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了“看背影”症候！每天一早，到离家四个街区的“隆庆”杂货店买报纸时，总要在店里的货架间磨磨蹭蹭，不肯马上离开。偶尔低头扫视手上报纸的标题，此外，就是耐心地投向一个背影。幸亏背影不属于性感女郎，若是，我肯定被爱管闲事的收银员暗里讥笑为“老色鬼”。背影极为普通，矮小的身架，切肉师傅才穿的白制服，后摆沾上红的黄的斑点，好在他站立的位置离肉柜上头的电光管很远，不然，衣服就脏得太抢眼了。他操刀分解一扇扇猪肉，剔骨刀的寒光在襟前闪来闪去。第一回，我差点张口大叫：“是刘达权吗？”但终于没张口，怕遭到在背影前面卖肉的年轻老板责怪是理由之一；更重要的是，刘达权即便听到，也只能转身向我打个招呼，随即又埋头忙他的--剔去排骨边沿的肥肉，把五花肉切为条状。这新来的打工仔，不可能搁下刀子，走过来和我握手、说话，更不可能随我走出门外，到街对面的咖啡馆小坐。即使他知道美国的工人，每工作4个小时，就有15分钟的“咖啡时间”。
招呼一直不敢打，好奇心却没衰竭。看着这背影，一天比一天惊讶，因为它没一次转过来，让我看庐山真面目。不变的姿势：低头，右手运刀，左手将排骨归堆。我盯多久，这姿势就维持多久，直到一边以蹩脚的广东话“请让路”吆喝，一边以肥厚的肩膀“披”着一扇雪白的肥猪，从大门呼哧呼哧地进来的肉食公司洋送货员逼近，我才踱出门去。
我被背影纠缠着，本来，事情不难解决，只消在门外再站上一个半个小时，或者趁午饭时间再来，背影迟早转身，可是，我偏偏迷恋这一个小而可笑的悬念。它像我儿时被饿得六神无主之际，放在口里的一颗早已失去滋味的话梅核子。舍不得丢掉，为了它牵引着纷乱的青春记忆。
说起背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名的一个，是朱自清的父亲的，这个因收入历年中学教科书而深入人心的形象，被演绎为父爱的典型，在言必称阶级斗争的年代，又给归类为对万恶旧社会的控诉。可是，即使在因父亲下放农场、难得回家的童年，我也没被朱先生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感动过，它太单薄了，和彼时人间举目皆是的饥饿、贫困与冷酷比起来，小资的凄凉别说不够斤两，甚而近于做作。当然，和它比较，“刘达权”的背影未必多上历史性的内涵、形而上的分量。刘达权这位乡亲的意义，是我在看过许多回背影以后，才逐渐显露的。
说来好笑，开头我连刘达权的名字也想不起来。那是新春过后的一天，我在沙发上读书，妻上街回来。一边把猪肉啊鸡蛋啊菠菜啊往电冰箱里放，一边兴冲冲地说：“我在‘隆庆’遇到一位新乡里，猜猜是谁？”我连眼珠也懒得转，把冷水泼过去：“算了吧，成千上万人！”这是大实话。我们来自“中国第一侨乡”，二三十年间，从这个100多万人口的县份，已有10多万人移居外地，而旧金山作为传统的“上埠”首选地，新乡里源源而来，我当知青时所落户的村庄，有一半乡亲能在唐人街的同乡会里碰上。妻见不奏效，便提醒：“这个人你不会忘记--他当过大队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辅导员’！”我唔了一声，把书合上，想了一会，一个影像，隐藏在当年流行的120胶卷里面，一直没有冲晒，黑压压的。我嗫嚅着，带着些微睡意。该是判定我的记忆力无可救药吧，妻子放弃追问，忙于准备晚饭。在水龙头沙沙水声中，一个名字，才在我的脑际清晰起来。
“刘达权！”我惊醒似地，叫了一声，吓得妻摔掉手里的锅铲，跑出厨房。我得意扬扬地问：“没错吧？”妻没奈何地瞅我一眼，回去炒菜。我继续努力往记忆里注入“显影液”。
青春年代的一个人物，在人生的晚秋，终于显现。他站在岁月的镜面，狭长脸，不过不失的五官，黧黑皮肤，瘦削，轻巧。一个在珠江三角洲乡村里常见的男人，毫无特色，唯一的可观处，是笑时嘴唇的弯度特别夸张，有点像旧金山渔人码头的卖艺小丑，那涂满白油彩的脸上，半月形的血红唇线。
和达权没见面多久了？若将光阴喻为流水，我们出发时共聚“江之头”，今日相逢在“江之尾”。中国20世纪初出生的许多作家，青春年代崭露头角，尔后在残酷的政治运动如批斗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文革”之中沉沦，晚年才获平反，都勉为其难地写怀旧或反思之作。为了对一生有个交代，进八宝山前都出一本书--只有青年与晚年，其他的黄金时光消耗在与笔墨绝缘的劳改场、牛棚、干校，这书叫“头尾集”。我和刘达权的关系，也只有头和尾。想到这里，兀自苦笑，自语：如果说上帝创造万物，那么，“时间”就是“变迁”这一人生主题中唯一从头到尾的在场者。聚散就是间隔，几回缘悭一面，当时漫不经心，回头已是百年身。
然而，一旦拼足力气回忆旧事，把覆盖着达权的层层叠叠的日历剥离，怪不怪？愈来愈清晰的，仍旧是他的背影。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乡村。我在小学附设的初中担任民办老师，凭每月25元的微薄薪水，养活自己尚且勉强，但比起一门心思学大寨，靠出勤赚工分的社员，又胜几筹。达权那时也是20出头，家境近乎赤贫，父亲早逝，和母亲相依为命。他“文革”前只在毫无名气的公社办农中念过两年，生产大队的党支书尽管和他关系不错，也不敢把他塞进学校来，他只好屈就“毛泽东思想总辅导员”一职，管的是近20条自然村学毛著这等貌似神圣其实最为冷门的事体。没有固定工资，只在大队领误工补贴。他不时趁来大队部开会的空档，拐进学校以旧祠堂改成的教导处，找我聊天，谈的当然不是他的本行“毛泽东思想研究”，而是报纸上的新闻及文学。谈之不足，还拿些文章来请我提意见。文章都写在一种特别的纸上，我不好问他从哪弄的，很可能是在大队部写标语时扣下的有光纸，带颜色的一面不用，只用底面，每张纸裁成一尺见方以上，密密麻麻的字，字体中不溜儿，好在够工整，一笔一画，不用三角尺不能画得那么直。至于内容，都是跟在党中央的《红旗》、省委的《南方日报》和本县的通讯后面，联系本乡的事作点发挥，不过不失，缺点是没棱角，也就是缺乏彼时最讲究的“战斗性”。老实话，这些时髦玩意，我上课时不得不违心地照本宣科，平时是不会碰的，放着托尔斯泰的《复活》不读，而去研究什么“法权”、“专政”，不是吃错药吗？我虚应故事，指出他的语病，压根儿不想帮助他“提高”。他毕竟是聪明人，很快觉察出我的不耐烦，不再拿一捆标语纸装订成的“学理论心得”强迫我“指教”，改为听我谈读歌德的《浮士德》、屠格涅夫的《罗亭》。“洋人这样过日子吗？”他睁大锐利的小眼，对着老祠堂的粗大梁木发了阵子呆，搔搔头，不再说话。我晓得，他不是没话说，而是有顾忌，“总辅导员”好歹算“意识形态官员”，尽管在大队部门口出黑板报时，被在旁抽水烟筒的耙田佬讥笑为“屁事不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