里士多德、狄德罗等人所建构的模仿论为美学原则，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描写现实生活中的人与环境，批判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恶行败德，鞭笞社会与时代的黑暗，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巴尔扎克、狄更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作品是现实主义小说的里程碑。
巴尔扎克（1799—1850）是一位“独特的以崭新的方法描写人的艺术家”。他毕生谱写的“未完成的交响曲”——《人间喜剧》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而且为西方小说建立了一个“人物（性格）、情节、环境”三者有机统一的经典叙事模式。
《人间喜剧》是巴尔扎克在1829年至1848年间用热血和生命浇铸的多卷集现实主义小说的总称。它收入了96部长、中、短篇小说。其中著名的作品有《苏城舞会》、《高利贷者》、《夏倍上校》、《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古物陈列室》、《朱安党人》、《驴皮记》等。
为了加强《人间喜剧》中各部作品之间的有机联系，巴尔扎克创造性地运用了分类整理法和人物再现法。所谓分类整理，就是将全部作品分成“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分析研究”三大类。其中“风俗研究”又分为“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旅生活”、“乡村生活”六个场景。所谓人物再现，就是让同一人物出现在很多部小说中，每一部作品只描写这个人物的一个阶段或者一个侧面，几部作品联系起来，就能呈现出这个人物的性格发展和命运遭遇的全过程。分类整理法和人物再现法拼合了各个画面，打通了《人间喜剧》各虚构世界之间的边界，使整个《人间喜剧》构成了一个具有连续性的有机整体。这种宏大的规模和巧妙的构思得到了后来诸如左拉、哈代、福克纳等作家的赞叹和模仿。
庞大的《人间喜剧》描绘了法国不同阶级阶层的两千多个人物构成的广阔社会生活场景，时间跨度从拿破仑帝国、波旁复辟王朝到七月王朝，以形象的画面呈现了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在各个领域里你死我活的角逐、封建贵族在资产阶级的步步逼攻下气息奄奄的现实以及商人、高利贷者、银行家等资产阶级暴发户惊心动魄的表演。作者还以“系统化的能力”和“明目张胆的偏爱”创造了金钱和买卖的史诗，以生动的情节诠释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在艺术上，《人间喜剧》体现了巴尔扎克惊人的创造力。将人物性格塑造和深刻的历史内容结合起来，以激情为元素，搜集人物情欲的主要事实，运用“杂取种种人”的典型化方法，刻画人物性格，表现人物个性，是《人间喜剧》的一大创造。作品中的人物无论主次，个个鲜活生动，血肉丰满，几乎每个人的性格都存在多个层面，且与其独特的经历和处境息息相关。例如，同是吝啬鬼，葛朗台的聚财手段就和高布赛克的不尽相同，里谷的吝啬和葛朗台的吝啬也大异其趣。葛朗台把一切开支看成浪费，尽管是地方上的首富，过日子却和当地的庄稼人一样，喝的老是坏酒，吃的老是烂果子，连女仆拿侬去店里买一根白烛都会成为当地的新闻；里谷的悭吝却只对付别人，自己则有一套独特的讲究与享受……总之，作者试图在作品中表现出社会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人类心灵的全部复杂性。工笔描画环境，是《人间喜剧》的又一大的贡献。巴尔扎克擅长研究与把握事物的外部特征，广阔而真实地描绘人物生活的物质环境，如住宅、室内装饰、生活用具、街道、城市等。《欧也妮·葛朗台》以腐朽的楼梯、陈旧的用具、昏暗的烛光来表现贪婪积累钱财的老葛朗台的吝啬，是巴尔扎克环境描写的经典例证。《人间喜剧》还开创了西方小说网状结构模式。19世纪以前的西方小说结构，基本上采用“流浪汉小说”的结构形态，以单一线索纵向直线型演进为特色。《人间喜剧》则通过众多的情节线索有机地交织，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情节网络，立体地展示生活的横断面。例如，《高老头》就写了退休面粉商人高里奥先生被两个女儿榨干、抛弃而悲惨地死去的故事；外省贵族青年拉斯蒂涅经受不住巴黎生活的引诱，在鲍赛昂夫人、伏脱冷的指点下，逐渐堕落成为一个资产阶级野心家的故事；鲍赛昂夫人在资产阶级的逼攻下被迫隐退的故事；潜逃苦役的伏脱冷再次被捕的故事等。其中，高里奥和拉斯蒂涅的故事是小说的中心，其余的情节线索都与这两条中心线交织在一起。这种纵横交错的情节结构不仅有助于呈现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而且有助于描写多元复杂的人物性格。
