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12年碳交易市场的规模有望超过石油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时，你是否还觉得气候问题只是存在于科学家的研究报告或者政客们的演讲稿中呢？“你必须要从更大的体系上去考虑环境问题，其实这是跟商业很有关系的。”那位提出“学习型组织”理论，影响了无数人的管理大师彼得·圣吉近几年突然把兴趣转到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上来。而著名环境经济学家保罗·霍肯早在10年前就说：“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设计问题，而不是一个管理问题，需要重新建立一个商业和生产体系。”新的商业规则已经渐渐确立，如果你还对此熟视无睹的话，下一轮经济浪潮中，也许只是个旁观者。
由碳而生的市场
家住宁夏彭阳县的老杨不久将从一家公司免费领取一个太阳灶，以后他会跟周围的邻居一样，用这个太阳灶烧水，而不再烧煤。太阳灶干净，反正又是免费得到的，老杨自然很高兴。用太阳灶和用煤只是方法不同，结果都是一样的。而他并不知道，这个免费送给他太阳灶的公司，居然能因为他烧水这样一个行为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
彭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像老杨这样的农民一年的收入不足1000元。宁夏丰联世贸有限公司在3个贫困县为像老杨这样的6万个农户免费发放太阳灶，投资了3000万元。而这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扶贫项目。因为用太阳灶代替了煤，6万个用户每年能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达20万～30万吨。丰联公司将把由此产生的减排量卖给芬兰外交部和瑞士再保险全球市场有限公司，从中赚取利润。
中国：最大的“卖碳翁”
为什么有公司愿意买二氧化碳减排量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商品呢？这要从《京都议定书》说起。
1997年12月，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日本京都召开的那场会议不仅在政治上影响深远，也在经济上客观促成了一个全新的市场。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京都议定书》规定：38个工业化国家在2008～2012年的承诺期内，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义务。2005年，《京都议定书》开始强制生效。
发达国家因为经历了工业化的过程，各方面的技术均已成熟，想要在这个基础上大大降低碳排放量，相对来说成本很高，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方面的潜力比较大。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实现温室气体的减排，能产生的积极作用都是一样的。按照市场的原则，同一件事情，当然是用最小的成本来做。于是《京都议定书》便纳入了基于市场机制的，专门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清洁发展机制（CDM）。
简单地说，清洁发展机制的工作原理是，比如《京都议定书》签字国的发达国家英国的一家公用事业公司，今年被允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10吨，但这家公司排放了11吨。在英国，减少1吨二氧化碳要花费50欧元。然而，为中国的一家公司提供20欧元帮助它建立风力发电项目替代原来的燃煤发电，这个项目会使今年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碳数量减少1吨。这样一来，这家公司不但把排放量控制在10吨以内，而且少花了30欧元。
所以，理论上说这是一种双赢机制。发达国家可以用非常低的成本达到规定的减排指标，发展中国家则可以获得资金和技术，完成自己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清洁发展机制催生了一大批新成立的投资公司。这些公司的创始人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对发达国家的需求非常熟悉，又在发展中国家工作多年，在两个市场中转换游刃有余。他们把在发展中国家“省下的碳”，转手卖给发达国家的机构，从中赚取服务费用。
在这个由清洁发展机制催生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交易中，中国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全球最大的碳卖家。有专家预测，发达国家在2012年要完成50亿吨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可能其中的70%，即至少30亿吨是由中国提供的；2012年以前中国通过CDM项目减排额的转让收益可达数十亿美元。
目前在中国大部分的CDM项目为风电站和水电站，而像开篇提到的太阳灶项目则是一个比较创新的行为。
清洁发展机制给了发展中国家赚发达国家钱的机会。然而，必须直面的一个现实是，在这个新兴市场上中国起步比???晚，由于与发达国家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虽然碳交易市场已经达到了上千亿美元的规模，但中国碳交易排放的平均价格还不到欧盟市场的一半。“碳减排量”这个新兴的商品的价格目前在中国是被“低估”了。
“富人”间的新交易
由碳而生的市场不仅仅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除了清洁发展机制外，《京都议定书》还规定了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一个是联合履约（JI），指发达国家之间通过项目的合作，转让其实现的减排单位（EUR）；另外一个则是排放贸易（ET），发达国家将其超额完成的减排义务指标，以贸易方式（而不是项目合作的方式）直接转让给另外一个未能完成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
