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德威尔充分利用《引爆点》的成功为他的第二本书《眨眼之间》制造了好的第一印象，他称之为“不假思索”的“快速判断”。对“第一印象”的负面解释是，它可能会产生偏见，比如人们有时会以肤色或长相来评价他人。格拉德威尔没有忽视“快速判断”的黑暗面，但他更感兴趣的是其光明面。他认为，快速判断并不总是盲目的；相反，它们能够体现出微妙的、无意识的预测智慧。例如，人类本能地通过阅读面部表情来对他人做出复杂的判断，或者依靠纯粹的直觉对意外或突发事件—通常在危险情况下—做出瞬间反应。格拉德威尔甚至认为那些通常需要“慢慢来”的活动，诸如寻找未来的伴侣或制定一个商业策略，可以依靠直觉做得更好，而不需进行没完没了的推论。总之，亲自去做可能比无尽的推论更加有效。
格拉德威尔的第三本书《异类》，也是他最具政治性的一本书。书中他对精英体制发出源自内心的强烈抗议—至少对其天然组成感到不满。格拉德威尔认为，“天才”并非仅仅拥有天赋，精英体制也并非仅仅根据个人能力进行合理的分配。相反，他坚持认为，成功的人“往往得益于拥有潜在优势、非凡机遇以及文化传承，正是这些让他们能以其他人无法企及的方式去努力学习、工作，以及理解这个世界”。
格拉德威尔分析了成功需要“努力和天赋”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他指出成功既依赖于天赋也离不开努力工作。他甚至以一种管理大师们钟爱的“高度专注”，提出 “一万小时定律”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你必须投入一万个小时的练习，才能在行业中出类拔萃。比如，莫扎特从小就开始练习音乐，披头士乐队曾在德国汉堡一带的酒吧进行了无数场表演。格拉德威尔同时强调，练习只是成功的一部分因素，成功也依赖于其他条件，尤其是天赋。加拿大最好的冰球运动员都是出生在一年中的某个特定时段；比尔·盖茨就读的是私立学校，使他有机会操作大型计算机，而这是他的同龄人所享受不到的。
格拉德威尔的巨大成功引发了模仿潮—年轻的记者（而如今更多的是老记者）用非主流偶像的采访来填满自己的作品，并将作品取名为“胡说八道”或者“大智若愚”。这些作品大多沉闷乏味，甚至连最莽撞的出版商都会加以拒绝。然而当数以千计的人纷纷失利之际，一名大有前途的记者大师获得了成功，他就是克里斯·安德森。安德森是数字世界的格拉德威尔：他们作品的共同点足以使这位年轻的大师吸引到与格拉德威尔相同的读者，而二者的不同之处足以体现出安德森的独到见解，使他不至于沦落为那种愚钝的模仿者。
安德森拥有与格拉德威尔一样的天赋，他不仅定位准确，并借此开启了伟大的商业风潮，而且能够编写吸引眼球的标题。然而他属于一个不同于格拉德威尔的世界：属于美国西海岸高科技领域而不是东海岸的营销行业。安德森撰写有关高科技的文章已有数十年（爆料：安德森在《经济学人》杂志与我有数年的同事之谊，我们甚至坐在同一间办公室，共享了数年安逸日子）。他现在是《连线》杂志的主编，该杂志不仅是数码爱好者的《圣经》，而且是高科技派巡回演说的必谈话题。在科技领域没有人不知道安德森，没有人不推崇其观点。
安德森因《长尾理论》（2006年）一书而名声大噪。《长尾理论》是新商业文化与旧商业文化的融合之作。该书最初的形式源于安德森主持的博客，在那里他与读者围绕一系列话题展开在线讨论。但《长尾理论》最终成了一本旧式的商业畅销书：一个经过细致包装的“伟大理念”，揭示了新经济体系繁荣的秘密，也提出了管理人员能够应用在他们业务中的一个商业工具，名为“长尾”。这是为商务舱旅客量身打造的硅谷。
安德森的伟大理念是：我们正从一个热销商品的世界步向一个利基商品的世界。技术创新（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将消除企业只能对少数商品进行配送的瓶颈：读者能够在亚马逊网上书店快速订购，隔天一本关于秘鲁雕刻葫芦的书就会送到他们家门口。技术创新也使你能轻松地收集到感兴趣的信息：谷歌将向你推荐不同的关于雕刻葫芦的书籍，许多线上评论者将在网上贴出他们对于葫芦的第一手研究，很快你的邮箱将被一大堆有关葫芦的书籍信息塞满。
当然，利基市场一直是存在的。英国文化评论家雷蒙德·威廉斯曾经指出：“不存在所谓的群体，只存在将人看作群体的方式。”同时，人们对于热销商品的需求是永恒的：作为社会性的动物，人们想成为“大多数人”的一部分。但安德森认为，热销商品市场和利基商品市场之间的力量平衡正在发生不可阻挡的改变。企业更容易获得利基市场，让自己变得更具吸引力；而热销市场不得不与无数的利基市场进行竞争，这些利基市场使它们更难以生产，甚至更难以共存。随着消费者偏爱的利基组织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多选择，商业组织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否则就会消亡。“一刀切的单一市场时代已经结束，”安德森认为，“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市场—多极市场。”
