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讲故事，第一句话都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也从这里开始。
在很久很久以前，周武王姬发联合众多部族与商纣王大战于牧野，商纣王战败自焚而死，从此在中华大地上，一个旧王朝——商朝覆灭了，一个新王朝——周朝建立了。如果你要问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到底有多久远，我可以告诉你，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距今三千多年。
之所以我能说出那天的准确时间，绝不是因为我穿越回到了过去，而是要感谢周武王手下的一名叫“利”的史官。那一天，随着日落星升，牧野的硝烟也逐渐散尽，激战一天的士兵都沉沉睡去，做着回家与家人团聚的美梦。但“利”的心情却非常激动，他明白一个属于周武王姬发家族的王朝就要自今天开始了，而自己作为胜利者的拥趸，自己以及自己的家族也将兴盛起来。想到这些，“利”再也无法入睡。要知道那时候失眠是没有电视和广播可以用来解闷儿的，所以“利”只能躺在地上数星星玩，正好发现岁星（木星）当空，正是冲日之时，格外的明亮，给“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利”想得一点没错，不久之后周武王果然重金赏赐了包括“利”在内的功臣们。周武王去世后，“利”便用当初周武王赏赐给自己的金（那个年代，将铜叫做金，是很值钱的东东），制作了一个铜簋，并在上面浇铸了铭文，以纪念那个伟大的时刻。
铭文写着：“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意思就是周武王在甲子日那一天击败了商纣王，占领了朝歌，当晚岁星当空。辛未日，周武王赐金，现在用这些金铸成此簋，用来祭祀祖先注。
注：关于西周利簋铭文的解释，有很多种版本，此处所载一家之言耳。
簋字读鬼音，是古人吃饭的家伙，功用类似于我们现在的饭锅。簋这个字比较生僻，但大部分北京人都不会念错，因为在北京有一条街就叫“簋街”。这条街东起东直门，西到北新桥，全是饭馆，叫簋街确实贴切。不过原来这条街不叫簋街，而是叫鬼街，音同字不同。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要从北京的城门说起来。
老北京都知道北京内城有九道门，所以清朝的禁军统领就叫九门提督。这九道门分为：朝南三门为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朝东两门为朝阳门、东直门（簋街的东端），朝西两门为阜成门、西直门，朝北两门为安定门、德胜门。而且这九道门的功能各不相同，用老北京的话叫九门走九车。
正阳门也叫前门，在中轴线上，走御车，是皇帝独享的，不用多说了。
正阳门的西边是宣武门，宣武门走囚车。宣武门外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地方叫菜市口，是砍头的地方。从元朝建都北京到清朝灭亡，有数不清的死囚从宣武门走向生命的终点，所以宣武门又叫死门。
正阳门东边是崇文门，崇文门走酒车。中国的美酒大多出于南边，所以美酒进京自然要从南面的门进北京城。也许酒商嫌宣武门太过肃杀，所以大部分选择了崇文门。由于当时对酒征的税极高，所以崇文门收的税银在九门中是最多的，是个肥得流油的差事。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珅就曾在崇文门税务衙门当过领导。
说完朝南的三座门，再说朝北的两座门，西边的叫德胜门，东边的叫安定门，都是走兵车的。出兵走德胜门，有预祝得胜之意，回兵走安定门，取安定边疆之意。
朝西有两个门。靠北的叫西直门，走水车。清朝时北京的地下水水质不好有点发苦，所以皇室就使用泉水，而北京周边最好的泉水就在西北方向的玉泉山。所以每天都有拉水的御车经过西直门。靠南的叫阜成门走煤车。当时门头沟盛产煤炭，北京的煤都是从门头沟运来的。从门头沟一直往东走就是阜成门，所以煤车进京最方便的就是阜成门。
朝东的也有两个门，一个叫朝阳门，与运煤的阜成门相对，走的是粮车。北京在明清就已经是超级的大城市了，城内人口众多，粮食根本不能自给自足，要靠外埠运粮。而运粮最方便的途径就是水运。南方的粮食通过大运河进入北京的通惠河到达通县卸船装车，从通县一直往西走就是朝阳门，进了朝阳门再将粮食存入仓中就行了。所以现在朝阳门内有好多叫“仓”的地方，比如禄米仓、海运仓什么的。
最后说东直门。东直门朝东，在朝阳门北边，走的是木材车。也许是因为东直门木材资源比较丰富，所以东直门附近棺材铺比较多，而老年间北京城里最大的操办丧事的服务公司（那个时候叫杠房）就在东直门内北新桥附近，叫永利杠房。棺材从永利杠房出城下葬必走东直门，所以老北京把永利杠房到东直门这段街叫鬼街。
到了八十年代末，这条街上陆续开了好多24小时营业的饭馆，而且越来越火，鬼街夜宵的名声传遍了北京市。后来政府也开始扶持，想起个正式点的名字，比如“东内餐饮一条街”什么的。但是街上的商户不买账，怕改名坏了风水。最后不知哪个能人，把“鬼”改成了“簋”，既保留了原来的读音，意思上又贴切，还很古雅，得到了所以北京人的认可。
