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汤姆·彼得斯成功地向大众推销管理理论以来，大师界一直处在一种病态的亢奋状态中。管理书籍长期占据着畅销书排行榜，管理书籍作家成为企业研讨会的一大看点，以至于若要让会议组织者遗漏掉这些老练的表演者，会比让马戏团艺人遗漏掉海豹表演更加不可想象。
许多管理理论大师是拥有宣传天赋的商业教授。哈佛商学院的罗萨贝丝·莫斯·坎特亲自撰写或与人合著了18本书，如《巨人学舞》（When Giants Learn to Dance），由此赢得了“知性女性中的汤姆·彼得斯”这样的绰号。而有些大师则是拥有过人天赋或自我推销倾向的管理顾问。顶级咨询机构至少会雇用一个频繁炮制商业书籍的“思想领军者”，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乔治·斯托克（曾自著或与人合著了4本书）、麦肯锡的布赖恩（曾自著或与人合著了6本书）就是突出的例子。
另外还有少数勇敢者几乎已经成为全职大师。史蒂芬·柯维的《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已经售出3 000万册；吉姆·柯林斯成了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思想家，他写了《基业长青：企业永续经营的准则》（1994年，与杰里·波勒斯合著）、《从优秀到卓越》（2001年），以及《再造卓越》（2009年，此书探讨的主题不是“成功”而是“失败”）。这些全职大师是先知和怪人的组合体。柯维看起来像是电影《尖头外星族》里的角色，经常把精神层面的智慧融入管理建议中；柯林斯则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过着一种苦行僧的生活，在那里他有一个配备5名助手的私人“管理研究室”，他还尽可能抽出时间来爬山。尽管如此，这些专业大师还是在管理理论行业的子宫里孕育出来的，柯维拥有一个哈佛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以及一个商业研究的博士学位，柯林斯是作为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开始其职业生涯的。
但自世纪之交以来，我们见证了商业大师界一个令人瞩目的新进展—一些“亚种类”大师的兴起，他们完全没有商学院或者咨询机构的背景。2008年，马萨诸塞州巴布森学院管理学教授托马斯·达文波特为《华尔街日报》列出了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管理思想家，其依据是谷歌点击率、媒体曝光率和学术论文引用次数。前五名中只有一个是正统的管理大师，即拥有企业管理博士学位并供职于商学院，他就是加里·哈默（排名第一）。剩下四位分别是：两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和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一位退休的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以及一位来自教育部门而不是商业部门的学者（霍华德·加德纳）。
比尔·盖茨在上述榜单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作为最成功的企业家，他可谓世界上最有思想的商务人士。若听他谈起自己的兴趣话题—比如医疗保健，或者能源问题—你不可能不为他那种专业与创意的结合所深深吸引。然而弗里德曼和加德纳出现在排行榜中该如何解释？而排名靠后的，比如罗伯特·赖克和理查德·佛罗里达又该如何解释？
自2000年以来，管理理论行业已经被两种新型从业者彻底改造：各个媒体的记者大师，以及被商学院教授们视作来自非正统领域（好比对哈佛而言来自查尔斯河的另一端）的学术型企业家。如果说汤姆·彼得斯发现了向大众兜售管理理论是可行的，那么弗里德曼与同人则是发现了绕过传统供应商—商学院和咨询机构—也能开拓利润丰厚的业务市场。用该行业的术言来说：首先是汤姆·彼得斯将一个B to B的业务转化为一个B to C的业务，然后新一代大师再次对既有供应商去中介化，令其直达消费者。
记者大师的兴起
大师界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记者大师的兴起。整体而言，新闻行业处于不景气的年代，规模小于《纽约时报》的报社解雇了成百上千的记者。幸免于被裁员的记者薪水不高，从而被迫更加努力地工作—发表博客、播客、推特、视频日志，以及老式的报道（即便是这样的报道，每天也会更新好几次），所有这一切都笼罩在一种乏味的严肃气氛中。然而，这样的苦难日子完全没有终结的迹象：发行量下跌和广告（以往占到报社收入的80%）骤减。如今在全世界的新闻编辑部中最常听到的口头禅是：“我希望大学时进的是法学院。”