对于这些微众市场的兴起，许多人感到沮丧。由于互联网存在如此多怪异和阴暗的角落，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总是担心孩子在网络上吸收到了不好的文化。我们也对大众文化—如大家聚在饮水机边上讨论昨晚的电视节目—的消失感到哀伤。还记得《宋飞正传》第一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大家都对其津津乐道吗？还记得我们是如何热议《办公室》的吗？这两部打破常规的电视节目之所以让人津津乐道，部分原因是：我们所有人一起观看电视剧的常规被打破了。然而安德森更愿意把这种破碎看作多样化兴起的例证，以及把它看作从追求普通文化到追求特殊文化的结构性转换标志。他指出，微众市场的崛起是旧式管理文化变为普通大众文化的力量平衡转换。他引用鲁珀特·默多克的话（这可能并不是对他观点的最佳辩护）：“年轻人不想依赖一个神话般的人物，居高临下地告诉他们什么是重要的。他们想要自己控制媒体，而不是被控制。”
为了巩固论点，安德森补充道，新技术使生产和消费民主化。现在一套普通的个人电脑或苹果电脑就包含了从印刷设备到录音设备的一切配置，让乳臭未干的普通青少年拥有了那些曾经专业人士所特有的设备。博客和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让人们得以在安德森笔下的微众市场里分享自己的作品，或者，如果他们幸运地得到关注的话，还可以跟成千上万的陌生人分享作品。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分类广告公司）和电子港湾（eBay）使人们能交易从古怪的纪念品到国外资讯的一切事物。
随着“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专业人士和业余爱好者之间、“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区别日趋模糊，极大地增加了全球智能的供应。如今，维基百科比权威的《大英百科全书》有更多的使用者，而微软的新贵“微软电子百科全书”（Encarta），通过简单的便利方式就能调动更多人的聪明才智：任何人，从公认的专家到经验丰富的业余者，都能够为其增添新词条。总之，“流动、快速、免费”要比“权威、缓慢、死板”更加强大。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每分钟新增20小时长度的新视频，人们每天都会从这些杂乱无章的素材中找到一些不容错过的视频—有趣的、悲惨的或吸引人的。“才能并不是遍地都有，但是它能广泛地传播，”安德森认为，“只要给予足够多的人展现创作能力的机会，就必定会出现宝石。”
无论你如何评价长尾理论带来的文化影响，毫无疑问的是，它催生了一种新兴经济，即利用全球微众市场的优势而兴起的企业巨头。比如电子港湾诞生于1996年，而现在它的市值已经超过350亿美元，拥有超过2亿的注册用户，每年交易额超过400亿美元。新兴经济也创造了新的营销机会（和新的营销梦魇）。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正在失去影响力，而自下而上的大众声音正在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人们越来越不愿意信任传统的广告商，而越来越相信那些发表在线评论或在社交网络上制造舆论的人。戴尔公司每年都要花费数百万美元去改善其产品质量和客户服务，但谷歌很快就能带领你进入“戴尔地狱”。
安德森继《长尾理论》之后推出《免费：商业的未来》（2009年）。《免费》一书基本上是对科技圈中长期流行的一种理念—“信息渴望免费”的延伸思考。数字技术使得任何“以理念构成的”事物更容易储存和发布，从而粉碎了进入壁垒、摧毁了商业帝国，并导致信息价格下跌为零。安德森在《免费》一书中表达了一种宿命论和科技乌托邦的结合思想。对于那些担心盗版行为的人而言，他的建议—停止徒劳无功的斗争，重新将盗版定义为市场营销的机遇而不是威胁—是非理性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安德森对整个“免费”经济的态度。他认为，如果我们让价格降至天然水平，美好的事情就会发生。对于消费者来说，美好的事情是他们将获得丰富的书籍和音乐资源；而对于企业而言也存在美好的事情，如果它们能够学会如何使用免费的东西作为“诱饵”，同时让人们为其他事物付费的话。在这个方面谷歌是先行者，它免费提供搜索和电子邮件服务，但收取广告费，使其成为数十亿美元市值的公司—通过免费服务来留住消费者，进而向广告商出售这些消费者的信息从中赚得数十亿美元。如今，其他商业巨头—诸如脸谱网—正紧随其后，快速追赶。
赖克：先知教授
比尔·克林顿的自传中偶尔可见有趣的片断，其中有一个关于他与其他三个美国人来到牛津大学的故事。迎接他们的大学看门人比尔·马林斯说他一直以为有四个美国人，但仅仅来了三个半。这半个美国人就是罗兹学者罗伯特·赖克，他是克林顿的密友，由于一种遗传性疾病他的身高还不到5英尺。
