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承蒙城里朋友的美意，派了一辆车，专程送我回到百里外的乡下，看望亲友、祭奠亲人。本来，从万里外的异国归来，第二天就该回乡下，在那里住上几天的，可城里饭局、应酬之类的事情也多，一天天拖下去，拖到了今天，才得以成行。
请了母亲同行，陪同我的还有一位远道从洪湖回老家休假的文友。他带着一架数码相机，打算为我短短一天的故乡之行，留下一些镜头。
去接母亲时，敲门，开门的却是一位眼熟的乡下汉子，50多岁的光景，衣着不甚整洁。迟疑着，想不起该怎么称呼，母亲说：“这是姑父，你不认得了？”
我赶紧以“姑父”相称。两年多以前，患宫颈癌无钱医治的桃姑去世时的惨景，经过母亲描绘，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刀子镂刻一般。
记得二妹说过，桃姑最后一次到荆门城里，是住在她家里的。她带桃姑去检查，确诊是晚期癌症。留桃姑住了三天，临送她回乡下时，二妹拿了200元钱给她。谁知道，桃姑穿的裤子，是花5元钱从旧衣摊上买回的便宜货，裤子口袋有一个漏洞，200元钱到家时只剩下了100元。桃姑哭了一场，不知是为自己的绝症，还是为了那丢失的100元钱。
桃姑一直撑着，帮刚成家的儿子干家务活，晚上躺在床上，痛得呻吟不止。母亲去看望她，说，那喊痛的声音，真惨；人要是这样活着，真不如死了好。
桃姑临终，走得很不顺。接到“人快要不行了”的电话，亲戚们都带着奠仪—100元左右的丧礼钱，赶到桃姑家。正值家乡的梅雨季节，天上下雨地下流，到处都是泥巴。桃姑一人躺在卧室里，脸上爬满了苍蝇，呻吟的声音越来越弱，可那一口气就是咽不下去。一连拖了七天，男主人是桃姑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弟，开始抱怨亲戚们来得太多、住得太久，毕竟，在贫穷的乡村，招待一群亲戚一连几天的吃喝，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母亲留了100元钱，回到了城里。听说第二天，在亲戚们走得所剩无几时，桃姑终于闭上了眼睛。
因为有司机在等着，我顾不上和姑父话几句家常，拉着母亲就走，嘱咐姑父，在我们家多住几天。上了车，让母亲坐在前面的座位上，母子俩的话题就从姑父开始聊起。
母亲说：“你这姑父，自从桃姑去世后，就在自己的家里待不住，常常到亲戚家，这家住几天，那家住几天。前不久，他刚刚来过，还是我替他买了车票，送他上车回家的。”
听母亲的口气，姑父的“走亲戚”，带有一点“避难”的意味。
说起来，姑父其实并不算是我们家太亲的亲戚，桃姑与我父亲是堂兄妹。她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不到两年，丈夫就病故了。后来招赘的这个姑父，和桃姑并没有生育。他将那个两岁多的儿子养育成人，帮他娶回一个嫌弃自己的妻子，帮他耕种家里的田亩。孩子成家立业的日子，就是他当不了家、说不上话、成为家里的“外人”的日子。
这一切都怪他的身份。他是“倒插门”女婿。虽然儿子是他从两岁就养大的，但按吾乡的旧俗，却不能随他姓，而仍然姓的是去世的生父的姓。家里的几间瓦房，都是他辛苦修起的。妻子去世后，儿子和儿媳顺理成章，成了家里的主人，而他成了与任何人都不相干、没有丝毫血缘关系的外村人。几十年的日子，竟然没能改变这一点骨子里的自卑。
儿子对这个养父，大体上还算过得去，只是称谓上有些含糊，不愿意喊他“爸爸”，尤其不愿意当着老婆的面。母亲说，有一次，她亲耳听到我这个表弟，吩咐姑父，把一件农具拿给他，大大咧咧地，连个“爸”字都没有，直通通一句话：“你把锄头给我拿过来！”
儿媳的脸色，对这个当了一辈子后爹的人来说，决定了他晚年的命运。姑父后来常常离家出走，到亲戚家逃难一般混日子，主要原因就在于受不了儿媳的冷言冷语冷面孔。
2
车出荆门，一路南行。在车上，母亲的话题，由姑父转到了舅妈的身上。舅妈姓甚名谁，我并不知道，我姑且称她“无名舅妈”吧。她是我母亲堂兄的未亡人，算起来，该是我的远房亲戚了。她的大女儿，我小时候唤作“迎春姐”，是一个好心肠而笨的乡下姑娘，小学都未能毕业。在我高考前夕，母亲曾亲口跟我说起过，想让我将她娶过来当老婆。我在散文《终身大事》里，记叙过这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后来读《红楼梦》，一看到贾府里的“迎春”，我心里都会泛起一点异样的感觉。按乡村的标准，自学中医的堂舅，生前算是有学问的人，谁会想到他竟然死得不明不白呢。
