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岁的黄英考进了女子师范学校，她是这个班上最小的学生，因而班上的同学都比较照顾她，这让她受宠若惊，她还是第一次感受到友爱。
在这里，她外表还是那么顽劣，还是那么豪爽，还是那么爱笑，以至在这里她和另外几个同学是学校中著名的“六君子”。但在中学的最后一年，这个总是大声笑的女孩子突然笑声少了，因为她迷上了另一样东西，那就是小说，“我发现了看小说的趣味，每天除了应付功课外，所有的时间，全用在看小说上，所以我这时候看的小说真多，中国几本出名的小说当然看了，就是林译的三百多种小说，我也都看过了，后来连弹词，如《笔生花》、《来生福》一类的东西，也搜罗净尽……”
但这时她已经十六岁，到了差不多该出嫁的年龄了，她母亲急于将她嫁出去了事，她却对婚姻十分惧怕，她不知道结婚后会怎样，幼年的伤痕让她不那么相信人。但毕竟这个年龄的女孩已经开始向往情爱，也巧，正好舅父家中出现了一个表亲林鸿俊，他是舅父的一个穷亲戚，也曾读过几年书，无聊时也读些小说，因而手边时常也有几本书。黄英就从他那里借来了一本徐枕亚的《玉梨魂》，这是描写一个多情女孩的情感故事，情节起伏，命运凄惋，黄英虽然此时还不懂情爱，但也为此掉了不少眼泪。孤独的林鸿俊也是一个无依无靠的人，他见黄英落泪，就向她写了一封长信，叙述自己孤苦伶仃的过去，黄英尽管不是孤独的一个人，但她自小也受尽冷落，因而顿时有同病相怜之感，因此渐渐地与林鸿俊越走越近。直到有一天，林鸿俊向她求婚，她没有多想就答应下来。但她的母亲却明白林鸿俊既没有什么才学又没什么钱财，也没什么抱负，对女人来说是个靠不住的人，因而极力反对，而黄英倔强的性格和对母亲叛逆的情感使得母亲越是反对她越是要结婚，黄英的大哥明白，黄英的倔脾气是不可能改变的，而且，他也看得出，黄英只是同情他，并不是爱他，所以，他就建议，他们可以结婚，但一定要等到大学毕业。黄英的母亲为此要黄英签字，黄英也不想这么早就结婚，于是就答应了，此后，黄家资助林鸿俊去日本留学。
1916年，她十八岁，中学毕业了。但当时在北京还没有女子大学，其他大学又不招收女生，因而黄英就只好暂时停学。母亲和大哥就四处活动，最终竟然帮她在北京女子中学找到了一份教授体操、家多园艺的工作。这倒是正合黄英好动的胃口，于是她欣然前往，并且，她在这所学校里很快组织了一次运动会，结果这次运动会为学校争得了荣誉，校长很满意。但黄英却渐渐对在这所学校教学感到厌烦了，于是，当有同学告她教课时念错了字，园艺也讲的不清时，她很快就辞了这份工作。
在辞掉这份工作后，在在1917—1918年间，应在安庆省立安徽女师附小当校长、原北京慕贞学院同学舒畹荪女士的邀请，前往这所学校教书。当时，她对这份工作并不怎么在意，但对出门远行颇为感兴趣，“……到火车站，我匆匆的买好车票，心雄万夫似的跳上车子，当车轮蠕蠕而动，我和表哥告别时，在我心头没有离愁，没有别绪，只有一股洒然的情绪，充塞着我的灵宫。我觉得这十余年如笼中鸟般的生活，我实在厌倦了，时时我希望着离家，去过漂流的生活，因为不如此，似乎无以发泻我平生的抱负，——我虽是一个女孩儿，但在这时节，我的心肠没有温柔的情感，我羡慕飞剑侠，有时也希望作高人隐士，所以这一次离家，我是充满了骄傲，好像一只羽毛已经长成的鸟儿，从此天涯海角任我飞翔。”显然，这是一种放飞的心态，她多年来内心深处中有一种压抑，因而她十分想飞起来，自由自在地远走他乡。“我从小就喜欢萍踪浪迹般的生活，无论在什么地方，住上半年就觉得发腻，总得想法子换个地方才好。”
在安庆这所小学，她担任体操、国文、习字和史地等课，而在这里，她也结识了日后和她一样成为作家的苏雪林，她此时也在这所学校教书。然而，当她的新鲜劲一过，她又感到厌烦了，因此仅仅半年后，她就又辞了工作，返回北京。但很快，她又得到母校校长的推荐，受聘河南开封女子师范学校，可是，很快，她又一次离开了这所学校，结果，她的表姐妹们送给她一个“学期先生”的绰号，意思是她只能教授一学期，然后肯定辞职。
1919年，北京、上海爆发了五四运动，这对黄英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这个生日就是五四的女孩子本来就生性活泼，骤然经历这么一场思想大潮，很快就觉得自己也应该有所作为，而不是整日四处奔波，为此，她决定一定要上大学。但她没有学费，因此还必须先回到安庆再去教一段时间的书，以便积攒些学费。但当她返回北京的时候，发现考期竟然已经过了，只好去求母校的校长，这才得以在这一年秋天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成为一名旁听生，而巧的是，苏雪林和她一样，也错过了考期，然后也成为一个旁听生，这两个才女竟然如此有缘。