欧盟国家一直是先行者。早在《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前，欧盟排污权交易体系（EUETS）便正式启动。欧盟为27个国家里的厂商们，尤其是能源制造商们规定了二氧化碳减排标准，如果减排量超标，就可卖出称为“欧盟排碳配额”（EUA）的二氧化碳排放权；反之，如果减排没达标，就必须从市场购买相应配额的排放权。
所以，那些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资源的公司和国家在这场博弈中便成为强者，它们在配额贸易中异常活跃。爱比堤风车农场是新西兰政府在签订《京都议定书》之后的第一个碳贸易项目，它充分利用新西兰的风能发电，然后把风能发电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出售给荷兰政府、英国汇丰银行以及一般民众。由此可见，由碳而生的市场已经成为各国家之间博弈的战场，谁能抓住先机，善于利用规则，谁就有可能改变经济的格局。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之间基于碳的交易是《京都议定书》的重要成果之一。事实证明，通过政府与市场力量的结合，是可以逐步解决环境和气候问题的。碳市场从最初确立开始，就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发展。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8年，全球碳交易总额已达到1260亿美元，为2005年的10倍多。
此外，碳市场的繁荣也促成了碳金融的发展。目前碳金融还是一个新概念，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人们通常所说的“碳金融”泛指服务于碳排放的金融活动，包括银行为减排项目贷款、直接投融资项目、从事碳配额交易以及从事碳排放权相关衍生品交易等活动。在这一领域，一些国际知名的银行已经开始抢占先机，比如，荷兰银行在碳交易领域已是世界排名前十位的交易商。荷兰银行凭借着广泛的客户基础，为碳交易各方牵线搭桥，提供代理服务，收取代理费用。除此之外，荷兰银行还积极开发各类环保类理财产品，通过对各类上市公司股价表现的研究，荷兰银行发现，近年来开展环保业务的上市公司股价表现远好于股市综合指数，于是便选择这些公司为样本股设计出气候指数和水资源指数，并推出收益与上述指数挂钩的气候和水资源环保理财产品。这两个产品推出后深受欢迎，仅通过欧洲一家大型超市就卖了3000万瑞士法郎。
短短几年间，一个巨大的新兴市场就像热气球一样冉冉升空了。当然，在很多人仰望这个热气球并且啧啧赞叹的时候，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个热气球正在朝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飞去。
在碳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针对碳贸易的反对声音从未停止过。经济学家、环保组织从未放弃在各种场合反对碳贸易，而其中最重要的理由便是，碳贸易体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有了这个体系，那些排放大户就不会把真正的精力放在自身的减排努力上，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购买行为”来实现自身的减排量，这种行为颇有点像当年教会组织兜售“赎罪券”，宣布购买“赎罪券”的人灵魂便可由地狱升到天堂。
这种观点不免有些偏激，不过也不无道理。因为对于能源公司来说，它们自身的排放量已经相当大，从成本角度看，如果能通过更便宜的手段购买碳排放量配额，自然不会优先考虑自身的减排；它们也不会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在研发更先进的减排技术上，因为现有的技术已经可以在别处解决问题。
来自市场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他们的观点。2009年，碳市场全年的交易量比2008年增长了96%，但是总的成交额却仅仅增长了5%，原因是碳减排量单位价格的下跌。据了解，2008年欧盟碳配额价格平均为每吨24欧元，到2009年2月该价格迅速下跌至每吨8.2欧元，虽然此后价格有所回升--2009年全年平均价格为每吨14欧元，但是碳减排量的单位价格仍难回高位。人们担忧的是，如果购买成本不足够高的话，单纯的碳交易市场机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碳贸易并不是一个长远的解决之道。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治本的良方呢？
谁为碳操心--有人欢喜有人忧
当碳减排量成为一种商品后，很多人在这个新兴市场上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开始了新一轮的淘金旅程；而另一方面，碳排放成为一些生产制造商尤其是能源公司成本的一部分，它们不得不考虑如何调整自己的战略。这种新的成本也成为国家之间博弈的砝码，甚至关系到新一轮的“贸易保护战”。一切因“碳”而起。
由碳而生的工作
卡米尔·雷贝洛（Camille Rebelo）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她主修森林与环境专业。高中毕业后，雷贝洛参加了一次野外调查，从此深深爱上了大自然，大学毕业之后她并没有成为一名生物学家，而是在一个新成立的非营利组织中找到了同样适合自己的职位，在固林碳业（Carbon Forestry）做咨询。她的客户主要通过购买和种植树木来中和在生产和生活中所产生的碳排放，雷贝洛则为客户做相关的研究、咨询和认证工作。
2005年，雷贝洛还在学校的时候，对于学这个专业的学生来说，将来要从事与碳交易相关的工作，听上去还是一个颇为疯狂的想法。那时候，市场还非常不确定。而雷贝洛的那些学MBA的同学们，当初的目标无一不是跨国公司、投资银行或私募基金公司，而毕业之后，他们却纷纷奔向这个新的行业。
“这份工作是受人尊敬的、引领时尚潮流的，而且工资相当高。”雷贝洛说，现在所赚的钱是她当一个传统林务官的5倍。的确，如果这个新兴的行业既能够给人体面的工作，又能让人赚更多的钱，当然会吸引全世界的有识之士。这不仅对刚毕业的大学生有吸引力，也让一些从事传统行业的成功人士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职业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