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人的言辞表达，不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的，必须加以选择。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就是这个道理。同一句话，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可以说；但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就不一定可以说。否则，就可能影响交际效果，甚至出乱子。
美国总统里根一次在国会开会前，为了试试麦克风是否好使，张口便说：“先生们请注意，五分钟之后，我对苏联进行轰炸。”一语既出，众皆哗然。里根在错误的场合、时间里，开了一个极其不当的玩笑。为此，苏联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这说明，在庄重严肃的场合里是不宜开玩笑的。
说话必须要讲究场合，不注意这点，说一些不适宜场合气氛情境的话，往往与初衷适得其反。
一般说来，在非正式、非公开场合，如家人、夫妻、密友之间的私人交谈，街坊邻里茶余饭后的品茗闲聊，三朋四友酒席宴上的横扯竖侃，师生同事邂逅相遇的问候致意，可以随便一些，轻松一些，措辞不必那么讲究，即或出点格，也无妨。而在正式、公开场合，如作报告、演讲、谈判、辩论、会议发言、答记者问、主持节目、讲课，以及外事活动等情况下，就应严肃、认真，尽量选准词语，绝不可信口开河，胡言乱语。特别是有身份、有地位、有影响的人，在这种场合更应注意。
说话场合有不说的场合与该说的场合之分。
1．不说的场合
一个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言语交流是必不可少的。有好口才，能言善辩，应对自如，确实能够展示自己的风度、才干，获得交往的预期效果。但是，在许多场合，好口才却不能派上用场，甚至还会产生副作用，而于交往不利。这时，缄口不言——闭着嘴巴不说话，反倒更利于与人打交道，更能收到交往的预期效果。
例如，在一个人情绪失控的场合下，任何安慰都难以使当事人接受，不如等其冷静下来，等他恢复了理智，再同他交谈为好。
在丧葬场合，说任何喜庆的话、玩笑的话，都会引起当事人的不满；安慰丧亲的不幸者，急于说劝阻对方恸哭的话也是没有作用的，强烈的悲痛如巨石积压在心头，愈压愈重，不吐不快，让其宣泄、释放出来，反而有利于较快恢复心理平衡和稳定情绪。
葛力内在一次会议中对一项决议投了反对票；这个政党的领袖来到他的办公室，指责他是本党的叛徒，企图破坏该党组织。
葛力内正在写稿，见他进来时仍没抬头，好像不知道他就在身旁。来客见葛力内如此冷淡，更是越发生气，于是对葛力内辱骂起来。可是，葛力内就是不予理睬，依旧默默地写着他的东西。
来客无可奈何，绕着葛力内的桌子兜了一圈，回到原位，又滔滔不绝重说了一遍。虽然来客重复几番这套盛气凌人的指责，但葛力内始终没有停下手中的活。直到来客词穷怒息准备离去，葛力内才慢慢地停下手中的笔，抬起头来，轻轻地一笑，丢过去一个得意的眼色，说：“怎么着，急走啊？回来尽情地发泄吧！”
有些人遇到麻烦的时候，常常喋喋不休，唠叨不止，殊不知这样正好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处在尴尬情况下，与其聒噪不停，甚至说错话，倒不如保持沉默。宋代词人黄升在他的《鹧鸪天》词中这样说：“风流不在谈锋胜，袖手无言味最长。”这是不无道理的。庄子曾经说过：“大辩不言”，“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意思就是：最有口才的人，往往表现在善于闭着嘴巴不说话。其心里像镜子一样明亮，虽然清晰地映照着事物，但却任事物来去而不加以迎送。因此能够自若地迎接事物而不劳心神，最终战胜事物而自己却无任何损伤。
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人际交往的效果，是不能笼统地以“说”与“不说”这一形式来衡量的。“说”与“不说”，从表面看来，是两个互为矛盾的概念，就其实质而言，二者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为了获得最理想的交往效果。但从人的接受心理来看，从说话的场合来看，有时“不说”却能收到“说”所不能收到的特殊效果。
“不说”，不是不会“说”，而是会说而不说，它是为了某种需要而有意为之的行为，也可以说是一种在特定场合下的办事、交际的策略。事实上，在特定场合下，它是一种更好的进攻方式。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管是哪一种”说：——聊天、座谈、辩论、询问、质疑、发言、讲课等等，对言者来讲，都是以声音这一物质形式对听者施加刺激。这种刺激被听者感知以后，会迅速产生理解的反射，继而做出决断，促成自己应对的行为。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就是这种应对行为，俗话中有“听话听声，锣鼓听音”之说。
反过来，交往之中如果本该说时却偏偏不说，这就等于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完全掩藏起来，让对方莫测高深，也就无从产生理解的反射。并且还会让对方在心理上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引起一系列的疑问和猜测：对方是默认、赞许、同情、反对、胆怯、恐惧、轻视、尊重、怀疑、动摇、铁心、抗拒？由于对方的不说，自己什么都无法知道，于是引起自身的不安、惶恐、烦躁，导致自信的丧失，情绪的低落，意志的动摇，斗志的锐减。
