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言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识鉴不显。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而理有必定之称也。欲辩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故称之曰道、德、仁、义、礼、智、信。
译文
内心明白了某种道理，但不借助语言，就不能把这道理表达出来；把某种事物用一定的名称规定下来，但不借助语言，就无法把它与别的事物区分开来。不借助语言表达自己内心的思想，就无法与别人沟通交流；不借助名称来区分事物，就无法显示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但如推本溯源，并非事物自来就有名号称谓，也并非道理自来就有固定的概念范畴。而要区别事物的本质，就必须为它们规定不同的名号称谓；要传达你内心的思想，就必须确立一定的概念范畴。所以才有道、德、仁、义、礼、智、信等等概念范畴。
感悟人生
刘向在《说苑》中好像这样说过一句话：“按照从确实有利于君主的命令，就是顺。”又说：“君主命令正确，臣下因而服从就是顺。顺从君主的命令，却对君主不利，就是谀。”又说：“该说不说是隐，该劝阻不劝阻，就是谀。”还说：“君主不正确，而臣下顺从，就是逆。违背君主的命令，却对君主有利，就是忠。”还说：“把财物分给别人是惠，用善来教诲别人是忠。”荀子说：“用高尚的德行遮护君主并能感化他，这是最大的忠；用自己的品德弥补君主品德的缺失是次忠；以正确的观点劝谏君主不正确的做法，激怒君主是下忠。违背君主的命令而且不利于君主的，就是乱。”还说：“奖赏没有功绩的人也是乱。君主有错误，而且即将威胁到国家的根本利益，这时能畅所欲言，陈述己见，君主采纳，便留下来继续为官，不采纳便辞职回家，这是谏臣。采纳自己的意见便罢，不采纳自己的意见便以死明志，这是诤臣。能率领群臣向君主进谏，从而解除国家的祸患，这就是辅臣。违抗君主错误的命令，改变君主的行事，使国家从危难中安定下来，消除了君主的耻辱，这是弼臣。”因此可以说，谏、净、辅、弼之臣才是国家的忠臣、明主的财富。
也曾经有人这样问道：“乐和音有区别吗？”赵子的答案是：过去魏文侯曾问子夏：“我把帽子戴得端端正正的来听古乐，只怕打瞌睡，而听郑音时则一点也不感到疲倦。请问，古乐是那样，新乐是这样，这是什么原因呢？”子夏回答说：“现在你问的是乐的问题，而你所爱好的却是音。乐与音虽然相近，性质却不同。”文侯说：“请问，有何不同？”子夏说：“古乐是在天地正常运行，春夏秋冬四时交替有序，百姓得其所欲，五谷丰登，没有疾疫流行，也没有什么不吉祥的征兆出现的时候，亦即无所不当的时代，然后圣人制定了父子、君臣的关系准则来作为治理天下的纪纲。纪纲端正之后，天下就完全安定了。天下完全安定之后才校正六律（即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调和五声（宫、商、角、徵、羽），然后配上琴瑟，歌唱《诗》和《颂》，此为德音。只有德音才能称作乐。《诗经》上说：‘默然清静，显示出他的德音，他的美德在于是非分明。是非既明，善恶既分，能做师长，也能做人君。统治这个大国，使百姓顺服，上下相亲。至于文王，其德从无遗恨。既已享受上帝的福佑，还要延及他的子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如今你所喜好的，是沉溺在音里了吧。郑音太滥，会使人的心志惑乱；宋音安逸闲适，使人心志沉溺难于振作；卫音急促，使人心志烦躁；齐音狂傲偏邪，使人心志骄恣，这四国之音都会令人沉溺美色，有害于品德，因此祭祀大礼时不用他们。以上的这些观点就是乐与音的不同之处。”
还有人又这样说道：“我早已听你把音与乐的问题讲明白了。”再请问一个，“仪和礼有区别吗？”而赵子回答说：“过去赵简子向太叔询问揖让和应酬宾客的礼节。”太叔回答说：“你问的是仪而不是礼。我曾听过去郑国大夫子产说过，礼是天之经、地之义，百姓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天地之常经，百姓确实是当作法则来对待的。以日月星辰的光明为法则，依据大地的阴阳刚柔之性来行事，生成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运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散发酸咸辛甘苦五味，化作青黄赤白黑五色，显现为宫商角徵羽五声。六气、五行、五色、五味、五声一旦过度失正，就会产生昏乱，百姓便要因之而迷失其本性。所以制礼来承持民之本性。人有好恶喜怒哀乐，这都生于六气。所以要研究六气而制礼，以约束这好恶喜怒哀乐六种心志。哀表现为哭泣，乐表现为歌舞，喜表现为施舍，怒表现为争斗。只有哀乐不失其常，才能与天地六气协调，这样才能长久。因此，假如人的日常行为都能按照礼的规定去做的话，那么一定可以称他为成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