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永远难忘的生日 (2)
现在活儿做完了，那两个少女(我不曾听到她们的名字)把她们衣服上粘的线头和碎布刷掉，然后走进铺子，把铺子收拾好，等待顾客。敏妮留在后面，把她们做好的东西先叠起来，然后装在两个篮子里。她跪下来这么做，同时哼着轻快的小调。约兰(毫无疑问是她的情人)进来了，趁她正忙的时候，偷偷吻了她一下(他似乎对我毫不在意)，他说，她父亲找马车去了，他必须赶快做准备。随后他又出去了，敏妮麻利地收拾好，然后穿戴整齐。我从镜子里看到她满面春风的样子。
这都是我在室内角落桌子旁坐着，手扶着头，心不在焉时观察到的。马车不久就到了铺子前。他们先把篮子放到车里，随后又把我扶上车，随后才是他们上了车。我记得那是一种半客车半货车，漆着惨淡的黑色，由黑马拉着走。我们坐在车里，地方很宽敞。
我记得他们怎么行动，看见他们愉快地坐在车上，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那是从来未有过的(或许现在我更聪明点了)，我并不生他们的气，我只是怕他们，仿佛我被抛弃在与我没有共同性质的动物中间。他们非常高兴。那个老头坐在前面赶车，那两个年青人坐在后面；每逢他与他们交谈时，他们就往前探着身子，一个在他的胖脸的左边，一个在他胖脸的右边，很在意地听。他们本也想与我交谈，但我避开了；我被他们的调笑吓住了，我几乎奇怪他们的硬心肠为什么没有得到报应。
这样，他们停住喂马、吃、喝、寻开心的时候，我依然一动不动，保持我的禁食。因此当我们到家时，我尽可能快地从后面溜下马车，免得在那些充满肃静气氛的窗子前和他们在一起。那些窗子从前是那样明亮，现在却像闭上眼睛似的茫然对着我。噢，看见我母亲的窗子，还有她旁边的窗子(那在美好的时候是我的卧室)，我曾经想当我回来时，叫我难过的是什么，这是多么不必要啊!
我还未进门，就倒在坡勾提的怀里，她把我领到屋里。她刚一见我，就哭了；她不久就止住悲痛，轻轻地走路，低低地说话，仿佛会惊动死者。我发现她已经许多天不睡觉了，她整夜不睡地坐在那里，陪伴着我母亲。她说，只要那可怜的、可爱的人还未下葬，她就永远跟着她。
摩德斯通先生在客厅里，他并不注意我，只坐在壁炉前无声地掉眼泪，在扶手椅子上想着心事。摩德斯通小姐坐在她的写字桌旁忙着办事。桌上满是信件和单据。她见了我，把她冰冷的手指甲伸给我，然后用严肃的声音问我孝服量好了尺码没有。
我说：“量好了。”
“还有你的衬衫呢，”摩德斯通小姐说道，“你都带回来了吗?”
“带回来了，小姐。”
这就是她的坚定给我的所有问题。现在我毫不怀疑，有这样一个机会，她可以尽情地显示她称为坚定、自制，以及她所谓的意志力、她的常识和她那冷酷气质的全部恶毒东西，她一定感到非常愉快。她对于她办事的才能非常得意。她把一切都形于笔墨，对任何事都无动于衷。以后，她总是坐在写字桌旁，用一支硬笔泰然自若地写着什么，用同样镇定的声音对每个人说话，永远不放松一下她脸上的肌肉，也不缓和一下她说话的口气，或弄乱她身上的衣服。
她的弟弟有时拿起一本书，但据我所见，他从未看过一页。他把书打开，好像在看，但整个钟头不曾翻书页，然后又把书放下，在室内走来走去。我总是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交叠着手臂坐在那儿，看他，数着他的步子。他很少与他姐姐说话，更不与我说话。在那所死气沉沉的住宅中，除了时钟外，他好像是惟一不安静的东西了。
在出殡前的那些日子里，我很少看到坡勾提，除了上下楼时我总看见她在我母亲和那个婴儿停放的那个屋子附近；同时每晚当我去睡时，她就坐在床头陪着我。在下葬前的一两天——我想是一两天，因为那段沉痛的日子，使我的脑子一片混乱，没有什么东西使我注意时日的进展——她把我带到那个屋子。我还记得，在一个白布盖着的床上(床周围是清新的、新鲜的、美丽的)好像躺着住宅中严肃的寂静的化身。当她要把罩布揭开时，我叫道：“不要，不要!”并且拦住她的手。
就像出殡是昨天的事，我依稀地记得，当我走进那个最好的客厅时，那里边的气氛，火炉里熊熊的火，瓶子里闪闪发光的葡萄酒和杯子、碟子的花样，点心的微香，摩德斯通小姐和我们衣服上的气息，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祁利浦先生也在室内，他走过来与我说话。
“大卫少爷，好吗?”祁利浦先生说道。
我只把手伸给他，他紧紧抓住。
“哎呀!”祁利浦先生温柔地微笑着说(他眼中好像有什么东西闪闪发亮)，“年轻人都长大了，他长得我们都不认识了，小姐。”
这是对摩德斯通小姐说的，但她并不回答。
“这儿比先前更好了吧，小姐?”祁利浦先生说道。
摩德斯通小姐仅皱一下眉头，点了点头算是回答。祁利浦先生碰了两个钉子，就走进一个角落，依然握着我的手，不再开口了。
我记得这些事，并不因为我关心自己，而是因为我记得一切发生的事。
现在钟开始响了，欧默先生和另一个人过来叫我们做好准备。正如坡勾提多年以前讲的那样，给我父亲送殡的那些人再一次在同一个屋子里准备起来。