狄更斯（1812—1870）是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作家，也是文学史上不多见的、把高度的思想性和广泛的娱乐性结合起来的作家。他的作品既是惊世骇俗的暴露文学，又是情节热闹、引人入胜、可看好读的畅销书。在那些人手一册的经典中，他的作品仅仅排在《圣经》和莎士比亚著作之后。
狄更斯因《匹克威克外传》的出版而一举成名。其一生共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大量的短篇小说、游记、戏剧和小品等。著名的作品有《奥列佛·退斯特》、《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艰难时世》、《双城记》等。他的小说以宏大叙事方式绘制工业资本主义英国包罗万象的社会生活画卷，其反映生活的完备性和丰富性，只有巴尔扎克才能与之匹敌。在艺术上，狄更斯喜欢采用戏剧化的传奇情节（如奥列佛的身世之谜，梅尼特医生被困的实情等），构成作品很强的悬念性；他还常常采用对比、夸张、象征等手法，制造渲染某种气氛，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上，驰骋情感力量，使小说具有催人泪下的悲怆、感伤情调。
《艰难时世》是狄更斯唯一的一部正面反映劳资矛盾的作品。小说有两条平行发展的情节线索：一是工厂主庞得贝与工人之间的矛盾，一是退休五金批发商兼国会议员葛雷梗贯彻其“事实哲学”的实践过程。小说通过这两条情节线索，批判资产阶级丧失人性、缺乏仁爱精神的罪恶，呼吁人与人之间的宽容和理解。作品采取了许多浪漫式的夸张手法以讽刺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观念。
《双城记》是狄更斯的代表作。小说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较为真实地反映了革命前夕封建贵族对农民的残酷迫害，强烈抨击了统治阶级的凶残、暴虐和腐朽，揭示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必然性。小说以古讽今，给英国统治阶级敲响了警钟。但小说又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小说，它的人物和主要情节都是虚构的。作者以虚构人物梅尼特医生的经历为主线，将冤狱、爱情与复仇三个相互关联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情节曲折动人，错综复杂。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公认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是19世纪俄国最杰出的现实主义大师，是19世纪末阴霾重重的黄昏里一颗抚慰人间的巨星。他和巴尔扎克一起被人们称为现实主义小说家中两座最高、最辉煌的峰峦。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托尔斯泰在俄国文坛活动了近60年，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最为著名的中短篇小说有《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哥萨克》、《一个地主的早晨》、《琉森》、《伊凡·伊里奇之死》、《教育果实》、《克莱采奏鸣曲》和《舞会之后》。三大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则代表着托尔斯泰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
