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应该领导这支“军队”到脱兰斯瓦尔去，并设法使他们入狱，像菲尼克斯的集团一样得到安全的保障。脱兰斯瓦尔的边境距离纽喀斯德大约有45公里。在脱兰斯瓦尔与纳塔耳的交界处有两个村庄，一个叫却来斯登，一个叫华克斯路斯德。我们决定一路步行而去，我曾和那些有妻儿的工人商量，有几个人不敢接受我的建议，但是我表明没有其他的方法可想，我宣称每个反对者都可以自由回到矿场去，但是没有一个人遵行这个准许。我们决定，除了腿脚不便的人可以乘火车去，其余健全的人们都步行到却来斯登去，一共须走两天的路程。大家都以为这一次出发是值得庆幸的事。在纽喀斯德的欧洲人都预料将有疫病发生，而急于找出种种必要的预防办法。
我去看德尔班的矿主们，我发现他们对于罢工的事件略表不安，但是我并不希望这一次的会晤会获得重大结果。可是，“真理把持者”的谦卑态度是无限的，他不愿错过任何一次调停的机会，即使别人把他当做胆怯者看待，也满不在乎。一个人只要具有信仰，自然会生出一种力量，不怕受到他人的轻视，他依赖自己的内在力量。因此，他待人接物总是和蔼可亲，他设法将公众舆论转向对他有利的地方。所以我接受了矿主们的邀约，当我在他们面前出现时，我发现周围的空气很紧张，且充满热烈的情绪。代表者不向我说明事实情况，而用审讯的口气向我提出质问，我用了适当的话回复他。
和矿主们的谈判中我说道：“你们可以使罢工事件停止。”对方答道：“我们又不是公务人员。”
“可是你们可以大有作为。你们可以和工人们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请求政府废除3英镑的人头税，我不相信政府会拒绝你们的要求。你们还可以制造欧洲人对这件事情的舆论呀。”
“但是，罢工事件和3英镑的人头税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工人们有什么苦衷要和矿主们谈判，你不妨和他们联络一下，以便谋取公正的圆满解决。”
“工人们除了罢工以外，手里并没有其他的武器。3英镑的人头税是为了矿主们的利益而创设的，矿主们希望矿工为他们工作，却不愿意把他们当做自由的雇工看待。因此，若工人们罢工的目的，只是为了废除3英镑的人头税，我不认为对于矿主们来说，不公正或不正当。”
现在我已记不得当时晤谈的全部内容，但我发觉矿主们已认识到他们的弱点，因为他们早已和政府取得联络。
而后我便回到纽喀斯德，工人们还是不断地从各处涌来队伍加入我们的。我把全部的事情向“军队”解说清楚，而且郑重声明，如有人愿意复工，可以自由行动。我也把矿主代表所说的威胁话告诉大家，并报告将来可能遭遇的种种危机，并描述牢狱中的苦况，他们并未表示一点懦弱。他们都答称毫不恐惧，叫我不要不放心他们，因为他们是惯于受那种待遇的。
我们只有徒步前进一种办法了。工人们当晚接到要在第二天清晨（1913年10月28日）步行的通知，同时有人诵读在行程中所应该遵守的章程。要监察这一五千人的队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路上，给每一个“士兵”一磅面包和30格兰姆糖作为每日食粮外，无法再弄到补充的食物。我曾经打算设法和印度的商人商量获得一些其他的东西，若我不能成功，也只好叫大众以面包和糖果果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