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时20分，早已睡醒，却不愿起来。曲肱而枕，咂巴着最后的梦境：一个女人，吻我脸上的皱纹，一边用湿润的唇扫过黄土高原一般的沟壑，一边啧啧称赞（忘记了她用英语还是中国话），把我的皱纹喻为最具风味的手拉面；喻为比拔河时绷直的棕绳更有劲道的线条。她吻够了，把皱纹拉起来，缠在腕上，用柔荑抻直。不一会儿，膝下的纺车咿呀咿呀地响起来，我的皱纹，陆续变成和她的手指一般雪白的纺线。
醒来，颊上仿佛留着温吞水一般的口涎，我把被枕得略略发麻的右手抽出，用力按按皱纹最密集、刚才被吻得最舒坦的眼窝，再看手指，却没有沾下口红，放心了。摸摸额头，三道抬头纹依然故我，没有衍变为纱线。于是，不再惶恐地追查温柔的女人是谁（肯定不是老妻，她被洗洁精泡了30年的手，无论如何也光滑不起来）。我也绝不向她坦白，梦里艳情，虽不致引起河东狮吼，但仍旧算精神外遇。
2.起床。以下诸事是每天日课：打开电脑，查看电邮，浏览几个网站；喝一杯热开水，吃早餐，读早报，等候大便君临（读者别骂我穷极无聊。名家余光中教授有新作《横槊洒酒》，专讲男子汉在厕所撒尿。上了年纪的一定同意，早晨酣畅地拉一次，是关乎养生的大事）。待到如厕顺利完成，我才开始干正事，诸如写作，打电话给社安局替母亲问福利金，换灯泡，到银行把到期的金融市场账户转为活期，买菜，看街对面的乌鸦在松树上蹦。
今天，胶着在第一项：浏览并回复电子邮件。住在楼下的女儿吆喝开了：“爸爸，睡过头了，能不能送我去上班？”抬头看壁上的挂钟，是八点半。话是客气话，可老父岂敢说不？这年代的独立女性，开罪了，恨你半辈子怎么办？离家出走怎么办？我还指望在不久的将来，穿婚纱的宝贝挽着我的手，庄严地走上教堂的红地毯呢！
3.女儿坐上车，马上打开梳妆盒子。父女平日难得有机会交谈，而我和女儿相处，例必讲一通大道理。她能否听进去则取决于心情。这回她怕上司责怪，一肚皮不合时宜，我不敢随便提话题。
“你有闹钟吗？”“有，可是今天早上活见鬼，偏偏听不到。”不能不稍稍敲打一下宝贝女儿，她迟起是因为连日沉溺于派对，休息不好。前天，12月31日，入夜时分，年轻人按习俗，投身迎新年的狂欢，跳舞，喝香槟，闹到凌晨才下榻。昨天是元旦，上午拿来对付宿醉引起的头疼，下午逛街、看电影、约会，很晚才就寝。但知道她爱面子，吃软不吃硬，我没批评她，只说，我上早班那天在床头几放两个闹钟，一前一后地闹，不怕不醒。“好主意，我也要多买一个。”女儿勉强地应付。
4.载上女儿，在金门公园边缘的林肯大道行驶。女儿忙于扑粉，上口红。放在平时，我会以不地道的英语，和她谈人生、婚姻、家庭、哲学、事业。水流千里归大海，总会触及她和男朋友的恋爱，进展如何，有没有选他当终身伴侣的打算，他的人品、工作、家境。她和我争辩、讨论，偶尔拧着眉头纠正我的用词。但这一趟例外，她只静静地坐着。
“房子找到没有？”忽然我想起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星期，也是在送她上班的路上，她再度提出要从家里搬出去。“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她像背诵《独立宣言》一般，毫无商量的余地。我不敢表示异议。她早已是大人，有不错的职业，年收入不低，早渴望独立生活。我才不那么蠢，徒劳地泼冷水。阻挠不但无效，且只会导致对方反感、埋怨，最后孩子和父母反目，后患和干涉儿女的爱情与婚姻近似。好在，物色一个住处，很不容易，上星期我问她，她说看了好几处，租金贵不说，环境和设施都差劲。我偷偷乐着，但言不由衷地说：“慢慢找好了。”