托尔斯泰的小说具有全景式史诗性的审美品格。《战争与和平》全景式地再现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时间上囊括了从1812年俄法战争的准备到1825年12月党人运动的酝酿期，空间上穿越了国内国外、城市农村的广阔范围，在战争与和平的交叠中生动地描绘了550多个人物，展现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家庭生活的广阔画面，反映了各阶级阶层的思想情绪。《安娜·卡列尼娜》交织着城市贵族妇女安娜的爱情追求与乡下庄园主列文的精神探索两条情节线索，广泛地描写了城乡生活和阶级关系，对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中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婚姻家庭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复活》的题材非常广泛，对沙俄全套国家机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托尔斯泰的小说内容十分丰满，叙述具有多层次性和广泛性。
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始终注意通过心理变化反映人物性格思想的变化，并创立了“心灵辩证法”的写作技巧。他认为，作家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的本身，是这种过程的形态和规律，因此，一位优秀的作家应十分注意一些感情和思想如何从另一些感情和思想演变而来，注意心理活动形态的多样性和内在的有机性，同时善于捕捉心灵中转瞬即逝的思想感情和意念，善于挖掘内心深处难以捉摸的、微妙的意识。也正因如此，托尔斯泰特别注重描写人物心理错综复杂的矛盾，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去发掘促使人物心理矛盾发展的各种因素，从而把人物心灵的运动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他喜欢描写自我反省、心灵彻悟和激情状态等独特的心灵运动形态，并在描写人物心灵的彻悟中，将浓郁的抒情、突变的戏剧性与深邃的哲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其作品中人物的一颦一笑、一嗔一盼，都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心理内容。
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人物性格体现出多面性和自主性的特点。他的小说没有绝对的好人和绝对的坏人，即使是他最喜爱的主人公，他也不美化他们，而是从生活实际出发，写出他们身上的某种缺点，从不把人物性格绝对化。他笔下那些探索型人物的思想性格与环境有关系，但都高于环境。他们都试图克服环境的影响走向精神的独立，显示出超越性和自主性，从而映衬出环境的落后与不合理。
在小说创作中，托尔斯泰不拘泥于一般长篇小说“开端、发展、结尾”的格式，他的长篇小说像一条不停流动的长河。《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的结尾，总不是戛然而止，而是使人感到生活之流仍在流动，不幸的婚姻或幸福的婚姻只是人生长河中的插曲。托尔斯泰小说的结构呈现开放的态势。
（五）现代主义小说
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小说不是一个内涵确定、清晰的概念。它主要包括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出现在欧美各国的未来主义小说、超现实主义小说、意识流小说、表现主义小说等。现代主义小说家以弗洛伊德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柏格森直觉主义、克罗齐直觉表现理论、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等非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和方法论武器，以反传统为总目标，以种种阴暗、卑劣、恐怖、丑恶的意象来象征、呈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工业社会的可憎、可怖、荒谬、虚伪，从而表现人们精神上的空虚、孤独、悲哀、绝望。现代主义小说家都是一群有机形式主义者，着力于小说形式上的实验与创新，追求一种情节非线性化、叙事视角多样化、人物与物象符号化与象征化、语言陌生化、心理情绪意识流化的审美风格。比较重要的现代主义小说家有卡夫卡和乔伊斯。此外，法国的普鲁斯特、英国的伍尔夫、美国的福克纳也是非常有影响的现代主义小说家。
