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兰离座，上班去了，我把生菜沙拉吃完，想，在这里待久了，在知人论世上积累了一种优势：把人立体化。陌生人，仅是平面的；由20年的交往、磨合而成的熟人，却有了多维的形态。拿这位布兰来说吧，他有几次婚姻，上法庭和当过娼妓的第二任妻子争女儿尼可的抚养权，花了多少钱，他干过几家餐馆，怎么被炒鱿鱼，好酒，爱扯淡，爽快，这些个性，我都了如指掌。当然，这不是我的狗仔队工夫到家，是因为他毫无城府，除了和现任妻子的性生活，别的对我均无保留。
三、在宴会厅
上班。全球电脑业的龙头企业“微软”的技术人员表彰大会，今晚结束，这类大型会议和交响乐不同，会议的尾声才是华彩乐段，也是高潮。先是鸡尾酒会。说定6点开始，客人忙于在房间做准备。难怪呢，紧接鸡尾酒会的是隆重的晚宴，男士着正式西装乃至“踢死兔”（晚礼服的音译），女士更是殚精竭虑，务必以最动人最得体的低胸长裙或西服套装使全场惊艳。她们梳洗、穿衣，均耗时费事，男士只好履行洋式“三从四德”中的“太太出门要等得”。
男士们在半掩房门前，耐心等待太太对着梳妆镜补最后一笔口红时，我们这些侍应生戴白手套的手捧着银盘，银盘上放着酒杯，酒杯上盛着加州纳帕谷的上等红白葡萄酒，在宴会厅门口肃然而立。“等”是侍应生（waiter，有“等待者”的意思）这一职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是毫无怨言的。不但不发牢骚，而且趁没客人，放肆地开玩笑。
今晚，领班温蒂是刚从加拿大来的姑娘，芳龄27岁，犹太裔，清秀灵巧，性情温和，富于幽默感，看她像蝴蝶翩舞于花丛一般，捧银盘的手也忘记发酸。几位男同事一边例行公事地等，一边和领班聊天。
“注意了，看到客人要微笑。”温蒂说。
“你倒说说看，按照本集团的工作条例，对客人微笑，露出多少颗牙齿才标准？”
“8颗。”温蒂说，马上张开嘴，让人看她整齐但不算雪白的牙齿。
我稍低了低头，数了数，说：“8颗牙都露出，嘴巴张得太大，和放声浪笑差不多，不合礼仪的分寸。”我心里还有话，但不好说出：中国古代的规矩，女性笑不露齿。还有，以8颗牙齿为配额的笑，叫我想起雨果名著《笑面人》里的主人公格温普兰，被人贩子毁了容，从此永远戴上小丑的笑面，我们和这位爵士后裔有所不同，我们的笑面是职业的规定，而不是被人贩子毁容的结果。穿花蝴蝶似的领班温蒂听我说完，便消失了。3分钟后回来，郑重地宣布，她找人事部专司礼仪训练的职员问了，标准确是8颗牙齿。
聊天到这里，客人驾到，男人没多少看头，女士无论环肥燕瘦，一律争奇斗丽。我们给客人送酒，送下酒小点，忙个不亦乐乎。这就是我干了20多年的职业，扑克的笑容上，未必排出8颗并不风光的牙齿，但恭谨和勤快已是可爱的习惯。
我正在密匝匝的人堆里穿行，手拿一盘乳酪饼。忽然，一位同事以眼睛向我示意：看谁来了？一看，是比尔·盖茨，全球首富就在咫尺！上星期的《富比世》杂志公布了全球最新富豪排行，这位比我小10多岁的中年人以466亿美元，连续11年高居榜首。我冷冷地端视他，个头比在电视脱口秀看到的要矮，脸孔离英俊远着，而且不按中国产算命专家的牌理出牌--相貌并不入任何“格”，如龟、蛇、猴。一身普通的灰色西装，没打领带，手里端着一杯每瓶卖55元的加州“印云雕”红葡萄酒，不怎么喝，专心和客人说话。如果不是职责在身，我可以当一刻钟的狗仔队，就近刺探出若干条“盖茨语录”来。不过，这样的社交闲聊，不但没有新闻价值，而且充斥电脑专业和市场的术语，乏味之至。我感到好奇的是陪首富进门的中年女士，黄色的套装，做工极佳，她是不是盖茨太太？我趁给几位女宾送鲑鱼卷的机会，小声问了，她们抬头往盖茨的侧面瞅了一眼，摇头说，不是，盖茨太太没来。叫我稍感解恨的，是盖茨进来，不曾发生“明星效应”，没有一个人跑过去套近乎，把腰弯成90度，使劲地握手，道久仰。更没有人请盖茨签名。500号来宾，都是盖茨请的客，然而谁也没去巴结大老板。
倒是我这服务员，浮想联翩起来。如果足够穷极无聊，这阵子不是绝对没有上电视台晚间新闻的机会，但只能是负面的，比如我冷不防，往盖茨的脸上泼一杯酒，骂微软的深圳分公司剥削中国人，骂他垄断视窗，此壮举可引起两分钟的骚乱，然后我被保安员架离现场。为此，当然一劳永逸地被炒鱿鱼。
此外，即使参照好名到了病态的中国古人“同里铭旌”一典，我也摊不到任何荣耀，只有极藐小的优越性：亲近名人。若按这一思路，我倒有好几桩类似阿Q优胜纪略的风光事体：1996年“世界事务论坛”举行大会，在鸡尾酒会上，我给俄罗斯的第一号首脑布尔巴乔夫递香槟，不小心踩上他的皮鞋，他不好意思地对我微笑，为了尊脚挡了侍应生的道。2004年，前总统克林顿来演讲，我有和他合照的机会，但一想照了相也派不上用场，闪身离开了。
