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的传统节日，大多具有趋吉避凶的原始寓意，如遍插茱萸、登高望远的重阳节；清风皓月、览景怀人的中秋节；一元复始、万家团聚的春节；还有，祭江祭河、竞游竞渡的端午节……
2002年6月14日早晨，端午节的前一天，我将一张照片装入信封，投入街头的邮箱里，寄往湖北武汉的一家刊物，配发我为该刊撰写的一篇文章。那张照片是去年夏天，我移民美国后第一次回老家探亲时，在村子的“街道”上拍摄的，照片的背景是土墙瓦顶的旧宅，破败、单调，了无生气。照片上，我站在中间，两边各站着两个中年汉子，是我最熟悉的少年伙伴。在我一步步地远离村庄，走到北京、走到成都、走到美国旧金山的二十年里，他们却坚守着村庄和土地，一步也不曾离开过。没有谁比我更为清楚这种“坚守”中有多少无助、无望与无奈的因素。机遇、学识、眼界、性格限制了他们，像无形的、无处不在的绳索一样，将他们捆绑在几亩田地之上、几间土屋之中，成为这个国家最基本的、最底层的纳税人。
在照片上站在我右侧、个子略高于我的那位，大名叫“金兴成”，小时候的乳名叫“大憨子”，是村里的“孩子王”。他基本上算不得是我的朋友，在我小时候，他甚至还欺负过我，不止一次和我打架。但是，我却将这张照片，挂在我书桌前的墙上，用一个小镜框装着。装在同一个镜框里的，还有另外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是已经无人居住的老家住宅，一张是穿村而过的一条褐色的土路，日渐衰败的那座村庄在远处隐约可见。
之所以选择这张照片，是因为它见证了我在乡村出生、成长的十八年岁月。如果说我的成长是一个动词，它就是我那个动词的“过去时”；如果说我的人生是一本书，它就是那本书的初版本；如果说脚下有一条蜿蜒两万里的坎坷路，我就是那条路上的不归人。
我不是一个喜欢照相的人，但新闻记者的职业和写作者的便利，使我和许多人拍摄过合影，其中有高官、有名流、有巨贾、有丽人。但独独被我选中，装入镜框、悬于书桌之前，我一抬头就能看到的，却是这几张老宅、土路、儿时伙伴的照片。
我知道，这是我的根，我的出处。
二
我们的村子，呈“十”字形的格局。我们家在这个十字的西南角，而金兴成的家则在东北角，同样处于十字街头，两家的直线距离只有二十米。
我们都出生在1962年，只不过我出生在岁末，而他则比我大几个月，出生在八九月份。推算起来，我们的母亲怀我们的时候，席卷中国的三年大饥馑勉强算是结束了。等我们出生时，好大好实在的一场丰收啊！我现在都还记得，奶奶讲给我听的故事：当时为我的满月举行“满月酒”乡宴时，炸的油条据说装了满满一木桶。那桶，可不是水桶，而是能装好几石粮食的“谷桶”啊！奶奶说这话时，脸上骄傲的笑容我至今想起来都觉得温馨不已。
饥荒过后，村里新娶的媳妇们纷纷怀孕。那是多么人丁旺盛的一年，仅有四十多户人家的村子里，一年内竟生了近二十个男婴女婴。村支书的妻子是接生婆，忙得脚不沾地。接生是免费的，一碗荷包蛋、一包用粗糙的草纸包装的红糖，是她剪断脐带后的谢礼。那一年，接生婆家的木箱子里，怕是装满了这种红糖吧？小时候，我就亲眼看到有邻居家的大嫂，到接生婆家里借一包红糖去走亲戚，或是带回娘家看望父母。在贫穷的年代里，在僻远的乡村，我从小就看到人性的光芒在闪烁，看到善良的心灵在蒙昧和闭塞的环境中自生自灭。