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是现代德语文学中独树一帜的人物，西方评论界称誉他为20世纪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卡夫卡于1904年开始创作，其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长篇小说《美国》、《审判》和《城堡》。三部长篇小说均在卡夫卡去世后出版。此外，卡夫卡还写有大量的书信、日记和随笔。
卡夫卡在他有限的文学创作中，以其独特的视野构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异化世界”：一个个灵魂空虚者，遍体鳞伤，神情焦虑、烦闷，仰天长吁，悲戚叹息；一群群精神孤独者，四处徘徊，心情负罪，恐惧、绝望，求生不得，欲死无门。他的小说表现了人类生存的危机感和恐惧感，生动地展现了人的肉体和精神在那个时代所承受的巨大痛苦。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文学形象，而是人类某种命运的代表，或者说是某种人生哲理的载体。在这些既无具体的时间、地点，又无鲜明的故事背景的小说里，现实与梦幻、合理与悖理、常人与非人、具体与抽象浑然一体，怪异的形象、夸张荒诞的画面、瞬间的直觉逼人而来，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卡夫卡的小说具有一种只叙不议、简洁朴素、扑朔迷离的风格。
乔伊斯（1882—1941）是英国小说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同时也是现代主义精神的化身。他先后出版了《都柏林人》、《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尤利西斯》、《芬尼根的苏醒》等作品。《尤利西斯》的问世不仅标志着英国小说艺术的巨大变革，而且也标志着现代主义小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尤利西斯》不具备一般小说的特点，它既无紧张激烈的冲突，也无扣人心弦的高潮；既没有行动，也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性格刻画。作品仅仅涉及的是青年艺术家斯蒂芬、广告商人布卢姆和他的妻子莫莉三个人在1904年6月18日这一天的思想与经历。小说前三章集中描写了青年艺术家斯蒂芬从早上8点至上午11点的生活过程和意识活动。斯蒂芬是一位年轻的历史教师、诗人，因母亲病危从巴黎返回都柏林，母亲临终时要求他跪下祈祷，而他则出于对宗教的反感没有听从，母亲死后他常常为此事感到内疚。由于父亲整日酗酒，他离家出走，以教书为生。1904年6月16日上午，斯蒂芬上完一节历史课后，与校长交谈了一会儿，随后独自去海滩散步，思索人生。小说的四至十五章生动描述了布卢姆从早上8点至半夜12点在都柏林街头的游荡和凝思遐想。布卢姆40多岁，犹太人，是一家广告公司的业务承揽员。他串街走巷，终日奔忙，却常常劳而无获。幼子的夭亡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消除的创伤，妻子在他失去性功能后不甘寂寞，使他蒙受着难言的羞辱。小说的十六至十八章主要描述了布卢姆和斯蒂芬的相遇、交流以及莫莉的意识流动。小说通过布卢姆、斯蒂芬和莫莉所呈现的人的内心世界的丑陋、卑琐、苦闷和混乱，反映了现代西方社会中人性的“异化”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深重危机。
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精心营构了一个现实与神话对位的叙事模式。作家不仅以荷马史诗《奥德修斯》中的主人公奥德修斯的拉丁文名字作为书名，而且还套用了《奥德修斯》的框架，让作品中的每一段情节都以某种方式与《奥德修斯》相对应。小说中的三个人物也是如此，布卢姆对应尤利西斯、斯蒂芬对应尤利西斯的儿子帖雷马科、莫莉对应尤利西斯的妻子佩涅罗佩。这种对位式叙事体现了作者的深刻寓意：远古神话已变成了平凡、乏味、庸俗、肮脏的都市生活；史诗中的英雄也早已被平庸、猥琐、精神畸形的人物取代，现代的西方文明已堕落到无底的深渊。
