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似乎尽在掌握之中，热钱蜂拥到这块热土上。酋长和当地政府的钱，加上来自世界各地的钱，一起玩起了一场蓬勃的房地产运动，打造出无数个顶着“世界第一”头衔的地产项目。据说，迪拜拥有的高楼起重机，占了世界总量的1/5。对于这些天价的地产项目而言，钱不是问题--那些具有热带风情的棕榈树和绿地，都要靠淡化海水来灌溉，据说一棵树一年的维护费用需要3000美元。至于那些鳞次栉比的高楼，开发商们更不会去考虑超高建筑的高昂维护费用，因为钱来得太容易。
金融危机的到来重创了迪拜房地产业，随之旅游业收入也宣告直线下降。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曾发布《解构“迪拜公司”》的报告，对迪拜的财务可持续性提出了疑问。几个月后，预言变成了现实--房价暴跌，投资泡沫破灭，各国投资者大批撤离。
迪拜不只是一个财政上无法量入为出的城市，在生态上它也巨额透支。新的泰格·伍兹黄金高尔夫球场每天需要400万加仑的水灌溉，否则它就会随风消逝。沙尘暴定期席卷这座城市，所有没有得到定时人工加湿的地方都会被烤个通透。“这是一个沙漠地区，我们正试图无视它的环境。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如果你和沙漠对抗，你必输无疑。”迪拜海湾研究中心环境部主任穆罕默德·拉乌夫博士忧心忡忡地说道。
“迪拜的水仅够我们维持一个星期，我们几乎没有储存。如果我们的水供应跟不上，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将难以生存。”拉乌夫博士的担心其实是这个貌似光鲜的城市最大的“致命之处”。这里的水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水，生产淡水的花费超过了生产汽油的花费。生产淡水的同时，也排放出了大量二氧化碳，迪拜居民的平均碳足迹位居世界第一--其平均碳足迹超出美国人2倍以上。
“如果我们的收入减少--假如，这么说吧，世界转到了石油以外的能源……我们将有大问题。”拉乌夫博士一语指出了迪拜的“脆弱”。
金融危机vs.气候危机
如果没有遭遇金融危机，迪拜模式会继续下去吗？如果重新给迪拜一种选择，它会不会考虑另外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呢？
人类的雄心和贪婪，有时候只是一念之差。2008年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看上去是因为人类的贪婪，将大量资金投入了难以回收的次等房贷，但其实金融危机与气候危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隐秘的关联。以迪拜为例，代表着“贪婪之心”的全球热钱让迪拜很容易地获得资金来打造“与环境不适”的建筑，这或多或少地引发“气候危机”，当金融危机来临时，这些建筑难以为继，同时人类的生存遭遇大自然的挑战。
“其实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是三个危机：一个是气候危机，一个是经济危机，第三个则是国际政治危机。”美国前副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戈尔（Al Gore）在2009年5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世界商业峰会”上，面对来自全球的商业领袖，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在这三个危机之间，其实是有一条主线贯穿的，那就是我们对那些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依赖???如果我们把这一条线收紧了，所有的危机都会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就能从那些昂贵的、脆弱的不可再生资源里解脱出来，转向新能源。这些新能源主要有三个方面：太阳、风以及地球本身。”
“我们现在过度依赖化石燃料的经济正在毁灭我们星球。继续把上亿的美元投向化石燃料，就好比投资次等房贷，我们基于碳的经济结构就好像有毒资产，正在威胁着整个全球资源的组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看法与戈尔遥相呼应。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飓风、洪水、干旱，人们总会觉得气候危机离自己非常遥远，电视里的灾难报道也许只是“那些地方的人运气不好”，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让很多人体会到切肤之痛--减薪、失业、房贷难以为继。所以，无论是政客、企业家，还是普通百姓，对金融危机的关注远远超过气候危机，虽然这两者都是全球迄今为止遭遇的最大危机之一，都需要全球的合作才能得以解决。然而，前者总是能随着泡沫的消逝和金融秩序的重新建立而获得“修正”，而后者如果错过了“修正”的时间，将会带来难以挽回的结果--这个结果将会是我们的后代去承受。
如果将两个危机同时放在一起，不去考虑孰轻孰重的问题，而是将两者关联起来，那么答案就如戈尔所言那样浮现出来：解决气候危机的同时--无论是投资新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还是建立生态商业的战略，金融危机也将迎刃而解。奥巴马新政的思维正是如此。
如果盈亏平衡表加上了“绿色指标”
如果你问任何一个政府，它最关心的指标是什么？答案是“GDP”。如果你问任何一个商人，他最关心的报表是什么？答案是“盈亏平衡表”。
自1930年经济大萧条以来，各国政府开始加大宏观调控，防止类似经济危机再次上演。他们把国内生产总值看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衡量一个国家经济走向好坏的标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开始了一场以国内生产总值为目标的竞赛。与此同时，国际资本不断涌向国内生产总值高增长率的地区。而对于那些创造国内生产总值的商业组织，在“盈亏平衡表”这份成绩单上，环境因素并非是一个单独列出的考核指标。
这样的市场信号有没有误导大家？这是否已经变得自欺欺人？答案是肯定的。很明显，一些重要的因素被忽略了，地球变暖就是一方面，这个因素已经影响到了人类文明的未来。是到了用一个新的指标来囊括这些额外的部分，而再不能单纯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标准的时候了。
一个新规则正在逐渐向世人展现：气候变化将会从本质上改写21世纪的“盈亏平衡表”。总有一天，碳排放量的价格将会更高，不管是通过政策还是通过市场的力量。这就意味着：新的规则创造新的机会，同时淘汰忽视新规则的游戏者。
绿色经济将推动下一轮商业模式和战略的创新，并且提供另外一种思考维度，它将成为企业应该尽早吸纳的一种维度。“最早进入者”永远占据着“第一位”的优势。对于那些停留在传统思考模式里的企业家而言，即使“无为”也意味着风险，因为一旦外部有利于绿色经济的政策产生效应的话，这些企业就可能面临淘汰出局的命运。
“在21世纪，我们能负担的增长只会是‘绿色增长’。谁先站起来，谁也就受益最大。而对此犹豫不决的那些人，将会失去未来的机会。一些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并没有看到未来会发生些什么，那他们遭遇了什么？大量工作机会的丧失、濒临破产的困境，这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如果你不及时接纳新的议题就会遭遇这样的后果。你需要倾听并学习那些率先创新的人。”丹麦前能源与气候部长赫泽高一手推动了丹麦风能产业的崛起，2008年最新的数据显示，丹麦增长最快的部门是能源利用效率高的部门。
当盈亏平衡表加上了“绿色指标”的时候，难道仅仅意味着“绿色审计”这样的新工作的产生，或是意味着一场新的“绿色革命”？
后哥本哈根时代
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正处于北欧天寒地冻的时候。全世界的政治家带着各自的意图和使命，代表自己的国家阐述其对解决全球正在遭遇的气候危机所持的观点，同时“讨价还价”，希望能达成新的“交易”。
然而，童话的故乡并没有上演人间的童话。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缺乏减排目标、资金目标、技术目标以及制约机制。无论是欧盟的发达国家、拉美的发展中国家，还是深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气候灾难小国”，都显得非常失望。
世界无可奈何地进入“后哥本哈根时代”，但仍然拥有打开“错结”的希望。
哥本哈根前传
自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人类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中，发达国家占了90%。1950～2000年，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然占了全球总排放量的77%。这样的数据直接指向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它们应该负有主要责任。1997年诞生的《京都议定书》因而规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
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减少碳排放量的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从2012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到2012年，所有发达国家CO2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