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你，在最少诗意最多冷雨的二月。午间，我把沾雨的夹克和业已甩去雨水的布伞，塞进衣物柜，然后，走进员工食堂，吃不花钱但每每乏味之至的午饭。离上班还有一个小时，我好整以暇地吃浇上蓝乳酪浆的生菜沙拉，以及因加热多次而变成棉布样的鸡块。顺便往用餐者遗弃在桌上的英文报扫上几眼。我在这家号称旧金山地标的大旅馆干了22年，在食堂吃的饭，该比在家还多。熟能生巧，更多是生腻。这阵子我爱独自进食，然而，一位菲律宾裔同事不知趣，坐到我旁边来拉呱：“昨天我女儿到马尼拉去度假，在机场给我打电话。报告好消息，你猜猜……”他用胳膊碰碰我拿叉子叉生菜的手肘，我停止咀嚼。他女儿我见过，胖得肩膀把颈项全吞没了，该是找到男朋友吧？但不好点破。殆可断言，他的“好消息”绝对和诗无关。揆诸过去，他最大的好消息是：担任房屋经纪人的太太，凭近水楼台的优势，买下一栋新房，6个月后卖出，税后净赚27.5万美元。
在没有诗的时光，你却出其不意地闯入。另一位同事，在送餐部当侍应生，和我颇有交情的中国人老马，站在我背后，胳膊伸进我和菲律宾人之间的空档，把一本薄薄的平装书扔在狼藉的盘子旁边：“给你。”随即离开。我头也不扭，把书翻开，哎，英文诗集《复合信息》，我叫住送书人：“谁写的？”“不晓得，我送早餐进房时，客人给我的，幸亏没拿它抵小费。”
我开始读诗，没来得及揭开谜底的菲律宾人不肯干休，在耳边聒噪：“猜不到吧？老板给了我女儿一张红利支票。”“喔！”我心不在焉地说，目光落在第29页的《一个修正主义者的独白》：
身为诗人，年纪轻轻，没有职业/（还有别样的诗人么？）/我去寻找工作/填写一份份乏味的求职书/总是被问到“有何经验”/我每次都几乎冲口而出：“写诗”/不过，还是给予没意思的常见回答：“餐馆练习生”、“售货员”、“水手”/……
“再猜猜，红利支票多大？”同事亲昵地逼问。
“1万！”我随口说，说罢马上骂自己太狡猾，本来要说10万，但怕他埋怨我不够诚恳。视线没离开诗行：
“其实，都不怎么走运/从无确凿证据/证明我是诗人。”
“再提！”同事为了我低估红利的金额，即小看他宝贝女儿的厉害，带着鄙夷和庆幸夹杂的神情。
“我光用诗来说话，宣扬诗，以诗来歌唱/在星辰闪烁的大气中传送诗/我相信,真正的诗/一旦暴露在纸与笔的粗粝真实中/便会溶解，消遁。”
“2万，够多了吧？”他听不出我语气里的厌烦，乐懵了，“3万8千！”他说着，几乎跳了起来。我少气没力地欢呼，一边痛恨自己的虚伪，一边对以拍皇帝老儿马屁为终生职业的阉人升起前所未有的同情。
看，你的洞见我怎么能不佩服呢！诗被不知趣的同事吓跑了。我差点伸出左手拍打脸颊，以代替按着书页的右手，为同事的千金--大学毕业才三年，在一家投资公司负责处理法律事务的小秘书的辉煌成就鼓掌。
“我在电话里对女儿说：太为你骄傲了！你老爸端盘子端了一辈子，你有出息多了。”菲律宾人几乎要抽鼻子了。
“移民嘛，一代强似一代，理所当然！”我逮不回在粗粝的真实中溶解、消遁的诗意，心里头却升腾起同病相怜的情感，亲热地拍拍菲律宾人的肩膀。平时我不怎么喜欢这位血统颇为混杂（母系属葡萄牙裔白人）、卷发，小胡子，模样颇似斯大林的家伙，嫌他太爱炫。
菲律宾人这么一说，倒让我记起，我和你并不乏相同点：第一，同是旧金山居民；第二，早岁都当过“Busboy”；第三，都写诗。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开始在这家员工食堂吃饭时，衔头就是Busboy,中文译名，通俗的叫“收盘碗工”、“练习生”，即“端盘子”的侍应生的下手，难听点，是餐馆的小厮。当然，这并非你我的终身职，你还当过锅炉厂帮工、淘金工、报社校对、干货店售货员、杂志编辑、乐手、教堂风琴师。后来，进著名的斯丹福大学主修语言学。