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位法国客人听了老辜的话，都很感觉不安，那位《□□报》的主笔尤其脸红耳赤，他不好不替他的政府辩护一两句。辜鸿铭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的话，说：“Monsieur，你别说了。有一个时候，我老辜得意的时候，你每天来看我，我开口说一句话，你就说：‘辜先生，您等一等。’你就连忙摸出铅笔和日记本子来，我说一句，你就记一句，一个字也不肯放过。现在我老辜倒霉了，你的影子也不上我门上来了。”
那位法国记者，脸上更红了。我们的主人觉得空气太紧张了，只好提议，大家散坐。
上文说起辜鸿铭有一次要在法庭控告我，这件事我也应该补叙一笔。
在民国八年八月间，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三期登出了一段随感录：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拖带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这段话是高而谦先生告诉我的，我深信高而谦先生不说谎话，所以我登在报上。
那一期出版的一天，是一个星期日，我在北京西车站同一个朋友吃晚饭。我忽然看见辜鸿铭先生同七八个人也在那里吃饭。我身边恰好带了一张《每周评论》，我就走过去，把报送给辜先生看。他看了一遍，对我说：“这段记事不很确实。我告诉你我剪辫子的故事。我的父亲送我出洋时，把我托给一位苏格兰教士，请他照管我。但他对我说：‘现在我完全托了□先生，你什么事都应该听他的话。只有两件事我要叮嘱你：第一，你不可进耶稣教；第二，你不可剪辫子。’我到了苏格兰，跟着我的保护人，过了许多时。每天出门，街上小孩子总跟着我叫喊：‘瞧呵，支那人的猪尾巴！’我想着父亲的教训，忍着侮辱，终不敢剪辫。那个冬天，我的保护人往伦敦去了，有一天晚上我去拜望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很顽皮，她拿起我的辫子来赏玩，说中国人的头发真黑的可爱。我看她的头发也是浅黑的，我就说：‘你要肯赏收，我就把辫子剪下来送给你。’她笑了，我就借了一把剪子，把我的辫子剪下来送给了她。这是我最初剪辫子的故事。可是拜万寿，我从来没有不拜的。”他说时指着同坐的几位老头子，“这几位都是我的老同事。你问他们，我可曾不拜万寿牌位？”
我向他道歉，仍回到我们的桌上。我远远的望见他把我的报纸传给同坐客人看。我们吃完了饭，我因为身边只带了这一份报，就走过去向他讨回那张报纸。大概那班客人说了一些挑拨的话，辜鸿铭站起来，把那张《每周评论》折成几叠，向衣袋里一插，正色对我说：“密斯忒胡，你在报上毁谤了我，你要在报上向我正式道歉。你若不道歉，我要向法庭控告你。”我忍不住笑了。
我说：“辜先生，你说的话是开我玩笑，还是恐吓我？你要是恐吓我，请你先去告状；我要等法庭判决了才向你正式道歉。”我说了，点点头，就走了。
后来他并没有实行他的恐吓。大半年后，有一次他见着我，我说：“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他正色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的不好！”
一九三五年
胡适胡适与辜鸿铭
辜鸿铭和胡适，可谓是最大的冤家对头了。辜鸿铭蔑视西学，而胡适却推崇西学。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也多次交锋，也有双方对孔教的争论。
1917年，胡适刚被聘为北大教授，作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他作了一次演讲，用英文念了一句荷马的诗，结果下面也传来了一段英文，意思是胡适的英语是英国下等人的发音，而这个嘲讽胡适的人就是辜鸿铭。两人从这一次冲突之后，各种冲突接连不断。
当年辜鸿铭留着辫子，也是思想先进的北大的一道奇观，后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了一篇文章，大意是说在众人都不敢剪辫的晚清时候，辜鸿铭首先剪掉了辫子，在众人剪掉辫子的现在，辜鸿铭却留起了辫子，之前是“立异以为高”，现在是“久假而不归”。后来辜鸿铭看到了此文，很是不满，并且威胁要状告胡适，不过事情后来也不了了之了。
关于白话文革命的问题，辜鸿铭在《反对中国文学革命》一文中又指名道姓地反驳胡适，他先将莎士比亚的诗用通俗英语写了一遍，再与原文比较，证明了用通俗英语来描述莎士比亚的诗歌之后诗意全无，之后他又写道：“任何一个不懂汉语的人，如果将我的白话英语和莎士比亚高雅的语言加以比较，他就会明白中国的文言和白话，或者像胡适博士以及他的归国留学生英语称之为的通俗汉语之间，有什么不同，如果他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会认识到这种文学革命的极端愚蠢。”后来胡适回应了一文，大意是，通俗英语比莎士比亚的高雅英语更能为大众所接受，而中国之所以百分之九十的人不识字是因为中国语言太难学（就是指文言文太难学）。而辜鸿铭又回了一文，此文就几乎是在诡辩，大意是你们这群留学生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地位得感谢那百分之九十的文盲，因为要是他们都识字，就要和你们这些人抢饭碗。不过虽然辜鸿铭千方百计地证明文言文不是所谓的死文学，但是最后的结局仍然是胡适一方获胜，文言文也不再作为书面语言主流。
对于宪政，胡适自然是忠实拥护者，而辜鸿铭则是忠实的反对者。辜鸿铭认为“简而言之，中国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成文宪法的原因有二：第一，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廉耻感——一种高度道德标准的民族；第二，中国政治赖以建立的基础不是‘功利’，而是道德，一句话，中国人之所以没有成文宪法，是因为他们拥有道德宪法”。（出自其着的《宪政主义与中国》）
此外，在妇女解放、中西文化的辩论中，辜鸿铭和胡适也是冲突不断。然而辜鸿铭死后，胡适多次写文提到他，对他念念不忘。
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着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王国维自杀这个事情，在道德上很是问题：依欧洲人的眼光看来，这是怯弱的行为；基督教且认作一种罪恶。在中国却不如此——除了小小的自经沟渎以外，许多伟大的人物有时以自杀表现他的勇气。孔子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欤！”宁可不生活，不肯降辱；本可不死，只因既不能屈服社会，亦不能屈服于社会，所以终究要自杀。伯夷叔齐的志气，就是王静安先生的志气！违心苟活，比自杀还更苦；一死明志，较偷生还更乐。所以王先生的遗嘱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样的自杀，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不可以欧洲人的眼光去苛评乱解。
