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颓然而立，面对一阁楼的旧物。四下寂然。恍惚间进入荒凉的河滩，流水早已干涸，乱石遍地，连苔藓也像最后一层老皮般蜕脱。云天低垂，没有活物，没有时间。一块巨大岸石，削立如壁，对光阴的流逝似不在意，又似傲慢--你能把我怎么样？所谓“石”，其实是纸皮箱子，一共九个，叠成三层。阁楼低矮，箱子顶部快要触及杉木梁子。这些年，我每年都回国一次。今年回去两次，每次都回村去。在老屋勾留之际，免不了上阁楼看看。过去并不在意堆在一块的纸箱子，然而这一回，结结实实地震惊半晌，太不可思议了！
自从弟弟一家在20世纪末出国以后，老屋就空置，逢上年节，托远在广州的婶婶回去，拿上沉重的老式钥匙，打开锈结的大门，在厅堂上供。祀神祭祖之外，也打开所有门窗，连同阳台的铁闸，让霉气扑鼻的屋子透进田野的风，哪怕一阵子。“人去楼空”，指的该是搬家式的“清空”；连根拔起的移民，带走数量有限的行李，家当能送人都送了，剩下的坛子、瓮子、碓子、酸枝做的椅子和炕床，因太笨重，只好留在每年免不了遭一两回洪水浸泡的地下厅堂。其余的，搬到阁楼上去。只是，阁楼也避不了风吹雨打。原先，这青砖大屋的窗户，都配上铁窗门。50年前的“大跃进”中，为了“钢铁元帅升帐”，被强行拆掉，送进土高炉。往后，换了好多副木窗门，都只熬上三年五载。如今，阁楼上的两个窗户，木窗都脱落了。一任春天的烟雨、夏天的豪雨、秋初的台风雨侵入。只要稍具想象力，就晓得阁楼诸物遭多少摧残。可是，我小心抹去面上的厚尘，打开顶部的一个箱子时，里面的书居然完好无损。割开扎书的绳子，拔出一本，翻了翻，和新出版的差不多。我把书按在发烫的脸颊，眼眶一热。
被弃置于乡村一隅，竟获此殊遇。上千本书，一放就是十多年，不但避过年复年的霜露和风雨，也从未受蠹鱼的啮啃。蠹鱼从古到今就是书海里最活泼的小生灵。小时候，我从祖父的五斗橱翻出来的线装书，《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岭南即事》、《韩昌黎全集》、《说岳全传》，哪一本不被这一族类读得沟壑纵横，一抖就飞起碎片？而况，连老鼠也没咬破箱子，不曾在里头作窝，打开时没窜出矫健的小鼠来。怎么解释？难道要夸张为神明的庇护，让书藏匿于时间之外、气候之外、环境之外，自成圆满具足的天下？且看别的，窗台下堆的十来面嵌玻璃的框子，先前是挂在厅堂的墙上的，都是照片，从前是黑白，20世纪80年代起，我和家小出国寄回的全是彩色，父母亲每次收到，都郑而重之地贴出，在所有当眼处举办展览。获得赴美签证的弟弟，临行前怕照片发潮，全搬到阁楼上。然而，高高在上也避不了灾厄。前几年回来，我还能把黏在玻璃上的全县知青代表大会合照、下乡前穿旧军装的“影楼照”抢救出来，今天揭开层层叠着的框子看，照片全部霉坏，难以辨认。另一角落的小茶几，藏着出国前存放的笔记本，被窗口灌入的暴雨一次次泡过，圆珠笔迹漫洇开来，字消失了。木栊里的旧衣服、藤篮上的婴儿帽和尿布、断柄的伞，散了骨的扇、被撕去半本的《鬼才伦文叙》、缺了封面的备课簿……搪瓷面盆和樟木栊该是妻子的嫁妆，灰不溜秋地躲在角落尽头。唯独书箱子，崖岸自高，相安无事。
二
箱子里的东西，绝对地不石破天惊，是我的诗集，共四种，最早的一本是20世纪80年代参加国内“处女诗集大奖赛”后作为奖励出版的，编辑的潦草，装潢的简陋，害得我羞于拿来送人。到90年代前期，陆续自掏腰包出版了3本。男性写作者通过最初的出书，体验“生孩子”的全过程。写作和投稿可拟为“珠胎明结”，编书可拟为“妊娠”。修改时，取舍之间，自责、自卑和自得的交错，一如呕吐一类反应。书稿交给朋友、经手人或出版社后，开始和单思比美的等待。那年代没有互联网，作者对出版运作一无所知，更无法参与，形成了和无从确知胎中块肉是男是女，是俊是丑一般的悬念。常常按捺不了好奇心，几经犹豫还是打了电话，求爷爷告奶奶，能不能告诉我书什么时候出来，封面设计好了吗？正文排为仿宋没有？把小样电传过来行不行？我付邮费就是。怕人家厌烦，造个借口，“对了，一位诗友最近回国，能否让他把拙著带来，好省下邮费？他的地址是……”这地址，其实是在国内的弟弟的，我早就吩咐他，一旦出版社寄去样书，务必马上以越洋快邮付来。知道出版社把第一本样书投邮，算好哪天该到，在邮递员送信的时间，鹄候在车库门旁的信箱前。那一刻，成了产床旁边戴口罩、穿病号服的新科父亲。余光中在第六本诗集的后记，以哀求的口吻请编辑“善待吾儿！”打开“自己的”著作，墨香里充满的，是婴孩的第一声啼哭。然后，种种类似于奶瓶尿布的纠葛，一言难尽。