我读大学的最后一年，收到过堂舅的一封信，这也是堂舅给我的唯一的信。信是用半文言写成的，大意是说，指望我志存高远，鸿鸣九天，为我们家族、家乡争光。他在信中特别说，世代农耕，诗书未传，到我这一代，就要诗礼传家了。
那时候，少不更事，没有保存信札的习惯，更没有想到这就是堂舅的绝笔。堂舅的信已无可寻觅，最后一次见到堂舅的情景，却记得格外清楚。那是一个雨天，我和母亲去堂舅家附近的水库捉鱼。堂舅见了我们，赶紧跑到他从队里承包的梨园，摘了一口袋半生不熟的梨子，叫我扛回家，让弟弟妹妹们吃个够。乡村生活，从来都是与水果无关的，以至于现在，我居住在有“水果之州”美称的加利福尼亚，常常对远较蔬菜便宜的水果无动于衷。
后来，堂舅当了村委会的主任，想致富，在家里用木头渣子养起了蘑菇。蘑菇并非吾乡的农产，比不得萝卜白菜容易栽种。堂舅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认识了几个外地人，据说是天门的，负责蘑菇种植技术的推广以及蘑菇的收购。1990年三四月间的某一天，这几个外地人，到了堂舅的家里吃饭。饭没有吃完，堂舅的肚子就剧痛起来，倒在地上，痛得打滚。而那几个外地人，慌忙站起来，连饭也没有吃完，就匆忙走掉了。堂舅在与这几个人的交往中，从来没有将他们的姓名、地址等告诉自己的妻子，当妻子的也从来没有过问。在乡村里生活，侍弄的是土地和庄稼，农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世事的凶险和人心的歹毒。
舅妈一看倒在地上的堂舅，急忙请人去附近的另一个村里，喊来了我的亲舅舅，一个读过初中、拥有一辆手扶拖拉机的敦实小伙。他和堂舅的儿子一起，用拖拉机载着堂舅，向30里外沙洋镇的医院奔去。在路上，堂舅的呻吟声越来越弱，可他就是不肯说出和他一起吃饭的那几个人的身份和姓名。当然，他说出来，也可能毫无用处。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哪里会想到坏人通常不会用自己的真名实姓。
沙洋镇的火葬场，就设在快要进城的公路边。拖拉机走到火葬场附近时，堂舅咽了气。一向对于时间和效益没有太多概念的乡村人，有时竟然有超过常理的时间和效益观。我的亲舅舅，将拖拉机转了一个弯，顺路将尸体拉到了火葬场，而堂舅的儿子当时已经是可以拿主意的成年人，居然没有表示任何异议！
如果当时他们是将尸体拉到镇上的医院，存放在太平间的冰柜里，或是直接拉到镇上的派出所，要求对尸体进行解剖，堂舅就不会不明不白死掉了。
没有见过世面，不知道该如何与官员、政府打交道；怕花钱，也没有钱；怕费事，更不敢惹事，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生存哲学，这许许多多的因素糅合在一切，构成了中国农民对生命的整体性轻贱，哪怕是自己亲人的生命。
记得当时我得知消息后，曾从四川赶回去过。在堂舅卧室的泥巴地上，还残留着一道湿痕，是堂舅呕吐后的秽物留下的。据说，当地的派出所曾来挖过一点泥土，说是拿回去化验，结果没有任何下文。
拖拉机返回村里时，不到50岁的堂舅，已经化成了一小堆骨灰。
在路上，母亲谈起的，当然不是堂舅的死。那毕竟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时间，比风雨和流水，对于记忆有更强的磨蚀力。在一片太平盛世的唐尧之颂中，不是什么凶事、血腥的事，都似乎从来不曾在这片大地发生过吗？不想让人民记住的事情，人民有忘记的义务和责任。
母亲说：“你这舅妈，遭孽哟！”
3
“遭孽”，是荆门的土话，大致相当于“可怜”。其实，“孽”本是一个佛家用词，说的是无边苦海中人所必然遭遇的劫难。所谓“在劫难逃”，本意指的就是，众生皆苦，活在尘世间，谁也逃不脱一个“难”字。
母亲说：“你舅妈现在独自住在一间土屋里，帮儿子看守鱼池。大儿子和儿媳，断了她的口粮供应。她的日子，苦啊！”
