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德纳看来，缺乏以上一个或多个思维能力的人将会吃不少苦头。因为没有综合处理能力的人将被信息淹没，没有创造力的人将被机器所取代，缺乏道德的人会摧毁他们的组织并最终毁掉自己，而那些拒绝尊重他人的人会污染自己身边的环境。其中，加德纳尤其看重道德和尊重：道德需要通过专门的严格行为规范进行反复灌输，以避免贪婪和混乱（加德纳个人的道德影响，从商学院和经济学教员所采纳的行为规范中可见一斑）；而尊重需要被逐渐灌输给每一个自认为专业的人员。此处他作品的论调极具个人化：加德纳是罢免哈佛校长拉里·萨默斯运动的领导者之一，理由是萨默斯几乎没有体现出对同事的尊重。（在我看来，尽管萨默斯很可能会反驳说，康奈尔·韦斯特将时间浪费在说唱歌曲上，而没有创作出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这才是对享有声望的哈佛教授的不尊重。）
加德纳第二个被压榨出来的成果是《改变思维》（2004年）。改变（你自己以及他人的）思维是一种随着我们变老而丧失的技能。小孩子是天生的思维改变者，而年龄带来固执、精神动脉硬化、神经网络和情绪固化。加德纳认为，克服思维改变阻力的最好方法是“表征重述”：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复述信息并不足够，你还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对不同的人进行复述。
加德纳拥有了商业受众后，淡化了自己对商业的批评。例如，人们积累“过度的财富”以及担心市场“本质上是非道德的”，这些在他看来其实都是错误的。相反，他认为企业需要接纳一种道德准则，以便将自身提升到类似教育或行医等高尚职业的高度。当加德纳屈尊抛开宏伟的抽象理念之后，便从企业界总结出了一些不幸的、陈旧的案例。为了说明他相信“尊重”，他重述着陈旧的例子：施乐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未能利用其辉煌的技术进行创新，是因为不同的研究团队互不尊重。他举出旧例子的时候，银行业—尤其是雷曼兄弟公司—正普遍地由于投资银行家与交易员之间的内部斗争而瓦解。
由此可知加德纳的确是不太熟悉商业界，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商业受众对他的支持。例如，多元智能的概念被票选为2007年管理理论中的“突破性理念”。加德纳很幸运地在心理学盛行之时，成为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相较于理解竞争优势及战略设计，许多时髦的管理者更感兴趣的是探索人们的心理秘密。加德纳也很明智地专注于最令商业受众兴奋的主题—创造力。为什么有些人会提出改变业务的想法，而另一些人却坚持单调的工作？如何能从不同的领域得出综合的想法？如何才能将创造性整合到企业的DNA中？加德纳之所以大受欢迎，原因与其说是他能够回答这些问题（这是值得商榷的），还不如说是商业界在不顾一切地寻找某位至少愿意提出这些问题的人。
“外来者”的启示
这些“外来者”的成功为管理理论行业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注解。研究任何一份世界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榜单，你很快就能发现上榜的经济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尽管他们可能是保守主义者，也可能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可能把凯恩斯视为天使，也可能视其为叛教者，但是他们全都是……经济学家：信誉良好的学术协会中的会员、拥有证明其身份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以及大量被他人引用的文章。然而若研究顶级管理理论大师的排行榜，你会发现不同的情形。有一些最具影响力的管理理论家从未取得过商业研究领域的工商管理硕士或博士学位，你还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行业的冒牌者人数也日益壮大。
这说明了什么？你当然可以认为，这是该行业不成熟的又一个表现。经济学行业是不向那些没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开放的，原因很简单，即经济学家们需要要求严格但一致公认的知识体系：当谈到掌握微分方程的重要性时，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的态度是一致的。但是你同样可以认为，这是管理理论行业充满活力的一个表现—它接纳外界的思想并且愿意看到百家争鸣。