风吹草长，眨眼之间，我们从光屁股的野孩子，变成了小学一年级的新生，用村里杂货铺程老爹的话来说：“小马驹套上了笼头，从此要各奔前程了呢！”金兴成和我，还有其他的几名男孩、女孩，成了同班同学。小学并不远，离我们的村子只有一里路。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我们通常都结伴而行，而这么短的距离，却长得足以让孩子与孩子之间产生矛盾，甚至打起架来。有一天，下着雨，地上全是泥浆，我和他不知为了什么事情打起架来。他虽然比我高一个头，机灵劲和爆发力却不敌我，结果，被我猛地摔到地上，滚了一身的泥。他哭着跑回家，口里嚷嚷着，要叫他爸爸来收拾我。他爸爸是副队长，我爸爸却是地主的儿子。我吓得没敢上学，逃回家里，将大门拴得死死，并用椅背紧紧抵住。我从门缝朝他们家张望，生怕他威风凛凛的爸爸向我们家走来，一脚将大门踢开。平生第一次，我对一种无形的东西——威胁，产生了恐惧。“威胁”这种东西，唯其无形、不定，才格外令人寝食难安。幸好，他的爸爸终于没有上门兴师问罪。事后，我的母亲向他的母亲赔不是，他的母亲笑笑说：“小孩子打架，大人是不兴插手的。大人要是计较起来，闹得气鼓气胀的，还没等消气，小孩子们却早已玩到一块儿去了。狗儿离不开臭茅房呢！”
这是我最早听到的一段关于“恕道”的话。它的精神内核与孔子所倡导的并无不同，只不过是村妇村夫的民间俚语说出的罢了。
其实，小孩子之间吵架、斗殴之后的绝交，是童年时代的一个严重事件，绝非大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绝交，当然是类似于外交辞令的成人语汇。在乡下，我们是用“结孽”这个词来表示这种儿童之间的交恶的。儿童时代心胸狭窄、气性大，“结孽”后的两个孩子，一两年互不说话是常有的事情。村里比我们年龄大几岁的一个孩子，在某一天的晚饭后，将我们拉到村中心的土炮楼底下，那里是我们村的“广场”，孩子们游戏的“俱乐部”。
他问我：“你愿意和他和好吗？”他指了指金兴成。
我点了点头，嗫嚅着说：“愿意。”
这位“调停人”又将同样的问题，问金兴成。他也给予了同样的回答。
他要我们拉手。乡下的孩子，是不兴握手的，所以，“握手言和”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恰当。拉手，谓之“过电”，这“电”一通，隔膜、怨恨的心也似乎通了。但是，我们俩都迟疑着，都不太情愿先伸出手去，一年多以前的那场架，谁在理，谁理亏，都还梗在小小的心里。这位大孩子捉住我们的手，强拉在一起，命我们叫一声对方的名字。
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调停都如此烦琐，且必须举行某种仪式。
我从小没有乳名，所以，他只好喊我的学名“程宝林”。
我毕竟狡猾一点，没有本着完全对等的外交礼仪，用他的学名称呼他，而是喊了一声“大憨子”。在我们乡下，“憨”是比“傻”好一点的一个贬词。
接着，我们背诵在乡村里流传下来的誓词或者咒语：“拉手过电，说话不变；吐泡口水，永不反悔。”“呸！”、“呸！”两声，两个结怨一年多的孩子，终于和好如初。
那是1972年的事情，那时我们都是10岁。
三
那一年，在我的家乡，发生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旱，堰塘里的水全都干了，连人畜饮水都发生了困难。我跟着金兴成去抓甲鱼（在其他地方，它的名字叫鳖、王八或水鱼），每人的背上，背着一个小竹篓。太阳烤得大地滚烫，乡村小道上的尘土积累了几寸厚，路上到处可见在寻找水源的途中被晒死的乌龟。
在抓鱼摸虾这方面，金兴成是我的师傅，而在功课上，我是他的靠山。这种互补和互惠是一种极其真实的人际关系，贯穿我的小学乃至初中时代。在我们那个有“鱼米之乡”美称的地方，捉鳝鱼是孩子们的必修课，而金兴成，大概算是捉鳝鱼的天才吧。我跟着他，顺着山坡上、小溪边的稻田田埂摸去，他教我说：“泥鳅靠捧，鳝鱼靠勾。”他示范给我看：将右手的中指伸出，勾住鳝鱼的中段，紧紧勒住，扔到背篓里。他进一步教我说：“水蛇洞冰冰凉，鳝鱼洞暖烘烘。”