《尤利西斯》是一部典型的意识流小说。作品充分展示“心理时间”，以自由联想、内心独白、时空颠倒的手法，呈现三个人物的漫长岁月与人生经历，敞亮三个人复杂、深潜的内心世界。与传统小说不同，《尤利西斯》中的自由联想和内心独白不受传统的“形式逻辑”、“联想关系”、“连接点”的制约，具有极大的跳跃性和随意性。小说中三个人物的各种意识无序、无关联地任意闪现，例如小说最后一章中莫莉半睡眠状态下的自由联想和内心独白，长达几十页不分段，也没有停顿和标点。附近教堂的修女和晨祷的钟声、鸡的打鸣、天上的星星、如星状的鲜花、龙巴街住房中的花纹墙纸以及丈夫送她的裙子花样等流进了莫莉的意识中。这意识四处飘荡，无边无际，真实地描摹了人物慵懒散漫的心。整个作品以这样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让读者直接把握和感受人物的意识活动，起到了丰富、深刻、真实的立体效果。
（六）后现代主义小说
后现代主义小说是相对现代主义小说而言的，它是20世纪50年代至今西方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主要包括存在主义小说、新小说、黑色幽默、元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等不同的流派。由此看来，后现代主义小说也是一个内涵不确定、不清晰的概念。
后现代主义小说是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它除了以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为哲学基础和思想基础之外，还受到了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拉康的新精神分析说，索绪尔、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理论以及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的深远的影响。
在反叛传统小说的道路上，后现代主义小说比现代主义小说走得更远。它超越了文学与现实的界限，超越了文学体裁之间的界限，超越了各类艺术之间的界限，以一种抗争再抗争、反叛再反叛的态度，彰显出后现代性。这种后现代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完全放弃统一的主体性，小说中的人物无理无本无我无根无绘无喻，乃是虚构的存在者。在现实主义小说那里，人物的主体性具有坚不可摧的地位，作家的笔墨几乎全落在对人物性格特征的刻画上，人物的行为、言语、外貌、环境等都是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的。因此，在现实主义小说中，阅读人物宛如看一幅肖像，读者在看过之后对人物有一个整体印象，掩卷之际，人物形象能够跃然而出。现代主义小说家也没有放弃主体性，其作品是主体性的真实表现，是意识中的并由意识构成的世界，以一种客观对应、顿悟和意识流的方式呈现人物内心活动，捕捉自我意识。所以，阅读现代主义小说，读者可以体验和感受到小说主人公心灵的搏动。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完全放弃了统一的主体性。在他们眼里，今天的自我使人迷惑，昨天的自我已被忘却，明天的自我不可预言，自我不再是统一的实体，人已经破碎死亡。因此，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人物不断地逃避人物本体的确定性，无性格无心理，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属性，剩下的只是一个后现代式的自我身心肢解式的碎片、一团模糊不清的影子。例如，美国作家巴塞尔姆《白雪公主》中的中心人物白雪公主漂亮如仙女却无喜怒哀乐和七情六欲，她只是一种符号或能指而已。托马斯·品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V》中的V似乎是一个不断变换身份的神秘女人，这女人与历史上一切重大事件都有瓜葛。但她又不只是一个女人，她还是各种事物和概念。读者阅读之后，感觉到V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所以，欣赏后现代主义小说，欣赏者仿佛在不断期待而又期待不成的过程中被不断移置，读者与人物间获得的关系被解构。
