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对于有“家”尊称的人物，素来怀有敬意，但“美食家”却在其外。以口舌之享，而位列名流，这算哪门子本领呢？然而，美食家越来越多，这却由不得你。有闲钱、有闲趣、有闲时的士绅阶层重新浮出在中国大陆的各个层面，这不能不说是社会进步的好兆头。试着想一想，城里人面带菜色，乡下人反成饿鬼，不过是40多年前的事情呢。
吃过大餐，也吃过西餐，最难忘的还是乡村的宴席。
按吾乡的旧俗，大年初一到初四，是亲戚间互相走动、拜年的日子。从初五开始，就该请“春客”了。请春客的对象，不外乎两类，一是乡村里的头面人物，如赤脚医生、兽医、小学的校长或老师，都是些一年四季或许某天有所仰仗的人物；另一类对象，就是平素关系良好的乡亲，以同宗同姓者居多。在漫长的一年里，从下秧到收稻，家家都会有需要帮衬的时候。比如谁家的几亩地正好缺半分田的秧苗，关系好的乡亲就会想办法匀一点出来救急。做田的人，让好端端的一小块稻田空着，秧苗返青后，满坡的绿油油中露出一小块“癞子头”，那可是庄稼人的羞。
时光退回到20多年前，那时考上大学，在乡村里可是第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放寒假了，乡村里罕见的大学生如归巢燕子，又聚集在一起，交流各自所在城市的新鲜事及大学校园里的种种趣闻。像吹皱一池春水的杨柳风，走在田埂与乡路上的大学生们，成为有孩子上学的家庭里家长教育孩子奋发上进的活典型。于是，请“春客”期间，我们这些大学生，自然就混杂在赤脚医生、兽医与小学校长之间，成为乡村人家的“贵客”。我永远记得这样的情景：我和邻村的范军，正在一户人家吃午饭，另一个村子的另一户人家派来催客的孩子，早已站在我们背后，非要将我们从八仙桌上拽下来，去他家吃第二顿午饭。
地道的乡宴，我是喜欢的，鱼是大鱼，肉是大肉。鱼用粗大的瓦钵，粉蒸；肉也是用粗大的瓦钵，粉蒸。家乡的粉蒸肉，膘肥、肉厚，蒸到绝妙处，入口即化，满口留香；一般人最多只能吃两片，我却可以连吃四片。瓦钵的底部，通常都有垫菜，殷实些的家庭垫的是红枣，否则，就只能垫红薯了。但无论红枣还是红薯，经了肥肉的油水蒸熏，吃到嘴里都是一样的甜软。不用说，这里面有主人家的那份情、那份心。在难得出什么大人物、人们的脚步很难走出50里外的乡村，这两个从北京、武汉回家的大学生，简直就是“文曲星”呢！
唐代的几位大诗人都写过关于乡宴的诗，而其中成为千古绝唱的，在我看来至少有三首，分别是李白的《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与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李白的诗以飘逸名世，诗情如行云流水，万觞珠玉不择地而出，恬静、安宁，有深隐不露的禅意：“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显然，李白薄暮时分上门叨扰，热情以美酒相待的，是与这位大诗人素昧平生的“田家”。太平盛世时主人的好客与诗人的好酒，就这样凭着这首诗流传下来，让我们平添几许对田园时代的向往。而杜甫诗则不同，流离之苦，家国之伤，在他的诗中留有深深的刻痕：“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回答乃未已，儿女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20年不见，杜甫与旧友相逢，那份惊喜，那份亲切，那种人生如梦、聚少离多的感慨，在雨中新剪的韭菜、刚刚生火烙好的高粱饼这种地道的农家饭菜面前，显得如此深刻和真切。而最具田园风味的“乡宴”诗，还是荆襄诗人孟浩然的《过故人庄》，写的是老朋友诚心诚意地请他到乡间饮酒做客：“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两句，将乡宴中的谈话内容也透露出来。结尾的两句，尤其令人击节：“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如果当时的田家（农民），被苛捐杂税、无穷无尽的摊派与征收压得喘不过气来，想必孟浩然不至于秋高气爽的重阳佳节还要再次前往，赏菊之外，又是一顿乡村的土鸡之飨。
这些年来，先是当记者，后是出洋，各种各样的宴席都见识过、享受过，那些在豪华的酒楼、餐厅里的宴请，那些凡是需要预订、需要菜单的口腹之享，我大多都渐渐淡忘了。我记忆深刻的，恰恰是困顿日子里的款待与友情。上大学的那些年，在小城沙洋工作的高中朋友张俊军家，成为我们几个大学生食宿的中转站。家里都穷，丧偶的张伯伯，端给我们吃的菜里，就有清绿的腌韭菜，杂以几片青椒，用香油一拌，下饭得很。那时候尚未恋爱，管它嘴里有没有韭菜的味道！