车窗外一掠而过的，是初冬的丘陵，田野萧索、清瘦；因为长期没有下雨，堰塘显得格外浅。偶尔有一辆摩托车迎面而来。吾乡的公路状况大有改善，农民的收入也略有增加；乡村里，几乎年轻人都有了一辆价值三四千元的摩托车。据说，像这样的农闲季节，村民们在传统的打麻将、“斗地主”（一种简单的牌戏，可用于赌博）之外，近年又迷上了“赌码”，也就是地下赌庄，以香港的六合彩为赌博的根据。
母亲说：“前几年，你舅妈到深圳，给在那里打工的大儿子照料小孩，后来摔了一跤，将胳膊摔断了，就回到老家。后来，大儿子也回来了。舅妈帮他们放牛，可是，牛却老是用角顶她。邻村一个老太太，就是这样被牛顶死的。她不敢再放牛，儿媳妇一怒之下，就将她赶出家门，到远离村子的鱼池边孤零零的一间土屋里居住，照看儿子承包的鱼池。她想用二儿子给的一点钱，找村里的亲戚买点米，亲戚们都不敢卖给她。”
我很惊讶地问：“这是为什么？”
母亲说：“她的这个大儿媳，动不动就要跳堰塘寻短见，谁敢惹啊！”
仗着我是大表哥的身份，我说：“这次见到他们两口子，我要批评。对这种不孝之人，一定不能姑息。”
母亲急忙从汽车的前座扭过头来，责骂我说：“你一个字都不准说！你说了，一拍屁股，跑到美国去了，叫我今后怎么到这村里来？亲戚，都让你得罪完了！”
我知道，母亲指的是另一个舅妈，在这里，我姑且称她“兰舅妈”吧。
她是我亲大舅的遗孀。10多年前，舅舅肝病去世，遗下舅妈和3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我父亲体谅她家庭困难，常常在忙完自己家的农活后，趁着天未黑定，赶几里路，到她家里，帮她忙里忙外。可是，她对我的外公外婆，却非常不客气，常常辱骂两位老人。
10多年前的一个春节，她到我家来拜年，碰巧，我的外公外婆也来了。奇怪而尴尬的是，她与我的外公外婆，也就是她的公婆，同在我家的屋顶下，互相却连招呼也不打。我实在看不下去，就在餐桌上，当着几位亲戚的面，将兰舅妈批评了一通。
我的大意是说：舅舅去世后，我们全家都尽力帮助你，其前提就是，你应该善待外公外婆。你如果对外公外婆不好，让两位老人受气，这就失去了帮助你的基础。
兰舅妈一脸的难堪。从此以后，她便与我们家断绝了来往。母亲一说起这件事来，便怪罪我多嘴、多事，得罪了她的弟媳。后来，我才得知，兰舅妈觉得我身为晚辈，当众批评她，伤了她的脸面。
“这样的亲戚，不来往也罢！”这是我对母亲的回答。
显然，母亲对这样的回答，很不满意。
4
车过蔡庙时，母亲顺口说了一句：“小金住在这里呢！”
小金是我的另一个舅妈，不过，准确地说，是“前舅妈”。10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散文，标题就是《小金》。她的命运，如果要简单地写，可以用两三句话写完；如果要写详细些、深刻些，就非得要一本厚厚的书才行。
1968年或是1969年，她作为武汉知青，被下放到我舅舅们的村子，爱上了其中一个堂舅，在生下一女一儿后，被落实政策，从村里上调到蔡庙这座小乡场的卫生院当护士，又与该院的一位有几个孩子拖累的医生发生了婚外情。离婚、结婚；再离婚、复婚，几番折腾后，她终于决定，就在这个小乡场上，和这个男人过完剩下的日子。
算起来，没有见到小金，已经20多年了。一直想看看她的生存现状，这个心愿，今天终于有机会了却了。我请司机将汽车拐到卫生院去。我当年生病，从北京休学回家，她从武汉探亲回村时，曾经给我带过两瓶药。
卫生院里一片荒凉，毫无生气。一排破败的平房里，靠南端晾着几件衣服，好像有人居住。我敲门，一个病恹恹的声音，极微弱地喊道：“推吧，门没有关！”
环顾室内，几件简陋的家具，一台电视机，此外，未见任何电器，真正家徒四壁。里间一个瘦小、干瘪的老年男子，一瘸一拐地挪动着脚步，迎了出来。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母亲却是认识他的。男子随着小金的口气，称呼我母亲，说：“大姐，你怎么来了？”
在小金与我堂舅婚姻存续期的10年里，武汉知青小金，就是用这个称谓，以武汉腔称呼我母亲的。
母亲说：“兄弟，你的身体好些了吗？”
在板凳上坐下，男主人说：“卫生院里效益不好，我办理了内退手续，到山东打工，在私人开的诊所里看病。今年春上，中风后偏瘫，半边身子不听使唤，我只好回老家来了。小金也已经退休，孩子们都到外省打工去了，家里就只剩下了我们俩，冷清得很。”
