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说莫斯科和彼得堡。它们在俄国文化中长久对峙。布罗茨基出生在彼得堡，他自认是一个地道的彼得堡人，就性格，教育，趣味而言，确实是。但他的诗歌里，阿韦林采夫写到“他诗歌的张力，韵脚的爆炸性，移行的攻击性，都很像莫斯科诗人茨维塔耶娃”。——这个有意思，这二人确实都有种硬兵气。彼得堡出的作家太多了，果戈理、涅克拉索夫和老陀，纳博科夫，布罗茨基，阿克梅派最初也在彼得堡活动。莫斯科？奥斯特洛夫斯基，布尔加科夫，茨维塔耶娃。
布罗茨基上完中学就辍学了，但他通过顽强的自我教育拥有了渊博的知识。可是，系统教育的缺失在他身上的体现是：缺乏一种条理性的思维方式。他的逻辑链基本就是三段式。不是演绎也不是归纳，而是直觉——难怪我看他写东西总觉得像蹦床，漂亮灵活的空中动作，既有文采斐然，也有智力味道，却总有哪里靠不住。他的世界观是非体系的，他常常试图把一些互相排斥的观点包容进一个文本，他是反意识形态的，不想被某种稳定的观点囚禁。显见的一个表现就是：他常在火花四溅地阐述完一个论点之后，说上四个字“或者相反”。所以，我对他虽然有智力崇拜，却没有心理上的安放感。我当然也喜欢聪明人，但得是方向稳定，不摇晃的。
传记里提到布罗茨基的词汇量，有一万六千个，阿赫玛托娃是七千个——阿赫玛托娃是一个小场景的室内风格的诗人，自是如此。难怪布罗茨基总让我觉得信息爆炸。眼之所见，一切都会成为他的进项，进而被析成诗句。他曾经说：“任何一首诗，无论其主题如何——本身就是一个爱的举动，这与其说是作者对其主题的爱，不如说是语言对现实的爱。”
他还说：“诗人是语言的仆人，它的保护者和动力……当诗人的作品被人们所接受，结果是，他们讲的是诗人的语言而不是国家的语言。例如，今天意大利人讲的语言大部分与但丁有关，而不是教皇党和皇帝党机器政纲所造成的。”
不仅是语言，他思考任何问题，都有一种文化高于政治的价值观，就像他对自己是个犹太人的身份意识，也不是种族论。
他对犹太复国主义兴趣不大，对作为一个国家的以色列也很冷淡，除非是体现为精神价值，比如他会研究《圣经》中的宗教性。“我们这一代人在战争的废墟中长大，国家忙于抚平自己的皮肤，在学校里我们被灌以拔高的谎话，最后我们成了贪婪的读者，仅仅因为说海明威比福克纳好，就会引发绝交。文学神殿中的座次对我们来说就是中央委员会。读书不是知识的积累，而是我们最重要的职业。无文学原则指导的准则而过的生活毫无意义。我们过去，现在都认为，我们当时是正确的。”
布罗茨基和阿赫玛托娃私交很好，但无关获取文学营养，两人的诗歌风格也相去甚远。布罗茨基说，“我去她那里，因为她能让我们的心灵活动起来。只因她在场，你便会拒绝自己，拒绝你所处的那个心灵的水准。就会为了她所使用的语言而拒绝你与现实交流时所使用的语言……”表达得真漂亮！——他对我来说是个智力明星，能做极漂亮的语言杂技，但他打动我的，就是这个价值取向，向往精神上的富贵。
为了保全自我，他尽量避开仕途和需要依赖国家体制的生存方式，他做过铣工，勘探者，太平间杂役。在布罗茨基的一生中，1964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诗人因不劳而获罪受审入狱，而后被判流放，最终被驱逐出国。当对方提出“为何不接受高等教育”这个问题时，布罗茨基答道：“我无法在这样的大学里学习，因为那么非得讲授辩证唯物主义，而它并不是科学。我生来是为了进行创作的，我干不来体力活。对于我来说，党存在不存在都一个样，对于我来说，只存在着善与恶。”
传记里写到：“对布罗茨基的审判常常被称为‘卡夫卡式的’，这指的是法律逻辑的缺失、诉讼的荒谬以及可怕的审判氛围。”但对布罗茨基而言，这次审判还有更深层次的意味，“要知道，卡夫卡的《审判》不仅写到，一个人可能会不明不白地遭到审判和折磨，而且还写到，一个不知为何遭到审判的人却也有可能感觉自己有罪。这是人类普遍具有的存在罪孽感，并不一定与犹太基督教的原罪意识相关，这种罪孽感始终存在于布罗茨基的诗歌，也存在于他的整个智性生活。”——他文字中的那种戏谑和癫味，是否来源于此？
而他的复杂性又在于：作为一个情绪不稳定的神经症患者，他又有着勇气，受审时的坚韧，完成系统工作的能力，他行为上的意志力平衡了生物上的预设。他如何找到自我控制的手段？布罗茨基说：“我在自己的一生中阅读过的最宏大见解之一，是在亚历山大时期一个小诗人那里找到的，他说：‘努力在生活中模仿时间。也就是努力变得沉稳，安静，避免极端，不特别能言善道，力求单调。’”
水痕
之前知道布罗茨基有本散文集，叫《水痕》，写威尼斯的。
昨日理书时，无意发现李黎的《威尼斯画记》里，提到了布罗茨基在威尼斯的墓地，墓碑上只有三行字：他的俄文及英文名字，还有生卒年月。墓顶上有游客们捡拾放下的小贝壳。墓边有插满笔的笔筒。布罗茨基喜欢像候鸟一样，每年从美国飞来过冬。很多年前，还在那个彼时被叫做列宁格勒的圣彼得堡，他的故乡，布罗茨基偶然看到一篇报道，上面是威尼斯的冬天，雪光和水，自此，威尼斯的冬日就让他神往。
彼得堡是世界级大都市里纬度最高的。布罗茨基怕热，夏天总是跑到北方，去那些有松林，大理石，青苔的地方去，他始终喜欢住在河畔或是海滨。
在访谈录中他说，“一般说来，想要真正了解一个地方，就必须在冬天去到那里。因为在冬天，生活更为真实，更受必然性的制约。在冬天，陌生生活的轮廓才会体现出来”。
一个美国作者带着一本翻破了的《水痕》来到冬天的威尼斯，“夏天的威尼斯是炎热的，另外，每年还有一千八百万的游客会涌进这座城市，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当地那些出了名爱发牢骚的居民的数量。巨大的人流充斥了每条水道，覆盖了每座桥梁，挤满了每艘汽艇，使整个城市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漂浮着的迪士尼乐园——这真是一个荒谬的隐喻，对意大利，甚或整个欧洲而言——他们把未来的赌注全压在了对过去残存映像的兜售上，而正是在此过程中，他们逐渐毁掉了自己的未来。夏天不适合布罗茨基。‘我绝不会在夏天来这儿/你拿枪顶着我也不干。’他在Watermark中写道。相反，这位在俄罗斯出生的诗人追逐寒冷，总是在每一个酷寒的一月来到威尼斯，在一个个出租公寓里，感受寒冷，并写作，直到他短促生命的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