罗伯特·赖克是现代美国左派中最接近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人物（然而世事无常，在身高方面加尔布雷思属于另一个极端，高达6英尺7英寸）。多年来赖克总是在各式各样的管理大师排行榜中名列前茅。2002年，在由埃森哲咨询公司发布的一个排行榜中，他排在第三（第一名是迈克尔·波特，第二名是汤姆·彼得斯，第四名是彼得·德鲁克）。2008年在《华尔街日报》的排行榜中，赖克位列第七。
赖克是作为一名鼓吹自由样板文化的时事评论员开始其职业生涯的。在《美国的下一个疆域》（1984年）一书中，他指责美国的“纸上兴业”（paper entrepreneurialism）—在制造和改善事物方面偏爱使用一些金融小花招—是使其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并呼吁更多的保护主义。然而，他之后创作了一系列的文章和书籍，重新审视了左派的一些基本假设，并对其提出质疑。在《我们是谁？》一文中，他驳斥了在全球供应链环境中的保护主义。当普通汽车零件在世界各地被制造时，保护“美国”汽车工业有什么意义？在《国家的作用》（1992年）一书中他主张，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其人力资本—人口的教育和技能，而非那些总部设在国家境内的公司的赢利能力。他认为，美国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新兴经济”：基于高价值而非大数量，基于定制化而非标准化。他在后来的作品中一直强调，公司已经从本国内的金字塔转变成了遍及全球的网络。在这个新世界里，唯一值得费心的“产业政策”是投资教育和培训，因为拥有最高素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将成为吸引最高附加值工作的磁铁。
赖克作为政策制定者从未取得过作为政策理论家那样的成功：在他作为比尔·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部长的5年间，一再受到鹰派的罗伯特·鲁宾和拉里·萨默斯等人主张削减赤字的掣肘，因而在谋略上处于下风。但自从1996年离开克林顿政府后，作为一名大师的他变得越来越强大，其名声部分是受到曾在高层就职的背景所推动，但主要与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辛勤工作以及他对于趋势的敏锐眼光是分不开的。我曾经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用了一个晚上与赖克辩论，辩论过后回到旅馆房间，观看晚间新闻时才发现，我的辩论伙伴高谈阔论的是截然不同的主题。
在《成功的未来》（2001年）中—对于无比迷恋成功和未来的商业市场而言，这是一本具有完美标题的书—赖克提出，我们生活在绝佳交易（the terrificdeal）的时代。你几乎有无限的选择，更好的交易总是在不远处等你，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是一个美妙的状态，对生产者而言则可能是一个有更多不确定性的处境。工人总是处于失业的危险中，公司总是担心失去市场，而社会有失去使之凝聚的黏合剂的风险。绝佳交易已经以“不忠的逻辑”取代了忠诚的道德规范。工人必须营销自己以获得下一份工作，公司必须自我“瘦身”以避免因过于臃肿而被淘汰，而社区不得不自我营销—事实上，是自我商品化—以吸引居民和商业。在绝佳交易的时代，注意力经济取代规模化经济成为业务成功的模式。企业重要的是要拥有吸引人们注意力的能力，然后创建“黏性”—这是现代世界最接近于忠诚的物质。如果按照威利·洛曼所言：企业“必须得到关注”，那么其代价便是必须无止境地自我宣传。
在《超级资本主义》一书中，赖克提出，今天的涡轮增压式资本主义，在产生深刻的社会问题的同时，又利用其政治力量来阻止这些问题的解决。然而赖克再次超越了自由的样板。他认为，驾驶超级资本主义跑车的人正赋予这个体系以冷酷的逻辑，他们不是贪婪的首席执行官，也不是幕后的官僚，而是你和我。消费者向公司施加无止境的压力，迫使其改善质量和降低成本，投资者同样在无止境地追求更高的回报（对回报要求最高的投资是养老金，即政府工作人员和伪学者们的毕生储蓄）。
赖克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议题最在行。在他看来，这无非是一个公共关系策略，并不时宣传一点儿社会学，当其符合公司的利益时就被采纳，而一旦威胁到公司时就被抛弃。对于赖克这位前劳工部部长而言，显然是政府而不是企业应该尽到保护公共产品的职责。政府是唯一可以代表民意的实体，若要将“公众利益”优先于“企业利润”，政府也是唯一可以信任的实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