得知我们是顺道来看望小金，男主人说，她到街上的茶馆打麻将去了。我们一行三人站起来告辞时，男主人竟然快要哭出来的样子。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婚变中的主人公之一，如今，一场大病后，人都像萎缩了一圈，真正有风烛残年之感了。
到了街上，向行人打听小金在哪家打麻将。邻居见我们的装束，一看就是外地人，便警惕起来，不肯告诉我们。我声明是亲戚，邻居们才指给我看。
进入一户人家，见侧屋里开了两桌麻将。烟雾腾腾中，一个高大的女人，在门口坐着。有人喊了一声：“小金，有人看你来了。”她瞄了一眼，一下子推开面前的麻将，走过去，拉起母亲的手，说：“大姐，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对于小金和我堂舅之间的恩怨，母亲以前是很不宽容的，也曾经以农村人的惯常做法，骂过小金。这次，她能随我前来看望，想必已经原谅了小金，这个喊她“大姐”10年的永远的外乡人、从前的城里人，一个被荒诞的时代移植到一块错误的土壤里的激情女性，一个本质上的苦命人。
我们走到大街上时，小金的丈夫，那个偏瘫的老年男人，竟然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赶到了大街上。在给他们拍了几张照片后，我拿出一本自己的书来，写了一行字，送给小金，作为留念。
我写下的字是：“送给曾在我的青少年时代给过我正面影响的金秀梅女士。”
我没有以“舅妈”称呼她，因为她不再是我的舅妈。而她给我的正面影响，毫无疑问，指的是她来自武汉、身为知青这一事实。她加入我们这个足迹不超过方圆50里的乡村家族，促使我很小就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人应该永远向往远方。
5
辞别小金夫妇，汽车继续向乡村驶去。
在外公外婆家的禾场上，见到了“无名舅妈”的长子，那个听凭老婆将自己的老娘逐出家门的表弟。我吩咐他，到远处的鱼池那里，将他妈妈请来，一起到我们中午落脚的一户亲戚家吃午饭。他应了一声，默默去了。
不一会儿工夫，“无名舅妈”来了，穿戴一新，像是走亲戚的样子，手里端着一个红色的塑料盆，里面腌着约莫五六十个鸭蛋。一见面，她就亲热地对我问长问短，并一个劲地感谢我母亲，说她最心疼人，这不，这身新衣服还是一年前我母亲在荆门城给她买的呢！得知母亲自从我们家境渐好后，开始对穷亲戚有所周济，我的内心甚感欣慰。
鸭蛋是她端来送给我吃的。不过，昨天刚刚腌起，要20多天才能腌熟，而我，再过几天就要回美国去了。
她当然不会知道，美国海关不准许携带任何中国鲜肉、腌蛋制品入境。
我问她的胳膊还疼不疼。
她将左手伸出来，放在地上，比试给我看，说：“手还是握不紧，没有力气，但胳膊不疼了。”
她在深圳摔断了手臂后，到当地的医院挂号求治。医生一看，说：“这起码要8000元。”
对她来说，她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
凭着不要命的勇气，也靠着命“硬”，她竟然吊着这支骨折的胳膊，独自一人，挤火车、换汽车，回到了老家。到乡镇的卫生院，两个医生将她的胳膊猛地一拉，然后，上了夹板和石膏，临了收了她70元钱。
“天啦，曾集卫生院的70元，就相当于深圳医院的8000元。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死人。”“无名舅妈”说到这里，哈哈大笑起来，语气里满是自豪。我丝毫也看不出来，她是一个被恶媳妇赶出家门，连米都不给的受虐待乡村妇女。
“无名舅妈”笑起来的时候，样子有点怪：她的左眼显得特别大，因为右眼是紧闭的。我从小就知道，“无名舅妈”是独眼人—她的右眼是瞎的。
这次我才知道，她从小就“遭孽”，最早归因于日本人的“造孽”：她还是个吃奶的婴儿时，有一天，在沙洋的榨街（沙洋汉江堤外的一处热闹街区），正逢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她的母亲被当场炸死，她的右眼也被炸瞎。
几天后，当我乘坐的越洋航班飞过日本的领空时，我朝夜空下日本的大地和城市多看了几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