我倾向于上述第二种看法。学院派经济学有时给人的印象是：它已经堕落成了一场玻璃弹珠游戏，是由有终身职位的内部人员娴熟操纵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学行业在对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预测方面表现得极其糟糕：原本就已预测失败，而一些经济学家还设计了促使危机产生的花哨金融技术，这只会让一切变得更糟。然而，管理理论行业对局外人的开放使它避免了这种僵化，也使新鲜想法不断冒出。鉴于该行业面临的巨大挑战—安然等企业巨头的倒闭、公私混合型公司等非传统企业的崛起—管理行业得以在大量不同的领域中寻找解决方案，但其实这是一件好事。最有趣的问题并非开放在原则上是否是一件好事，而是这些新大师阶层是否会给他们的职业带来光和热。
撼动管理理论行业以及模糊行业边界的这些创业者，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现任者的敌意。这些记者大师同时惹恼了记者和管理理论作家，其中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同行的嫉妒。人们很少能忽视弗里德曼建造在7.5英亩土地上、占地1.14万平方英尺的豪宅，以及他无限制的旅行预算。而另一些原因可以归结为品味的问题。对某些人而言，弗里德曼充满乡土味的散文甚至比他的豪华住所还要令人恼火。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形容弗里德曼的风格是“平实的中西部通俗体裁，不时被‘全球化是多么的势不可当’的煽动式感叹所打断”。（米德认为他的这种风格最好是“小剂量吸收”，这其实是错的：如果逐句逐句地分析，弗里德曼的风格可能会使人厌烦，但若是快速阅读，最好是在飞机上阅读，其风格就能很快被接受。）对于《世界是平的》一书的延伸之作《世界又热又平又挤》，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抱怨道：“在弗里德曼的新书里有这么多的潮流词汇，它们几乎在你手中振动。”
格拉德威尔的风格也令他的一些批评者咬牙切齿。约瑟夫·爱斯泼坦已经创作了一个精确模仿格拉德威尔的素描集：“身材高大，戴着耳环，头顶着一块金属板，以一种能让阿尔及利亚赶骆驼人脸红的冒失举动自封为扎克·齐珀曼博士。过去的26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那间没有窗户的实验室里，一直在教小白鼠跳舞，并为不理解为何1942年之后出生的人从不携带手帕的行为做出有趣的结论。”
然而其中一些批评更为深刻：这些记者大师确实拥有为人所熟知的新闻业原罪—简化和夸大。在后续章节中，我将会大量提及这一点，特别是当他们谈到全球化和才能时，他们已经简化和夸张地抹杀了由此带来的好处。而学术型创业者也存在过度夸大自身专业技能的过错。对于正当的批评意见，佛罗里达采用重复其论点而不是提炼其论点的方式加以回应。而加德纳的过错在于向他的商业读者提供了草率的次品—与他为心理学家同行们编写的书相比，《奔向未来的人：五种心智助你自如应对未来社会》无疑是不合标准的。
但总的来说，这些外来者一直是一股积极的力量。他们带来了卓有成效的新视角，从而影响了管理理论（学术型企业家带来了其他学科的视角，而记者大师带来了“生活大学”的视角）。他们有助于管理理论更接近普通人群。弗里德曼擅长用天花乱坠的警词妙句来进行全球化辩论，格拉德威尔讲故事的技巧能让最乏味的心理学领域也变得趣味横生。最起码，记者大师们普遍地提高了商业写作的门槛，迫使许多大师去厘清自己作品中的一些隐喻，以及用趣闻逸事和素描特写的形式为文章增添色彩。
如果说这些闯入者一直有益于管理理论，那么管理理论也一直有益于闯入者。记者大师们—在这个领域，弗里德曼无疑是个先行者—通过关注商业大趋势，而不是仅仅关注政治和外交事件（主流媒体的内容）或者个别企业（商业版面的内容），丰富了新闻媒体的内容。学术企业家也因为邂逅管理理论而增长了知识。赖克质疑旧式保护主义的部分原因是，他了解现代供应链的复杂性；佛罗里达通过思考“无领工人”和新的工作习惯，丰富了城市的形态。各式各样的冒名顶替者们也已经掌握了管理理论家们一直在撰写的现今最有趣的议题—从工作性质的急剧变化到全球经济一体化—并明智地做出决定：要从中分得一杯羹。
未来这股知识混血潮流只会变得更为显著，越来越多的记者和学者一心想凭自身能力成为大师。对于许多渴望在伯克利或波士顿买得起房子的年轻学者而言，赖克和佛罗里达是他们的楷模；弗里德曼和格拉德威尔已经取代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成为年轻记者们的偶像。《时代》杂志的前驻外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真主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学习型组织”之一，打压比尔·布劳德等专家，布劳德是一位成功的基金经理，恰巧也是美国共产党前领导人厄尔·布劳德的孙子。雷默甚至详细探讨添加一颗沙粒可以动摇整个沙堆的方法。在这股特殊风潮失去动力之前，我们将会看到更多诸如此类的事情。