第二，后现代主义小说家消解了传统的时空观念，小说的情节结构呈现碎片化、开放性特征。现实主义小说严格遵守亚里士多德情节设置原则，依循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整合规律，其结构严谨。现代主义小说虽然具有片段化的叙事特征，但现代主义小说大师们仍执著于深度情结，总想赋予混乱的现代生活以一种秩序，面对分崩离析的现代世界不放弃整合的良苦用心。而后现代主义小说是一种平面化小说。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时间是迷混的、断裂的，在话语中不能以确定的方式来控制；空间也成了超空间，可被发明、被随意命令消失或扩大。因此，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情节没有时序和因果逻辑，事件独立出现，孤零零地成了一个个碎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经常使用切割、并置、重复、拼贴、罗列、排列组合等手法。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将十部小说的开头拼贴在一起，而十个故事本身毫无联系。
第三，后现代主义小说以语言为中心，高度关注语言的游戏和实验。后现代主义小说家认为，现实只不过是语言虚构的假象，是语言所造成的。传统小说以虚假的语言虚构出虚假的故事去反映本身就是虚假的现实，从而把读者引入双重的虚假中。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去揭露这种欺骗，把现实的虚假和虚构的虚假同时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于是，他们就醉心于开发语言的符号和代码功能，醉心于探索新的语言艺术，醉心于语言游戏。他们不仅在语言游戏中获得充分的意义和乐趣，而且通过语言自治的方式使作品成为一个独立并完全自足的语言体系，从而创造一个用语言制造的新世界。
二、外国小说作品欣赏实例
D。H。劳伦斯是20世纪英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其代表作之一《恋爱中的女人》，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呈现了人在世界中的理解和感受，展现了“作者自身欲望之渴求与抗争”和“自我至深的经验”。其中一个最为突出的美学元素就是作品淡化了传统小说中线性因果式的顺时性叙述规范因子，以叙事并置、延缓情节的方式，颠覆传统小说线性时间结构模式，极力追求小说结构的空间化。
并置是庞德意象派诗论中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诗歌中的各个意象不按逻辑关系组合，而是并列置入诗中。《恋爱中的女人》借鉴了意象派诗歌的这一表现手法，形成了一种同时设置两条情节线索和若干个分散的事件、场景的叙事并置技巧。两条线索和若干个分散的事件、场景以不同的风貌、不同的取向构成平行对应、交叉重叠的关系，共同推动叙事进程，建构文本的叙事主题。
《恋爱中的女人》首先并置了伯金与厄秀拉、杰拉德与戈珍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情节线索，改变了传统小说只叙述一对男女青年情感冲突的情节格局。两条爱情线索并行不悖向前发展。两对年轻人几乎同时相识于克里奇女儿的婚礼，几乎同时定情于水上聚会。所不同的是，伯金与厄秀拉的情感同大自然相交融，在两性对立的冲突中逐渐达到平衡与统一、达到完美和谐，在灵与肉统一的性爱中获得新生；而杰拉德与戈珍的情感浸染着工业文明和工具理性的毒素，他们之间自始至终摩擦不断，笼罩在死亡阴影之下，虽有肉体的结合，但灵与肉相分离，杰拉德最终葬身于阿拉卑斯山雪谷，戈珍去了德累斯顿。作品以不同的章节交替呈现两对恋人的复杂情感经历，如《出游》一章描绘的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在舍伍德森林的空地，伯金和厄秀拉交融于一体，完成了完美的性爱体验，高唱着爱的颂歌；紧接着，《死亡与爱情》一章叙述杰拉德与戈珍在充满死亡的氛围中狂欢。总之，两条情节线索犹如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在不同的场景中切换，形成了对峙和对比空间，从而促使小说的生存之思从晦蔽之中进入了澄明之境，展示了作品对情爱本质的追问和对社会的批判。