到沙洋的李伯伯家吃饭，是我第一次长见识。李伯伯名叫李邦阔，是家乡有名的中医师，当时在沙洋人民医院工作。他的医术，使中国减少了一个农民，而增加了一个诗人。每逢春节，我都会去沙洋看望他，提着如今看来不免土气的礼物：一两壶乡村榨坊里的香油啦、一两只自家养的鸡啦，或是两三块家里制作的糍粑。到了晚上，李伯伯家的客人三三两两来了，都是小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这个刚放寒假回到老家的乡下孩子，坐在席上，听这些小镇要人的高谈阔论，最惊讶的不是别的，而是李伯母的厨艺：她竟然可以端出二三十道菜来款待客人。当李伯伯将我介绍给客人时，以充满信心、满含期许的语气说：“这孩子将来要成才的！”
我一生中的奋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过是为了不让李伯伯这样的好人失望。他的话，是激励、是鼓励，更是抽打我惰性、自足心态的鞭子。我常常想，我要对得起李伯母的那一桌好菜—一个乡村少年从未见识过的那种丰盛、那份情意，值得我以终身的奋斗，回报他们那份朴素的善良。
去年暑假万里归乡，我稀罕的是，能有哪位朋友请我到他或她家里吃顿便饭。说是便饭，便是真正的便饭：饭只需一碗，菜只要两三样，如韭菜炒豆皮、炒豆饼、粉蒸肉、清炒鸡头米粳（其学名不详）。如果有乡间土酿的粮食酒，则饮上一小杯。无须劝酒，更不必让座，主人与客人就那样随意而饮，尽兴而食，所费不过十元，乡情自值千金。能到朋友家坐坐，看看其妻儿，瞧瞧其家居，闲话家常，无论清贫还是富足，无论华堂还是陋室，对我这个海外游子来说，都是回家的感觉。酒楼里的盛情，沾了我素不喜欢的那种排场、那种官场味，实在不是“把酒话桑麻”的好地方。再说，我对家乡未有尺寸之功，吃一顿家乡的“官饭”，直接间接，加重的都是父老乡亲的负担，虚荣的人或许觉得荣耀，我只有愧疚之感。
每逢春节来临之际，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里，总是会播出这样的新闻：某城市酒楼除夕“团圆饭”宴席已经预订一空；今年与去年相比，选择到餐馆酒楼吃“团圆饭”的家庭，又增加了多少个百分比。电视台唯一不报道的是，城里一桌“团圆饭”最高价位是多少。如果报出来，怕是要引起农民们一片啧啧惊叹之声。惊叹归惊叹，他们却不会有愤然不平之色。隐忍与认命，是他们的宿命。再说，数亿农民中，又有几个人悟出了自身整体性贫困的真正根源呢？
若干年前，我的一位姨婆，和另一位老婆婆一起，结伴去走亲戚，路过我家。当时我正好回家探亲。午饭时分，我们家备好了饭菜，请姨婆和那位不相识的老婆婆一起用饭。谁知那位老婆婆横竖不肯，我好说歹说，老人家总算吃了点。第二天，两位老人走亲戚回来，又路过我的村子。我们留她俩吃了饭再走，这次，无论我们全家如何相请相劝，那位老婆婆死活不肯入座了。她说：“你们又不会走到我家门前去。我还不起你们的这份人情，我不吃饭。”
我当时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乡村里的一顿便饭，既无山珍海味，也无大鱼大肉，不过是些自家菜地的蔬菜、村里作坊的豆腐而已，这位老婆婆何至于“坚辞不受”，宁肯坐在旁边，看着与她同行的姨婆吃饭，让我全家人深感“礼数不周”？
深刻的解释只有一个：几代农民的极度贫困，将一饭之惠，看成了必须回报的恩德。我读初中时，我的一个亲姑姑，住在学校附近，我每天都要从她家后面的小路走过。有一天，她在半路拦住我，要我到她家吃了饭再回家。我跟着姑姑进了家门，姑姑端出一碗饭和一碗青菜来。我三口两口吃完饭后，姑姑问我：“你还添点饭吗？”十几岁的我不懂事，点了点头。姑姑拿着空碗进了厨房，久久没有出来。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我抓起书包，夺门而出，从此再也没有到姑姑家吃过饭。我的姑姑，没有第二碗饭添给我，却不好启齿。这记忆中窘迫的一碗饭，使我对“贫穷”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让人民有饭吃，吃好饭，这是古代为人君者、当代为民“仆”者一以贯之的责任。人民营养不良，甚至饿死于途，这样的“君”，就是昏君；这样的“仆”，就是恶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