“找到了，很不错的公寓单位，在厄文街，一千元一个月。”我心头一颤，却努力做惊喜状，说：“那就好，什么时候搬家？”“两个星期以后，这两天要去签租约。”“不要签长期的，以六个月为限较为主动。”“不行，按规矩要签一年。”“每个月多支出一千多元，手头会不会太紧？”我不敢和她算经济账，她住在家，每个月只从工资里划六百元给父母的银行账户，她搬走以后，房间只好空着。她不知道裴多菲的诗句：“自由价更高”，但有足够的热情，挣脱“家”这温暖而烦人的罗网。
脸上挂着刻板的笑，心里却空荡荡的。两年前，买下“共度”单位的儿子搬走了；不久的以后，女儿的房间不再透出灯光，那时，严峻的空巢期宣告开始。和洋鬼子家庭比起来，晚了10年。可是，谁不依恋“夜深儿女灯前”？
女儿在加利福尼亚大街的大厦前下了车，我目送她快步走向大门。后面响起喇叭声，我不舍地把眼光收回。早上，在家里，我在楼上，听到地下关铁闸的声音，知道是女儿离家去上班，我爱悄悄站在窗户前，撩开帘子，看她娉娉婷婷地消失在花旗松林后面。以后，岁月即将把这秘密的享受夺走。
我忽然为比我更疼女儿、更舍不得骨肉离家的太太焦急起来，她早就要我买一台CD机，因为有时我夜里上班，儿女也不在家，她太孤单，想听张学友和韩红的歌。可是我一直拖下来。
5.往回开时，顺路把车子送去修理厂，然后搭巴士回家去。走出菲尔街，肚子咕咕叫起来。对了，今晨不但没有如厕，连早餐也没来得及吃，看手表，将近10点。
在十字街头等绿灯，忽然闻到咖啡味，那个香！一点儿霸道的焦味，哥伦比亚咖啡豆最醒神的原味，加上香草一般媚人的清新，堪称极品，我的瘾给发动起来了。猛然回身，两位妙龄女郎，各个拥有四杯咖啡，每只玉手拿两杯，谈笑晏晏。我瞟了纸杯一眼，想找出咖啡店的名字来，杯子却是光身，奇怪，这么迷人的好咖啡，居然不学星巴克，无孔不入地做广告？
我贪婪地吸了吸鼻子，差点要和相当美丽的白人小姐搭讪。泡妞大计马上制订：第一步，赞美咖啡的香，请她们说出咖啡店的名字和地址；第二步，问她们在哪里上班。不管答案是什么，我均声称同路，代她们拿咖啡。第三步，同行时，看准时机，请其中一位给我电话号码。再往下，可能成就一曲浪漫罗曼史的序曲，可能遭一番恶毒的嘲笑，可能吃一记响亮的耳光。不过，遐想而已，毫无动作。她们穿过街道，向和市场街相反的方向走远。子虚乌有的吊膀子，唯一的后果就是：喝咖啡的欲望空前地高涨起来。
6.是的，该去买一杯咖啡，星巴克的，或者“皇家咖啡店”的，后者每天凌晨3时便开门营业，以最早的咖啡香诱惑下城诸色人等。当然，连带把早餐解决掉。三块浇上枫糖浆的“班戟”，一只法兰西“马粪”饼，一碗不加糖的麦片，一杯加糖和奶的浓咖啡。
马上出现问题：和谁去？女儿刚才告诉我，她原先要和一位女律师合租一个单位，后来对方变了卦。两人同住易生纠纷，但找上一位或者更多的朋友陪喝咖啡，是我走向市场街时，比腰间越来越松的皮带以及早晨拉屎更为迫切的现实问题。
我沿大街朝东疾走，红彤彤的太阳没有露面。梧桐树无叶可落，反显出别样的倔强。“谁来陪我喝咖啡？”我一路自语，向老天爷呼吁。“浅草有情皆碍马”，沿路的咖啡店，阴险地向我暗示，好日子不再。左侧的“星巴克”，那厢式座位，响过我和友人恣肆的笑，那是两年前岁暮的雨天，两个人，看够落地窗外丝绦一般的雨线，谈前卫派小说谈腻了，各自上班去。歪斜的伞，红砖砌的人行道上，黯淡的倒影。
人生是渐次的省略，陪伴你的人，被命运划掉一个又一个。和你同车的，从上来的比下去的多，到相反。最后，要么你也下去，要么你被孤零零地撂在角落。一长溜荒凉的月台在身后，车窗上旋转着日月星辰，坟和产房叠置，酒杯和药瓶交错。
我掏出手机，要给友人打电话，他的办公室在一个街区以外。我要对他说：“我在附近，出来喝咖啡吧！”命令式无所谓，他一定把“市内公共交通报告”一类卷宗扔到一旁，屁颠屁颠地赶来。可是，这个时间，吃午饭太早，要他再吃一回早餐，又太强人所难。一似两头不着岸的中年，儿女不再绕膝，孙儿女还是子虚乌有。尽管独个儿吃一顿搭配像刚才妙龄女郎以纤手拿着、香得教人心猿意马的咖啡的早餐，怎么说也不算奢侈。然而不愿意。单独用餐不对劲，一似光棍的住处，无论如何不像家。家，须有孩子，太太的唠叨，一个带烟垢的灶。