环绕两大爱情故事的叙事空间，小说设置了诸如肖特兰兹克里奇家的婚礼、春寒未尽时杰拉德的晨泳、庞巴多酒吧醉生梦死般的聚会、杰拉德制服受惊的阿拉伯母马、宠物米诺与野猫的搏斗、水上聚会时杰拉德的妹妹溺水而死的惨剧、瘦弱的伯金与强壮的杰拉德的摔跤、戈珍与洛克讨论艺术等生活场景，勾勒出了赫麦妮、威尔、克里奇、米纳蒂、洛克、海里戴、亚历山大、玛兹小姐、布莱德利、约瑟华、帕里斯拉、克里奇的妻子、新婚夫妇、甲壳虫般的店主等人物的瞬间形象。这些生活场景和这些人物的镜头如珠玉般散落在不同的空间范畴内并凝固着，呈现出一瞬间的感觉和情思，这不仅扰乱了均匀的叙事节奏，制造了单位时间内两条叙事主线的中断或停顿，而且在场景与场景之间留下了许多未定点，确立了文本的深层张力，从而充分调动了读者阅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延缓情节主要是指小说以冗长精细的描写、议论、重复等方式来减慢情节的推进，增加小说的叙事密度，从而创造文本的共时感和空间感。在小说中，冗长精细的描写与议论随处可见。小说开端的中心事件是克里奇家的婚礼。但是，读者感觉婚礼行进的速度相当缓慢。作品首先以戈珍的视角印象式地描写杰拉德的形态，继而运用内心独白和心理分析的方式呈现戈珍对杰拉德的感觉。接着，作品从厄秀拉的观察角度出发，详细地展示赫麦妮的穿着打扮，介绍她的人际关系。然后，叙述者高屋建瓴式地发表议论：她是文化意识的传播媒介。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思想意识方面甚至在艺术上，她都处在最高层次上，木秀于林……但她有的只是一个可怕空洞的灵魂，缺乏生命的底蕴。小说还介绍了赫麦妮与伯金的恋爱关系，由此读者已能体会到赫麦妮是一位充满理性精神和具有强烈占有欲望的女性，感受到她与伯金的爱情关系存在着某种危机。直到该章最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新郎和伯金才露出脸来，婚礼正式开始。小说第17章除了开头科克太太向戈珍叙述儿时的杰拉德任性霸道之外，其余部分都是以回叙、顺叙、插叙等多样化的叙事方式让读者埋头于克里奇与妻子的矛盾和摩擦，专注于杰拉德接管公司之后所谓的改革举措之类的细节，迷失在新一代矿主杰拉德宰制整个公司的方略之中，两对青年男女的情感冲突如何却被停顿了，读者被固定在某一点上，唯一的感觉只是现存和当下。
重复也是《恋爱中的女人》中延缓情节的一个重要的方式。这里既有黑夜、月亮和水的意象的重复，又有如仪式一般的场景叠加，还有杰拉德枪杀弟弟，征服母马以及富于生命节律的舞蹈、两性狂欢、远足阿尔卑斯雪原多次滑雪等细节的重复叙述。在劳伦斯本人看来，这些重复不是败笔，而是纯属自然，因为，情绪、激情或领悟上的每一个危机都来自这种搏动着摩擦中的往复，只有这样才能导致其高潮。从审美效应上来看，这些重复也不是简单堆砌，它们相互叠合交叉，不仅延缓了叙事时间的进程，而且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有如一个画家在画面上反复为同一个形象涂上更多更浓的色彩，除了冲击读者的视觉，还枝节横生，扩展延伸了叙事的空间。读者由此而捕捉到人物在特定情境中的情感潜流，感悟到人物心灵上的搏斗与厮杀。
说到这里，我们不由想到劳伦斯于1915年12月6日致J。B。平克的信中的一段话：告诉阿诺德·贝内特，一切有关小说结构的准则只适用于那些根据其他小说样板写作的书。一本书如果不是其他小说的摹本的话，应有自己的结构。他称之为缺点的东西，我则称之为特点，因为他模仿别人的作品。阿诺德·贝内特是20世纪初期最负盛名的传统作家，他的作品深受巴尔扎克和左拉的影响，严格遵循现实生活时空变化路线，结构精致，技法严密，对劳伦斯小说的结构的共时性和空间感的追求提出了批评。劳伦斯对此不以为然，不但为自己的美学追求进行辩护，而且与贝内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反批评，显示出对传统文学的叛逆精神。《恋爱中的女人》结构的共时性和空间感的追求再一次实践了作家所确立的美学原则。这种结构的共时性和空间感，使小说的技巧和形式产生了活力，让读者在感受作品当下事件呈现的同时，关注作品结构本身。由此说来，《恋爱中的女人》结构的空间化形式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是生存之思赋形的基本手段。
三、作品选
《恋爱中的女人》汉语译文