一似宁馨儿降生之初，尽管负载父母乃至家族的万千期许，从继承香烟到成龙成凤，成年后的命运却千差万别。自费出书，如果没有花额外一笔钱买下书号，则成为和美国“人蛇”相近的可怜虫。我的这些书不是没有书号，但仍旧成为弃儿。也许出版社贪图省事，赚了作者交付的费用后不思量推销，书压根儿没进入书市；也许进了，但没人问津，被塞进仓库一角，后来退回，仓库难以容纳，只好还原为纸浆。当时我肯定厚着脸皮寄赠若干评论家和著名诗人，但极少获得反响。我景仰的诗人邵先生撰写评论《在乡愁后面》，差不多是唯一的表扬，叫我读出一脸热泪。
阁楼上这九箱书，就是出版社按照合同，给作者寄来的。我远在天涯，只能委托家人代收。亲人原封不动地堆在阁楼，等候我回来处理。我一次次回国，一次次上阁楼，抚摸箱子上的封皮，两手沾着香灰似的厚尘，摇摇头，退避了。有什么办法？我可不敢拿出一捆，把灰尘拍掉，放进蛇皮袋，提进茶楼，在和乡间友人们把盏叙旧的余暇，逐个送上签名本，“敬请指教”，那时，对方受骗似的惊愕神情，还有勉为其难的拍马，才教你恶心得要马上死掉。那么，送给我曾任教的学校、镇上和城里的图书馆？不说想象中主事者强装的笑脸后面的不情愿叫我裹足，我更要考虑内容是否恰当，送给乡亲特别是莘莘学子的精神食粮，岂能是秕糠？乡村中又没有踩着大板车穿巷吆喝“收购旧书报”的个体户。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坐在灶前，一本本剥开，让沾满青春游子情思的诗页，在灶膛里翻卷为火舌，熊熊然的最后辉煌，诚然可炖熟一锅老牛筋加萝卜，然而来不及，再过一个小时，就要坐上弟弟的车子离开。
说来说去，只有一条路--让卑微的诗集留在原处，风晨雨夕，在无门的窗户送来蟋蟀声之际，在连无孔不入的小偷也不光顾的死寂里，看守一段岁月，不，一段心情。
三
严格说来，在海外写的诗，以及在“发表欲”驱使下出版的诗集，是40年前知青年代开始的书写的延伸。没有以握过锄头柴镰，排着硬茧的手制造的少作，就没有彼岸面对明月的抒情。仍将阁楼喻为荒凉的河滩，乱石丛里，稍中看的，无非“诗的鹅卵石”，这些生命的片段，分行排列，押韵或不押韵，在心里成形；然后，年复年地以激情浸泡，以苦吟打磨。它们，先在缺少星星的北美洲，然后在日渐衰颓的故园，被时间加工为拒绝破损的顽固物体。
熠熠生辉的记忆，都和阁楼有关。梭罗的《湖滨散记》写到，他在瓦尔登湖边的森林蛰居之初，为了造一栖身处，找上一个在菲茨堡铁路上工作的爱尔兰人，要买下他的棚屋，好拿木板当材料。梭罗到那棚屋去，女主人这样介绍货色：“头顶上，四周围，都是好木板，还有一扇好窗户。”我家阁楼，从地板到梁檁，都是上等杉木。楼下的巷子，不但和棚屋一般，有“群鸡乱飞”，而且窗户多了一扇，还有一门口，通向揽住广袤田峒的阳台。乡居时，阁楼上置单人木板床，旁边，一条榫口折裂的八仙桌，一盏灯花晶莹的煤油灯。离它五十尺处的井台旁边，广播喇叭从早到晚响着公社广播站男播音员破锣似的叫嚣，不是宣读有关“一打三反”、“反三洋”的上级文件，就是揭批“阶级敌人”的通告。禾堂上传来生产队长“出勤罗”的吆喝。至于对我一生文学道路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启蒙老师，这位在我下乡次年从省城被清洗回乡的前小学教师、诗人，正在兢兢业业地担任生产队的记工员，用带省城腔，很不熟练的土话给出工的社员点名。傍晚，他以探肥针放进某位女乡亲挑来的两桶尿，拆穿她掺水的诡计，两人在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讨价还价，此时我在阁楼上，枕着祖父辈传下的檀木枕头，读《海涅诗选》，沉醉在哀伤至绝望的《罗蕾莱之歌》里。