然而在这样一片死气沉沉的场景中，记者大师们却是一片欣欣向荣。这些大师是新闻业界的头等舱乘客—坐在铺着软垫的宝座上，被充满仰慕之心的女服务生所环绕，享用着香槟和点心；而新闻业中的其余人员则被赶进经济舱或者等着被逐下飞机，因为他们的出版商给他们买的是最便宜的票。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住在格林尼治村，但很少屈尊拜访《纽约客》的总部，理由是他有强烈的“商务区厌恶症”，因此该杂志社只能通过快递与他保持联系。《纽约客》的一位记者正在撰写墨西哥的亿万富翁卡洛斯·斯利姆帮助《纽约时报》摆脱财务困境的报道，而弗里德曼却可以向这位记者吹嘘：他相当于有一张空白支票，可以去任何地方旅行，因为他的出版人亚瑟·苏兹伯格从不过问他打算写些什么或他的旅行花销有多高。
同时，记者大师也向传统的管理大师—一度垄断了商业图书出版并将其变成商业潮流的教授和咨询顾问们—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他们仅仅是运用更出色的写作方式—使用非术语化的语言进行描述，并配以生动而有说服力的图画—就能使那些比他们地位更为巩固的竞争者们黯然失色。可怜的迈克尔·波特花了一辈子来打造其管理大师的名望，然而突然间他就被那些甚至都没有拿过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人，从《华尔街日报》管理思想家排行榜前五的位置上给拉了下来！现在《纽约客》是一个比《哈佛商业评论》（顺便说一句，后者现在的主编是曾在《时代周刊》和《华尔街日报》工作的记者阿迪·伊格内修斯）更高产的管理理念发源地。
三位记者大师之王
弗里德曼是伟大的记者大师之王，他是《纽约时报》的评论专栏作家，也是公认的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评论记者。他职业生涯的前半段是一名虽说相当成功，但仍算是中规中矩的记者：他曾闯进该行业最辛苦的机构之一—合众国际新闻社（合众社）， 之后转入《纽约时报》工作，并专门负责当年传统上政治与外交新闻最为多发的区域—中东。弗里德曼对于中东的报道，尤其是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及首次暴动，为他赢得了两次普利策奖，并为他的第一本书《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1989年）提供了素材，这本书从很多层面上看来仍然是他最好的著作。1995年他获得《纽约时报》这个大鸟笼中最理想的栖息枝条—成为该报的外交事务专栏作家。“成为《纽约时报》外交事务专栏作家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弗里德曼曾愉悦地说道，“我成了一位持有个人观点的看客。”
事实上，弗里德曼并不满足于只做抱持个人观点的看客。在那根黄金栖息枝条上，他可能会轻易地把自己的余生都用在高谈阔论国际关系的细枝末节上，或是在华盛顿极度舒适的大都会俱乐部中，与权大位尊的大人物私下会面并共同进餐。但他却选择做了一些更有趣的事—彻底改造他的职业。弗里德曼注意到，翻过20世纪90年代这一页，许多重大事件都正发生着戏剧性变化。冷战的结束或许不算历史的终结，但它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不再是由两个超级大国，而是由全球化来定义的时代。他认为，全球化不是反常事件也不是时尚潮流，它是一个体系，如同它所取代的冷战体系。全球化是一个拥有自身规则和逻辑、偶像和反派的体系，是一个塑造着这个星球上每一个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体系。
在全球化的时代，创造历史的不是政治家而是商务人士，最重要的关系不是国际关系而是商业关系。比尔·克林顿在他的圈子里可能是一位富有魅力的角色，但若说到改变世界，他远没有比尔·盖茨的影响深远。弗里德曼明确地打破了《纽约时报》外交事务专栏作家的框架，他用与采访国家领导人同样多的时间来采访商业领袖，用与“外交政策”同样多的专栏版面来报道“资本市场”，并以这种方式向他的读者介绍了一系列的龙套角色—银行家和掠夺者、互联网亿万富翁和对冲基金经理、计算机天才和移动电话创业者，这些人在之前的国际关系专栏里从未大量出现过。鉴于《纽约时报》制度上的保守立场，这算是深层次的新闻革新。
《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1999年）一书让弗里德曼进入美国记者大师行业的开创者行列。弗里德曼主张全球化是由技术革新（消除了距离障碍）与金融自由化（使巨额资金得以方便地四处流动）共同拉动的。然而全球化并没有消除一些根本需求：西岸地区人们争吵不休的“橄榄树”与日本工厂大量生产的“凌志汽车”同样真实地塑造着现代世界。
另一些作者也得出了类似的观点，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本杰明·巴伯的《圣战与麦当劳世界》（1995年），这是基于他1992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写成的。但弗里德曼的特色是，使用了许多从他广泛游历中选取的生动案例来阐述他的论点。他同样拥有编造易记短语的天赋：外汇交易员被称为“电子游牧族”；为了在无国界的世界里实现繁荣兴旺，各国政府必须穿上“金色紧身衣”，即实施有利于市场运作的规则；他将《资本论》演变成资本操作系统并提出“金色拱门理论”，即任何有幸拥有麦当劳餐厅的两个国家将不会对彼此发动战争。
