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倚靠栏杆，身子前倾，就像要接住刚掉下的某个东西。我看着塞纳河，水流平缓，让人惊讶。塞纳河是不是没在流淌呢？我沉迷于这棕褐色的河水和我父亲抽烟的形象，思忖着也许他就是我此次游河的间接原因。
我想起第一场鸟雨之前我连着几个晚上做的梦，其中有个梦仿佛给我指引了一条地图上没有的路。似乎是在一部关于动物的纪录片里，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清晨，我看到自己在河边，但同时又在河里。我在河床上观察水流，就像一只逆流而上的鲑鱼。此时父亲出现了，但他到底是鲑鱼还是人类？我只记得水流、鲑鱼和“逆流而上”这个词，以及我从河岸上看着它时产生的怜悯之情。
醒后我开始思考鲑鱼的一生，想起它们的生死和繁殖，想起众多岩石。溯河洄游到自己准确的出生地前，鲑鱼皮会从灰色变成红色，头则变成绿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又会变成三色信号灯，而这信号灯又会变成战斗的盾牌、矛和钩。它们下颚巨大，雄性的背上会新长出一个大包块，在死亡之前要完成自己繁衍后代的使命，因此得为获得雌性而战斗。
要完成这个使命就需要洄游上千公里，这需要难以置信的体力。鲑鱼的一生就是一趟长途往返行程，其间要跳跃无数瀑布，过程中会遍体鳞伤，还要躲避天敌，有时是狗，有时是熊，还有猞猁、渔夫，当然最常见的还是筋疲力竭的状态。在词典上它们的名字写的是拉丁文salmonem，来自动词salire，即“跳跃”。鲑鱼是个跳跃者，真正的跳跃者。我从奇怪的梦中醒来，突然想飞奔着大喊：“我们都是鲑鱼！”甚至更夸张地喊，“我也一样，我也要洄游、跳跃、逆流而上、不畏天敌！”
这个梦是在以过于简单和晦涩的方式指引我前行的方向，让我沿着河流，去探索我人生故事开始的那个郊区，去看我的父亲？父亲一直待在庞斯库，他只会偶尔写信捎来消息，这涉及他可笑的自尊和身份认同。信中有无数过长或过短的句子，读起来像广告传单。我曾尝试给他回信，但每次都深感疲惫。小时候我就花了很多时间竭力阻止家庭讨论演变成论战。因为父亲认为，大家都应该选择自己的阵营，然后和现实作战。对他来说，一切都让人失望，或者不完善。要么太左，要么太现代，要么太庸俗或者太蠢。他认为要么反抗世界，要么选择逃离。过去的日子里，他用各种方法渐渐远离了自己的周遭：朋友、兄弟、女人和孩子。我实在厌倦了争斗，所以逃离战场，跑到巴黎，只是偶尔回他的信。
二战刚结束时，我父亲诞生在诺曼底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跨越了两个不同的时期，一边是现当代的诱惑，另一边则是19世纪无尽的苟延残喘：一成不变的传统和众多失败的革命。我的祖父母是包办婚姻，所以我父亲应该是在一个僵化禁锢的环境里长大的：猎后的晚餐、后悔没把儿子送到陆军子弟学校的军医、令人窒息的价值观、各种侮辱人的规定。20世纪60年代开始，世界在他周围渐渐敞开胸怀，前景渐渐变得广阔，但他在饭桌上仍然没有发言权。他被迫学习法律，祖父专制且阴沉，对人横蛮，令人难受。
其实我对他的青少年时期几乎一无所知，因为他不怎么提起，也许比我想象的要幸福。他只讲过他在巴黎参加托洛茨基[20]分子反抗运动，那是他生命中一次致命的失败，也是一个重大的启示，他尽其所能夸张地抨击那些岁月，自己却是在那些岁月中长大成人的。他学会了写作、反抗一切、永不停歇地辩论，直到敌对阶级筋疲力竭。也正是在那个时期他遇到了我的母亲，我猜想这其中应该还是有那么一点欢乐吧！至少他会因年少时的激情满满而微笑。可他并没有保留这些美好的事物，只知道将其化作幻灭的哀歌——一首有关欺骗和被个人与集体奚落的哀歌。对他而言，五月风暴[21]完全不像他人歌颂的那样，根本不是什么可歌可泣的事，而只是一场灾难的开端——在法国，也在他自己身上——引发了一连串错误。尽管他激烈反抗自己的家庭还有其他很多事情，但他依旧喜欢把这个事件当成一个彻底的失败，没有快乐，没有自豪。
就像无数能言善辩的疲惫者一样，他从不敢自我反抗，反抗自己深深的悲伤。这一切，他从未清楚地讲过。我只能这样猜：他的那些政治抱负是否剥夺了他从事其他事业的可能性。他声称的“参政”是否真的扰乱了他和旁人的关系？他出生在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梦想成为列宁一样的人物，结果发现最后成了一个有点学问的小公务员，被禁锢在一个自己无法去爱的小家里。我就是这样理解这些事情的——他未能实现自己的英雄主义梦想，过于热衷于巧辩，至今还耿耿于怀。
他给我念过很多书，也让我自己看很多书，给我讲了很多故事。他培养了我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和对道德败坏的仇恨，也许也遗传给我这种焦虑，我尽力不让它变得乖戾。在巴黎，我感觉离他很远，这反倒让我有了安全感。如果是鲑鱼，它们会怎么做呢？这个河流的美梦是否会激励我回到那个灰暗的家？我可不太情愿重回父亲那个神经质的家。我刚醒，我不是特技演员，也不擅长游泳，自然可能被淹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