我也小有“升迁”，当上正式的侍应生，然后原地踏步共20年。你拿到学位后，一直在旧金山居住，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任心理学教授。这所大学离我住处才一英里，我去过多次。看着诗集所附的照片，我想象你在冬天戴鸭舌帽、花衬衫外罩一件羊毛外套，步履迟缓，拖着袋鼠皮做的便鞋，在桃花烂漫开放的校园里踱步，微驼的背洒着温吞水般的阳光。如果幸运，我们也许在大学紧邻的石头城里，名叫“边界”的大书店里打过照面。如果我的英语更利落些，对主流诗坛更熟悉些，便可能在某次滨海某酒吧举行的诗朗诵会上，看到你有点滑稽地站在酒吧的长桌旁边，鸭舌帽搁在“血红玛莉”鸡尾酒旁边，灯光昏暗，你的嗓音在酒杯间蛇行，苍凉而淡远。
菲律宾人把过分沉重的自豪让我分担一部分之后，轻松地离开，到衣物室换上制服，上业已上了28年的班，侍候客人吃晚饭去。我看他消失在门外，轻松地吁了口气。自此，我可以专心和你对话了。可爱的旧金山老头，我的前辈。你是土生土长的白种人，主流社会的当然主人，可是你年轻时吃的苦，能比美开辟草莱的移民。你有一首诗，写在汉堡包店当厨师加班的遭遇：
克里斯今天旷工/害得我一气干了12个小时/在“汉堡包热线”的厨房里//活像血淋淋的谋杀/排气机在最高速档嘶吼/却对足以致命的高温毫无办法/煤气炉上烈焰腾腾/烟雾滚滚//整整一天，汗水从脸上倾泻/眼睛给渍盲了/只能靠感觉干活/试图回想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或者原先怎样做就不犯错/还有，以烧焦的指节和起泡的指套/为错误付出代价//订单不停涌入/活像牵木偶的线/逼得我四处跳脚，恐惧顿生/我要对付的，是失去耐性的柜台员/他一味以狂吠下达命令……
我从诗集抬起头，意味深长地看着柜台后面的炉子，煎板上正冒着油烟，穿白制服的厨师把一块乌黑的碎牛肉团放在圆面包上，做成汉堡包，然后吆喝一个我熟悉的名字，要他来拿走。这里的厨师怎么忙，都不像在“汉堡包热线”卖命的诗人那般悲惨。你一天天在厨房里熬，却没有丧失志气，在诗在最后，你宣告：“没有问题，我的主修科乃是哲学”。你是煎汉堡包煎出来的达人。其实，问题不在于你煎汉堡包还是给华尔街股市操盘，而在于从中获得什么可以归纳进哲学的东西，或者说，你以哲学能否将生活做圆满的诠释。
当然，睿智如你，也未必能解透扰攘的人寰，此所以写了《青蛙》：
他们说（先提个醒，这桩事，我从没干过，也没亲眼看到谁干过），如果你逮到一只青蛙（造物主的创作，一种在池子周围生存的生猛动物），你把“他”（或者“她”--性别无关重要）放进一个盛上冷水（比如说，是室温吧）的锅里，然后慢慢加热，直到水开（这是何等违反自然与道德的勾当啊！）于是他们说道，青蛙既不会抗争，也不试图逃离，它备受安抚，开头简直是快乐的安慰，尽管因为水的热度，最后难逃一死。从此，每天早晨吃早餐，我得照规矩吃下新闻的减肥食品，而新闻，老以驾车滥射、汽车炸弹和种族清洗来毁灭人类，它每天滋长的只是死亡和肮脏。我把牛油涂在面包上，尽量使它保持超然，免于卷入。直到想到这只青蛙。
我的译文没有像你那样分行，谅你不会介意，因为你的自序称，这本诗集以“带讽刺的迂回”和“温和的内敛”为特色，而况分行不一定是诗。
是啊，我所面对着的电视机上，CNN正在播报伊拉克的汽车炸弹又收拾了多少无辜的生命。我和你近似，早上到这里，手捧着长方形盘子，在面对电视机的长桌旁边就座，22年间“吃”进多少新闻。不过，打工阶级并非一味以天下为己任。一天24小时打开的老式电视，频道几乎固定在体育上，美国棒球联赛、世界杯足球赛、全美足球超级杯、拳王争霸战，这类盛事直播时，以男人为主体的粉丝团队必聚集在这里，疯狂地叫、骂，把桌子擂得震天响。我这老看不出门道的笨蛋只好坐到远处去。今天是阴历年除夕，三个街区以外的唐人街上，伴狮舞的锣鼓声隐约可闻，算是电视屏幕外较具刺激性的好新闻。不远处，一位女同事正在逐桌逐桌地募捐，为的是一位来自危地马拉的洗碗工，母亲死于车祸，急需一笔钱去办一个简单的葬礼。于是在她摊开的名单上，大家情愿或者不情愿地写下名字，交上10元、20元。不过，不管我什么时候解透你这“青蛙”的隐喻，岁月都是那一锅慢慢加热的水，我在里面老去，舒服也罢悲哀也罢。