圈子越来越小的人生！独往独来还好，一旦和第二者、第三者发生纠葛，小至一通谈兴淋漓的电话，中至宾主尽欢的饭局，大至轰轰烈烈的爱情，无不是心有灵犀的遇合，天时地利人和均恰到好处的奇迹。而况，自从我当父亲那天起即视为理所当然的特权--落叶在门外盘旋的傍晚，下班回到家的女儿撒娇似地一声：“爸爸，我回来了。”也将一一被无情的岁月收回。
7.肚子还饿着，但79号巴士给盼到了。一坐下，便看到对面的黑人手拿一杯咖啡。看来，兢兢业业的黑人女司机并没刻板地执行“车内禁止吃喝”的条令。我后悔起来，刚才要是顺便买上早餐，一路呷咖啡，啃炸面包圈，同时看报纸，和在家一样，多写意！
上班的峰期已过，车上人不疏也不密。两个同胞从安全岛慢腾腾地上车，是一对70岁开外的夫妻，腿脚都不好使，好不容易才挪到座位上，脸上却带着遭皇上特赦的重犯才有的神情，惶恐、惊喜，过分的谦卑，不知是要讨好司机还是讨好乘客的谄笑，看了难受。
我的对面，坐着一位胡子拉碴的白人，年龄不大，但漂泊生涯给他添了太多的瘢痕。背上背着两叠被盖，活像一个大龟壳。他是谁？流浪汉吗？可能是，但他不像专业流浪汉那般邋遢，臭味熏天。他脚下，静静地卧着一条黄毛狗，个体相当大，该是德国牧羊犬。它的气度，驯服里带威严，以人作喻，该是过去的奴隶总管或今天大旅馆的看门人。庞大的宠物大咧咧地上车，似乎和车上饮食一般是禁忌，除非是导盲犬。那么说来，主人该是失明者了，但无法断定。他拿一根拐棍，但不是专供失明者用的白杖。杖上有贴纸，该是标语，但看不全。搁在膝盖上的小铁盒，上面的文字倒看得清楚。一行是：“大卫的午餐盒”。另一行是：“卡里是我的副驾驶员，我离不开它。”看来，狗的大名就是卡里。
天涯浪子大卫，似乎值得我羡慕，如果他去喝咖啡，好歹有卡里陪着，它只看不喝，也无法和人类谈川端康成和卡夫卡，但聊胜于无。
下一站，上来五位白人女士，承袭20世纪60年代嬉皮遗韵的一群，从斑斓松垮的衣着看，是吉卜赛人，一口标准的西部英语。年轻的一位，把脚伸到过道上，亮出白得晃眼的尖嘴短靴，同伴们哇哇叫好。那对腿脚不便的老夫妇，给吓得缩往一角。我充满怜悯地看着他们，感慨万端。他们该有早已长年的儿女，儿女不能陪他们搭车，一如儿女与朋友今天不能陪我吃早餐。
我盯着高谈阔论的洋女士，和噤若寒蝉的三位同胞，想，这不是美国社会生态的缩写吗：洋人在中心喧哗，少数民族在边缘沉默。
巴士进入中国人聚居的日落区，洋人陆续减少，同胞多起来。在第25街，上来六名老太太。三个女人一个墟，呱里呱拉的，都是台山话，车上形成两个家乡墟场。她们的话题，都和领取食物有关。最后上车的一位，一手拄拐杖，一手费力地挪着纸箱子。她在福利局食物分发站前排了半天队，领了这么些。多半是中国胃口拒绝的食品，乳酪、脱脂牛奶、奶粉、牛造牛油、人造牛油、玉米罐头，好在都不花钱，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她们何尝在乎经济价值，以排队来消耗过剩的年华，拿救济物资发泄对小便宜的贪欲罢了。在时间浩浩荡荡的洪水中，人拼命抓住点什么。
8.巴士开到日落大道，我下了车，回到冷清清的家时，已近11点。肚子饿过头，反而屈服了，不再瞎闹腾。我接驳起中断的晨课，吃面包，喝三合一即溶咖啡，等候大便君临。
下午，要去疗养院看望老父，参加院方为老父开的季度评估会。傍晚，妻子下班回到家，第一件要报告的，就是女儿即将搬家。对策是没有的。
（2007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