“解题”《恋爱中的女人》是劳伦斯的代表作之一，它承接了《虹》的人物和情节，主要描写了厄秀拉与伯金、戈珍与杰拉德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纠葛，进一步探索了在工业社会建立人与人之间自然和谐的可能性，并对现代工业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作品着重剖析了人物的心理世界，象征手法和结构也很有特色。下面选段选自小说第八章结尾部分。
伯金懵懵懂懂走出赫麦妮家，穿过公园，来到旷野中，直奔山上去。晴天转阴，天上落起雨点来。他漫步来到峡谷边上，这儿长着茂盛的榛树丛，鲜花吐艳，石楠丛、冷杉幼苗中已萌发出幼芽来。到处都很潮湿，谷地里淌着一道小溪，那溪水似乎很犹豫地流着。他知道他无法恢复理智，他是在黑暗中游动着。
可是，他需要点什么。来到这被花朵点缀着的茂盛灌木丛中，来到这湿漉漉的山坡上，他感到很幸福。他要接触它们，用自己的全身与它们相触。于是他脱光衣服，赤身坐在草樱花中，脚、腿和膝盖在草樱花中轻柔地动着，然后扬起双臂躺下，让花草抚摸着他的腹部和胸膛。这触觉是那么美妙，令他感到一阵彻身的清凉，他似乎溶化在花草中了。
可是这种抚摸太轻柔了。于是他穿过深草丛来到一人高的一片冷杉丛中。软软的尖树枝刺痛了他，在他的腹上洒着清凉的水珠，尖尖的刺尖扎痛了他的腰部。蓟刺尖尖的，但刺得不太疼，因为他走路很轻。在清凉的风信子中翻滚，肚皮朝下爬着、背上覆盖湿漉漉的青草，那草儿像一股气息，比任何女人的触摸都更温存、细腻、美妙；然后再用大腿去碰撞粗硬的冷杉枝子；肩膀感受着榛树枝的抽打、撕咬，然后把银色的白桦枝揽进自己怀中去感受白桦枝的光滑、粗硬和那富有生命力的瘤骨——这一切真是太好、太好了，太令人满足了。什么也比不上青草的凉气沁入骨血中令人满足，什么也比不上这个。他是多么幸运啊，这可爱、细腻、有灵性的青草在等他如同他在等待它们一样！他是多么满足、多么幸福啊！
他一边用手帕拭擦着身子，一边想到了赫麦妮以及她给他的打击。他可以感到自己半边的头在疼。可说到底，这有什么了不起？赫麦妮怎么样、别人又怎样？有了这美好、可爱的清凉气息，他就满足了，就不管那些了。真的，他原以为自己需要别人、需要女人，这真是一大错误。他并不想女人，一点都不需要。树叶、草樱花和树干，这些才真真儿的可爱、凉爽、令他渴望，它们沁入了他的血液中，成了他新的一部分，他感到自己得到了无限的丰富，他为此高兴极了。
怪不得赫麦妮要杀害他呢。他跟她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装作与人类有什么关联的样子？这里才是他的世界，除了这可爱、细腻、有灵性的青草他谁也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他只需要他自己、他活生生的自己。
的确，他有必要回到人的世界中去。如果他知道自己属于何方，那倒没什么。可他不知道。这儿才是他的地盘，他与这里相关相连。尘世对他来说并不重要。
他爬出峡谷，真怀疑自己疯了。如果真是这样，他宁可疯也不愿意做一个正常人。他欣赏自己的疯态，这时他是自由的。尘世的理智令他十分厌恶，反之，他发现了自己的疯态世界，这个世界是那么清新、细腻、令人心旷神怡。
同时他又感到一股愁愫，那是旧道德观的残迹，它使你依然依恋着人类。但他对旧的道德、人和人类感到厌倦了。他爱的是这温柔、细腻的植物世界，它是那么清爽、美妙。他将对旧的惆怅不屑一顾，摈弃旧的道德，在新的环境中获得自由。
他感到头疼愈来愈烈，每一分钟都在增加。他现在沿着大路朝最近的车站走去。下雨了，可他没戴帽子。现在就有不少怪人，下雨天出门不戴帽子。
他弄不清，自己心情沉重、压抑，这当中有多少成分是由于害怕造成的？他怕别人看到他赤身裸体躺在草丛中。他是多么惧怕别人、惧怕人类啊！这惧怕几乎变成了一种恐怖、一种噩梦——他怕别人看到自己。如果像亚历山大·塞尔科克一样独自一人在孤岛上与动物和树林为伴，他就会既自由又快活，决不会有这种沉重与恐怖感。他爱青草的世界，在那里他感到自我陶醉。
他觉得应该给赫麦妮写封信，以免她为自己担忧，他不想让她有什么负担。于是他在车站上给她写了封信：
“我要回城里了，暂时不想回布莱德比。不过，我不希望你因为打了我有什么内疚，没什么。你就对别人说我心情不好，先走了。你打我是对的——我知道你会这样的。就这样吧。”
等上了火车，他感到不舒服，动一动都感到难言的疼痛。他拖着步子从车站走到一辆出租车里，像一个盲人在摸索着一步步前行，靠的全然是一股意志。
他一病就是两三周，但他没让赫麦妮知道。他感到不快，他跟她彻底疏远了。她自命不凡，沉醉在自己的信念中。她全靠着自尊、自信的精神力量生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