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先生名启超，字卓如，别署饮冰室主人，任公是他的号。父名宝瑛，字莲涧，母氏赵。他为中国极南部的一个岛民，即广东新会的熊子乡，熊子乡是正当西江入海之冲的一个岛。他生于同治十二年癸酉正月二十六日，正是中国受外患最危急的一个时代，也正是西欧的科学，文艺以排山倒海之势输入中国的时代；一切旧的东西，自日常用品以至社会政治的组织，自圣经旧典以至思想，生活，都渐渐的崩解了，被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崭新的外来的东西。梁氏恰恰生于这一个伟大的时代，为这一个伟大时代的主动角之一。梁氏四五岁时，“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诗经》。夜间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顾颇喜词章。王父父母时授以唐人诗，嗜之过于八股。……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言语举动稍不谨，辄呵斥不少假借。常训之日：‘汝自视乃如常儿乎？’……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十五岁，母死。时肄业于广东省城的学海堂。学海堂是阮元在广东时所设立的。他沉酣于乾嘉时代的“训诂词章”的空气中，乃决舍帖括而有意训诂词章。十七岁，梁氏举于乡。第二年，他的父亲偕他一同赴京会试。李端棻以他的妹子许字给他。下第归，过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乃知有所谓世界。这一年的秋天，他和陈千秋同去拜谒康有为。这是梁氏与康氏的第一次的会面，也即是使梁氏的生活与思想起了一个大变动的一次重要的会面。梁氏在《三十自述》里曾有一段话提到这一次的会面情形，很足以动人：于是乃因通甫（即千秋）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第二年，康有为开始讲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的万木草堂。康氏讲述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梁氏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他自己说，他“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三十自述》)康氏着《新学伪经考》时，他从事校勘。着《孔子改制考》时，他从事分纂。这一年十月，梁氏入北平，与李氏结婚。第二年，他的祖父病卒。自此，学于万木草堂中凡三年。然梁氏虽服膺康氏，却也并不十分赞同他的主张。“治《伪经考》，时复不慊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为然。”(《清代学术概论》一百三十八页)
甲午，梁氏年二十二，复入北平，“于京国所谓名士者多所往还”。(《自述》）“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曾佑方治龚(自珍)刘(逢禄)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巨。”(《清代学术概论》一百三十九页)六月，中日战事起，梁氏惋愤时局，时有所言，却不见有什么人听信他。他因此益读译书，研究算学史地。明年，和议成。他代表广东公车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康有为也联合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梁氏亦从其后奔走。这一次可以说是梁氏第一次的政治运动。七月，北平创立强学会，梁氏被委为会中书记员。不三月，强学会被封。第二年，黄遵宪在上海办《时务报》，以书招梁氏南下。他便住在上海，专任《时务报》的撰述之役。他的报馆生活实开始于此时。着《变法通议》，以淹贯流畅，若有电力足以吸住人的文字，婉曲的表达出当时人人所欲言而迄未能言或未能畅言的政论。这一篇文字的影响，当然是极大。像那样不守家法，非桐城，亦非六朝，信笔取之而又舒卷自如，雄辩惊人的崭新文笔，在当时文坛上，耳目实为之一新。丁酉十月，陈宝箴、徐仁铸，聘他到湖南，就时务学堂讲席。这时，黄遵宪恰官湖南按察使，谭嗣同亦归湘助乡治。湖南人才称极盛。不久，德国割据胶州湾事起，这更给他们以新的刺激。时务学堂学生仅四十人；而于这四十人中，在后来政治上有影响的却很不少。助教唐才常为第一次起义于汉口而不成的主动者。学生蔡锷则为起师云南推覆袁氏帝制的一位最重要的主角。在那时，梁氏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抨击无完肤。及年假，学生各回故乡，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反动的势力便一时蜂起。叶德辉着《翼教丛编》，张之洞着《劝学篇》，皆系对于梁氏及康氏、谭氏诸人的言论加以抨击的。当时的康梁，谈者几视之与“洪水猛兽”同科。