老子“大辩若讷”的看法正是由此而来。他认为，越是善言，就应该越要让人感到不善言木讷，这才是说话的高明之处。孔子向他请教，他也这样告诫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貌若愚。”因此，孔夫子也有了“君子讷于言”的认识。
“不说”确是人际交往中言语运用的一件法宝。那么在哪些情况下应当不说呢？
（1）在对方提出无理要求而且又迫不及待之时；
（2）面对无休止的纠缠之时；
（3）面对恶意挑衅之时；
（4）面对狂躁、震怒之时；
（5）当下属或孩子有小过错，且又有所醒悟之时；
（6）当听众精力分散、窃窃私语之时；
（7）不速之客来访，久坐不去，而自己又无时间与之闲侃之时；
（8）对问题不便明确表态之时。
2．该说的场合
该说的场合就是言语交际者在某种时间、地点、对象面前，可以说，应当说，必须说的场合。
这种场合需要把握的是：究竟应该怎样说，说话的技巧在这里很重要。如果说得不好——深了、浅了、轻了、重了、庄了、谐了、喜了、忧了，都会影响交际效果。比如：结婚、过生日、乔迁、庆功、表彰、剪彩等场合，表达只能是愉悦、欢快、祝贺、颂扬性的；奔丧、吊唁、追悼等场合，表达只能是沉痛、悲哀、忧戚、肃穆性的；探病、问安、拜望等场合，表达只能是宽慰、祝愿、企望、仰慕性的；群众集会，表达要庄重、严肃；私人交谈，表达轻松、随和、自由性。
对该说的场合的选择，有两种情况：
（1）说话者本来就没有想说的意思，可现场情况逼得你不能不说，如果不说，盛情难却，不好下台。
（2）如果不说，自己或自己组织的权益、名誉就要遭受损害；如果不说，正义不能伸张，邪恶不能压制。
例如，你在某个地点突然听到有人正在肆无忌惮地侮辱造谣、诽谤你或你的亲人、你的组织，你就不能不予以反驳。
人们说话的目的是为了沟通感情、交流思想，达到交往、学习和办事的目的。语言不过是一种交流的工具和手段，这个工具和手段要有利于目的的实现才成。一般而言，人们说话近一点的目的是学习和交往，远一点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办成某件事情。但是，不管是近一点的目的，还是远一点的目的，都是以交往为出发点的，所以，从交往的立足点上说，人们说话一定要讲原则。
讲原则就是按照事物或问题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去认识、去反映，不夸大，也不缩小，不从说话人自己的立场和感情出发去表达。
《尹文子·大道》中就有这么一件事。
齐国一个姓黄的老汉非常谦虚，他有两个天姿国色的女儿。每当别人问起他的女儿，他都说：“丑死啦，不知能否嫁得出去呀！”那时姑娘很少出门，人们只能听黄老汉传递的信息。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你添油，我加醋，很快大家都知道他的两个女儿是出奇的丑八怪。这就使得两个女儿都过了出嫁的年龄，而无人问聘，拖了许久，还是卫国一个实在娶不到老婆的老光棍冒冒失失地娶了黄老汉大女儿，这才发觉黄老汉原来是谦虚过分了。经老光棍解说，人们才知道真相，于是，纷纷争聘小女儿。
黄老汉的表达不依规矩，不尊重事实，结果深深地害了自己的女儿，教训不可谓不深。
说话人不管自己对某一事物、某一问题有何种认识和看法，最起码不能违反事物、问题的本来面目。如果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只能在交际中碰壁。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一个非常讲究客观的人。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曾经被打倒过两次。第三次复出后，他接受了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当记者问到如何评价毛主席时，他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当记者问到如何评价周恩来时，他肯定了周恩来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但同时指出：“他也说了好多违心话，做了好多违心事，但人民原谅他。”功过分明，客观公正。当问到长期以来一直被中国人视为洪水猛兽的资本主义是否都是坏的时，他肯定了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指出有些东西，如科学、技术、管理是值得学习的。
对说话人来说，客观性原则也适用于对自己的评价。从社会现实说，评价自己是比较困难的。如果自我评价高了，听者会认为你骄傲、狂妄、不谦虚、自吹自擂，影响交际效果。如果过于谦虚，自我评价低了，会让别人看轻自己，也会给交际带来负面影响，最好的办法只有实事求是。
邓小平也面对过评价自己的问题。法拉奇就问过他：“你对自己怎么评价？”他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锗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他虽然从未担任过中共中央的主席，但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他的表达就是客观的体现。可见客观性原则于人、于己都是必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