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撷英
灭蝗宰相姚崇
唐玄宗李隆基刚刚即位时，一心想要恢复唐太宗的事业。他任用姚崇为宰相，重新整顿朝政，很快便将中宗时期的混乱局面扭转过来，使唐王朝重新出现了兴盛的景象。正在唐玄宗励精图治的时候，河南一带却发生了一次特大的蝗灾。地处中原的广阔田野上，到处都是成群的飞蝗。飞蝗群落在哪里，当地的庄稼便被吃得精光。
那时人们的科学知识很贫乏，再加上迷信，便认为蝗灾是老天降给人类的灾难。于是，各地老百姓为了消灾得福，便纷纷烧香求神。眼看庄稼被蝗虫糟蹋得颗粒无存，广大农民却毫无办法。灾情越来越严重，地方官吏只好向朝廷告急。
当朝宰相姚崇向唐玄宗上了一道奏章，认为蝗虫只是一种害虫，没有不能治的。只要各地官民齐心协力驱除飞蝗，蝗灾就可以扑灭。唐玄宗很信任姚崇，立刻批准了姚崇的奏章。于是，姚崇便下了一道紧急命令，要求百姓一到夜里就在田头点起火堆。等飞蝗看到火光落下来时，就集中人力扑杀；同时在田边挖掘大坑，边打边烧。这个办法果然奏效，光洋州一带就扑杀蝗虫14万担。当地民众还以蝗虫为食，蝗虫吃掉庄稼，人们吃掉蝗虫。军民团结消灭蝗虫，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文苑拾萃
夜渡江
（唐）姚崇（一作柳中庸）
夜渚带浮烟，苍茫晦远天。
舟轻不觉动，缆急始知牵。
听笛遥寻岸，闻香暗识莲。
唯看去帆影，常恐客心悬。
循循善诱的朱熹
◎若知新，则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则常活不死杀矣。——宋·黎靖德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逆翁。汉族，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人。19岁进士及第，曾任荆湖南路安抚使，仕至宝文阁待制。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朱熹出生在一个衰落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祖辈都世代为官。他的父亲因为不肯附和秦桧的投降政策，最终遭到贬黜。朱熹从小就深受家庭影响，刻苦攻读儒家经典。他聪颖过人，求知欲强，学无常师。14岁时，父亲去世，他遵从父亲的遗嘱，从学于二程伊川派的胡原仲、刘致中和刘彦冲。18岁时，朱熹中举，19岁登进士及第，20岁往延平，受业于李愿中，22岁被任命为泉州同安县主簿，任内开设县学，内分设四斋：“志道”、“据德”、“依仁”和“游艺”。每斋名设斋长一人，主持教事，招收县民中优秀子弟，入学受教。
27岁后，朱熹开始收集整理北宋道学家的著作，尤其对程颐的思想感兴趣。29岁时，他求教于程门学派的李侗门下，此后学业大进。朱熹淡泊仕途，以居家讲学为业，完成了《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等书籍的编写。49岁时，他修复了白鹿洞书院，整顿地方官学。51岁后，他任满归里，在武夷山上授徒讲学，建有武夷精舍。朱熹教学一向循循善诱，不厌其烦。除了自己精心备课外，还时刻帮助学生解答问题。所以，跟随朱熹学习的人很多，甚至有许多外地学生都慕名来投奔他。
59岁时，朱熹除了整顿地方学校外，还完成了《大学》、《中庸》的注释工作，并与《论语》、《孟子》的注释合编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60岁后，他到福建考亭居住，并建立了竹林精舍，后又扩大规模，更名为沧州精舍，仍然从事教学活动。
朱熹的成就，集读书法研究之大成，他的读书法还奠定了古代读书法的基础。朱熹反对汉以来儒家专在名物训诂上下工夫，认为读书的根本是通晓“义理”，名物训练只在为通晓“义理”而准备条件。而且，朱熹强调的六条读书法也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是一个完整的读书、求学、进业的程度和步骤。“循序渐进”包含有读书的“量力性”原则，“熟读精思”包含有读书的“巩固性”原则，“虚心涵泳”包含有读书的“客观性”原则，“切己体察”包含有读书的“结合实际”的原则，“着紧用力”包含有读书的“积极性”原则，“居敬持志”包含有读书的“目的性”原则。
朱熹还写过一首绝句，名为“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以此来比喻读书、做学问也应该“通而不塞”，要有汩汩不断的新知识或新见解来补充，这样才能让人见知通达，头脑清新。这个比喻是十分形象和发人深省的，对我们今天如何读书、治学、教学仍有启发意义。