明年戊戌，梁氏年二十六。春大病几死，出就医上海。病愈，更入北平。时康有为方开保国会，梁氏多所赞画奔走。四月，以徐致靖之荐，清帝即命办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时朝廷锐意变法，百度更新。南海先生深受主知，言听谏行。复生(谭嗣同)、暾谷(林旭)、叔峤(杨锐)、裴邨(刘光第)，以京卿参预新政。”(《三十自述》)梁氏亦在其中有所尽力。在这个时候，又遇到一个极大的反动；康氏诸行新政者，以德宗为护法主；旧势力却投到西太后那里去。双方怒目而视，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恰巧有一个御史，胪举梁氏札记批语数十条指斥清室鼓吹民权的，具折揭参。于是，卒兴大狱。谭、林等六君子于八月被杀。德宗被幽禁。康有为以英人的仗义出险。梁氏亦设法乘日本大岛兵舰而东。梁氏的第一期政治生活遂告了一段落。以后便入了一个以着述为生的时期了。他的影响也以这个第一期的着述时代或《清议报》、《新民丛报》时代为最大。十月，与横滨商人，创刊《清议报》，仍以其沛沛浩浩若有电力的热烘烘的文字鼓荡着，或可以说是主宰着当时的舆论界。自此，居日本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盖因东籍的介绍，对于近代古代的欧洲思想与政治，很觉得了然，而对于中国的学术历史，也突然的另感到了一种与前全异的新的研究方法。以后发表于《新民丛报》中的许多学术论文，皆可以说是受了东籍的感应力的产品。己亥冬天，美洲的中国维新会招他去游历。道过夏威夷岛，因治疫故，航路不通，留居在那里半年。庚子六月，正欲赴美，而义和团变已大起，北方纷扰不堪。梁氏便由夏威夷岛复向西而归。至日本，闻北京失守。至上海时，又知汉口难作，唐才常等皆已被杀。他便匆匆的复由上海，过香港，至南洋，经印度，到澳洲。居澳洲半年，复回日本。自此以后便又进入了着述的时代了，这个时代便是《新民丛报》的时代。于《新民丛报》外，复创刊《新小说》。“述其所学所怀抱者，以质于当世达人志士，冀以为中国国民遒铎之一助。”(《三十自述》)这个时代，自壬寅(一九○二年)至辛亥(一九一一年)，几历十年，中间惟丙午(一九○六年)及己酉(一九○九年)二年所作绝少。其余几年则所写着作极为丰富，实可谓名副其实的大量生产者。在这个时代，他的影响与势力最大。一方面结束了三十以前的作品，集为《饮冰室文集》，一方面则更从事于新方面的努力与工作。除了少数的应时的时事评论及着《开明专制论》等等，力与当时的持共和论者相搏战之外，他的这几年来的成绩，可分为六方面：
第一方面是鼓吹宣传“新民”之必要，欲从国民性格上加以根本的改革，以为政治改革的入手。他知道没有良好的国民，任何形式的政体都是空的，任何样子的改革也都是没有好结果的。于是他便舍弃了枝枝节节的“变法论”、“保皇论”，而从事于《新民丛报》的努力；所谓《新民丛报》，盖即表示这个刊物是注重在讲述“新民之道”的。他在这个报上，一开头便着部《新民说》，说明：“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以后便逐渐的讨论到“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治”、“自由”、“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义务思想”、“私德”、“民气”等，很有几点是切中了我们的古旧民族的根性病的。他如大教主似的，坐在大讲座上，以狮子吼，作唤愚启蒙的训讲。庚戌年(一九一○年)创刊《国风报》时，他又依样的以《说国风》冠于首，说明“国风之善恶，则国命之兴替所攸系也”，而思以文字之力，改变几千年来怯懦因循的国风。
第二方面是介绍西方的哲学、经济学等等的学说；所介绍的有霍布士、斯片挪莎、卢梭、倍根、笛卡儿、达尔文、孟德斯鸠、边沁、康德诸人。他的根据当然不是原着，而是日本人的重述、节述或译文。然因了他的文笔的流畅明达，国内大多数人之略略能够知道倍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诸人的学说一脔的，却不是由于严复几个翻译原作者，而是由于再三重译或重述的梁任公先生。这原因有一大半是因为梁氏文章的明白易晓，叙述又简易无难解之处，也有一小半因为梁氏的着作流传的范围极广。我常常觉得很可怪：中国懂得欧西文字的人及明白欧西学说的专门家都不算少，然而除了严复、马建忠等寥寥可数的几位之外，其他的人都无声无息过去了，一点也没有什么表现；反是几位不十分懂得西文或专门学问的人如林琴南、梁任公他们，倒有许许多多的成绩，真未免有点太放弃自己的责任了；林、梁诸人之视他们真是如巨人之视婴儿了！即使林、梁他们有什么隔膜错误的地方，我们还忍去责备他们么？而林、梁之中，林氏的工作虽较梁氏多，梁氏的影响似乎较他为更大。