王先生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的头脑很冷静，脾气很和平，情感很浓厚，这是可从他的着述、谈话和文学作品看出来的。只因有此三种矛盾的性格合并在一起，所以结果可以至于自杀。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之一途。我们若以中国古代道德观念去观察，王先生的自杀是有意义的，和一般无聊的行为不同。
若说起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显着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着名的虽有人，但其实有许多重要着作都是他一人做的。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这是他的绝学！不过他的学问绝对不止这点。我挽他的联有“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一语，“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全体。他观察各方面都很周到，不以一部分名家。他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而逐次努力做一种学问。本来，凡做学问，都应如此。不可贪多，亦不可昧全，看全部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着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
近两年来，王先生在我们研究院和我们朝夕相处，令我们受莫大的感化，渐渐成为一种学风。这种学风，若再扩充下去，可以成为中国学界的重镇。他年过五十而毫不疲惫，自杀前一天，还讨论学问，若加以十年，在学问上一定还有多量的发明和建设，尤其对于研究院不知尚有若干奇伟的造就和贡献。
最痛心的，我们第三年开学之日，我竟在王先生墓前和诸位同学谈话！这不仅我们悲苦，就是全世界的学者亦当觉得受了大损失。在院的旧同学亲受过王先生二年的教授，感化最深；新同学虽有些未见过王先生，而履故居可想见声馨，该遗书可领受精神：大家善用他的为学方法，分循他的为学路径，加以清晰的自觉，继续的努力，既可以自成所学，也不负他二年来的辛苦和对于我们的期望！
一九二七年
梁启超与王国维
王静安即王国维，他与梁启超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大师级人物，他们分别以现代形态的史学研究和史学理论建构了新史学的学科观念和学科体系。梁启超的文学史研究与王国维颇多学理上的趋同。两位学者都与政治有一定的关系，梁启超追求政治生涯的辉煌，主张利用小说启蒙民众；与此相反，王国维则持一种“纯文学”的观点，反对功利论。梁、王二人文艺观的不同有以下原因：其一，二人不同的性格。前者是外向的，其兴趣指向外在世界；后者是内向的，更多关注内在心灵。其二是二人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思想的不同吸纳。前者汲取的是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和达尔文进化论，后者汲取的是道家思想和非理性思潮。王国维去世后，梁启超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大力推举王国维的人品和学问，并初步从学理上总结其治学特点，强化了王国维的大师地位。两位大师的杰出学术成就及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构成了20世纪学术史的重要篇章。
梁任公先生 郑振铎
郑振铎（1898-1958），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着名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
一
梁先生在文坛上活动了三十余年，从不曾有一天间断过。他所亲炙的弟子当然不在少数；而由他而始“粗识文字”，粗知世界大势以及一般学问上的常识的人，当然更是不少。梁先生今年还只五十六岁，正是壮年的时候；有的人因为他在文坛上活动的时候很久，便以为他已是一位属于过去时代的老将了，其实他却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紧跟着时间走的壮汉呢。不幸这位壮汉却于今年正月十九日逝去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使我惆怅了许久！我们真想不到这位壮汉会中途而永息的。我不想做什么应时的文字，然而对于梁任公先生，我却不能不写几句话——虽然写的人一定很不少——我对于他实在印象太深了。
梁启超他在文艺上，鼓荡了一支像生力军似的散文作家，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文坛打得个粉碎。他在政治上，也造成了一种风气，引导了一大群的人同走。他在学问上，也有了很大的劳绩；他的劳绩未必由于深湛的研究，却是因为他的将学问通俗化了，普遍化了。他在新闻界上创造了不少的模式；至少他还是中国近代最好的、最伟大的一位新闻记者。许多学者，其影响都是很短促的，廖平过去了，康有为过去了，章太炎过去了，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响，我们则相信他尚未至十分的过去——虽然已经绵延了三十余年。许多学者，文艺家，其影响与势力往往是狭窄的，限于一部分的人，一方面的社会，或某一个地方的，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响与势力，却是普遍的，无远不届的，无地不深入的，无人不受到的——虽然有人未免要讳言之。
对于与近三十年来的政治，文艺，学术界有那末深切关系，而又有那末普遍，深切的影响与势力的梁任公先生，还不该有比较详细的研究么？
二
说到一个人的生平，他自己的话，当然是最可靠的。在冠于第一次出版的，即当梁任公先生三十岁那一年出版的《饮冰室文集》之前，有他的一篇《三十自述》。在这一篇《自述》里，已将他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时期，即三十岁以前，办《时务报》，时务学堂，公车上书，戊戌政变，刊行《新民丛报》、《新小说》的一个时期的事迹叙述得颇为详细了。本文仅就之而作一番的简节复述而已。三十以后的事迹也多半采用他自己的叙述。又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也略有叙述到他自己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