四、在更衣室
傍晚，在微软企业的鸡尾酒会和正式晚宴之间，有一个小时的空档，我走进男员工更衣室。这里，每个雇员有一个衣物柜，柜前有长凳。我坐在长凳上翻闲书。走廊尽头有人在换衣服，先看到一个足以与长膘到高峰的大猪比美的腹部，雪白、滚圆，依稀看到春草似的体毛，看样子，刚刚在员工浴室洗了淋浴。待他穿上黑色裤子，抬起头，我认出来，是工会来的临时工丹尼斯。我朗声打招呼，随即不客气地开起玩笑来：“老兄，真有你的，体重上去了？看肚皮曲线……”我和他认识了10多年，他的底细我摸得差不多，论交情虽然不及苏格兰佬布兰，但多难堪的挖苦他都受得。他双手抱住球形肚皮，得意洋洋地说：“体重嘛，老样子。”“多重？”我问。“才235磅，我的体重最高纪录是268磅。”“难为你了。”“可不是？”这位身高不到170厘米，擅长横向发展的美国土生白人、前海军陆战队中士丝毫不感到难过，自家肚皮好像可爱之极的顽皮小子，摩挲着它，又没好气又没奈何。
于是，我和丹尼斯，隔着更衣室内一道走廊，无拘无束地聊起来。他边聊边把黑色制服穿上身，费劲把前襟的纽扣扣上。我边说话边翻手头的书。
“你还在车上住吧？上次我说要去特拉维尔街旁的公园拜访府上，一直没机会……”他早就告诉我，这些年他在一辆由小货车改装的野营车上居住，这已经很不错，此前他只能在破轿车的驾驶座安身，半夜冷得受不了，要发动引擎来取暖。后来工会的活计多了，终于攒下1500美元，买下带盖子和床铺的二手通用产卡车。上次他说，他的车子多半停在我居住的日落区，哪里靠近公园就停哪里，（我明白，他是哪里有厕所停哪里）。至于洗澡，一直是比吃饭更严峻的问题，他去哪里上班就在哪里完成，所以每次他来这里，都赤条条地在男人进进出出的洗手间，往身上浇免费热水。
“说真的，我要学你的潇洒，四海为家。”我说。
他仰起头，蓝瞳里闪着凄凉的光：“没办法的事，受够了房东的气，才走上这条路。从前当兵，驻扎在西德的基地，也背井离乡好多年。唉，这辈子孤零零的，从来没女人。就一个亲人，我的妹妹，圣诞节我给她打电话。她说哥，你过来和我住吧！我说算了，你受得了我？我是什么人？流浪汉！”无产者的阶级性愤慨来了，我马上沉默下来。我不敢再开玩笑，正经地问他的生活细节。他一个劲地要我帮他找个女人。我说，你那车子能睡两个人吗？他摇头。我远远看着这40岁上下的汉子，充满了隔岸观火式的怜悯，但不说出来，怕他生气。
五、在宴会厅
世界首富担任董事会主席的微软企业，果然是大气派。长方形的宴会大厅用银幕围起来，宾客就是观众，所看的是360度的围绕式电影。客人进场时，厅内各个角落所架的舞台上，有乐师在奏乐，所用的乐器，是21世纪最新电子技术的产物--一架类似中国古琴的钢铁乐器，长达5米，乐师以体操运动员的姿势走动、弹奏。竖琴有如星球大战的兵器，班卓琴则是三琴焊接在一处。白衣乐师与舞者，带电子声的音乐，微软所雇请的第一流的宴会设计师，造出又切题又风光的氛围。
近百名侍应生，白手套、黑制服，在席间忙碌。这活计，倒是和开场时所放映的、回顾与展望人类科技发展的电影相去颇远的，我们还得用肩膀，把一道道菜--法式沙拉、羊排和巧克力蛋糕陆续送上桌。给客人斟葡萄酒，倒咖啡，都是手工劳动。我们的职业卑微不假，但在电脑时代难以被取代--除非机器人能分辨牛排“三分熟”和“五分熟”在口感上的微妙差别。
两位领班在席间巡逻，下达上菜和收盘子的命令。我和同事们，包括苏格兰佬布兰和美国佬丹尼斯，都是老兵油子，既不会像因过分紧张而手脚不利落的新人，为了单手托着十盘带盖主食碟子在人堆中间穿行，生怕椭圆形托盘一歪，重物砸在客人头上而心惊胆跳，也没有领班和旅馆宴会部众头头怕哪里出漏子，明天被记者捅到《今日美国报》去而忧心忡忡。我们是轻松、自信的打工阶级。
微软企业本身也有负责宴会的公关小姐，她的紧张不在我们的头头之下。宴会的末尾，是发奖仪式，公关小姐特别交代，要在每一张桌子上放上开了瓶的红白葡萄酒。本来客人都喝得差不多了，领班却绝不会建议她节省开销，马上下令，我们再把从仓库提出的酒--每瓶卖58元的萨诺玛谷“梦露”和每瓶45元的纳帕谷“撒迪尼”，一一开瓶，放到桌上。宴会结束时，这些满满盛着美酒的瓶子都被扔进垃圾桶。也就是说，盖茨先生的400多亿美元的财富中，有小到可完全忽略的部分，毫无意义地流进旧金山的地下水道去了。
六、在家里
晚上11时回到家，今天工作了14个小时，俯仰不愧地洗澡，睡觉。3个小时以后，我将开着老爷车，驰驱在上班途中，那时是凌晨4点，本来是3点，极珍贵的睡眠被“夏令时间”偷去一小时。
（2007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