第三方面，是运用全新的见解与方法以整理中国的旧思想与学说。这样的见解与方法并不是梁氏所自创的，其得力处仍在日本人的着作。然梁氏得之，却能运用自如，加之以他的迷人的叙述力，大气包举的融化力，很有根底的旧学基础，于是他的文章便与一班仅仅以转述或稗贩外国学说以论中国事物的人大异。他的这些论学的文字，是不黏着的，不枯涩的，不艰深的；一般人都能懂得，却并不是没有内容；似若浅显袒露，却又是十分的华泽精深。他的文字的电力，即在这些论学的文章上，仍不曾消失了分毫。这一方面重要的着作是：《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子墨子学说》、《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国文语原解》、《中国古代币材考》等。在其中，《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作尤为重要；在梁氏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一部着作发见过。她是这样简明扼要的将中国几千年来的学术加以叙述、估价、研究；可以说是第一部的“中国学术史”(第二部的至今仍未有人敢于着手呢)，也可以说是第一部的将中国的学术思想有系统的整理出来的书。虽有人说她是肤浅，是转贩他人之作，然作者的魄力与雄心已是十分的可敬了。此作共分七部分，一、总论；二、胚胎时代；三、全盛时代；四、儒学统一时代；五、老学时代；六、佛学时代；七、近世之学术。梁氏在十余年之后，更欲成中国学术史的大着，为深一层的探讨，惜仅成一部分——《清代学术概论》——而止。今梁氏亡矣，这部伟大着作是永没有告成的希望了。
第四方面，是研究政治上经济上的各种实际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梁氏的政论，已不仅是宣传鼓吹自己的主张，或攻击，推翻古旧的制度而已，这样的时候，即着《变法通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现在是要讨论实际上的种种问题以供给所谓“建设时代”的参考了。所以他一方面介绍各国的实例，一方面讨论本国的当前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关于政治的，以宪法问题为中心，关于经济的，以货币、国债问题为中心。这些问题，都是那个时代的举国人民所要着眼的问题。关于前者，他着有《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壬寅)、《外官制私议》(庚戌)、《立宪法议》(庚子)、《论立法权》(壬寅)、《责任内阁释义》(辛亥)、《宪政浅说》(庚戌)、《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庚戌）及《各国宪法异同论》(己亥)诸作。关于后者，他着有《中国国债史》(甲辰)、《中国货币问题》(甲辰)、《外资输入问题》(甲辰)、《改盐法议》(庚戌)、《币制条议》(庚戌)、《外债平议》(庚戌)诸作。
第五方面，是对于历史着作的努力。梁氏的事业，除了政论家外，便始终是一位历史家。他的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的研究也完全是站在历史家的立场上的。他一方面攻击旧式历史的纰缪可笑，将历来所谓“史学”上所最聚讼的问题，如“正统”，如“书法”等等，皆一切推翻之，抹煞之，以为不成问题。他以为：所谓历史，不是一姓史，个人史，也不仅仅是铺叙故实的点鬼簿，地理志而已；历史乃是活泼泼的，乃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乃是供“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在这一方面，他着有《新史学》(壬寅)、《中国史叙论》(辛丑)等。他又在第二方面，写出许多的史书、史传来，以示新的历史，所谓“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的历史的模式。这一方面的着作有《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壬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南海康先生传》（辛丑）、《李鸿章》(辛丑)、《张博望班定远合传》(壬寅)、《赵武灵王传》、《袁崇焕传》(甲辰)、《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甲辰)、《郑和传》(乙巳)、《管子传》(辛亥)、《王荆公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壬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雅典小史》、《朝鲜亡国史略》(甲辰)等等，都是火辣辣的文字，有光有热，有声有色的；决不是什么平铺直叙的寻常史传而已。
第六方面是，对于文学的创作。梁氏在这十年中，不仅努力于作史着论，即对于纯文艺，也十分的努力。他既发刊《新小说》，登载时人之作品，如我佛山人的《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以及苏曼殊诸人的翻译等等。他自己也有所作，如《新中国未来记》、《世界末日记》（此为翻译）、《十五小豪杰》(此亦为翻译)等；又作传奇数种，如《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侠情记传奇》，虽皆未成，却已传诵一时。他的诗词也以在这个时间所作者为特多。又有诗话一册，亦作于此时。他对于小说的势力是深切的认识的，所以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起：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