说远了，我们回过来接着说“利”铸的这只铜簋。
三千多年后的1976年，这只簋被考古队员发掘出来，考古专家们对其进行碳14鉴定，判断其生产日期应在公元前1050-1030年之间。这可是真正的“西”周青铜器，而不是《鉴宝》节目中那些让专家哭笑不得的“上”周刚刚制作出来的赝品。考古学家将其取名西周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并根据铜簋上的铭文，再参考古代典籍的记录，最终计算出那天的准确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现在这只簋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成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周武王建立周朝后，拥有了东到大海，西达陕甘，北至阴山，南抵江汉的一大片地盘。为了对广大的疆域进行有效控制，周武王大封天下，把自己的后代、亲戚、功臣们像撒芝麻似的，分封到各地，爵位从高到低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据说周武王和他的儿子周成王两代，封了7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就叫诸侯。各诸侯可以拥兵，但必须随时听从周王调遣，定期向周王纳贡、朝贺。诸侯可世代承袭封国，并可在封国内再分封卿和大夫。周王对诸侯有赏罚予夺之权，而各诸侯则享有在自己封国内，分封卿、大夫的权力。就这样周武王利用分封制度，建立起自己天下共主的权威，迅速稳定了政权。
自此以后周王的权威一直得以彻底的维护，即便有个别挑战者，也迅速被镇压。周王朝就这样过了150多年的安稳日子，直至周王朝第七位天子——周懿王去世，一切开始发生改变。
按照周朝的宗法制度，正室（原配、大老婆）所生的儿子叫嫡子，其他老婆生的儿子叫庶子。嫡长子，也就是所有嫡子中，年龄最大的那个有优先继承权。而当死者正室没有儿子的时候，也就是没有嫡子的时候，由庶长子，也就是庶子中年龄最大的儿子，拥有继承权。
周懿王病死，没有嫡子，那理应由庶长子姬燮（读谢音）继位。但是周懿王年纪最小的叔叔——姬辟方，见侄孙姬燮软弱无能，认为其没有能力执掌朝政，就将他赶走，自己当了周王，史称周孝王。周孝王这一行为在当时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因为按照当时的规矩，即便姬燮真的性格懦弱，不堪为君，姬辟方作为臣子也只能尽力辅佐，而不能取而代之。所以就算姬辟方此举不是为了贪恋权力，而是为了更好地掌控周王朝的前途，这一行为仍然严重违背了当时的宗法制度，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
周孝王姬辟方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否则也不可能抢了周王的位子来坐，所以虽然其继位并不符合法度，但其在位期间，仍然能基本控制住各诸侯国，一切都还平静。但六年后，周孝王姬辟方去世，他夺位的后遗症就开始显现了。
周孝王姬辟方死后，众诸侯重新拥立周懿王的儿子姬燮继位，史称周夷王。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众诸侯对周孝王的行为是不认可的，而这件事的后果就是，诸侯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他们中的某些人已经发现，那个高高在上的周天子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能坐上那个位子，离不开众多诸侯对他的支持。而周夷王同样也发现，如果自己失去大多数诸侯的支持，自己周天子的位子也坐不稳。据说周夷王即位时，一改以前天子站在堂上受诸侯朝拜的惯例，而是走下堂来和诸侯相见，这可能就是双方重新自我定位后产生的结果。
周夷王对各诸侯控制力的下降，不仅仅表现在虚礼上，更严重的是，周夷王在位期间，已经有很多诸侯国不再按期足量地向周王朝进贡了，甚至有个别诸侯国（如楚国）竟然自封为王，不再听从周王朝的命令了。
要知道在古时候一个国家耕地的面积和肥沃程度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粮食产量，粮食产量决定了国家能够养活多少臣民，而人口的多少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实力。周王朝实行分封制度，全国大部分土地都分给了各诸侯国，而周王自留地的面积并不大。周王朝之所以能够以不大的土地面积而保持对所有诸侯国的优势，是因为诸侯国都要向周王朝进贡。进贡这件事对周王朝来说，是一件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如果诸侯不好好进贡，周王朝的经济就会每况愈下，经济不振则导致军事实力随之大大萎缩，军事实力萎缩则激发了周边戎、狄、夷、蛮注的侵略欲望，蛮夷在边境频繁发动战争，掠夺人口粮食，使得周王朝的经济危机更加严重，从而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过程。