在“9·11”事件（就像是“凌志汽车”与“橄榄树”发生碰撞带来的可怕后果）之后，弗里德曼把视角重新放回了中东。他成为美国“自由主义鹰派”领导者之一，并为重整中东格局的先发制人行动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然而，随着伊拉克战争变成一场灾难，他自觉地与新保守派保持距离，并以《世界是平的》（2005年）一书重返全球化主题，该书甚至比《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更加畅销。
弗里德曼认为他在《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一书中提出的那些趋势，在随后的几年已突显出来。互联网已经让全球化迈入新的阶段：随着印度班加罗尔的电脑工程师与波士顿的电脑工程师正面交锋，服务业将成为私营行业，而脑力劳动者将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
事实上，弗里德曼并没有变出新花样来：早在他的书出版之前，美国就已热烈讨论服务业外包很长一段时间了。但他再次将此观点变为了引人瞩目的报告和生动的短语（尽管“扁平化世界”的比喻有点乏味）。他是第一个大量论述印孚瑟斯公司这类企业的西方记者（他是与该公司的创始人南丹·尼勒卡尼共同参与头脑风暴讨论会时，想出那个书名的）。他领会了全球供应链和全球化沟通的重要性，并通过对沃尔玛和联合包裹速递服务（UPS）等公司内部管理的生动描述来阐明他的论点。弗里德曼再次像一位指引未来的热情导游—向我们介绍那些创造“未来”的公司，并让我们短暂拜会北京和班加罗尔的新一代世界之主。
如果说弗里德曼是记者大师之王，那么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就是王储，他比老对手弗里德曼更富有魅力，甚至可以说更受欢迎。在格拉德威尔写第一本书《引爆点》（2000年）之前就收到了100万美元的预付金，之后这本书销售了200万册，充分回报了出版商对他的信心，并为他的后续出版物开辟了在畅销书榜单上的一个保留地。当他向出版商提出第三本书《异类》（2008年）的理念时，他的预付金已经增长到了400万美元。《快公司》杂志把他称为“摇滚明星、精神领袖和种马”，《纽约》杂志称他为“怪异的流行明星”，创作《毒品网络》和《辛瑞那》的银幕作家斯蒂芬·加汉，甚至根据他的第二本书《眨眼之间》（2005年）拍了一部电影。
与弗里德曼相比，格拉德威尔是沿着一条更迂回曲折的路线进入新闻行业的。作为一个自由派学者家庭的后代—在英国出生，加拿大长大—格拉德威尔是一个叛逆者：他在青少年时就信奉保守主义，他甚至在多伦多大学的宿舍墙上张贴罗纳德·里根的海报，这个举动必然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他在新闻行业的第一份工作是供职于抨击克林顿的《美国观察家》杂志。他很可能会轻易地迷失在右翼新闻的传声筒里，也许就此加入《国民评论》这个新闻工作者的终极归属地，并致力于捍卫为右翼新闻工作的信仰、反对各种与之相驳斥的报道。但现实并没有这样发展，他加入了《华盛顿邮报》，并发现自己拥有向外行讲解商业和科学知识的天赋、善于使用扣人心弦的故事和睿智的例子来捕捉读者的注意。到1996年，已经获得足够名声的格拉德威尔得到了《纽约客》的大力招揽，从此他一直待在那里，随着一篇篇文章的发表变得越来越有名气。
如果说弗里德曼的专长是阐明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进展—全球化，那么格拉德威尔的专长就在于：引领我们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为什么管理趋势会突然变得势不可当？我们为何能在几分之一秒中做出复杂的判断？为什么有些人更能取得成功？在探寻答案的过程中，格拉德威尔会带你踏上一个轻松愉快的旅程—也许他为这些复杂的主题注入了太多轻松的观点，以至于一些平凡的看法都显得奇异和迷人。
《引爆点》探讨的是一种趋势转变成一场雪崩的时机点，或者可以用另一个比喻来形容，即一场疾病转变成一场流行病的时机点。我们都见过这样的情况：人们对某些难以理解的书籍和晦涩难懂的歌曲有着出人意料的热爱，这种热爱足够将流行不可思议地从少数铁杆发烧友扩散到大众市场。格拉德威尔试图向我们展示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他对能够引发雪崩的少数人群特别感兴趣，他们是“连接者”（拥有“将世界各国联系在一起的天赋”）、“懂行者”（拥有让我们获知新市场、新信息的能力）以及“说服者”（拥有足够的魅力来说服人们购买他们的产品，这通常意味着“购买”已融入他们的世界观）。《引爆点》一经出版迅速成为“引爆点”的最佳例证，它试图证明：连接者、懂行者和说服者一起发挥作用，能将这本书变成出版界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