朱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私人讲学，发展地方教育。据《朱子年谱》载：“先生穷日之力，治郡事甚劳，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及邻郡数百里间，学子云集……坐席至不能容，溢于户外。”他平日教人，循循善诱，孜孜不倦，一日不讲学，一日不快乐。他的学生黄勉斋在所编撰的《朱子行状》说：“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喻，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学难而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辩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
◎故事感悟
朱熹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这不仅因为他个人学问高深渊博，也由于他教育得法、诲人不倦，从而成为了中国理学学派集大成者。朱熹对中国古代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尊敬。
◎史海撷英
程朱学派
程朱学派是指北宋时期的程颢、程颐和南宋的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学派，也称“程朱理学”。
程颢、程颐早年受业于周敦颐，接受了周敦颐的道德性命之学的观点。然而，他们自称“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他们利用《周易·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提出“理”是“形而上者”，“器”是“形而下者”，形而上之理是“所以阴阳者”。认为“天下只是一个理”，这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天下之定理”。他们以“理”为最高范畴，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
不过，程颢、程颐的思想倾向也是略有不同。程颢强调“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和性无内外之说，提出“只心便是天”的观点；程颐则强调“性即理也”。这些不同倾向对理学的演变有重要影响。
朱熹不仅继承、发展了程颐和程颢的思想，而且集诸儒之大成，对北宋以来的理学思潮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总结，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他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格物致知说和知行学说，建立起完整的人性学说和有关修养方法的学说。由于他的学说是以二程思想，尤其是以程颐思想为基础的，以理为最高范畴，而与以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在心中的思想有所不同，所以后来的学者就将他与二程联系起来，统称为程朱学派。
◎文苑拾萃
朱熹纪念馆
朱熹纪念馆坐落在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文公山景区的文公山朱子文化园内，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
朱熹纪念馆于1990年落成。纪念馆古朴的大门上高悬着一块大匾，题为“朱熹纪念馆”五个醒目大字，是方毅同志在武夷山视察时留下的墨宝。
朱熹生前曾在武夷山讲学40余年，继承和发展了理学体系。殿前的大门两侧为草书楹联，联曰：“接伊洛之渊源，开闽海之邹鲁”，联文说明了朱熹的理学思想已成为我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这副楹联悬于大门显得端庄典雅，醒目点题。
大殿前还有一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对联，表述了朱熹的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和儒家人生处世的规范。
大殿前横匾上书写的“学达性天”四字，字体雄浑、硕壮。这块原为清乾隆皇帝于1787年为“紫阳书院”御题的匾额，其大致意思是：“学”为格物，“达”为致知，“性”为道，“天”为德。“格物致知”是朱熹认识论的核心，将道德看作天道的体现，即通过道德修养，追求“至诚”的境界，以感应天地，达到“天人合一”。
朱元璋严格教子
◎不深思则不能造其学。——宋·杨时