注：所谓戎、狄、夷、蛮是哪些人呢？我们前面提到周武王继位后大封诸侯，这些诸侯统治下的人都称自己为周人，把周王作为他们共同的领袖，把他们生活的地方称作华夏，而华夏之外则称为化外之地，把生活在化外之地的人也起了名字，东边的叫东夷，西边的叫西戎，北边的叫北狄，南边的叫南蛮，是周人对文明欠发达地区居民的一种蔑称。
周夷王在位30年后去世，儿子周厉王姬胡继位。此时周天子的共主地位已岌岌可危，新继位的周厉王早就对父亲的宽纵做法不满，他决心挽回周王朝的颓势，重树周王朝的权威。于是他对待各诸侯国非常严厉，稍有不逊便发兵讨伐。但是打仗是需要钱的，而此时周王朝已不能从各诸侯国收到足够的进贡了，周厉王没办法，既然诸侯指不上，只好把收税的手伸向了“自留地”里的人民了。结果“自留地”里的税收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最终导致“自留地”里的贵族和平民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周厉王眼看众叛亲离，害怕接下来还有“打土豪”的余兴节目，于是仓皇逃往彘（读痣音，今山西霍州附近）地避难去了。
周厉王跑得急，连自己的太子姬静都没来得及带上。太子姬静见所有城门口都有暴民查“身份证”，不敢冒险出城找自己的老爸，只好逃到大臣召虎的府中。不知怎的，消息走漏，暴动众人闻讯赶往召虎府邸，向召虎要人。召虎是周王的死忠，为了救姬静，用自己的儿子假冒姬静交了出去，结果召虎的儿子被暴民当成姬静打死了。
周厉王明白自己招致了众怒，逃往彘地后就再也没有回到都城。召虎有心立姬静为君，但一来周厉王还未死，如果此时另立新君，有废君之嫌；二来参与暴动的众人情绪还很激动，存着斩草除根的念头，把姬静推出来也不安全。结果召虎只得请大臣周公与自己共同摄政，史称“周召共和”。
君位空悬的日子过了十四年，周厉王终于死在了彘地。召虎见时机成熟，联合朝中有实力的众大臣，拥立姬静继位，史称周宣王。
时间过得很快，周宣王在位的第三十九年到来了，我们的故事也要正式开始了。不过在正式讲故事之前，我们还有必要解释一下古时候对国君的称谓习惯。我们就以刚刚提到的周宣王为例，周宣王，姓姬，名静。其在位期间，所有人都不能直接称呼其为姬静，就像现在子女不能直呼父母的名字一样，这样不礼貌。所以当时的人均称呼其为周王，而周宣王的“宣”字，实际是周宣王死后，后人为他起的谥号。所谓谥号，就是古代帝王、诸侯等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死后，依据其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而给予的一个带有评判性质的称号。简单地说就是用一两个字对一个人的一生做一个概括的评价，算是盖棺定论吧。后人既不能无理地称其为姬静，而称周王又不能确定是哪任周王，极容易引起混乱，所以称其谥号就是最方便的事情。
谥号来自于谥法。谥法规定了若干个有固定涵义的字，大致分为三类：属表扬的有：文、武、景、烈、昭、穆等；属于批评的有：炀、厉、灵等；属于同情的有：哀、怀、愍、悼等。谥号贯穿中国整个封建王朝，只有秦始皇认为谥号有子议父、臣议君之嫌，而废除不用，不过秦朝二世而亡，到西汉时又恢复了谥号的传统。
谥号后来由一个字，发展到多个字，到了明朝谥号有十六个字，如明崇祯皇帝的谥号为“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而到了清朝谥号则增加到二十二个字，如康熙皇帝的谥号为“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恭德大成仁皇帝”。这么长的称呼当名字，就显然不合适了，所以到了唐朝以后又经常用庙号来称呼皇帝，庙号是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时使用的名字，如唐太宗，宋太祖、明神宗等。
另外还有一种称呼方式，就是用年号。年号是帝王用于纪年的名号，始于汉武帝刘彻。年号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所谓“奉正朔”就是这个意思。这在封建时代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清初著名的“明史案”，就因为编写明史的作者使用了明朝的年号，而未使用清朝的年号，结果导致二百多人被杀。因为清朝每次新皇帝登基一般都会改年号，并且一用就是一辈子，所以用年号称呼清朝皇帝也很方便，如康熙（庙号清圣祖）、乾隆（庙号清高宗）等等。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近代，到现在台湾人还经常使用民国某某年的方式纪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