但此时的黄英还没发现自己的这份才能，有一次，老师布置作文，出了一个题目，但黄英却对这个题目如坠云雾，不知何意，又不好意思去问那些正班生同学，就一个人悄悄跑到图书馆去查，终于弄懂了这个题目是何意思，然后就一个人躲到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开始写，用了一整天写了一千字左右，最后写的自己也晕头晕脑，她十分害怕被老师责骂，但总得交卷，于是硬着头皮交了上去。没想到，不久以后，她发现她的作文竟然已经被选入学校的《文艺观摩录》，下面附注的老师的批语是：“立意用语别具心裁，非好学深思者不办。”这让黄英大受鼓舞，这篇文章不但一扫她旁听生的自卑心理，而且她从此开始趾高气扬，完全恢复到了中学时那种四处活跃的状态，自信心也随之膨胀，年假大考也果然不负“自”望，她和苏雪林的成绩最优，顺利转为正班生。
有了自信的黄英接下来就准备写点什么，她说：“我常常觉得心里梗着一些什么东西，必得设法把它吐出来才痛快。后来读文学概论，文学史，里面讲到文艺的冲动，我觉得我正有这种冲动，于是我动念要写一本小说，但是写什么呢？对于题材，我简直想不出，最后决定还是写我自己的生活吧。”于是，她又悄悄来到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每天写上几页，写她的童年，写她的伤感，她将这本书取名为《隐娘小传》，但后来又觉得隐娘一词不雅，于是又取“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意，改为“庐隐”，从此中国文坛上多了一个叫庐隐的作家。但《隐娘小传》她写了一些后觉得不如意，干脆把书稿全部投进来火炉，化为灰烬。
此后，她又读了一些小说，但觉得长篇小说结构比较复杂，还是短篇小说比较简单些，就写了一个短篇，写完之后，她犹犹豫豫地把稿子拿给学校里的一个文学教授看，但没想到这位陈教授看完后说了句：“你也想写小说吗？这不是容易的事呢！你这篇东西就不像小说，我看还是不写吧！”庐隐顿时被这一闷棍打得羞愤难当，几近崩溃，把小说稿撕得粉碎，一连难受了好几天。好在庐隐从小就经历过许多打击，过了一阵，她又写了一个短篇《一个著作家》，这一次，她没有再去找那位陈教授，正巧此时茅盾刚接手《小说月报》，庐隐通过郑振铎认识了茅盾，就把这个短篇给了他，之后她就忐忑不安地在学校等了一个多月，忽然有一天她得知她的作品已在《小说月报》上刊出，她当时就如中了大奖，“从此我对于创作的兴趣浓厚了，对于创作的自信力也增加了。”
这时，五四运动的新风潮正在年轻人中掀起新的各种思想，庐隐有幸，当时胡适就在这所大学中教授《中国哲学史》，大学中自然更是各种思想汇聚之地，庐隐此后参与演讲，加入学生会，又被选为学生会干事，如同革命女干部一样精神抖擞，每天都处于兴奋中。苏雪林在《青鸟集·关于庐隐的回忆》中这样回忆道：“庐隐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常有抑郁无欢之色，与我们谈话时态度也很拘束……民国八年秋季，我升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庐隐与我同为错过考期的旁听生，不过经过学期考试以后，我们便都升为正班生了。庐隐到了北京以后好像换了一个人，走路时跳跳蹦蹦，永远带着孩子的高兴。谈笑时气高声朗，隔了几间房子都可以听见。进出时身边总围绕着一群福建同乡，咭咭呱呱。讲着我听不懂的福建话。她对于同学常喜戏谑狎侮，于我们古书读得略多的人，更视为冬烘先生，不愿亲近……五四运动后……庐隐‘务外’的天性好像得了正当的发展，每日看见她忙出忙进。不是预备什么会的章程，便是什么演讲的草稿，坐下来静静用功的时候很少……庐隐虽然不大爱用功，而天资聪敏，功课成绩总列在优等。每遇作文时，国文教师发下题目，别人咿唔苦吟，或终日不能成一字，庐隐坐椅子上，低着头，侧着身，飕飕笔不停挥，顷刻一篇脱稿。她的笔记从不誊录第二遍，反比我们的齐整完全。她写得一笔颜体大字，虽然无甚功夫，却也劲拔可爱。她爱演说，每次登台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本来说得一口极其漂亮流利的京话，加之口才敏捷，若有开会的事，她十次有九次被公推为主席或代表。二则庐隐外表虽然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甚或骄傲得难以教人亲近，其实是一个胸无城府，光明磊落的人……”
此时，她的眼光已经是：“我羡慕英雄，我服膺思想家”，可谓五四女青年的经典代表。此时，庐隐早已不仅仅是一个嬉笑打闹的女孩子，而是一个有自己思想和理想的学校风云人物，她已经从中学时的“六公子”上升为“战国四公子”之一，她被同学称为孟尝君。她甚至和几十个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名为S。R的秘密组织，她的入会编号是13号，可见其是最早的入会者之一，也可以说是创始会员。她这时也看些社会主义的书，也和一些社会主义者写信交流，她说她此时已经认识到“一个人在社会上所负的责任是那么大”，因而她“下决心作一个社会的人”。
大学毕业前，庐隐和同学们一起组织了一场文艺汇演，目的是赚取一笔费用，然后去日本旅游一次。而演出竟然很成功，由此他和同学们一起去了日本、朝鲜，然后再转入东北，到了丰天、大连、天津，在一个月后回到北京，结束了大学生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