我跟随着这位“师傅”，朝旱得裂了口的堰塘一路寻去，他指给我看泥上甲鱼爬行的爪印，在爪印的尽头，甲鱼肯定潜藏在泥巴的深处，希望能躲过大旱和贪婪的捕鳖少年。甲鱼是极有攻击性的，咬住了指头，能咬出血来，死也不松口。第一次抓甲鱼，我无从下手，捏住甲鱼的背，被甲鱼扭过头来，真正是“反咬一口”。在我的惊叫声中，金兴成几步赶过来，从竹篓上抽下一根篾片来，朝甲鱼的鼻孔一戳，甲鱼立刻像触了电一样，松开口，在泥塘里爬走。只见他跨前两步，将那只肥大的甲鱼掀得底朝天。甲鱼露出白色的腹部，用头顶着泥巴，企图“翻身”，金兴成伸出右手，捏住甲鱼后腿之间的两个凹陷处，轻轻地一抓，就将甲鱼抓了起来。他说：“这就是甲鱼的弱点。抓住这里，任甲鱼如何挣扎，都咬不到你的手。”他一边说，一边将这只甲鱼扔进了我的而不是他的背篓。
小时候，挖野菜、喂猪是我们放学后的主要劳动。记得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一群野孩子挖野菜，走了十多里路，到了附近一个叫曾集的镇上，肚子饿了，我们凑了一块多钱，壮着胆子，拥进了镇上唯一的一家餐馆，点了两个菜，每人要了一碗大米饭，七八个孩子围着桌子，谁也不客气地狼吞虎咽起来，在黑糊糊的餐桌下面，挤着七八个装着野菜的竹篮。吃完饭，抹抹嘴，金兴成感叹一声：“想不到馆子里的菜这样好吃。等长大了，有了钱，要天天下馆子！”
这是我们平生第一次“下馆子”。后来，我当了某大报的记者，成了一个庞大的体制内食利阶层的一员，在十多年的采访生涯中，见识过几乎所有的山珍海味、美酒佳肴，从来没有自己掏过一分钱的腰包。每当我坐在这种应酬的场合，说着言不由衷的假话，和素不相识的官场人物碰杯敬酒时，我是虚荣的，更是愧疚的。那些在桌子上叠床架屋的冷盘，热菜雪山丹凤（名贵的虫草炖鸡）、霸王别姬（甲鱼炖乌骨鸡）等端上桌时，已经没有人肯动一筷子了。这个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是有罪的。
四
我有机会坐上这免费的宴席，除了我个人的努力外，也多亏了运气。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与之相一致的，是升高中也恢复了考试，而不是以前由生产大队推荐。在此之前，像我这样出生于“地主”家庭的学生，读完初中就不用指望升高中了。
我记得很清楚，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我考上高中、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下午，我和一群男子正在村子东边的一座堰塘里挖排水沟，其中有一个叫刘汝谦的农民，是从武汉的中学发配回乡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他欣喜地说：“宝林，你有机会读高中，可是沾了×××的光啊！”这是他的原话，一字未易，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当时，×××先生刚在中国政坛复出，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铁屋一般的中国、荒漠一般的大地，开始透出一丝丝、一缕缕曙色和春意来。
晚上收工回家，发现金兴成的母亲，站在她家与我们家之间的十字街口，冲着我们家跺脚痛骂：“现在真是变了天了，我们贫下中农的子弟不能读高中，地富分子的子弟倒能读高中了！我看他读了书后，是成龙，还是上天！还不是和我的儿子一样，回到农村来抠牛屁股！”