朱元璋（1328—1398年），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原名重八，后取名兴宗。汉族，濠州（今安徽凤阳县东）钟离太平乡人，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蒙元暴政，龙凤七年（1361年）受封吴国公，十年自称吴王。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在基本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和扫平元的残余势力后，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朱元璋统治时期被称为“洪武之治”。死后葬于明孝陵。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以严猛治国而闻名，同时他也是一位严格教子的父亲。
朱元璋共有26个儿子，16个女儿。在这众多儿子中，长子朱标被立为皇太子，第九子和第二十六子早逝，其他23个儿子都被分封为王。朱元璋也和普通人一样，希望儿子能成就大业，保住来之不易的朱氏江山。
朱元璋小的时候生活很苦，给人放过牛，也讨过饭，当过和尚，也参军打过仗，是从苦日子中一步步走过来的。可他的孩子们就不一样了，几个年长的孩子虽然生在大明建立之前，却都年龄幼小，并未经历过磨难。年龄最长的太子朱标，当时也还不过10岁，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把对儿子们的教育当成了立国的头等大事。
洪武元年，朱元璋将长子朱标封为皇太子。洪武三年，又分封九个年长的儿子和一个侄孙为藩王。
封藩的第二天，他就亲自为诸王选定了一批“老成明经慎行之士”做诸王的老师。
当年冬天，他还命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存放其中，并聘请四方名儒到堂中教授儿子们。
朱元璋听说有个名叫李希颜的宿儒隐居乡里，很有名望，便亲自写信，请来当儿子们的老师。李希颜学识虽高，脾气却甚古板，儿子们有不听教诲的便要挨打。
朱元璋看到李希颜打他的儿子，很心疼，他抚着儿子被打的额头要发作，但被马皇后劝阻了，马皇后对朱元璋说：“师傅以圣人之道教育诸子，是不可以责怪的。”
朱元璋听了马皇后的话，气渐渐消了。朱元璋想，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李希颜教习朱元璋的儿子们时间最长，直到他们都陆续长大，他才离官还乡。
朱元璋除了为儿子们请高明的老师教授学问以外，自己也从来不错过一切机会对儿子们言传身教。在儿子们都很小的时候，当时长子朱标才十二三岁，他就命令内侍制成麻鞋和行囊，给儿子们出门穿戴用，并且还规定：凡是出城稍远时，年长的儿子们必须“马行其二，步趋其一”，也就是说，可以骑马走一段路，但不可全程骑马，总得步行一段路，以便使儿子们体会骑马与徒步之间的差距，体尝行路的辛苦，不致因环境优越而滋生懒惰。
朱元璋还让人将古代的孝行和自己艰难征战的经历绘制成图画，颁赐给儿子们，让他们早晚经常阅览。朱元璋教育儿子们：“富贵易骄，艰难易忍，久远易忘。”正因为这样，他对诸子的教育也就集中于“勤俭劳苦”四个字上。
朱元璋曾说过这样的话：“朕于诸子，常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一言笑斥其妄，一饮食教之节，一服用教之俭。恐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之少服劳事。”意思是要求儿子们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从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食一用上做起，也就是从一点一滴做起。这些不但体现出朱元璋教子的良苦用心，也从中折射出朱元璋的思想境界。
洪武元年冬季的一天，朱元璋退朝回宫，让儿子们陪侍在他的身边。当他们来到宫中一片空地附近时，朱元璋指着那片空地对儿子们说：“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昔商纣崇饰宫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国亡。汉文帝欲作露台而惜百金之费，当时民安国富。夫奢俭不同，治乱悬判，尔等当记吾言，常存儆戒。”
皇宫里有的是亭台楼榭、奇珍异宝、奇花异草，有很多普通百姓根本没见过的富丽堂皇的华美与奢侈，对于一片空地，朱元璋却给儿子们做起了文章，讲的是这片地空着的好处，是用来种菜的，而种菜的人，没有烦劳百姓，劳动力是来自宫内的下人。同时，这片地所以没有建筑亭台楼榭，是害怕因此而劳民伤财。他在讲述了这些之后，还联系到历史上奢侈的反面例子，由小到大，给儿子们阐述了勤俭与奢华之间的利害。这种随时随处的教诲，在当时是十分少见的。
洪武六年，朱元璋送给每个儿子两部书，分别是《昭鉴录》和《祖训录》。《昭鉴录》中采录了汉唐以来藩王善恶事例，《祖训录》则是他平时的训言。他要求儿子们仔细阅读这两部书，并把《祖训录》挂在墙上，目的是能够时时提醒儿子们以此为训，敬守祖法。
为了让儿子们受到更多的锻炼，朱元璋让儿子们先到凤阳生活一段时间，使他们离开宫廷，更多地接触到民间生活。明成祖朱棣后来回忆说：“朕少时尝居凤阳，民事细事，无不究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