送殡的有摩德斯通先生、我们的邻居、祁利浦先生和我。当我们走到门口，抬棺材的已经抬着棺材都在园子里了。他们在我们前面走上园径，穿过榆树林，经过大门，进了教堂墓地——那个夏季早晨时常能听见鸟叫的墓地。
我们站在坟墓的周围。我觉得那一天似乎跟哪天都不一样，那天的日子也和任何一天的日子不同，显得特别惨淡。现在大家都一片肃静，仿佛是安息在土丘下的人。我们光着头站立时，教士说：“主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声音在露天之下显得特别明亮。我听见有人呜咽起来；然后看见呜咽的原来是那个心地善良的忠诚的仆人。在世间，我最爱她，我那幼稚的心断定，有一天上帝肯定要对她说：“做得好。”
在那一小群人中有我认识的脸，其中有的是我在教堂中见过的；有的是当我母亲洋溢着青春时来村里安家落户时认识的。我并不关心这些脸，我在意的是自己的悲哀——不过我又看见他们，也都认识他们；即使在远远的背后，我也看见正在张望的敏妮，以及正看向她的情人。
结束了，我们回去了。在我面前，那所矗立着的房屋依然美丽，依然与我心目中的死去的人联系在一起，所有的悲哀与它勾起的悲哀比起来，都算不得什么。他们带着我向前走。祁利浦先生还跟我说话；我们到家时，他给我水喝；当我说要上楼回自己的卧室时，他和蔼地和我分手了。
正如我所说的，这一切仿佛是昨天发生的似的。后来发生的许多事已经从我身边漂到那个未知世界的彼岸，一切忘却的事将来会在那儿出现的，但这一件事却像一块高大的礁石一样耸立在大海中。
我明白坡勾提就要到我房里来。当时那种安息日似的气氛(那一天那么像星期日，我已经忘了)对于我们两个都极适合。她坐在我的床上；她握起我的手，像哄我的弟弟那样，时而放在她的嘴唇上，深情地抚摸；她按她自己独有的方式，把所有发生的事都表达了出来。
“她有一段时间，”坡勾提说，“精神恍惚，也不高兴。小孩子生下来后，本认为她会好起来，但她反而更弱了，一天比一天更坏。小孩子出生以后，她总喜欢唱歌给他听——唱得那么轻，有一次听见她唱，我觉得那好像正在空中消逝了似的。
“到了最近，她更怯懦了，更像惊吓不定似的。对于她，一句严厉的话，就像打了她一下似的。但她对我，可总是一样。在我这个又笨又傻的坡勾提看来，她还是那样，她永远是可爱的女孩。”
坡勾提在这儿停下，把我的手轻拍了一会儿。
“最后一次我看见她与从前一样，是你从学校回家那一晚。你回去时，她对我说：‘我永远也不会再见我可爱的宝贝了，我知道是这样的，我知道，一定是这样。’
“从那以后，她尽力挣扎。每当他们说她没有思想，无忧无虑时，她就假装无事的样子。不过这都已经过去了。她永远不会把告诉我的话对她丈夫讲。她在别人面前，都不敢说一句话——直到她临死前一个星期，她才对他说：‘我亲爱的，我想我不行了。’
“‘现在我心里好受多了，坡勾提。’那天晚上，我扶她上床时，她对我说：‘他会慢慢地相信，可怜的人，相信我说的是真的。假如这是睡眠，那你当我睡眠时就坐在我旁边别走开。但愿上帝保佑我的两个孩子平安无事!愿上帝保佑我那个没有爸爸的孩子!’
“以后，我一直侍候她。”坡勾提说，“她也时常同楼下那两个人谈话——因为她爱他们，她这个人，对于她周围的人，就不能不爱——不过当他们从她床前走开时，她总寻找我，仿佛只有坡勾提所在的地方才有安宁；要不就睡不着。
“在最后一夜，她吻了吻我，对我说：‘要是我的婴儿也死的话，坡勾提，请你告诉他们，把我的小宝贝放在我怀里，把我们埋在一起吧!(我照她说的办了；因为那个可怜的小孩子只比他母亲多活了一天)，让我那最可亲的孩子陪我们一同去我们安息的地方吧!’她说道，‘并告诉他，他母亲躺在这里永远为他祝福，不止一次，而是一千次。’”
随后又静下来，坡勾提又轻轻地拍拍我的手。
“到夜深的时候，”坡勾提说道，“她向我要一点喝的东西；她喝过以后，对我微微一笑，笑得多好看!
“后来天亮了，太阳升起来，他说科波菲尔先生过去对她是多么温柔、体贴，他是多么容忍她，当她有疑虑时，他告诉她，一颗仁爱的心比智慧更美好，更有力量，他在她心中是一个幸福的人。‘坡勾提，亲爱的，’她说，‘让我更靠近你吧，(因为她更虚弱了。)把你的胳膊放在我的脖子底下，’她说，‘让我挨近你，因为你的脸离我好像越来越远，我要挨近你。’我照她的吩咐做了。噢，卫，我头一次与你分别时的话得到证明了——她愿意把她那可怜的头躺在她那又愚蠢、脾气又坏的坡勾提怀中了——她就像一个睡着的孩子一般离去了。”
从我知道我母亲死的时候起，坡勾提对她一生总结的那段话已经从我心里消失了。从那时起，我只记得她是我最早记忆中的那个年轻的母亲，时常把她那个有光泽的头发一圈圈绕在手指上，时常在黄昏时同我在客厅中跳舞的年轻的母亲。坡勾提对我说的话，并没有使我重新回到她的后半生那段时期，却使我那早期的印象更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这或许是怪的，但却是真实的。她死后又回到她那平静的无忧无虑的青春时代，一切都消失了。
安息的母亲，是我还在孩童时的那个母亲，而在她怀中的那个小孩是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