这也是她的原话。这番话严重地刺激了我少年人的自尊心，使我二十多年来，从来不曾忘记过。奇怪的是，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我一点都不怨恨她。作为母亲，在我的不识字的母亲为我考上高中而高兴时，识字不多的她，为自己的儿子失去读书的机会而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受了几十年的歧视，村民们还不能完全接受和习惯这样的事实：我们这样的家庭开始享受这个国家给予的，或者说被剥夺得太久的公民待遇。她的话，是刺激或激励我这二十多年来永不满足、一定要混出点人样的原始动力之一。
以前，只推荐贫下中农的子弟读高中，当然是不公平的；仅仅靠一场考试，就决定了一个乡村孩子的终身命运，这也很难说是公平的。不过，坦率地说，那时我还只是一个连县城都没有见过的乡下孩子，不可能有这样深的思想。
后来，改革开放以后，金兴成当了我们村子的小组长，这几十户人家的头儿。每次我从四川回到老家探亲，他都不即不离地和我寒暄一阵，但从来也没有按照当地的习俗请我到他家吃过一顿饭。我请他到我家来吃饭，他也推辞过，后来总算来了。我看得出来，他在我面前有自卑感。发现这一点使我很难过。有一次，我的印象最深：镇上主事的官员，得知我这个当地的所谓“名人”回到老家后，派遣镇上唯一的一辆吉普车，行驶几十里的乡路，到村里来接我们一家三口到镇上与家乡的头头脑脑们见面，并设宴款待我们。金兴成看见“上面”这样“抬举”我，他作为同学、伙伴和一组之长，不作任何表示似乎面子上很过意不去。他请示了村里的支书，决定请我到五里路外的乡场上唯一的一家餐馆“下馆子”，时间定在我回四川的那一天中午。
到了那一天，我们村和周围几个村的农村干部都齐齐地赶来了。他们都是来做“陪客”的。由于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决定开村里的拖拉机，载着我去赴乡村的宴席。谁知，由市里当官的朋友派来接我的小汽车，提前开来了。我的家乡不通公共汽车，我每次回家探亲，总是城里的官场朋友派车接送我。这种“礼遇”在增添我“衣锦荣归”虚荣心的同时，也大大拉开了我和这位伙伴的心理距离。当我坐上汽车，从十字路口驶过，向城里进发时，我回头向金兴成招手告别，只见他沮丧地用农民特有的姿势蹲在地上，目送汽车绝尘而去。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不幸降临到金兴成的家里。他的大弟弟，长得五大三粗，成了横行乡里的一霸，动不动就打人、偷鸡摸狗，许多村民对他又恨又怕。有一天，他带着几个小兄弟，到邻村一户人家偷鸡，主人发现后，提着灌了铁砂的鸟枪追赶出来，在野地里，朝他的腹部开了一枪。他的大弟弟被用拖拉机送到一百里外的荆门市抢救，结果，死在了手术台上，据说从他肚子里挖出了一百多粒铁砂子。
我回到村里时，这件惨祸过去已经快一年了。从金兴成讲述的原委中，我判断，开枪的那位村民，算作“正当防卫”可能是不公平的，但有关部门已经作出了决定，人早已埋进坟里，当事的丧家既无钱又无势，在城里两眼一抹黑，连一个“长”字辈的人也不认识，屈死冤死又能怎样呢？我虽然觉得可能不公，但我只是回乡来小住几天的、在外省工作的普通百姓，我又有什么办法帮他的弟弟奔走、呼号？除了陪他深深地叹一口气，我实在无话可说。到了晚上，我搬出椅子，在自己老家门口乘凉，金兴成的父母也搬出竹床，坐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我无法安慰他们：一个力壮如牛、才20出头的小伙子，“砰”的一声就没了，刚生了孙子的家庭转眼之间也散了，这一对夫妇的心里，该有多少的悲哀和痛苦！他们就那样无言地坐着，等待夜晚变凉。