尽管我在滨海的日落区有个家，但是，以时间论，感觉论，这餐厅毋宁是更具实质意义的“家”。你的《家》写道：“在漫长、乏味的旅途末尾，我终于回到家。不，是家赶到半路来迎接我，把我迎进它温暖的怀抱（呵，这般舒服！）我一走进家里，便找到老的家庭成员--厨房中的香料瓶，排列成行的雕刻品，我离家之际越积越厚的灰尘。我最喜欢的椅子，将全部温柔摊开。我长长地、长长地叹口气……”
诗人有吃苦耐劳的禀赋，我也一样。上班16个小时之后，拖着沉赘的腿走进员工餐厅，躲在一个角落，小睡一回；或者靠着墙，把脚搁在椅子上，喝一杯劣质咖啡。这样的日子，我过了超过5000个。任是哪个家，都没有员工食堂亲切。这里没有诗，此外什么都有：参与球赛赌博的同事收集彩金，黑人行李员和房间清洁女工调情的嬉笑，行政总厨和宴会部头头的抬杠，工人们为争座位和电视频道的温和争吵，白领女文员的窃窃私语，人事部干事和工会特派员主持的、各类旨在消弭劳资纠纷的会议。有时闯进90岁的拄杖老人，大咧咧地从电冰箱拿出甜品来吃，一打听原来30年前他是这里的点心师，退休后在家闷死了，便来旧地凭吊已逝韶光。只是，在这里不宜亮出诗集，那太败兴。谁要是半公开地看《花花公子》，男人会以艳羡的目光扫过折页中的三点式女郎，但我拿着你的诗集，路过的伙伴要么摇头，要么悄悄嘟囔一句：“这也看，莫名其妙！”
是啊，莫名其妙。但我仍旧认同你的主张，人间没有俯拾皆是的诗，无论英语还是汉字；但到处是诗的矿藏，只要你有点石成金的灵思。
“有时候，我拴鞋带，
或者洗一只盘子
我会远远听到一首诗
它对自己歌唱
在我灵魂遥远的长廊
这音乐的回声荡漾
随即我把所有事情放下，疾行到桌前
坐下，面对一页空白的稿纸
劝诱这歌唱着的诗
用上一些花招，让它走进来
好捕捉它
再要它引导我的笔
把它自己写出来
有时候我赢
被俘虏的诗
在划线上行进
走过稿纸
啊，多欢乐的一天！
但我要抱歉地提及
更经常的是，诗溜之大吉
……”
不过，极偶然地，老天也掉掉馅饼的。这不，刚才送你的诗集给我的老马--在这里干了25年的男侍应生，庄严地走近，把一张涂满汉字的纸餐巾递给我。“诗人，能不能替我改改？”
“幸得福音从天降，
蒙主救赎再重生。
从此旧我变新我，
永不再走回头路。
紧随救主的脚步，
真理道路要追寻。
我愿为主传福音，
但愿友好得永生。”
他的圆眼睛在镜片后闪着虔诚的光。这位在两年前皈依了耶稣的香港人，在我读他的诗时，手激动地微颤，一似诗人站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对找到比诗更纯净更具永恒意义的归宿的伙计，我敢讥笑他的“大作”连打油诗、顺口溜也算不上吗？他神秘地告诉我，他已请来自香港、曾师是岭南书法名家麦华三的镜架店老板把“拙作”写成中堂，装裱，镶上玻璃，如今高挂在家里客厅正中。我连连点头，暗里向你说：我能不为这俚俗的员工食堂骄傲吗？
诗人，我要干活去了。我今晚回到家，第一桩事就是进因特网的诗人网站，键入你的名字：Henry Clay Lindgren，该可发现你的踪迹；如果你活着，我要去拜访你。你的诗集出版于10年前，掐指粗算，你如今在90岁上下。如果你已物故，我将到城郊科尔玛市拜谒你。那地方墓地密布，地下的人口比地上多出13倍，但只要向你生前任教的大学了解，总能找到你的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