当了一年知青，体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大矣哉”的痛苦，进小学当上月薪25元的民办教师。暑假的中午，人在蝉鸣中沉浮，屋旁小池塘边的牵牛花被烈日晒蔫。口粮不足，午饭是木薯粉搓的汤圆。我捧着一海碗，坐在阁楼上，边吃边读普希金的长诗《奥金·奥涅金》，至纯至美的诗氛围包裹着我，灵魂随着在奥涅金离开后徘徊于爱人住处的达吉亚娜出窍远遁。高尔基曾道及年轻时读迷人的书，不解其何以迷人，把书拿到阳光下反复地照。我品咂普希金的长诗，则服膺于专家这样的说法：其所向披靡的艺术征服力，出自“散文元素”与“诗元素”二者的交替，在最优雅最纯粹的诗性陈述中蓦地插入尘世的幽默和又俗气又笨拙的细节。我敲着空碗，高声朗诵“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要将喇叭播放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压下去。有一年冬天，我写了一首诗，送给后来成为妻子的女友。她拿着我的诗掉头就走，颊间带着桃花般的红晕。我在阳台上目送，她骑自行车的背影消失在村头，低头看手里的书，翻开的一页，正是何其芳的《脚步》：“你是怎样悄悄地扶上曲折的栏杆/这样轻捷地跑来，楼上一灯守着夜寒/带着幼稚的欢欣给我一张稿纸，/喊着你的新词，/那一夜你知道我写诗！”
成了家，有了第一个孩子。阁楼的单人床上，小小书山旁边，多了霸道的小“红卫兵”，才一岁的儿子，拿手的游戏就是把爸爸的宝贝书一本本扔，开始扔到床下，力气大了，便往楼梯和阳台抛，成功了，拍手哈哈笑。我所景仰的大师一个个吃足无知者的苦头。我把儿子放在桌子上，一手扶住他，一手写诗，他用铅笔在我的诗句旁边画线打圈。这些野蛮事件，儿子长大后连一星半点也记不得，我却把和诗的纠葛牢牢印在心头。在中国最黑暗的长夜，没有宗教信仰的年轻人，只能这样，以诗为养料，培育幸存的真诚。对诗的痴迷，移民后维持了近20年，后来搁笔，是因为厌恶自己到老也脱不了的顽疾--滥写。然而，诗的浸润，对散文写作，对整个生命的影响，主要是正面的。诗思在阁楼孕育，诗集在阁楼集合，也算是有始有终。
四
我在阁楼摩挲，翻检。厅堂里一片喧闹，妻子忙于招待进门的妯娌，弟弟给叔伯们递烟，拉家常。祭祀的烟篆从神龛的上端袅娜而入，夹着烧纸钱的焦味。妻子在大声唤我，要我下去给祖宗叩头敬酒，我长长地应声：“就来！”
这阵子，我忽然明白，为什么阁楼里没有老鼠横行的痕迹？缘由恰在没有烟火气。这屋子长久不住人，没可吃的，早已被鼠辈列入“不宜居”名单。巷子对面，原来的池塘已被填平，建了砖房，住了人，聪明的老鼠岂会不搬过去吃香喝辣？不过，蠹鱼不吃诗集仍旧是疑团，要么食古不化，不屑于品尝句子不整齐、没有韵脚的新体；要么也移民了。这么说来，我的诗集完好如新，并非岁月有情，而是并无形而上意义的意外。好在，我早已不存以诗名世的野心，自甘默默无闻，是因为晓得自己的限度。王鼎钧先生说文学写作上“没有中产阶级”，写诗尤其危险，没有诗才，瞎折腾而已。
然而，当年在阁楼，流连于大师的华章巨构，耽溺于和现实政治相悖的另一种人生，也不曾存有借此混饭吃乃至进入仕途的妄想，不是不渴望改变倒八辈子霉的现状，而是正视残酷的现实--靠读和写完全背时乃至反动的诗去获取当道者的青睐，绝对是缘木求鱼。
阁楼予我的启示倒是极有价值的，那就是：把诗重新放回内心，让它滋养灵魂，提升品格，而不是靠它来赚取世间浮名和实利。过去是不能，如今是不愿。
江流石不转。在时间无坚不摧的流水中，诗是相对永恒的礁石。让我的诗集们安分地守着空洞的老屋吧！
（2010年6月）
##第二辑 咖啡馆闲话--杂文之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