其实，不幸降临到他们家族，这并不是第一次。前几年，金兴成的亲叔叔，在邻村当“倒插门”女婿，就是被拖拉机轧死的。
五
另有一次，我带妻子和儿子回老家的情景也难以忘怀。那天，我们从沙洋坐班车回家，在吴集这个乡场下车后，还有五里土路，要步行才能回家。在公路边上，守着二十多辆三轮摩托车，都是附近村里的农民，到这里来拉客挣点钱。平时，这五里路的车费是五块钱，但那天，开车的农民要收十元。
那天，是农历大年三十。
我正在和一个农民谈价钱，只见金兴成开着一辆旧三轮摩托车，“呼”地停在了我们的面前，说：“上车吧，我送你们回家。”
我坐在金兴成的后面，抱住他的腰，妻子则坐在挎斗里。
那个我正与之谈价钱的农民不高兴了，说：“老金，你怎么抢我的生意，不讲规矩了？”
金兴成说：“他是我的同学，一个村的，难道不兴我送他回家？”他的话语里有明显的荣耀感。
坐着他的摩托车，片刻工夫就到了家门口。我掏出十元钱来，硬要塞给他。他脸气得通红，结结巴巴地说：“你不应该，这样做，门缝里看人啊！好几年才回来一趟，我还收你的钱？你不怕人骂，我还怕呢！”说完，他掉转头来，又开着摩托车赶回乡场上去等乘客了。说实话，在城里，我当时最多也只算个月收入两三千元的工薪阶层吧，但与这位小时候一起光屁股长大的伙伴比，我简直就是富翁。那天他收车回家后，我们几个伙伴聚在一起打扑克，象征性地“赌”点运气，每盘输赢一毛钱。我不会打扑克，输了十几块钱给他，我的心里多少舒服了一点。
2001年6月初，我举家移居美国后第一次携妻带子回老家探亲。这时，父母已经到荆门城里居住，弟弟妹妹都在那里有体面的工作，经过两代人的不懈努力，我们家终于全部跳出农门，老家的房子早已无人居住，空置在那里，院子里的栀子花白花花一片，却无人采摘，草也长得半腰高了。
我们租了一辆面包车，从城里赶回乡下，主要是为了给我爷爷奶奶上坟，也顺便看看小时候的伙伴。车一进村，金兴成、曾德平、熊传军、程应军这几个伙伴就围了上来，争着和我说话。我告诉他们，我在村里最多只能停留两个小时，他们便陪着我，绕全村走了一遍。我一边走，一边和遇到的村民打招呼、互相问候。我这才知道，去年一年，村里竟然死了九口人，年龄最大的六十多岁，还有一个孩子得了白血病。与我很要好的曾德平说：“我姐也不在了，病死的，五十多岁。”
我们一行人回到我家门前时，妻子和弟弟妹妹们已经将我家院子里的桃子全摘了下来，装了两个大口袋。母亲打算将桃子运回城里卖掉。我吩咐母亲，从车上搬下一袋桃子，将它满满地分装进四个塑料袋里，送给了这四个伙伴。
我对他们说：“明年夏天，我家院子的桃子熟了，你们可以随便进来，摘回去给孩子们吃。院子的门，是没有上锁的，有一个门闩，拉拉绳子就开了。”
六
2002年6月14日，美国时间晚上七点，在故国，在两万里的波涛之外，正好是端午节的上午十点，我打电话给在荆门的妹妹，向全家问候端午节。说了几句闲话后，妹妹说：“哥，有件不好的事，想告诉你，又怕你难过。”犹豫了片刻，她说：“我们村里的金兴成，已经死了。几个月前，他在一个工地上，被运土的卡车倒车时轧死了。”
就在这天早晨，我刚刚寄出了一张有他站在我身边的照片，给一家刊物发表，晚上，就收到他迟了几个月的死讯。在这种可能是纯然的巧合中，是否蕴含着冥冥之中的造物弄人？为什么短短十年间，一家竟有三个青壮年的男子惨遭横死？这种偶然的意外中是否潜藏着命运的必然残酷？一对年老体衰的农民夫妇，接连两次遭受丧子之痛，白发人哭黑发人，他们靠什么支撑自己度过残年？
我的泪水在眼眶里滚动。一个四十岁男人的眼泪，为另一个终止于四十岁的男人，为他撇下的一双未成年的女儿、两个孤苦的父母，默默地流下来。
小时候的伙伴里，已经“走”了第一人。
生命啊生命，竟然是如此的一叶惊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